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恐怖美
“恐怖是人的心理或情绪远较害怕更为强烈的震撼”[1]，它可以是源于对危险即将降临而无法预知、无法控制的期待，可以是生命对于死亡吞噬的触摸，可以是直接面临鲜血淋漓的生命屠杀的颤栗。人类与恐怖情感关系密切，一个显著的心理事实即是，恐怖感可以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这时的恐怖则由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种心理和生理的反应，转化成欣赏或享受的对象，人们在其过程中获得某种快感，把其当作一种美的感受。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恐怖体验不是人人可以获得，现实恐怖也满足不了人类戏弄恐怖、游戏恐怖的复杂天性。于是，作为一种代偿形式，文学艺术形式的恐怖欣赏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艺术恐怖的功能上看，它一方面能满足主体渴望摆脱平庸安逸的消闲行为，另一方面它又因自身虚拟性较强而又充满刺激因素的特征，更容易获得人们的生命肯定。所以，在想象的空间中进行超前而惊悚忧惧的体验，通过恐惧、紧张、刺激与审美形式的综合，完成情感由甜腻的平淡到强烈狂暴的震撼和迸发，得到恐怖欣赏的快感，这也是中国恐怖小说能够在众多体裁中保留下来的原因。
一、恐怖文化的流变
《聊斋志异》算不算是一部恐怖小说呢？
在恐怖文化构成当中，灾难、鬼怪等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的、超自然的现象是重要的恐怖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巫术及神话传说当中，如夏、商西周巫术盛行，事鬼敬神，究其原因，当时人们对很多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社会想象的崇拜与迷信，于是在认识中大量地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想象、臆造。
先秦时期，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不语怪、力、乱、神” [2]这也恰恰说明这一现象的盛行。如《左传》宣公三年关于川泽山林中“螭魅魍魉”的记载，螭是兽形山神，魅是怪物，魍魉是水神，属于夏鼎上锻铸的“鬼神百物”。而从宋玉、屈原等人创作的《招魂》、《大招》中渗透着荆楚之地浓郁的重巫风俗，对后世的民间传说和志怪作品影响很大，关于灾异现象的记载也成为与恐怖有关的因素。提到灾异鬼怪，地理博物奇书《山海经》无疑值得大书一笔，书中留存的一些带有恐怖色彩的片段，将自然现象与超自然现象的巫术、神怪等熔为一炉，记载了许多荒诞诡怪的东西。如：“女丑之尸生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3]另外《墨子•明鬼下》中《怪神篇》的专设，都记载了一批鬼怪恐怖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应劭记录这些故事一方面反对民间巫师依托鬼神，恐怖愚民。另一方面又认为，世间多有精物，妖怪百端。他的创作态度是使实录为目的，既非有意创作恐怖小说，更没有艺术中的审美情趣在其中。这种态度制约了恐怖小说的发展，使其像暗流一样潜伏在以“实录”、“警世”为宗旨的著作中。
随着儒家正统思想的强化，孔子不讲乱、力、怪、神和孟子反对齐东野人之语的主张，使恐怖小说很难发展起来，但由于佛教、道教的迅猛发展，与其有关的灵魂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神佛显应等观念被普遍接受，为恐怖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幻想空间。魏晋六朝时期，志怪小说出现了一个高峰，创作意趣也逐渐加深。作者已经注意到通过细致的细节描写使情节更丰富、曲折，使读者产生感同身受的联想，引起实在的恐惧感，激起恐怖情绪。作品的可读性和艺术表现力有了很大提高，创作的宗旨也由实录渐转为宣扬宗教、劝惩世人。如东晋史学家干宝《搜神记》中的“顿丘鬼魅”。刘义庆所撰《幽明录》中的“赵泰”条，“舒礼”条，《宣验记》、《冥海记》中详记不敬佛法受惩事等。这些作品成为后世恐怖题材丰富的素材库和源泉。《聊斋志异》当中的许多篇章可以在其中找到影子。
如果说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达到空前繁荣，那么由唐到清，可以说志怪小说已达到卷帙浩繁，多达150多种，宋代《太平广记》收作品500多卷，其内容宏富，是影响最大的传奇、志怪小说类编。《剪灯新话》是明清时期一部文言传奇小说集，共四卷二十篇，都是灵怪类小说，其中的《牡丹灯记》是最有名的精彩恐怖小说，其中对粉骷髅美女、阴寒森冷的环境等的描写，让人毛发尽竖。
到了清末，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了传奇小说的顶峰之誉，洋洋近500篇，其中不乏精彩的恐怖小说。可以说，《聊斋志异》并不是一部恐怖小说集，而是内含最好的恐怖故事的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传奇小说集。
二、炫奇述异的恐怖意象
恐怖心理状态的形成，需要有惊惧的条件。蒲松龄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未知因素，炫奇述异，给人以刺激的感官感受。
(一)鬼怪灵异
正如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描述：人与死在面对面的时候，永远有复杂的二重心理，有希望与恐惧交互错综着。一方面固然有希望在安慰我们，有强烈的欲求在要求长生，而且轮到自己又不肯相信一了百了；然而同时在另一面又出现强有力的极端相反的可怖畏的征兆。对人类来说，对死亡的恐惧无疑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人类本能之一。以鬼神魂灵为恐怖因素，在中国古代便有，它保留在最初的巫术祭祀中，在佛教、道教及各种民间宗教和风俗信仰中，在六朝志怪以来的文言小说中，不管是否真的相信鬼神，它已经以这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保存下来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鬼不见地，犹鱼不见水”，[4] “上有生人居则鬼不安于夜室”[5]等等。蒲松龄在恐怖形象的描写中，对六朝志怪，唐代小说中鬼怪外形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加入了大量的民俗和传奇色彩，根据人们对死亡既恐惧又希望死者继续活着的双重心理，把一部分作品当中的死亡与鬼魂描写得阴森恐怖，又将人死后的生活描写得活灵活现，使生与死在时间上的延续转化为人间与冥间在空间上的旅行，满足读者的恐怖趣味。
人的形象可触可感，精神或肉体确是内在的，蒲松龄在这些抽象的灵魂中添加了可憎可怖的外形，鬼的形体也更加丰富了。《画皮》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抱袱独奔的二八姝丽，却原来是用彩笔画人皮的面翠色、齿如锯的狞鬼，文中悚异的画皮情节增强了视觉感，如在眼前，迫人神经。第一次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第二次“道士逐击之，仆倒，人皮划然而脱。”第三次是：“共视人皮，眉目手足，无不备具。”“道士卷之，如卷画轴声，亦囊之。”这样反复细致的描写，使读者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真实的令人毛骨耸立。《水莽草》则把死者本身赋予了最危险的性质，加强了恐惧成分。文章开篇道出南方某地民俗，误中水莽草毒的人即为水莽鬼，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而《商妇》中某少妇自缢而死后鬼魂来到某商妇房中“手引长带一条，近榻授妇，妇以手却之。女因授之，妇乃授带，起悬梁上，引颈自缢。”作者道“俗传暴死者必求代替，其然欤？”两则故事都从反面折射出对死者的恐惧。
《聊斋志异》中的鬼魂各具特点。《长清僧》中某僧死后“魂飘去，至河南界”。《莲秀》中李氏鬼魂如清烟“随风漾泊”“昼凭草木，也则信足浮沉”。《叶生》虽死犹生，“见灵柩俨然”方知自己已死，魂仆地而灭。《吕无病》中吕无病向孙公子诉说千辛万苦的遭遇后“倒地而灭”,孙公子始悟其为鬼。《喷水》中，老妪“短身驼背，白发如帚，冠一髻，长而尺许”。作品中这些主角许多是已死去或曾经死去的人，其飘忽不定，时隐时现，形变无常的特征，让人在对死亡的恐惧中，获取一种刺激和神秘。这也是人们喜欢听鬼故事的原因吧。
（二）物怪世界
花妖狐媚、山精木魅在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们既能幻变又具人情的特殊形象，亦妖亦仙、亦人亦鬼、神秘狡黠。蒲松龄采用这种浪漫的形式，淑诡荒忽的构思，来全身远害，这也是他寄希望和安慰于另一个世界的理想形式，可谓那个时代的现实与他个人遭遇的产物。同时，这种理想精神的贯注，也使其中的瑰玮之笔更富深力。
在篇章中，作者刻画时非常巧妙的把握住他们作为生物的特点，又加入了人的性格表现，如《苗生》中的老虎精力大无比，粗豪犷放；《葛巾》中的牡丹花妖“宫妆艳艳”，“鼻息汗熏，无气不馥”；《绿衣女》中的蜂子“绿衣长裙，婉妙无比”；《阿纤》中的耗子精“寡言少怒”，“昼夜绩积”；《青蛙神》中的十娘“虽谦逊，但含怒”，“日则凝妆坐”，“最恶蛇”。人的情感与生物交相融合。此外还有蛇、蠹鱼等众多形象。作者并非反为炫奇述异，从审美的倾向上看，是因它们都与神秘、劝戒、耸异甚至恐怖相连，与作者“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创作心态有关，也与作者求新求异，追求视觉冲击的阅读心态有关，这些非人间、非人类的形象光怪陆离，更具冲击力。
狐妖的描写稍逊于鬼怪灵异，但在作品中也占有很大篇章，对这一类故事的畏惧，大多数缘于人类以异类视之，格于理念，一旦沟通，狐类远比人更重深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而偶见鹘突，知复非人”。[6]它们往往自称胡姓或复姓皇甫，它们同人一样有家庭、有生死、有贤愚不肖的区别，它们可以幻化为人，同人来往，可以长生，修炼正果，可以说与人无异。如娇波流慧的娇娜、善良温驯的青凤、笑语如春的婴宁、可亲可敬的红玉、慧朴端默的胡四娘、聪明美丽的小翠，如百花争放、尽显风姿。蒲松龄将浪漫主义扩展到鬼狐花妖身上，寄之于书，以泄愤懑。但鲁迅先生这段评价并不是对此书的美学风格的整体的全面的评价，书中还有一部分是明言鬼狐，专写其狰狞恐怖的作品，恐怖的审美情趣与前者一样，只是《聊斋志异》的美学风格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三、耸异时空的极力渲染
平淡的语言，清冷的文字，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恐怖的心理状态形成不仅在于诡异形象的塑造，更取胜于氛围的渲染。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感同身受的联想，由虚幻的现实转变为可触的心理存在，享受恐怖历险刺激，从中获得乐趣。
书中描绘了一幅阴森而有秩序的幽冥地狱图，大量的死亡意象，凄风惨雾，森然白骨，鲜血淋漓的颤栗， 超越人间，却又是人间的折射和投影，贪暴的冥府，刁钻的鬼情，充满世态炎凉。《席方平》中的阴间、冥王、郡司、城隍、冥吏。《伍秋月》中的鬼役，《连锁》中的龌龊隶，阴曹之暗昧犹胜于阳间。”于是有林四娘击节而歌，公孙九娘凄婉哀绝的怨叹，有《鬼哭》中的“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破兵入，尽荡群丑，尸添墀，血至充门而流”，亡灵大恸“我死得苦！”悲嚎之声撕人心肺。
幻域的描写也独具特色。蒲松龄在作品中运用了丰富奇瑰的想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忽而洞天仙境，忽而异世奇域，飘渺恍惚，而又绮丽多彩。《翩翩》中的仙女翩翩、花城居住在洞天福地，入则“门横溪水，石梁架之”，穿则“取大叶类芭蕉，剪缀作衣”，饿则“取大叶呼作饼，食之果作饼”，“又剪作鸡鱼烹之，皆如真者”，真真一个理想世界，“餐叶衣云殊于人世”。《罗刹海市》是一篇借异域讽刺当时美丑观念颠倒的代表作。一个叫马骥的商人之子，“美丰姿，少倜傥”，“有俊人之号”。在一次浮海从贾时，他被飓风引入一个古怪的国家——大罗刹国。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以貌取人，极其丑者被视为美之极者，为上卿；次之民社；下者邀贵人宠。最美的相国“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帘”；大夫“率狰狞怪异”，“位渐卑，丑亦渐杀”，而马骥则被认为奇丑无比，人见皆“躁奔跌蹶，如逢怪物”，篇中“畸人异形”的描写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归于情理之中。这种对现实的尖锐批判又何止一篇，《梦狼》中的白翁在梦中来到当官的儿子衙门中，见一巨狼当道，“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 墀垓下白骨如山”森然的描写让人不寒而栗，这正是现实中‘宦虎而吏狼”的真实写照。
四、恐怖叙事的艺术意味
恐怖小说以追求感官的刺激为主要情趣，以恐怖事件为主要情节，它的恐怖具有整体性。《聊斋志异》并不是一部恐怖小说集，其中大部分作品属于纯写恐怖，而另外一些作品则或多或少渗透着恐怖。
（一）纯写恐怖类
这一类小说没有实质的讽喻或揭露意义，只是关注人类的恐怖心理，设有让人心惊肉跳的悬念和危机，其中对死亡的期待和恐惧，暴露日常生活中的恐怖因素：“失落的痛苦，死亡之谜，事件的不可预知性，意向的不充分性，人类的怀疑和好奇心等，在恐怖的世界的旅行中，体验到紧张恐惧的审美愉悦。
小说中将鬼的恐怖、狰狞，写的淋漓尽致、生动周全，逼人绷紧神经。如阴惨凄烈的《尸变》，女尸“揭衾起”“面淡金色，生绡抹额，俯近榻前”“遍吹卧者三”，客一路奔号，女尸紧追不舍，及晨钟尽时，女尸抱木而僵。四指并卷如钩，刻入木中深可及甲，数人力拔乃得下，紧张的氛围读罢令人头皮发麻。再如仅二百余字的《喷水》，太夫人夜半见一头发如扫帚、冠二尺髻，短身驼背的老妪周院环走，“行且喷，水出无穷”。短而惊悚的情节，凄森神秘的月黑之夜使小说始终保持着恐怖的张力。再如《咬鬼》中的某翁，昼寝时有女鬼穿凶服入其家，压其腹上，用气寒透骨的冷喙嗅人面，某翁趁机力咬鬼面，齿没于肉，鬼因痛遁逃之后，翁俯嗅鬼血“有如屋漏之水，腥臭异常，数日口有余臭”，恶心、畏惧、无所遁逃，简单的情节却完整曲折，鬼的狰狞已跃然纸上，让人魂惊梦魇。再如《山魈》中象征死亡之力的鬼怪，“面似老瓜皮色”，“张巨口如盆，齿疏疏长三寸许”。《缢鬼》中妇人自缢死后，其鬼魂妆讫结带，从容受缢，一着带，目即含，眉即竖，舌出吻两寸许，颜色惨变如鬼，“盖不知己死也”，如此种种。这一类故事不注重主人公的身份地位，贵贱与否，仅仅表现人类对未知的东西感到的危机和威胁，激发本能的求生欲望，而后用死亡否定生存，给人沉重的打击，迸发恐惧深力。正如《聊斋•自志》中所言“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眉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7]，是纯粹的视觉恐怖。
（二）透露出恐怖类
恐怖的审美情趣是《聊斋志异》审美价值的一个方面，恐怖情节也成为作品中许多篇章的一个部分。这类故事一般篇章较长，情节复杂，篇末附有异史氏言，往往渗透着作者的孤愤精神和教育劝惩内容，艺术水平也很高。《聊斋志异》中有恐怖趣味的小说大致可分为四类：讽喻世情、歌颂爱情、宗教劝惩、异闻笔记。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悲惨的生活、黑暗的现实、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贫乏，迫使他不得不寄希望于另一世界。蒲松龄在《题吴木欣班马论》中说：“男儿不得志，歌声出金石耳”，他把《聊斋志异》当作宣泄孤愤、讽喻世情的工具，“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于此，亦足悲矣”[8]。蒲松龄一生曲折贫困，虽有经世热情和功名心，奈何科场弊端种种，数十年的奋斗挣扎却只考中秀才，于是他写叶生变成鬼也去赴乡试，终于考中孝廉。写马骥容姿冠绝，才华横溢，却在罗刹国被诬蔑为奇丑无比的怪物，这里寄寓着蒲松龄对科场蹭蹬的隐痛，马骥终于在龙宫获得应有的待遇，成为驸马，这也正是蒲松龄心中的理想世界。篇末的异史士慨叹：“呜呼，显容富贵，于海市蜃楼之中求之耳！”百般无奈化做一纸荒唐书。社会黑暗动荡，百姓难达圣听，蒲松龄“感于民情，以凄恻欲泣”，于是梅女化厉鬼向贪官索魂，聂政于千百年后仍侠气冲云为民除害。席方平“忠孝志定，万劫不移”，昭雪父亲的冤案，异史士言：“异哉席生，何其伟也！”
《聊斋志异》中表述爱情部分与以往小说有很大不同，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鬼魂或山精木魅等异类，开始进入故事的环境也令人不寒而栗，大多是古墓、灵柩停放之处，或月黑风高之夜。人鬼疏途、冥婚之恋的恐怖意象将气氛变骇紧为竦奇。然而正是这时的恐怖艺术恰恰不恐怖，恶的表面下是善的本质，并最终实现人性的回归、提升。《聊斋志异》中的人与异类之恋往往缠绵哀婉，悲凄入骨，于是有神秘柔媚的聂小倩，聪慧灵动的幻狐小翠，意痴行狂的霍桓，坚贞不笃的黄生和香玉，“情之至者，鬼神可通！”“怀之专一，鬼神可通”，这种恐怖的缓慢释放，恰使人在欣赏之余归于平静，重获人生的激情。
人类对鬼魂的信仰确实是比较古老的，魏晋六朝时期拂教的传入又引入大量的灵魂不灭，因果循环等思想。蒲松龄的一生力图将三教合一，《聊斋志异》中的部分篇章的宗旨就是宣扬宗教思想、劝惩世人。如《僧孽》、《元少先生》、《柳氏子》、《阎王》、《金生色》、《李伯言》等，作者有意营造恐怖气氛，丰富恐怖情节，描写凶残的场面，来“恐吓”读者，这种不遗余力的展示正是为达到劝惩教化的目的。蒲松龄相信天运循环论，相信所谓宗教，他说“天地之始终，犹一人一物之始终”。[9]蒲松龄相信因果报应在人的思想中的作用，他说：“且试于平心静气之中，冥然公念曰：“若某事宜得某报，即此宜得之公心，饭馆内视，而九幽十八狱，人人分明见之矣。 都万状，何谓渺冥哉？故东岳魍魉，故所以惕小人；而北门锁阴，乃所以防君子。”[10]
异闻笔记类多写自然怪异等现实性异闻或鬼怪幻诞异闻，如《小猎犬》、《小官人》、《大蝎》、《蚰蜒》，一般比较短小，缺乏故事性，与鬼怪灵异类颇为相似，而《查牙山洞》曲折幽深的意味，更似于恐怖性的山水游记。
同任何一种审美形态一样，残酷美学总是有着奇异的吸引力，恐怖艺术的产生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哲学思想作基础，它成为人类文化心理沉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恐怖的审美也同《聊斋志异》的其他审美感受一样是其独特的一面，不可忽视，不可小觑。
注释:
[1]于天池.中国恐怖小说与《聊斋志异》的恐怖审美情趣[Ｊ].文学遗产.2002：66
[2]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7：82
[3]浙江古籍出版社.山海经•海外西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157
[4]、[5]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902、627
[6]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蒲松龄集刊•第一辑[C].济南：齐鲁书社,1982：25
[7]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0
[9]、[10]于天池.蒲松龄与《聊斋志异》[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96、99
参考文献
[1]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2]吴组缃等.聊斋志异•艺术欣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3]陈炳熙.聊斋境界[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4]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聊斋人物论.[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
[5]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聊斋志异鉴赏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于天池.蒲松龄与《聊斋志异》[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7]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9]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蒲松龄集刊•第一辑[A].济南：齐鲁书社,1982
聊斋志异的恐怖美
聊斋志异的恐怖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