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战国
赵武灵王时期的军装复原图战国时期的服饰有较明显的变化，比较重要的是胡服的流行。所谓胡服，实际上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它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式汉族服装有较大差异，一般为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瘦窄，便于活动。首先采用这种服装的赵武灵王，是中国服饰史上最早一位改革者。短衣齐膝是胡服的一大特征，这种服装最初用于军中，后来传入民间，成为一种普遍的装束。
汉魏
胡服的第二次普及是在东汉灵帝时，汉灵帝效仿胡俗，不仅穿著胡服，而且全盘采用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一举动，也为其他贵族所效仿，以至引起整个京都胡俗盛行。《后汉书·五行志》中即记有这方面的情况：“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由于灵帝沉溺于胡俗，不亲朝政，国家大权旁落于宦官之手，致使党锢之祸复起，阶级矛盾激化，最后引起黄巾起义的爆发。魏晋南北朝3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曲折的一段时期，由于长期不断的战争，加上饥荒、天灾和瘟疫，迫使大批北方人民向南方迁移，通过这次大迁徙，许多游牧民族入居中原，与汉族人民互相错居,互相学习，衣冠服饰渐趋融合。在南北朝时，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基本上按照本族习俗制定服制，后来受汉文化影响，逐渐羡慕起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也以汉服为礼服。
北魏孝文帝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这位皇帝五岁时登上帝位，国家政事长期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冯氏执掌，冯氏出身汉族，她的生活习俗对小皇帝带来很大影响。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氏死后，孝文帝开始亲理朝政，首先将首都从北方平城迁至中原洛阳，随即开始了以汉化政策为中心的改革。他奖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共同改革鲜卑旧俗，禁止30岁以下的官员说鲜卑话，将鲜卑复音姓氏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孝文帝本人也改姓为元，对服饰的改革更不遗余力，明文规定鲜卑人穿著汉族服装。一次在街上看到还有妇女穿著鲜卑族的小袄，回到朝廷便对负责督察的官员大加训斥，可见其认真。历史上将这次大规模的改革，称之为孝文改制。有趣的是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中原人民的服饰则从北方民族服饰中吸取了不少精华，如将衣服裁制得更加紧身，更加适体。到北齐时，胡服则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装束，绝大多数汉人都喜欢穿着胡服，不仅用于家居闲处,而且还用于礼见朝会，连谒见皇帝也不例外。正如《旧唐书·舆服志》所记:北朝则杂以戒夷之制？止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胯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也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长靿靴，有碟？带，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所垂碟？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
短衣长裤是这个时期北方民族的主要服式，衣式一般多用窄袖，长至胯部，很少有过膝的，下摆部分通常做得比较紧窄，也不开衩，故名合胯袄子，也有称其为褶的。长裤的形制则比较宽松，尤其是两只裤管，大多做得十分肥大，骑马或疾行时，常截取一段丝带，在裤管的膝盖之处紧紧系扎，以便活动，时谓"缚裤"。这种短衣和长裤配合的服装，在当时也称"裤褶"。不仅用于男子，也用于妇女。蹀带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腰带，以皮革制成，它与一般皮带的不同之处是在皮带上装有几个金属制成的饰牌，每个饰牌下连着一个小型铰链，铰链下套一个金属小环。这种小环是专为系佩杂物而预备的。因为游牧民族居无常所，平时生活所需物品，都要随身携带，帐具、炊具等大型器物多拴在马上，而一些小型器物如刀、剑、针筒、手巾、磨刀石等,则只能佩在各人身边，这种缀以小环，挂于杂物的皮带，就被称之为蹀带。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个时期汉族人民从北方民族那里接受的服饰还有突骑帽、郭络带和吉莫靴等。隋唐以后，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影响仍未减弱，隋炀帝巡游，令百官从驾，这些官吏所穿的服装就以裤褶为主。百官常服用-，也取北朝遗制。唐代因袭此制,唯将靴子的长统改为短统，文武百官均可穿著，不仅可著之杂处，而且可著之上朝。贞观年间,还一度将裤褶用作朝服，直到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止，通行了150余年。民间男女穿著胡服也十分普遍，尤其在唐玄宗时代,更是广为流行。
唐宋
胡服《新唐书·五行志》中即记有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的史实。唐代所谓的胡服，不单指少数民族的服装,还包括大量异国之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当时的首都长安，不仅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中心。据史书记载,和唐朝政府有来往的国家，先后有300多个,在当时的长安城内不仅居住着汉族人、回纥人、龟兹人、南诏人,还有大量的外国人，如日本人、新罗(朝鲜)人、波斯(伊朗)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及印度人等。这些兄弟民族和外国使者云集长安，从中国文化中取吸了大量精华，直到今日，在中国东邻地区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地，仍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服制。中国人民也从异族文化中获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胡服在中原地区的流行，就是一个具体的反映。和以往相比，唐代崇尚胡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妇女著胡服者甚多。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胡舞的流行，对妇女服装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唐人喜欢舞蹈，尤其喜欢跳胡舞。据说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善胡舞的能手，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胡舞在民间也非常盛行，用白居易的话来说，一时间臣妾人人学团转，简直到了入魔的程度。因为对胡舞的崇尚，发展到对胡服的模仿，进而出现了胡妆盛行的情况。正如元稹《法曲》一诗所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从文献记载来看，胡舞的动作姿态，与舞蹈者的衣帽装饰有密切关系。譬如从西域康国传入的胡旋舞，表演者的服饰就很有特点，据当时杜佑所编的《通典》一书记载，舞蹈者通常为两人，都穿绯袄，锦绣绿缓浑裆裤，赤皮靴，白袴、双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又如石国传入的胡腾舞，舞人都要戴一种虚顶的织成蕃帽，身穿窄袖的细毡胡衫。唐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中就有：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的描写。另外，在舞者的腰带上还往往装有金属小铃，随着舞蹈者的运动节奏而发出和谐的声响。这种服装既是舞服，也是西域居民的日常便服，唐代妇女在模仿这种舞蹈时，也采用了这些服饰。从大量传世和出土的唐人画塑来看，唐代妇女所穿的“胡服，通常由锦绣帽、窄袖袍、条纹裤、软锦靴等组成。衣式为对襟，翻领，窄袖；领子、袖口和衣襟等部位多缘以一道宽阔的锦边。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出土壁画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墓出土的绢画中，都绘有穿这种服装的妇女形象。在这些妇女的腰间，还系有一条革带，革带上还附缀以若干条小带，这种革带就是南北朝蹀带的遗形。
胡服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这种“回鹘衣装“在甘肃安西榆林窟壁画上还可看到：其制和长袍相似，也用翻领，袖子做得非常窄小，袍身则比较宽大，下长曳地；领、袖等处也镶有宽阔的锦边。脚上则窄著软底翘头锦鞋。宋代理学盛行，对于外来文化，不像唐代那样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北方的契丹、女真力量逐步强大，对宋朝政权造成很大威胁，宋朝的统治者非常惧怕胡风的渗透和漫延，同时也担心汉人穿著胡服之后，出入市井难以分辨，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拦。据《宋史·舆服志》等书记载，在两宋时期，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民间效仿胡俗，穿著胡衣。如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免褐之类。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诏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著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尽管多次申饬，但并没有完全奏效，民间男女仍然有穿胡服者。
所以，宋徽宗不得不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再次规定：“敢为契丹者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和宋代相比，明代就显得开明一些。明朝从蒙古族手中夺得政权，对整顿和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当然十分重视，在刚建立政权时，也曾下令禁止胡服，同时还不许使用胡语、胡姓。后来政局相对稳定，有关诏令逐渐减少。在制定服制时，还吸收了一些颇有特色的元朝服饰。如元代蒙古族有一种长袄，以毡革、彩锦或苎丝制成，交领窄袖，下长过膝，它的主要特点是用彩丝捻成细线，横缀于腰数道，既可藉此束腰，又可用为装饰，因形得名，被称为“腰线袄子”，省称“腰线”。
明清
彭大雅《黑鞑事略》中对这种服装的形制有比较具体的描述:“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苎丝金线，色用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徐霆在这段记载下加了一段注释:“腰间密密打作细折，不计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鞑人折多耳。又用红紫帛拈成线，横在腰，谓之'腰线“盖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叶之奇《草木子》也记:“北人华靡之服，帽则金其顶，袄则线其腰。”这是元代服制中颇具特点的一种服装，不仅用于男子，也用于妇女。郝经《怀来醉歌》中就有“胡姬蟠头脸如玉，一撒青金腰线绿”之句，可见其流行程度。然而就是这种服装，在明代服制中依然存在，《明史·舆服志》中就有“刻期，冠方顶巾，衣胸背鹰鹞花腰线袄子”的记载。清朝靠武力夺得天下，又靠武力推行了易服制度，强令汉族依照满族习俗穿著满服：“若有不遵本朝制度，杀无赦。”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不过也有被排除在-以外者，如当时规定，妇女、儿童、释道等十种人的服饰，就可不受-所限，是为“十从十不从”。因此，清代的汉族妇女仍可穿著明代服装。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妇女渐渐对汉族女装发生了兴趣，甚至连汉族妇女的三寸金莲，也深得满族妇女的青睐，并极力加以模仿，尽管被朝廷多次禁止，但仍有不少妇女乐此不疲。与此相反的另一种现象是汉族妇女对于满族妇女的服装也大为赏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旗袍在汉族妇女中的流行。旗袍本指旗人所穿的长袍，包括官吏的蟒袍、行袍、常服袍等，都在其例。按清代礼俗，皇帝百官参加祭祀和庆典，都穿长袍。后妃命妇在这种场合，也以长袍为礼服。平常家居，汉族命妇可穿裙裙，而八旗命妇仍穿长袍。时间一长，就将八旗妇女所穿的长袍称为"旗袍"，而男子的朝袍、蟒袍则不属其类。清初妇女的旗袍实物，在内蒙古白音尔灯荣宪公主墓曾有出土，墓主为康熙皇帝之女，这些旗袍都以绸缎制成，上施彩绣，圆领、窄袖，衣襟右掩；两腋部分明显收缩，由此而下，逐渐放宽，下摆部分则异常宽大，在领子上还镶有一道狭窄的黑边。经过200多年的演变，到了清末，旗袍的样式渐变得袍身宽敞，外形平直，高领宽袖，领、袖、襟、裙镶有宽阔的花边。辛亥革命后，民族妇女穿旗袍者日益增多，并对原来的旗袍作了不少改进，如将袍袖收小，袍长缩短，衣边改窄，腰身收紧，并在腰、臀部位采用了曲线，使之更为适体，终于变成为中国近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并逐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