胡适

胡适

胡适（1891一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安徽省绩溪县人，现代学者、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早年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等职。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1]

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  

1893年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离开台湾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终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 

1939年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后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假学校讲学。 

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赴美国，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后其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一度受到株连。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7年11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9年2月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1962年2月24日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2]

父母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胡传一生娶妻三次，前两任妻子先后病故后，与比他小32岁的冯顺弟结婚，就是胡适的生母。^[2]

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妻子

胡适与江冬秀

江冬秀，出身于仕官之家，但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在胡适身边众多的女性之中，江冬秀是唯一一个伴随着胡适一生的女人。

子女

长子：胡祖望，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殇。

次子：胡思杜，在中国大陆，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 

情感

旅美学者江振勇撰写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感情世界》，被认为是考证最完整的胡适情史。除了奉母命成婚的元配江冬秀之外，胡适从赴美留学到学成归来，总是有爱慕者主动示爱，胡适甚至为了表妹曹诚英向江冬秀提出离婚要求，江冬秀扬言要跟儿子同赴黄泉，才让胡适打消离婚念头。此外，出身美国望族的韦莲司，也为他终身未嫁。^[3]

胡适

整理国故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治学成就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继续进步。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4]

胡适晚年

胡适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20世纪30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季羡林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连胡适专家周质平也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于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5]

雷震在国民政府迁台后，为了宣扬民主自由而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杂志曾经是蒋中正施行独裁、箝制言论自由的威权统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镇，但后来也因批评蒋中正与国民党而惹祸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诬陷入狱，但自由中国推行胡适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影响到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民进党的成立，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播种者。

正面评价

胡适诞生百年纪念邮票（台湾发行）

胡适虽然掀起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虽然一生恪守中国传统文人道德，却受西方文明洗礼，蒋介石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唐德刚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

李敖

李敖在《李敖编胡适语粹新序》里这样评价：在启蒙人物中，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嘱、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宋朝朱熹有诗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胡适一生，可谓身体力行，因此他死后的遗产与遗爱，最令我们珍惜。

季羡林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余英时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反面评价

胡适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斯大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文革”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中国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胡适有一些偏激观点和言论，受到人们批判。比如，他主张全盘西化，主张废除汉字而用拼音符号来做中国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等等。在台湾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徐复观曾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写道：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胡适“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胡适墓

胡适墓位于台北南港区，后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纪念馆一并，由台北市政府辟为公园。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书写。全篇用平实无华的白话，不用文言。全文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总括胡适一生的思想风范。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於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裏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胡适著作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著《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著《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著《庐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著《人权论集》 （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文选》 （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著《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 （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编《台湾纪录两种》 （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发表《容忍与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1961年，台北，自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