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直

［公元1517年——1585年］字正甫，号庐山，泰和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卒于神宗万历十三年，年六十九岁。嘉靖三十五年（公元一五五六年）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直少攻古文词，后从欧阳德及罗洪先学，以王守仁为宗。尝与门人讲学螺水之上。著有《衡庐精舍藏稿》三十卷，续稿十一卷，《胡子衡齐》八卷，（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胡直少骀荡，好古文词。

年二十六，始从王守仁弟子欧阳德问学，得“立志”之教，为学方向转向心性修养。

年三十一，又拜罗洪先为师，罗授之以“主静无欲”之教。不久，又从陈大伦、邓鲁等人学道与学禅。

胡直将自己学禅静坐的心理体验，“印诸子思上下察、孟子万物皆备、程明道浑然与物同体、陆子宇宙即是吾心”，认为“靡不合旨。于是提出“理在心，不在天地万物”、“心造天地万物”的观点。

他指出：天者，吾心为之高而覆也；地者，吾心为之厚而载者；日月，吾心为之明而照也；星辰，吾心为之列而灿也。雨露者吾心之润，雷风者吾心之薄，四时者吾心之行，鬼神者吾心之幽者也。江河山岳、鸟兽章木之流峙繁植也，火炎水润木文石脉，畴非吾心也；喽蚁虎狼鸿雁雎鸠，畴非吾心也；一身而异窍，百物而殊用，畴非吾心也。是故胶日者所以造天地万物者也；吾心者，所以造日月与天地万物者也。其唯察乎，匪是则亦黝墨荒忽，而日月天地万物熄矣。日月天地万物熄，又恶睹夫所谓理哉？”（《胡子衡齐》）

这种心学观点，比王守仁走得更远，而与佛教“三界惟心”的观点相一致。他曾自谓将王学“一口说破，直将此学尽头究竟，不敢为先儒顾借门面”。

胡直为学敢于怀疑，具有独立思考精神，曾谓“于先儒终不能强合”，“于近儒亦不能尽合”。对程朱学派的疑难，主要在“穷理”问题上，他坚持“理在心而不在物”的观点，反对多闻多见与读书。在为学之序上，提出“物理远而心性近”，主张以心性为先。

对王守仁学派的疑难有三：

其一，认为王守仁释格物为正心，与《大学》中“正心”条目重复，会使初学者“增缴绕之病”；

其二，提出良知中有“天则”在，不可随意变化圆通，而生“猖狂自忽”之病；

其三，反对“重内轻外”，主张 “日用应酬可见之行者，皆所学之事”，不必“探索于高深”，“测度于渺茫”。

在对待佛、老的态度上，胡直也有自己的看法，“以为老、佛之言或类吾儒，而吾儒之言亦有类老、佛者”，“以为圣人能兼夫

禅，禅不能兼夫圣，以其间有公私之辨”，他不反对使用老、佛之言，认为儒、释之分的关键在于“经世”与“出世”，也即“尽心”与“不尽心”。

胡直强调，心学与力行不悖，认为心学不应受到指摘，但语心学而不力行则应受到指摘。

在知行问题上，他虽恪守王守仁“知行合一”之旨，但宣称真知必须躬行，认为“真知则无不行，真行则无不知”。胡直在理论上无限夸大“心”的作用，乃为其“约礼顺则”，即以封建道德原则征服人心服务，他提出，“唯慎其独知则可以诚意而致平天下”。

胡直所著有《胡子衡齐》，国学大师胡适称”此书为明代哲学中一部最有条理又最有精采之书“。其他著作后人辑为《衡庐精舍藏稿》三十卷、《续稿》十一卷。

胡直为江右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颇具特色。黄宗羲曾谓其“心造天地万物”之旨，“与释氏所称三界惟心，山河大地，为妙明心中物不远”。

夫事自圣人为之，天下是之，后世传之，苟吾求之有逆于心，虽非之可也。事自圣人为之，天下是之，后有圣人者作，复从而称道之，苟吾求之有逆于心，非之不可也，疑而存之可也。

武王之伐纣，非独孟子称之也，孔子尝称之，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所谓圣人为之，天下是之，后世又有圣人称道之矣。而苏子独非之，谓武王不当以兵取纣，又不当杀之，是固苏子求之有逆于心者也，然而非之也亦过矣。生民之初，以其有欲而乱也，然后相率就其仁能覆而智能宰者而君之焉。非徒君之，又从而服役之，听承其制令，死生以之，其极至不敢齿及路马而蹙其刍。若此者，凡以寝乱而祈生也。故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克绥厥猷维后。”又曰：“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公天下之论也。故以殷之天下观天下，则武王之杀纣为非。以天下生民之命观天下，则武王之杀纣不为非也，所谓顺天而应人也。苏子非之，过也。

予固不敢以武王为非，然因苏子之论怵予心而亦有逆焉，盖不能无疑者三事。苏子曰：“武王观兵孟津而归，纣必改过。否则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已矣。”予则不然。予以为成汤放桀，夏之子孙无可托者，故汤自为之。若商，尚有微、箕二子者在，箕子所陈《洪范皇极》之道，远绍“执中”，使箕子有天下，其锡福庶民，岂下武王？武王既诛纣，释箕子囚，访闻其道，即尊而立之继殷嗣可也。非独嗣殷也，盖箕子有敷锡庶民之道，使为南面宜也。武王素殷臣，率天下尊之，从而北面焉，亦宜也。纵使箕子不欲有天下，则微子亦可王也，武王岂必自为之乎？武王必非如后世利天下者。然而计不出此，何也？此予所疑者一也。

昔者尧之将耄，求可以生天下者，唯舜。当其时，尧止一子二女而已。自尧视之，其捐天下甚易，其捐二女俾从一夫，此人情所难，虽尧不免也。尧不独捐其天下，又并捐二女，不为情。尧之欲得舜以生斯人者，其为心若斯之笃且亟也！武王既不能释天下之归己，又不能强箕子以有天下，则延留箕子置之中国，天子师友而宾之，大小臣工师事之，又或分国而处之，使中国之民咸被敷锡生人之泽，则武王之心即尧心矣。然终置之朝鲜异域，使与中国眇然不相为，何其左也？此予所疑者二也。

周之先世，太王生太伯及仲雍、王季。斯时去武丁未远也，殷之泽方未艾，天下未有纣之暴，其天与人未厌殷也。其时季历虽有圣子如文王，而太王臣道也，恶得先有翦商之志？太伯又恶用逆探其父之志，遂逃荆蛮以避之？谓其说诬，则孔子所谓三让天下又何以称焉？若太王果先有是志，武王终取天下而家之，则武王实成其先世篡窃之志，即《书》所谓“弋殷命”者是已，未为可也。此予所疑者三也。

予尝求之，武王必不能释天下之归己，箕子或果有不可强者存焉。太伯之逃，抑或以季历父子足以当国，而故让之。异日武王有天下，是即以天下让也，岂必先世先有翦商之志哉？噫！斯言也，未有予证也，今安得复有孔子、孟子语予以其故，则无复以容予喙。

学术之异同，非谓近代，盖自孔门而已然矣。孔门弟子，唯曾子、子夏最少，至晚年，各以其学为列国师。盖曾子之学，一贯自得，而发之《大学》，以传子思、孟子。孟子之后，凡几千年，始续于濂溪与明道。子夏之学，笃信圣人，其言有始有卒，意以末为圣人始事，以本为圣人终事，故传其学者，能遵闻见，谨器数，今著于《记》者可考。波被汉儒，而训诂繁增。太史公称当年莫竟其指、屡世莫究其说者，盖其极也。已而浸淫宋，到于今而盛行。故二家之学，皆出孔门。传及后世，而异同相訾，何哉？盖为曾子之学，以由本达末为序；为子夏之学，以溯末探本为序。由本达末者，心外无理而物无不通也；溯末探本者，索理于物而求通其心也。是故本末异序，心理殊观，而异同之訾兴焉。此岂一朝夕之故哉？当子夏在圣门，夫子已诏之曰：“无为小人儒。”夫子夏，岂若后世骛利小人哉？盖警之无为小儒也已。孟子论北宫、孟施，一曰似子夏，一曰似曾子，已而又曰“不如曾子之守约”，则学之大归，盖已较然辨矣。明道以后，作者非一，然断然示人先本后末、反求诸心，则未有显赫如近日阳明先生者也。

直长不知学，方壮，游南野、念庵二师，与闻先生大旨，弗克自决。及读濂溪“无欲为要”之语，已涣然矣。已又见明道述“天理”由自体而得，又曰“不可以穷理为知之事”，曰“天理具备，元无欠少”，曰“以诚敬存之，不待防检，不须穷索”。其训致知格物曰“物至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欲，则亡天德”。然后益信阳明无一语不与濂溪、明道合，其远接孔曾以上溯道心精一之旨，复何喙焉！乃摘取三先生语汇之，以时观省，盖自知其赘而未能已。

兹者柄学蜀土，日语诸士，虽兴发颇众，犹复牵于文义，有若予昔之不决者。同门高泉谢公谓曰：“子盍以三先生语刻示之？”闻之今抚台二华谭公，公曰：“此正学心法也。”遂以名篇。巡台近麓李公重嘉韪之。乃属果守慎斋伍君入梓，因以二师论学数书附焉。直因序其所繇，为诸士勖。

嗟夫！诸士不予信而信数先生，不数先生信而自信其心，可也。然犹有惧焉：学莫辨于本末，尤莫辨于身口。学堕诸末，不及反本，犹惧其牿。若堕口耳，则将奚救？此又直之反躬自皇，而重望诸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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