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胡耀邦故居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出生于花炮之乡湖南浏阳中和镇苍坊村。胡耀邦虽家贫，但父母还是千方百计送他上学。他在刚满五周岁便入胡氏私塾启蒙读书。十岁时离开苍坊村，去20里外的文家市里仁学校上高小。1929年夏，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浏阳县立中学。同年，他在回家度假时由里仁乡少共书记杨国英介绍，秘密加入青年团。

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区委做宣传工作，不久，上级派人到浏阳挑选青年干部，胡耀邦入选，前往江西。

秋收起义时参加革命，1933年初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部长、青年部部长兼宣传部

主掌共青团时代的胡耀邦

副部长。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5年任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俱乐部主任团总支书记。

1936年4月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1937年4月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一队学习。同年9月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任抗大第一大队政委。

1939年调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兼任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

1942年起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晋察冀，先后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第三纵队政委。参加了保(定)南、正太、青沧、石家庄、察南绥东等战役。

1948年夏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组织指挥太原、宝鸡等战役。

胡耀邦、陈毅和共青团员们在一起

1949年9月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

1952年秋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

1957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

1975年重新工作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因组织领导对

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

科学院工作进行整顿而再次遭到错误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977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十一届中央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曾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胡耀邦陵园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因心脏病病逝，其骨灰被安葬在江西共青城。 

一大贡献：平反冤假错案。

开国元帅彭德怀遭批斗

胡耀邦是一个极富智慧、极懂策略的政治家。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有两大难题亟待解决，即“两个凡是”和如山冤案，而胡耀邦就是在这时候，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在平反中起了主导作用。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上任伊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这是胡耀邦早就成竹在胸的一件大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按照邓小平多次讲的“有错必纠”的原则积极推进平反工作。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对于“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30年后的今天，重温这番话，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有人提出质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

胡耀邦斩钉截铁地答道：“照样平！”

“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

当时曾经有人提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说,不管什么时候，那么，国民党的错案平不平？是否连国民党搞错的也平啊？”

胡耀邦机智地把这种挑衅顶了回去：“我们把国民党推翻了，就把它平掉了嘛！”

“两个不管”彻底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加快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进度。

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等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冤假错案，以及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萧劲光、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老一代革命家平反，并为受到错误批评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老革命恢复名誉。接着，又对解放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其中包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右派分子”摘帽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等。一些蒙冤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随着这些冤案的平反昭雪，数以千万计的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得到解脱。这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古今中外所没有。

二大贡献：全力支持改革开放。

胡耀邦视察基层

1980年初，胡耀邦来到深圳、珠海。短短几天实地走访，他的话语便如此铿锵：“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此言一出，如掀巨浪。在那个尘封多时、刚刚探讨“开放”的年代，“特区说”成为保守派们的众矢之的，一度有人力陈不可，甚至痛哭流涕地指责：“你搞的‘特区’就是‘租界’。”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与耀邦共事的胡启立回忆当时的场景，至今都在叹服其冲天的勇气：“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1983年的深圳湾畔

1980年，任仲夷被胡耀邦相中，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入广东，主政南粤。任仲夷当年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大连兴办特区，屡未获准。“耀邦同志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据资料记载，任仲夷生前回忆起这一纸调令时，感慨良深。

到任广东三年后，任仲夷陪同胡耀邦再次来到深圳特区。此时，有关特区的质疑声音正此消彼长，有人叫嚣：“深圳只剩下国旗是红色的。”面对创办初期特区遭遇的种种困惑，胡耀邦在这次考察中高度赞赏了深圳的建设成就，并即席为深圳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党史记载，这是自1982年以来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正面评价深圳。

“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也功不可没，提广东的改革开放，不能不提他们。这是历史，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德高望重的任老生前多次强调，“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胡耀邦深入民间

胡耀邦对民情民生十分关注。他跑遍了全国绝大部分县市，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在总书记任上，曾亲自批阅的群众来信就有6000多封。

胡耀邦强力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1982-1987年，中央连续6年颁发1号文件，积极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当时的农业农村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第一次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积极推动城市的经济改革。那几年，我国国民经济以近20%的增幅增长。

胡耀邦与李昭

夫人李昭

李昭原名叫李淑秀，乳名阿凤。1921年12月20日出生在安徽省宿县城里的高公馆。外公是当地的士绅，妈妈高慧兰是高公馆里的二小姐。她的父亲李仲侯是湖南宁乡县楠竹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的是军事测绘。 李昭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还在牙牙学语的孩提年岁，母亲就和父亲离异了。从小失去母爱，她是父亲一手带大的，父亲带她离开故乡，辗转来到安徽省宿县，她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她聪慧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又尊敬师长，团结学友，老师同学都喜欢她，称她是“小天使”。 1937年，李昭年方16，正念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神州大地，燃烧起抗日的烽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巾帼不让须眉。李昭爱国心切，毅然放弃学业，投身宿县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或上街演出，或张贴抗日标语，积极宣传抗战爱国思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耳闻目睹，李昭感到真正的民族救星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她于1939年元宵佳节这一天，毅然离开宿县，冲破层层险阻，奔赴延安，进入中国女子大学深造。这时，她将原名李淑秀改为李昭。 在大学里，她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女大高级班学员，并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她转入延安大学学习俄语。延大的对面，就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王家坪。当时，耀邦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常来延大作报告，参加学员的一些社会活动，他俩从此相识了。 胡耀邦和李昭认识后，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像一根无形的纽带，把他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次相见，他们相互倾谈对革命的认识，对人生的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情深意笃，心心相印，真诚相爱。在他俩看来，相爱，意味着随时可以进行感情、精神上的互补和内心秘密的相互托付，意味着随时可以卸下心灵的重负，因而激起双方生活的勇气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1941年冬，胡耀邦和李昭喜结良缘，终成伉俪。 　　

李昭与共青城开发区官员

李昭的平易谦和，是有口皆碑的。胡耀邦曾显赫一时，从1981年起，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达6年之久，李昭始终没有“第一夫人”的颐指气使，她也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只默默干着自己的工作。 他们共有4个孩子。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一家三姓。 李昭于胡耀邦逝世前6年就已从北京纺织局的领导岗位上离休。但她并没有把自己关在那座四合院里，她比过去更多地出现在一些社交场合，尤其与时装有关的社会活动，她立志要把中国的妇女打扮得更漂亮。 她做了北京服装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因连续举办了几届群众性的服装展销和评比，知名度很高。她还乐于在中外服装界之间当“红娘”。由于协会牵线搭桥，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蒙服装店和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小筱顺子已携手合营。李昭比京城里众多的高干夫人更早地穿起了裙服，她很有几套颜色雅致、款式新颖的时装。不过，她不赞成中国的服装过分欧化，对北京少女一度流行黑色紧身裤，她更是明确地表示“实在不好看”，哪怕被人戏称为“保守的老太太”，她也不肯苟同。 她最喜欢的时装设计师或许是李艳萍，因为她常常向别人介绍李艳萍设计的由旗袍演绎出的多种美妙时装，她多次表示：“我的思路是用我们自己的原料，开拓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潮流的服饰产品。” 北京门头沟以及昌平、密云、怀柔等县的农民比城里人还熟悉李昭。从1985年开始，她经常下乡，帮助这些地方发展养羊、养兔、养蚕。农民们为卖羊绒、兔毛、蚕茧赚回大把钞票开心，李昭则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如此发展下去，北京的纺织业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天然纤维原料。 无论胡耀邦在台上还是赋闲在家中，李昭待人始终平易谦和，丝毫没有“官太太”的颐指气使，她颇有威望，胡耀邦逝世不久她再度当选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她退而不休，每周有一半时间忙公务的状况将长期继续下去了。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

长子胡德平

胡德平，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和第一副主席等职。 　　

1942年11月，胡德平出生于抗日烽火连天的延安。胡德平外表酷似胡耀邦，日常戴着一副眼镜，有很浓厚的书生气。实际上，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确实是个标准的学者，所以说，他是个学者出身的政坛人物。 　　

胡德平虽然出生在高干家庭，却也是历经沧桑。1963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 1967年毕业前夕，邓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受到排挤、迫害，邓朴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帮子女。他们在北大成了受专政的对象，聂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革命委员会勒令他们接受检查，要他们反对自己所敬仰和信赖的父母，使他们遭受肉体和心灵的极大创伤。“文化大革命”后，胡德平捡起了他心爱的历史学专业，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学术文化界发展，做出了几件在本专业有影响的事。 　　

胡德平毕业后，分配到历史博物馆担任研究工作。为历史博物馆设立考古部多方奔走，终于感动了上级主管部门，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为胡德平的工作精神所感动，深深感觉到胡德平与胡耀邦一样，是位办好事的人。考古部成立后，胡德平出任部长，不久，胡德平又担任了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胡德平还致力于“红学”研究。1983年，他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红学研究者，成立了“曹雪芹研究会”，他出任会长。
　　
1984年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

胡耀邦与胡德华一家

由于学历在高干子弟中是较高的，而且在学术领域小有成就，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政界。他在湖北时，帮助成立了一家民间科技组织，同时支持创办曾经轰动一时的理论刊物。从湖北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之后，被提升为统战部副部长。

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选举参加党的十四大代表中，他以较高的票数当选为代表。

三子胡德华

胡德华，1973年就读于北京通信兵工程学院，1986年开始从事科学研究，担任中科院软件中心负责人。90年代初正式下海，1994年，胡德华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的开发。

女儿满妹

满妹为父亲著书立传

满妹，现用名李恒。1952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 1968年参加工作，当过兵，做过工人。198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华内科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和北京华康广告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后在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自1989年起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至今。

胡耀邦一生忠于国家

忠和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自古以来，忠与孝常常是一对矛盾：忠孝不能两全。胡耀邦却把这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胡耀邦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党，有口皆碑。他孝顺父母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支持自己革命的父母
1949年10月1日，浏阳的礼花弹在北京天安门上空绽开了笑脸，毛泽东浓浓的湘潭口音在中国大地上震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胡耀邦兴奋万分。11月，他嘱咐夫人李昭带着7岁的儿子胡德平，千里迢迢第一次回到了湖南浏阳中和乡苍坊村的胡家大屋。胡耀邦父母见到未曾谋面的儿媳和孙子，高兴不已。性格开朗乐观的母亲刘明伦见儿媳来接他俩老去四川南充，满口答应随李昭赴川。人活几十岁了，除了去过浏阳县城，从没离开过这小山冲。父亲胡祖伦则恋着这世代与之相依的山山水水，不愿离开浏阳，态度明朗。刚刚解放，李昭手头还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工作要做，在耀邦出生的屋子里住了几个晚上，了却了代耀邦看望父母的心意，便匆匆回川北去了。

这年，胡祖伦67岁，由于长年操心劳累，身体不太好。不愿离开家乡的原因很简单：恋乡-“不要把我这把老骨头丢在外乡啦！” 父亲越是身体不好，胡耀邦越是坚持要接父母去川北。当时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住在南充城里，生活条件比老家自然要好一点。

胡耀邦湖南故居

胡耀邦怎能忘记父母为自己成长求学的操劳：11岁的耀邦每天早出晚归，到离家20多里的文家市里仁学校求学，虽学费由族上的泮宫乐育会资助，但3年间母亲迈着那一双小脚，为保证耀邦按时到校，每天天不亮就在厨房里为耀邦做红薯丝饭。天黑时，盼儿安归！父亲为养家糊口，除种田外，长年挑着百十斤煤炭送到浏阳东乡去卖，往返一、二百里地，常常是父子俩天不亮就出了家门。

胡耀邦怎能忘记父母对自己革命思想的熏陶： 大革命时期，全家参加了农民协会，父亲曾任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母亲曾任乡妇联主任。父母亲敢于革命、公道正直、吃苦耐劳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他。

胡耀邦怎能忘记父母成为红军家属后所受白军的迫害： 从大革命时期起，浏阳各乡今日红军，明日白军，政局动荡不安。红军家属四处逃难，有的甚至满门遭斩。乡里都知道耀邦1930年奔红军去了，连浏阳县立中学编的《同学录》里，胡耀邦、杨世峻（即杨勇）的名字下也写着：“南乡文家市人，在第八路军服务。”耀邦父母也为此举家迁徙避难。老父老母，由胞兄胡耀馥（福）照顾了多年。父亲身体不好了，更需要照顾，一定要把父母接来川北。
1950年春节刚过，正月十五日秘书林成汉遵照胡耀邦的嘱咐到了浏阳中和乡：老人家不动身，林成汉就住在胡家大屋不走。林成汉住了10多天，二老拗不过耀邦的真情，终于随林成汉去了川北，并带去了膝下会讲浏阳话的16岁孙女胡素贞（胡耀福之女）。

叶落归根，胡耀邦兄弟遂了父母的心愿

人民的儿子：胡耀邦

二老到川北后，自然改不了勤劳节俭的习惯，料理孙儿，洒扫庭除，种菜做饭，终日不停。父亲上70岁时，耀邦为他买了双新皮鞋。老人家舍不得穿，也不懂皮鞋性能。按照家乡用桐油浆布鞋可以耐穿的办法，买来桐油刷皮鞋，让全家人和邻里们闹了个捧腹大笑。

1952年胡耀邦调北京工作，生活安定之后，父母也随之去了北京。南方山冲里的庄稼人，跟随儿孙们游览了故宫和颐和园等名胜，乡下人细看了京城，心满意足。

1954年5月1日，忠厚谦恭，勤劳俭朴的胡祖伦，走完他72年的风雨人生道路，离开了人世。土葬在北京朝阳门外东大桥公墓。父亲去世时，耀邦大哭了几场，他流着泪说：父亲劳作终生，双肩挑起了多少辛酸苦辣。

1958年秋，胡耀福将其遗骨接回浏阳，老人家终于安息在中和乡苍坊故里栗山冲尾静谧的青山之中。

视察发卡山前线

过了几年平静安稳的日子，“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胡耀邦开始受到冲击。1967年5月，母亲刘明伦带着对耀邦前途命运的牵挂，撒手归天了。可怜这位母亲，至死还在为儿子耽忧！刘明伦生于1882年古历7月13日辰时，从浏阳到川北，再到北京，度过了新旧社会85个春秋。遗体火化了。1972年，她的骨灰安放在胡氏家族繁衍生息了300多年的苍坊山村。 老人家去了，自然也就免了“文革”灾难的折磨，免了牵挂儿孙的慈母之情。遗憾的是，胡耀邦参加革命近60年，只在1963年兼任家乡“父母官”时，工作顺路匆匆回过一次家，住了一个晚上。父母的合葬墓，他始终未来得及去看一眼，哪有时间去凭吊安息在浏阳青山绿水之间、叶落归根的魂灵？他很忙。忙于平反全国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忙于祖国母亲的繁荣昌盛。

胡耀邦和邓小平，李先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怀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使命感，对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独特的党建思想，构成了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耀邦的党建思想，对于当前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中共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针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方针，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不管”；大力倡导“四不主义”，努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睿智与气魄:毛泽东批的错案照样平反

所谓“两个不管”，即“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是针对当时不可一世的“两个凡是”的理论和做法，勇敢地针锋相对的提出来的。 　

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方针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实质上是维护新的个人崇拜，提倡现代迷信，束缚人们的思想，否定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第一的思想。1978年9月，他主持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认为这是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好时机，有人说反对“两个凡是”就是 “砍旗”，针对这种说法，他义无反顾地说：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我们与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有原则区别的。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绝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两个不管”的提法受到当时“左”倾思想的领导人的反对，并对耀邦进行了批评、指责。有人问他：“如果毛泽东批的、定的怎么办？”他说：“我相信，毛泽东他老人家如果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生前说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但被事实证明是冤假错案的，我们都应该平反纠正。”胡耀邦把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提高到中兴党和国家的地步，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把人民心头的大小石头搬掉，才能把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生机勃勃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胡耀邦和邓小平，陈云在一起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恢复中共中央党校，胡耀邦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临危受命，担任常务副校长，实际主持日常工作。面对“文革”浩劫后的中国，他敏锐的认识到：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打破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两个枷锁，其一是精神枷锁，从理论上击败“两个凡是”，将人们的思想从极左路线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其二是组织枷锁，平反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将社会各界从专制主义的迫害下解放出来。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任务艰巨，这需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到工作实践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胡耀邦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身作则，坚决贯彻中央决定，决心把这所培训全党高、中级干部的中央党校，建成“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要阵地。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达到改变全党精神面貌的目的。为此，他主张教学和其他一切工作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讨论问题时要畅所欲言、讲真心话；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要顾虑重重，不要讲违心之言；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党性。为了这种目的，它确立了自学为主，适当授课和辅导的教学方法；规定了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和不装袋子（不进档案）的“四不主义”学风。 　

“两个不管”的提出，以及后来发动的关于真深远影响，充分体现了胡耀邦敢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主张废除主席制、建立总书记制，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最后的日子:1989年3月26日在家中会见张黎群

1980年2月23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耀邦同志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的成立，使中共中央形成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三个层次的集体领导体制，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这样既可以解决接班人问题，又可以有利于政局稳定。邓小平也指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是改革中央领导体制的第一步。几个月后，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邓小平提议由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对此耀邦认为：党和国家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非常需要有邓小平这样无论在资历、威望还是在才能上都非常卓越的老革命家掌舵，自己不适合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但是耀邦有强烈的党的组织观念，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经过十几次的拒绝最后还是服从了党的纪律。虽然接受了这一职务，但他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就这样，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时废除了主席制。 　

其实，废除主席制的思想并不是他的心血来潮和一时冲动，是他长期思考的党建思想的一部分。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如何能避免这一浩劫的重演呢？1980年4月，他和意共总书记贝林格谈话时，就涉及到这一问题，他强调指出，“要防止‘文革’这样的灾难，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要发展和健全民主。”“……旧社会的痕迹在中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怎样防止野心家和个人主义者改变党的方向，这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使和国家的制度没有漏洞，减少漏洞，尽可能堵塞漏洞。”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执政党，就要把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执政党的党规党法，要集体领导，少数人掌握国家大权效果不好。胡耀邦这一谈话的思想和同年8月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完全相通的。主张废除主席制，建立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就是这种长期思考党建的结果。 　　

三、反对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复杂社会矛盾 　　

胡耀邦和巴金

胡耀邦作为总书记，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民主作风，他坚决拥护民主集中制，希望重建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他本人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他不仅倡导“四不主义”动员人说话、让人敢说话，而且自己身体力行。经过“文革”的胡耀邦，深深体会到民主的重要性，他念念不忘“文革”的教训，时常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再也不要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他主张“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策，希望能形成民主活跃的社会气氛，坚决反对再搞阶级斗争。 　

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处于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各种矛盾会不断出现，用什么方法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呢？对于这个问题，胡耀邦坚决主张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不赞成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要坚决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以理服人，“对于在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注意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否定掉。”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宜粗不宜细，从宽处理，不要整人。熟悉历史又经历历次政治运动的耀邦，形成了在处理人事问题上谨慎的思想和作风，这和他本人的经历也是分不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个人，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虽然也犯过错误，但一般来说，凡是随便整人的时候我都不积极。”“我在1933年，17岁的时候，有人怀疑我是‘AB团’，搞了我半年。那时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从小就有了这么一种实践，这么一种亲身感受，以后就晓得在人的处理问题上，应当谨慎一些了。” 　　

四、坚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进干部年轻化 　　

华国锋退下来后，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0年11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胡耀邦作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他从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对待自己、对待国家大事、对待群众和对待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于如何对待党的领导，他说：“中共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一点不能动摇”，“党执政后的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就会蜕化变质”，“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在他看来，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这是一件关系党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改革，牵涉到能否安定团结的大事。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是产生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重要原因；它使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难以注入新生力量，难以保持生机和活力，阻碍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党的许多事情，都坏在干部终身制上”，“‘文革’最后搞成那个样子，也是终身制造成的”。 　

由于这些思想认识，由于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为国为民的崇高情怀，耀邦同志坚决主张废除终身制。他本人希望自己能成为废除终身制的实践者，为党做出最后贡献。 　

胡耀邦聚精会神地为摄影集题写书名

废除职务终身制就要建立相应的离退休制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他坚决实行退休、离休制度，他说：“人趁着头脑还清楚的时候，退出领导职务和决策层是明智的。对个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他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号召老干部退下，选拔和支持一大批年轻的干部上台，认为“这是一件对党和国家最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一大贡献！一大光荣！老干部晚年搞好这件事情是为党服务的最好所在，最有意义所在，是鼓舞后代的一个最大的精神力量。”　

实行干部退休与实行选拔年轻干部、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大力推进干部年轻化是密不可分的。胡耀邦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他十分注意年轻优秀且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认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可以确保中共改革开放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他坚持党的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大力推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此，他创造性的提出了“第三梯队”的概念。明确指出：“为了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必须从现在开始搞好第三梯队的建设。”正是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八十年代的中国领导层开始逐步走向年轻化，而这正是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 　　

五、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胡耀邦，邓小平和金日成在一起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历史的严重曲折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就正常，否则，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首先是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确实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 　

胡耀邦一向注重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在党内制造迷信行为、搞特权、突出宣传个人的做法。1980年11月，他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报告中，严肃地批判了个人崇拜并指出其危害，他说：“50年代末期后，由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缺乏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的负责同志就开始离开了自己的正确思想，犯了错误。多少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为甚。……所以，个人崇拜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须严肃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搞了。”并认为这种封建式的个人崇拜，必然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造成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组织生活中也就是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我们不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不否认党的杰出领导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作用。但是我们同时认为我们党必需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凡属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领导，做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党委的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各级党委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每个成员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都要认真负责，讲究质量和效率。”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一方面，必须加强党的纪律。胡耀邦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全国人民的高度信任。由他主持修订的新《党章》，就把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之一写进党的纲领，把“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作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肯定下来。另一方面，要全面整顿党风。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使党风根本好转，必须对党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整顿党风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一条基本经验，是探索和实现党的先进性建设长效机制的一种途径。 1982年，胡耀邦宣布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要通过整顿党风，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切实纠正不正之风，大大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使中共变得更加坚强，更有能力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外，胡耀邦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他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的抓。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因为这对党的事业是绝对重要的。” “‘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的政治使命感，整顿党风、捍卫党性的决心和气概。
　　
六、努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 　　

胡耀邦审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在庆祝中共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上，胡耀邦强调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宗旨。我们党为人民服务，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广大群众都团结到党的周围，通过党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通过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共产党的模范作用，通过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他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在人民中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依赖人民、相信人民，吸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力，并且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胡耀邦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时刻铭记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在任总书记期间，经常去全国“老少边穷”的地方，去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全国两千多个县，除西藏的个别地区外，他去过一千六百多个。自胡耀邦起，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难、群众还比较贫困的地方去慰问，体验和了解民情。他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浮夸和空发议论，每到一个地方之前，都先抽空阅读有关材料，查地方志，读历史书，把这个地方的情况、特点、优势搞清楚；然后与当地群众交换意见，共商发展大计。为了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他主张轻车简从，特别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搞成浩浩荡荡的车队，认为这样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行为。 　

大学生纪念胡耀邦

在对待人民来信上，据中央信访部门统计，在自1979年担任中央秘书长到1985年的六年多的时间里，共批阅了人民来信两千多封，这是任何其他领导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都指定专人负责，跟踪、了解处理结果，“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托”。另外，他还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都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经常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到深夜，办公室的灯是熄得最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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