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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省绩溪县人，现代学者、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早年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等职。胡适深受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后转入

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 、 《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 ，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 、 《贞操问题》 ，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 ，再到主办《独立评论》 ，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1、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 ，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

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狠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2.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  《新民国报》  《新民报》 （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

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您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沈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月B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正面评价

胡适虽然掀起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虽然一生恪守中国传统文人道德，却受西方文明洗礼，蒋介石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 “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

“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

李敖先生在“李敖编胡适语粹新序”里这样评价：

鸦片战争的屈辱与败绩，只是一个开始。自此“内忧外患”七十二年后，亡了清朝; 又“内忧外患”三十八年后，亡了中华民国。前后一百一十一年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下了烂摊子，直到文革不革了，方在茁壮中获得喘息。中国开始重新定位、重新定局、重新定风波、重新定神。 　　

定位、定局、定风波、定神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慎终追远的工作。慎终追远的对现代中国的启蒙人物们，给予“恰如其分”的发扬与评价。在启蒙人物中，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嘱、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宋朝朱熹有诗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胡适一生，可谓身体力行，因此他死后的遗产与遗爱，最令我们珍惜。......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胡适是学者，任过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到台湾后还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 (上卷)、 《白话文学史》 (上卷)、《胡适文存》等。胡适也做过北洋军阀的幕僚和国民政府的高官，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1942年担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过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胡适逝世后，在台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反面评价

胡适在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中国大陆的教材过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但近几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对胡适有殊多负面评价。

胡适有一些偏激观点和言论，受到人们批判。比如，他主张全盘西化，主张废除汉字而用拼音符号来做中国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等等。在台湾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徐复观曾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写道：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胡适“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胡适有很多女朋友，就像江勇振书中所写的，3个月亮，好几个星星，都围绕着他这颗太阳。但有个基本模式，胡适在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发现这些女子陷得太深、有点纠缠的时候，他马上打退堂鼓，这就是胡

适，在情感上相当内敛、保守，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尽量隐藏，蒋介石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这种旧道德的束缚相当大。

胡适对韦莲司(美国人，1914年与胡适结识，双方有50年的书信来往)早期是心灵之交，可后期由于他有了其他的星星跟月亮，对韦莲司有点不太理睬，而韦莲司却处处为胡适着想。所以相对来说，胡适是个自私的男人，谦谦君子，胆子小，不是敢爱敢恨那种，只想到自己怎么在情场中全身而退。对胡适来说，他需要的不是韦莲司这样刻骨铭心，为他牺牲一切的情人，他追求的只是短暂的浪漫的爱情火花。

我们能感受到，爱他的这些女性，都是无怨无悔的，她们对于情感的追求、热爱和尊重，都远远超过胡适。胡适也说过，这些女人把love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男人，大丈夫是要做大事的，怎么能这样呢？

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1893年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离台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终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假学校讲学。
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赴美国，发表《G产党执政下绝没有自由》 ，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后其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一度受到株连。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7年11月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著《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著《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著《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著《人权论集》 （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文选》 （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著《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 （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编《台湾纪录两种》 （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发表《容忍与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1961年，台北，自印本）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
妻子：江冬秀。
长子：胡祖望，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殇。
次子：胡思杜，在中国大陆，1954年曾被共产党逼迫断绝父子关系，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

舍爱求名

胡适的三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曹声，比胡适的年龄约小十岁。1923年夏天， 三十刚出头的胡适到杭州疗养，住在烟霞洞，而曹声当时正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边，两人相逢，已是恨不相逢未嫁娶之时了。于是，曹声向自己的丈夫提出离婚，并很快办妥

了离婚手续，在这种情况下，胡适面临着一个难题。他的妻子江冬秀不是个普通的旧式女子，也不是软弱可欺的妇女，她为此事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脸上掷去，幸未掷中。当时的胡适已是很有名气的了，名气与爱情两者不可兼得。他的恋爱，只有几个至亲好友知道，流传不广。如果事情一闹大，全国皆知，胡适的“圣人”的称号就完结了。最终胡适还是舍爱求名。这样一来，曹声身受的打击可不轻，但她仍在情场失意的情况下发愤读书，后留学美国。胡适与曹声恋爱期间，常凭鱼雁传情。胡适还为曹作了首诗：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文坛异军合奏 

胡适和章士钊早年原有文字缘。章以古文词雄于世，常贬胡提倡的白话文为浅薄，而彼此有点失和。有次，他们在北京偶同筵席，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章士钊为白话，胡适则为文言，成为文坛异军中的合奏，既饶风趣，且具历史价值。
章士钊诗为：
你姓胡来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字，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俺老张投了降。
胡适诗为：
但开风气不为师，
共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常相亲不相鄙。

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早在民国六年一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胡适和章士钊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两人都以文章立世，以文名而涉政，各领风骚几十年。两人从政，可说是吃错了饭，不过不影响二位仍然是伟大的人，伟大不在地位，名声，而是人品人格所系。

章士钊二十出头就做了《苏报》的主编，后游学英伦，归来后自创《甲寅杂志》 ，甲寅年正是虎年，杂志以虎头为徵，又有虎头杂志之称，因笔锋犀利观点新颖，每期出版市面上即收购一空，与梁启超在天津办的《庸言》杂志形成南北争艳的局面。

章士钊作过段祺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长，做过官，资助过革命青年毛泽东，总之，是个人物，大人物。

胡适少章士钊十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曾经翻译法国作家都德的作品并邮寄给《甲寅杂志》，以求发

表。章士钊予以刊登，并回信一封。这是章胡二人的初次纸上交往。

胡适那个时候还是文学青年，翻译和写信的文笔，还是文言文，后来，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白话文的推手和鼓手，他也是个人物，大人物。

胡适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开始鼓吹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并向文言文宣战。期间与章士钊面识，结为文友。

时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抽空他还是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甚至在酒后饭余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话锋自然触及当头人物:胡适，以往的文学青年。后又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指名单挑小梁王，直指胡适。

隔日，又传其友人，拿着那贴(也就是现今的砖)亲诣胡适的住所，要胡适看看并作答。强硬顽梗之态与五年前真心推举呵护有加已断然不同。

胡适对来人说:章公此文，不值一驳。也是凛然于色，绝不妥协的模样。

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从此两人王不见王。

冤家路窄。数年之后，在北京，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首。

章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的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白话诗句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而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一个言:不攻即不驳，一个说:相亲不相鄙，章胡二人既写出了文坛佳句，更谱就文品人品的佳话，让后人品味做人的格调。

      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於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裏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个人荣誉

上海中公毕业，清华第二期留美学生。康乃尔学士，哥大哲学博士。
共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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