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
聂华苓聂华苓，女，美国华裔作家，1921年生，湖北武汉人。1949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一九六四年，由于“自由中国停刊”事件，聂华苓离开台湾，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于世界文化交流，一九六七年更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前往爱荷华大学进修创作。
聂华苓聂华苓的作品以深邃的历史感表现现代中国的沦桑变化，抒写台湾中下层人们的乡愁和海外浪子的悲歌。创作坚持“溶传统于现代，溶西方于中国”的艺术追求。
著名旅美女作家聂华苓的回忆录《三生影像》（新版）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以旧作《三生三世》为底本，增加了284张珍贵的人物照片，生动地展现了聂华苓“仿佛活了三辈子”的传奇经历。连日来，回到故土的聂华苓先是做客新浪读书频道与网友交流，后又呼朋引伴，与邵燕祥、莫言、刘恒、李锐、蒋韵、苏童、余华、毕飞宇、迟子建等人19日相聚三联书店，畅谈自美国爱荷华别后的情愫
■谈写作缘起
知识分子的生存历史
此次出版的《三生影像》是从2004年出版的《三生三世》脱胎而来。书中，聂华苓根据她在国内求学、台湾写作并遭政治迫害和在美国主持“国际写作计划”的经历，分为三个部分：“故园(1925—1949)”“绿岛小夜曲(1949—1964)”“红楼情事(1964—1991)”。
与《三生三世》最大的不同是，新书收录了284张首次公开的人物照片。每张照片里都包含一个故事：母亲结婚后才发现丈夫已有妻室；爷爷有过好几个相好却只有奶奶；前夫没有给聂华苓带来幸福婚姻却留下了两个女儿；与诗人安格尔一见钟情并结为连理等。更多的，是读者或熟悉或陌生的作家：穿着奇大的特质皮鞋的夏衍、刚刚平反的艾青、中美建交后第一位去美国的中国作家萧乾、大声讲“我喜欢Paul”的丁玲、在监狱里理直气壮的陈映真、羞涩的王安忆、爽朗大笑的王蒙等名人百态。聂华苓说：“这些照片，刻录了那时那刻的喜怒哀愁。”
今年83岁高龄的聂华苓介绍，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就建议她出一本传记，但她觉得还不是时候，她连自己到底是哪儿人都还没搞清楚。“2001年以后我才开始写，最初我真的没想出书，就是一天天写，追溯我的一生。等到我写完这一篇篇文章后，我突然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了——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聂华苓认为，该书是她对于20世纪一个时代的记忆，“同时它还是一个作家的历史，一个女人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渴求生存的历史。它铭记着现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上演了‘中国人处境的荒谬性’。”
■谈《自由中国》
如鱼得水的工作时光
在新书“绿岛小夜曲”一辑中，聂华苓畅谈了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在由胡适和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工作的经历与感受。“那时，我是编委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其时最大的乐趣，并不知不觉影响了我一生。”
回忆那段时光，聂华苓不禁感慨万千，“我在那里一共11年，我的个性得到了尊重，工作如鱼得水，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等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为人的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后，当我在寂静的鹿园写回忆文章时，心中依然充满感动。”1952年，胡适辞职，聂华苓对此表示：“我心里想他还是支持《自由中国》。”1960年9月4日，社长雷震等4人被抓，《自由中国》被封，雷震获刑10年，聂华苓被迫远走他乡。
■谈丈夫
一见钟情来生再续缘
在《三生影像》中，聂华苓不吝笔墨地谈到了自己的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回忆了他们两人与众多作家之间的交往。
1963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在台湾的一次酒会上相识，其时她已在台湾文坛小有名气。“就在那场酒会上，安格尔转头望着我，仿佛是一见钟情。”在相识相爱八年后，他们于1971年结婚。“跟安格尔在一起，最大的幸福是我们很能沟通，有谈不完的话。我们俩都是第二次结婚，对婚姻有经验了，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首先要彼此相爱，然后互相体谅，这才是关键。”聂华苓说，“有朋友对我讲，你以前的照片总是愁眉苦脸的，但跟安格尔在一起照相都是笑的，都很开心。”
1991年，安格尔在去欧洲的途中病逝，“真是天翻地覆，我也倒下了。2003年，在他去世12年后，我居然写出了《三生三世》，也是死里求生挣扎过来的。”聂华苓说，现在的生活似乎是老样子，很生动，很丰富，但没有安格尔的日子，回想起来似乎只是一片空白。“也许，那份情缘完不了，也许有来生，也许有天堂。”聂华苓颇感惆怅。
■谈“国际写作计划”
敏锐王安忆最引人注意
1964年，聂华苓以作家身份来到美国爱荷华，担任安格尔创办的“作家工作坊”顾问。聂华苓说：“去之前我不知道会留下来，到了那儿以后我也不知道会留下来。”
在“作家工作坊”期间，聂华苓感受到了爱荷华当地人对作家的尊重：“对于搞写作的人来讲，在爱荷华生活非常自在。”后来她鼓动安格尔：“我们不是学生，又不是美国的作家，我觉得你应该专门为外国作家办一个写作计划。”两年后，安格尔将“作家工作坊”改为“国际写作计划”——每年9月至12月，“国际写作计划”提供全部经费，邀请世界各国作家到那里从事创作活动、研讨有关文学问题，直到今天。该计划让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在内的世界各地作家在爱荷华度过了令他们难忘的愉快时光。丁玲、王蒙、白先勇、余光中、茹志娟、王安忆、阿城、冯骥才、张贤亮、苏童、李锐、蒋韵、余华、莫言、刘恒、迟子建等中国作家，都曾是该计划的受邀作者。也是在那里，海峡两岸的作家首次实现了面对面的思想交流。
聂华苓印象最深刻的是1983年去的一批作家。“那年从大陆来的是吴祖光、茹志娟、王安忆，台湾的有陈映真、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潘耀明宽厚，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扎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七等生风流去了。其他几位常到我家来，谈笑之中皆见性情，甚至透露政治意味。”这样的热闹一直持续到今天。在19日的聚会上，北大教授、专栏作家胡续冬透露将于今年秋天赴爱荷华接力“国际写作计划”。
作家余华在看了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的回忆录《三生影像》后说：“让小说家们怀疑自己虚构小说意义何在。从现在开始，10年内我不能再读传记了，要不然我又写不了小说了。”小说家说话不免有点儿夸张，但《三生影像》
的精彩是毋庸置疑的。
《三生影像》以旧作《三生三世》为底本，内容大幅增加，编排也大加改动，还加上了280多张珍贵的旧照片，更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聂华苓“仿佛活了三辈子”的传奇经历。所谓“三生”是指作者人生经历中的三个阶段：故园(1925~1949)、绿岛小夜曲(1949~1964)、红楼情事(1964~1991)。1925年，聂华苓在汉口出生，从那时起，她就开始了传奇的旅程，辗转于中国内地、台湾和美国三地。其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人惊叹。
1949年，聂华苓和家人去了台湾，被朋友介绍到由胡适和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编辑部工作。她说：“那时，我是编委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其时最大的乐趣，并不知不觉影响了我一生。”回忆那段时光，聂华苓不禁感慨万千：“我在那里一共11年，我的个性得到了尊重，工作如鱼得水，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等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为人的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后，当我在寂静的鹿园写回忆文章时，心中依然充满感动。”特别是雷震先生，身上体现的是“诚、真、敢、厚和倔”，真可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52年，胡适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义，剩下雷先生孤军奋战。为了补助《自由中国》的经费，雷先生夫妇卖掉了金山街的大房子。由于杂志代表民众的呼声，众多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和年轻人常常带稿子亲自来找雷先生，倾诉他们在台湾所遭受的政治迫害，雷震一时间成了“雷青天”。杂志不断发展，而雷先生自己却因此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丢掉了政府官员职务。1960年9月4日，雷震、傅正等人因“叛乱”罪名被捕，《自由中国》遭国民党查封，雷震获刑10年。从此，聂华苓被迫远走他乡。
聂华苓到美国生活后，仍然惦念着台湾的非凡经历。或许是为了让《自由中国》这一传统能继续下去，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与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每年的9月到12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相聚在一起，自由畅谈文化。在这个活动中，聂华苓寻找过诗人艾青，拜访过小说家沈从文，也接待了丁玲、王蒙、白先勇、余光中、茹志鹃、陈映真、柏杨等两岸作家。聂华苓印象最深刻的是1983年来的一批作家：“那年从大陆来的是吴祖光、茹志鹃、王安忆，台湾的有陈映真、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吴祖光诙谐，茹志鹃沉毅，潘耀明宽厚，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扎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七等生风流去了。其他几位常到我家来，谈笑之中皆见性情，甚至透露政治意味。”这一段历史，见证世界作家尤其是两岸作家交流的历史。
聂华苓的这一段回忆不禁使人联想起当年在雷震家聚会的场景。雷先生当年卖掉大房子，搬到郊外居住。在那里，雷先生经常邀请作家朋友们来相聚，聂华苓因此认识了柏杨、林海音、高阳、夏济安等人。后来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威胁迫害，作家的这种聚会也就烟消云散。而当时这种聚会的精神，却深深地留在聂华苓的心里。聂华苓在美国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正是那种聚会的精神的自然承接。
聂华苓女士是一位清明的作家，更是一位有着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她的传记是一部个人史，更是现当代中国苦难历史的一份见证。
聂华苓她的新著《三生影像》的扉页写道：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树干在台湾，枝叶在美国。”
而熟悉聂华苓的作家李锐在形容他所知的聂华苓时说：“她是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一句，果实在全世界。”
87岁的聂华苓7月从美国到北京省亲，同时参加三联出版社为她组织的《三生影像》出版签售活动。在三联书店她和数十位专程从各处赶来的作家聚会，被视为中国最具创造力的作家围聚在她的身边，他们表达着对聂华苓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访问聂华苓是在北京清华大学一幢公寓楼里。按照约访的时间，我等候在她下榻的公寓的客厅。
稍顷，聂华苓身着一袭淡绿绣花旗袍，一双淡绿绣鞋出现在客厅。她的举止优雅，态度温和。
长江的根叶，台北的树干
聂华苓从小生长在长江边，她的青春是和长江联系在一起的。
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她的行旅足迹踏遍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聂华苓在江上生活的时代，也是中国战乱频仍的时期，后来她随同家人辗转迁徙台湾。
在台湾她由一个进步女青年成长为知性女作家，改变她人生道路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雷震。
雷震时任《自由中国》的主编，聂华苓被邀请在《自由中国》做文艺编辑。
“1949—1960年，为了制造一个和平、合法的社会，雷震公开出刊批判当时蒋介石的连任及蒋经国的特务和军队组织。1961—1970年他陷于牢狱之中，1971年出狱后被监视期间依旧批评当局、声称要民主。包括雷先生在内的一些人都是大陆以外最好的中国头脑，他们那种不畏强权敢作敢为的风骨对我的影响很大。”
对聂华苓产生影响的还有胡适和梁实秋：“从先生那里知道了许多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的事情,当时五四时期的书在台湾都是禁书，我和林海音等就去请教梁先生，他跟我们说徐志摩、沈从文以及他与鲁迅的笔战，我就是在那时看了沈从文的《湘西散记》和鲁迅小说的。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开玩笑问他冰心是不是很美？他答不错，我们就趁机起哄：那你一定是喜欢她对不对？”
由于家庭和个人情感的变故，聂华苓远别亲朋师友，从台湾转道美国，开始她新的生活和新的事业。在美国的最初岁月中她收获了爱情，然后又创建了带给她终生荣耀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作家莫言曾经在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有过短暂访问。在忆及那段珍贵的时光时，除了怀念爱荷华的自然景色，对聂华苓的个人魅力也赞赏有加：“她虽然已经从“国际写作计划”退休了，但是她依然是爱荷华国际笔会的忠实会员，一直在发挥巨大的感召力，而且还在具体地做一些工作。在她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人，有很多人是普通的市民，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画家，从事各种各样工作的人，他们都把聂华苓老师作为他们的领导力量。她宴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以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国际写作笔会很不容易，他们每一笔钱都要自己筹集，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一起共同商讨文学，这种精神真的非常可贵。”
“完全是一个偶然，我这个人经常有莫名其妙的想法。”回顾往昔的时候，聂华苓如此说。
当时在爱荷华大学的安格尔负责“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工作，每年邀请作家到爱荷华大学写作。有一次，聂华苓和安格尔在克拉威尔水库上游船，当时她突发奇想，建议创办一个国际性的作家工作室，每年分批把各国作家请到爱荷华来，为他们提供写作条件。她的奇想使安格尔惊讶。
然而，安格尔是一个具有国际头脑的人，他最后接受了这个建议。
当然经历了许多波折，最后有了如今享誉世界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爱荷华的爱情与果实
《三生影像》书写了聂华苓在大陆、台湾、爱荷华的岁月；描述了家族、《自由中国》、“国际写作计划”的传奇故事。命运之刀截开了聂华苓这棵大树的根、干和枝叶，将她的人生分成了三个部分。全书按照她在国内求学、台湾写作并遭政治迫害、在美主持作家工作坊的经历，分为三个部分：“故园(1925-1949)”、“绿岛小夜曲(1949—1964)”、“红楼情事(1964—1991)”。
“故园”讲述了作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新旧交替的冲击，频繁战乱的逃亡，好问又迷惑的童年，热情洋溢的求学生涯。“绿岛小夜曲”则围绕《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如雷震、殷海光、胡适、戴杜衡等人展开，他们针砭时弊，不畏强权，虽然是聂华苓最黯淡的人生阶段，但也是她成长最快的时期。她思考、创作、与众人交流，感受他人的风骨和人格，为日后遍邀全球各地的作家，埋下了理想和信念的种子。“红楼情事”则记录了作者最快乐的日子，遇到真正懂自己爱自己的人，并与之一起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出色作家，为他们提供面对面交流思想的机会。
这是一个作家的历史，一个救助者的历史，一个女人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渴求生存的历史，它铭记着现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上演了“中国人处境的荒谬性”。
聂华苓女士广为人知的，除了她饮誉海内外的《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翡翠猫》、《一朵小白花》等，还有“国际写作计划”。“国际写作计划”是聂华苓女士与丈夫——美国诗人安格尔（Paul Angle）于1966年创办的文学组织，前身是安格尔主持的“作家工作坊”，先后接待过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法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伊朗、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土耳其、波兰、阿根廷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位作家。原经费由安格尔、聂华苓两人自筹，后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资助。
每年的9月至12月，“国际写作计划”提供全部经费，邀请世界各国作家到这里从事写作，研讨有关文学问题，许多作家在此度过了令他们永生难忘的愉快时光。也是在这里，海峡两岸的作家首次实现了面对面的思想交流。丁玲、艾青、王蒙、吴祖光、白先勇、林怀民、余光中、茹志娟、王安忆、阿城、北岛、张大春、冯骥才、张贤亮、苏童、李锐、蒋韵、西川、孟京辉、余华、莫言、刘恒、迟子建、娄烨等中国作家，都曾是“国际写作计划”的受邀作者。近年来风靡中国的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也曾是该计划的座上宾，他以日夜颠倒、通宵写作而闻名。1976年，24个国家曾联合推荐聂华苓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称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
除了小说一般的文字外，令读者惊喜不已的，是近三百张首次公开的人物照片。每张照片里都包含一个故事：结婚才发现丈夫已有妻室的母亲、喜欢做官却没做过官的爷爷、没有带来幸福婚姻却留下两个女儿的前夫、一见钟情并相伴余生的诗人安格尔??更多的，是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作家们：穿着奇大的特质皮鞋的夏衍、刚刚平反的艾青、中美建交后第一位来美国的中国作家萧乾、大声讲“我喜欢Paul”的丁玲、在监狱里理直气壮的陈映真、羞涩的王安忆、爽朗大笑的王蒙??这些照片，刻录了那时那刻的喜怒哀愁。
个人的经历，时代的记忆
1978年，聂华苓离开中国30年后，和安格尔、两个女儿一起回乡。
其时中美还没建交，安格尔第一次到中国，不知中国人对他这个“美帝“如何反应，但是他那个美国佬比聂华苓这个湖北人还受欢迎。他们看到他一大把年纪，将装满礼物的大箱子呼地一下从火车上铺拎下来，啧啧称赞，叫他“劳动模范”，说他粗糙的手是“劳动人民的手”。
然而使聂华苓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大陆一代最优秀的作家受到“国际写作计划”邀请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文学交流。
“国际写作计划”不是聚会，也没有什么组织。整个访问里，作家们都是很自由的。作家本来就喜欢自由自在。冬天下雪，爱荷华河上结冰，他们喜欢到冰上行走也行，爱钻到河里游泳也行。大家都是作家，自然有很多共同语言，就会常常在一起聚会，完全是自发性质。
“我们只是把他们邀请到爱荷华写作，然后找人替他们翻译成各种文字，一些出版社就会和作者联系。”聂华苓说。
“国际写作计划”实际上是一个缩微的世界。访问过爱荷华的作家刘恒说：“这个计划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人，它创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交流方式。这应该是聂华苓和安格尔先生最伟大的创造和构想。”
1990年，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总统。次年的3月22日，聂华苓和安格尔去波兰接受新政府文化部颁给他们的“国际文化奖”，安格尔在芝加哥机场突然倒下。
聂华苓和爱侣从此阴阳两隔。
在聂华苓位于爱荷华河畔的居所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书房里的电脑始终开着。她几乎天天都在那儿工作。也是在二楼，聂华苓爱侣安格尔的书房始终按他生前的样子布置着。
“我们有时候从书房门口过的时候经常要看一眼那个书房，书房正对着爱荷华河。”刘恒说。
1972年，她和美国丈夫出版了英译毛诗，台湾报刊就骂她不忠不孝，而海峡另一端，则抱以惊喜和期待；之后，她的寓所成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港口笑蜀
“有一天，PAUL突然问我：‘听说毛的诗写得不错？’”
PAUL是指聂华苓丈夫、美国著名作家安格尔。每次提到PAUL，她的语调都格外柔和。
“我就给他说，毛有些篇章的确很棒。他马上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试着译几首呢？”
聂华苓动了心。牛刀小试，居然大获成功，初译的几首毛诗在华人文学圈很快流行起来。一个偶然的即兴建议从此发展成了一个正式的事业，聂华苓、安格尔合作的英译毛诗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在美国和法国出版发行。
为了译毛诗，聂华苓不得不恶补了一把中国政治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每首毛诗都有特定的政治背景，不懂中国政治史，你就根本无从下手。”聂华苓告诉笔者。
长征的故事，延安的故事，整个红色中国的故事，就这样一步步走进聂华苓的视野，新鲜而朦胧。
“接着我就挨骂了。台湾报刊骂我不忠不孝。”聂华苓父亲死于红军的枪下，所以在台湾看来，聂华苓翻译毛诗就等于背叛父亲的亡灵。而海峡另一端，则抱以惊喜和期待。
“其实两边都对我想象过度了，把一个文学事件政治化了。”回忆这段风波，聂华苓满脸的无奈。
但无论如何，毛诗英译无意间为聂华苓开启了人生的一个通道——梦萦魂系的故园向她张开了双臂。“四人帮”垮台不久，即1978年，聂华苓重返阔别三十年的祖国。受到的礼遇之高，超乎她的想象。
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就是跟PAUL相爱；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就是PAUL的离去
相遇聂华苓，多少有些意外。刚到爱荷华就问陪同官员，有没有机会拜会聂华苓？陪同官员说，他们早已知会聂华苓，但她住在山上，刚下过大雪，路上尚有积冰，开车下山怕有危险，所以没安排。我也就不指望了。2日上午造访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陪同官员突然提示说，中午聂华苓请我们吃饭。跟写作坊负责人谈到11点，一个人推门而入，所有人一齐站了起来，我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华苓了吧。
果然不差。风尘仆仆的聂华苓显得瘦小而又精干，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握手，寒暄，然后一群人围着靠墙的安格尔铜像合影。身为写作坊教父的安格尔，微笑着，静静地坐在人群中间。
“他特别强壮。”聂华苓骄傲地回忆说：“八十年代我们买了个很大很大的微波炉，重量超过一百公斤。他从车库直接抱到二楼厨房，途中根本不停下来歇口气。”
尽管有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安格尔还是扛不住命运的闸门，而在1991年溘然西去。那年聂华苓66岁。
“从此我再也不记日记了。PAUL走了，我还有什么可记的呢？”聂华苓神色黯然地说。
两部心爱的相机也都送了人。“我很喜欢摄影。PAUL的合影照，只要没有我，一般都是我拍的。但他走了之后，我再没什么照片可拍了。”
对PAUL的记忆那样刻骨铭心，以致后来一个通灵大师主动要给她预言未来时，她竟毫无兴致：“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就是跟PAUL相爱；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就是PAUL的离去。还有什么值得我期待的，还有什么值得我恐惧的呢？”
在写作坊办公室象征性地停留了几分钟，聂华苓就招呼我和翻译随她出门。门外白雪皑皑。
“那是我的车。”她指着不远处一辆银灰色的两厢车说。那车的档次，估计跟国内几万块钱一辆的小车差不太多。
说着，抬腿就朝自己的坐驾走去：“我带你们找个地方吃饭。”
雪地挺滑溜的，摔一跤肯定不轻。我赶紧伸手把她拉住：“聂老师咱们就在这等，叫司机把车开过来嘛。”
老太太乐了：“咳，我哪来什么司机。”
翻译也笑了：“你以为是在国内呀，这里的老人都很独立，都是自己开车。”
一排排小别墅从车窗两边哗啦啦地整齐后退。爱荷华实在太小，转眼间一片一片空旷的农田扑面而来，车子出城了。很快，一条河流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爱荷华河。我们到了。”聂华苓说。
“但这里还不是来爱荷华的中国作家去得最多的地方。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
我当然只好摇头。她叹口气：
“这你都不知道呀，答案其实好简单，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我家呀。”
我们不禁大笑起来。
笑完了，老太太很郑重地向我发出了邀请：
“我不知道你下午的行程怎么安排的，但我家你是一定要去看看的。”
尽管事先有安排，吃完饭后我们还是先绕道去她家。
聂华苓家掩映在半山腰上的丛林中，背后是一片开阔的山坡，积雪像一尘不染的洁白的毛毯，丰腴而松软。山下也是一望无际的丛林，蔚蓝的爱荷华河在丛林中若隐若现，充满诱惑。
我只在楼上停留了不到一分钟，但我马上就明白了，什么叫诗意的栖居。
有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有一段爱荷华经历
1964年，29岁的聂华苓从台北飞到了爱荷华。
“飞机飞上天空，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聂华苓回忆说。“直到起飞前的最后一刻，我都有被国民党宪兵抓走的可能。”
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1949年刚逃到台湾，聂华苓的名字就跟《自由中国》杂志连在了一起，跟雷震、殷海光、胡适这一个个政治敏感词连在了一起。当她飞向爱荷华时，杂志早已被封，社长和其他三个同仁都身陷囹圄。
台湾15年，聂华苓经历了太多恐惧，跟踪、抄家、隔离如影随形，一个不喜欢参与现实政治的弱女子，却承担了太多本不该她承担的风险。也就因此，台湾岛那个泪珠般的小岛，在她意味着太多的伤感，太多的梦魇。
是PAUL把她从台湾召唤到爱荷华的。她的人生从此转轨，从一个青年作家变成了一个政治流亡者。
在爱荷华她找到了自由，更遭遇了爱情。1970年，她与PAUL缔结白首之盟，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但她仍不免常常怅惘，常常若有所失。
她到底缺什么呢？她还要找什么呢？
爱荷华可以给她自由，可以给她爱情，却并不能给她全部。那些南腔北调，越剧昆曲，粤菜川酒，却是爱荷华无法给她的。对国民党的失望，使她只能把寻根的目光投向祖国大陆。云雾缭绕的祖国大陆，给了她广阔的想象空间，她以文学家独有的方式慰藉自己无尽的乡愁，着手翻译毛诗。翻译毛诗因此何止是一个文学事件，何尝不是她叩问精神故园的一个最初的尝试？
1978年，国门初开，她便迫不及待地回去了。作为最早向全世界译介毛诗的华人知名作家，当局对她的重视不难想象。即便如此，以一个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的细腻心地，她仍隐隐地感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那种似曾相识的紧张和惶恐。她想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但这时，她不知从何做起。
“我一回去就到处打听我熟悉的那些中国作家的下落，没人能告诉我。”
28年后，坐在安寓二楼宽敞的客厅里，聂华苓追述初回故园的那一幕幕，记忆犹新。
安寓是一座两层小楼。如果说分布着卧室和健身房的一楼主要是生活区，那么分布着餐厅和客厅的二楼则是主人最重要的社交区。
老人推开通向阳台的玻璃门，“就这个阳台，那时常常举行烧烤晚会。几十个中国作家同时出席，可热闹了。”
拐角阳台又宽又长。靠墙放着一张张靠背长椅。夕阳西下。金色的夕阳洒在阳台红色的栏杆上，洒在长椅厚厚的积雪上，强烈的色彩对比，似乎折射着安寓当年的辉煌。当年那种人影幢幢、人声鼎沸的喧哗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看见那座公寓楼了吗？”老人指着山下一座方方正正的大楼说：“那叫五月花公寓。当年丁玲夫妇就住那里。他们常常晚饭后背着双手上山散步，散着散着，就突然出现在我家的楼梯上。”
丁玲是聂华苓过从最密、也是聂华苓最早请进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的中国作家之一。她在五月花公寓住了四个月。
“他们呵呵笑着走上二楼，这时PAUL会大叫一声：‘丁玲！’走上前握住她的双手。然后我们就在临河的长窗前坐下，一边磕着五香瓜子，一边谈天。”
他们谈的都是往事。那些让人伤心的往事。秦城岁月，牛棚风光，那一个个狂暴而血腥的日子，那些似乎没有尽头的苦难，是自认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聂华苓，从来不敢想象的。
当然也有美好的碎片。丁玲记忆中最美好的碎片，就是早期的延安经历。“昨日文小姐，今天武将军。”毛泽东对丁玲的这些热情赞美，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历史密码啊。
“你常去看毛泽东吗？”聂华苓曾经这么好奇地问丁玲。
“毛结婚之前我经常去。”丁玲幽幽地回答说：“但是毛结婚之后我就不去了。他们结婚请客，我也没有去。”
毛泽东跟江青的婚姻，成了丁玲与毛泽东交往的根本转折点。聂华苓印象中，丁玲特别讨厌江青。谈到江青就撇嘴。“小家子气”、“三流演员”，是丁玲评价江青的口头禅。
笔者希望她谈谈跟丁玲交往的更多细节，但老人不答应：“说来话就长了，时间不够。我送你一本书吧。”
老人拿出一本《三生三世》：“这基本上是我的一本回忆录，我跟丁玲的交往上面有写的。”
1979年初秋的一个周末，聂华苓夫妇一手导演的“中国周末”在安寓隆重揭幕，来自两岸三地，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三十多位著名华人作家，隔绝整整三十年后第一次坐在了一起。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是毕朔望，另一位就是萧乾。
“那是一天早上，我们在阳台上吃早点。PAUL突然想起来，说：两岸一直不通，我们来把他们搞通好不好？”
那时中美刚刚建交，两国关系正在蜜月中。美国朝野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关注。台海两岸动态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说，我们不是政治家，怎么去搞通啊？PAUL说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我们是文学家呀，文学家有文学家的方式。”
PAUL雷厉风行，马上开始化缘。他在爱荷华极富声望，当地银行和企业都愿为他慷慨解囊，钱根本不是问题。“中国周末”，即以中国文学为主要议题，以沟通两岸中国作家为主旨的文学聚会，很快就完成了全部筹备。
9月14日夜，全体来宾在安寓二楼会合。来自中国大陆的两位作家，毕朔望和萧乾，立刻成了整个聚会的中心。聂华苓回忆当时情景说：
“那时大家好激动。大家都没去过大陆，来爱荷华都是为了见大陆作家，尤其是为了见萧乾。”
刚刚获得平反的萧乾，第一次重返国际舞台，举手投足无不儒雅风流，但也特别谨慎。会上其他作家都是即兴发言，即兴吟咏，萧乾发言则基本不脱稿，而且稿子写得很板正。显然，他并没有完全走出阴影。
萧乾在爱荷华大学逗留了四个月。继萧乾之后，中国作家联袂而来。1980年艾青，1981年丁玲，1982年王蒙，1983年王安忆、茹志娟，以及陈白尘，汪曾祺，余光中，杨牧，王文兴，白先勇，吴祖光，张贤亮，邵燕祥，冯骥才，谌容，白桦，阿城，北岛，余华，刘索拉，苏童，刘恒，李锐，迟子建……，但凡有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有一段爱荷华经历。他们来这里写作，旅行。爱荷华大学还会给他们配英文助手，把他们的作品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7年国际写作坊问世以来，接待了来自36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作家，其中，台海两岸的中国作家就多达100多名。国际写作坊既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成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港口。
安寓是写作坊的产房，也是写作坊的护生站。但时间无情，曾经车马喧嚣、风云一时的安寓，终于不可避免地沉寂了。
“没钱了，请不起作家了。”聂华苓不无遗憾地告诉笔者。“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还在想办法。”2001年，已经中止一段时间的写作坊重新启动，资金来源主要是聂华苓等人的个人捐款。这当然很有限，写作坊因此只能勉强维持。
“但无论如何，我们要保证每年至少请一个中国作家来爱荷华。”聂华苓说。这时的聂华苓，满身夕照，看上去仿若一尊铜像。
她把12万美金的支票扔进了垃圾筒
见到聂华苓之前，有朋友断断续续跟我谈到过她。大致的意思是说，现在海外知识界对她偶有一些批评。海外知识界对当代中国的印象，一定程度上得自两位华裔女作家的介绍。一个是韩素音，一个就是聂华苓。但现在看来，这两位对当代中国的介绍未必十分准确。她们的介绍可能太理想化，往往误导了读者。
说实话，我在这方面并无研究，也就很难论断是非。但假设确有其事，那么我宁愿相信，那仅仅是因为当代中国过于纷繁复杂。聂华苓本来就是作家，容易幻想；更何况长期定居美国，很大程度上已经美国化了，人性比较简单，无法理解东方社会的莫测风云。
如果说在出席晚宴之前，我的这种判断还只是一种推断，经过了那次晚宴，我就不能不承认我的那种推断简直就是先见之明了。
那次晚宴，也可以说是一次小规模的两岸三地作家的聚会。聂华苓的朋友，即另外两位女作家，一个来自台湾，另一个来自香港，我则来自中国大陆。大家都是素昧平生，但因为聂华苓，大家一见如故，海阔天空地说啊，笑啊，闹啊。
“你们知道PAUL去世时最担心我什么吗？”
聂华苓突然神秘地问。马上又自问自答：
“他最担心的是我不懂钱。所以去世前他专门指定了一个银行官员，给我的私人财产把关。我要多用一点钱，都要那个官员批准才行。”
Y君连连点头：“好，好。像你这种没心眼的人啊，是得有人为你把关，要不你太容易上当了。”
“是啊。他在的时候，我几乎从来不摸钱。等他走了，钱不能不经我的手了，我还真不习惯。有一次，我差点就丢掉了12万美金。”
“啊？”所有人一齐睁大了眼睛。
“那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有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一张单据，还以为是哪个商家的广告单呢，没多看就扔进了垃圾筒。到了中午我想起来这事，觉得好像不对劲，又把那张单据从垃圾筒里拣出来。但我怎么也看不明白，后来请教一个朋友，才知道那是银行寄来的12万美金支票。原来是PAUL的胞弟去世之前，从他自己的遗产中划了12万美金给我。”
“可他为什么要送12万美金给我呢？我始终没想明白。他在的时候，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啊。”
A君明察秋毫：“那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估计他觉得你挺老实挺善良的，不愿你这种人吃亏呗。”
大家都说有理。聂华苓这时叹口气：
“不过呢，我好像还真丢了一次钱。我从来没对人讲过的。”
大家赶紧怂恿她讲。
“就是那个通灵大师，有次求我，说她想在她家附近开个店，但本钱不够，能不能借钱给她？我问差多少？她说差三万。我就给了她3万。但这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我的银行官员一再写信催她还款，她也不回信。”
“天啊，你怎么这么傻啊。”Y君又气愤地大叫起来。
“我就知道你要责备我。”聂华苓后悔地说，憨憨的像个十来岁的小女生。
“我倒不认为聂老师做傻事。”这时A君出来打圆场了。“我对那个大师还算了解。她要开店是假话，但她急需用钱是真的。她的儿子摔残了，没保险，上医院要花二十多万美金。她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就只好到处找钱了。”
“可也不能这么找钱呀。纯粹就是骗子，大骗子。”Y君犹愤愤不已。
“也不好说人家一定就是骗子。其实那个大师人挺好的。”A君说。
聂华苓完全认同A君的判断。“她真挺好的。3万块钱给了就给了，就算是我捐助她。”
“是啊。只要用到该用的人身上，那3万块钱就不算冤枉。聂老师没白花钱。”A君马上接过话头。她跟聂华苓就这么彼此唱和，气得Y君直瞪眼。
话题就这样围着一个“钱”字打转。聂华苓突然想起来前两年的大陆之行。“大陆人好像正在富起来？”她回过头问我。我点点头：“部分人是这样的。”
“但是，好像人心也比以前乱多了。”我又点点头：“大致是这么个情况。”
聂华苓接着谈起她1980年的大陆之行，那次大陆之行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跟PAUL跑了16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狂看地方剧，川剧，昆曲，秦腔，河南梆子，越剧，汉剧。真是大开眼界，好过瘾好过瘾。”
聂华苓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大陆同胞的精神状态，那种解放的感觉，那种畅快的感觉，那种青春的朝气，“真让人震撼！”聂华苓感慨地说，“那样子要能维持下去，中国真不得了！”
“但是以后我回去，就变了，越来越变了，现在更是完全不同了。现在当然也有好的一面。经济好了，总不是坏事。不过……”
说到这里，聂华苓显然有些犯难。这时所有人都停止了争论，等着聂华苓讲话。聂华苓想了半晌，终于还是决定说下去：
“不过，中国人传统中好的一面，尤其八十年代初纯真的那一面，理想的那一面，都丢掉了也好可惜的。现在人们好像只追求钱。人对人的信用，人对自己的要求，好像都下降了。传统中好的东西好像都在消失。把自己的生活搞好就行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个好学校就行了，其他不用管了，国事天下事都不要管了。改善生活这当然很好很好……不过……我真的很着急的。”
聂华苓再也说不下去了。席间一片静默，令人压抑的静默。突然，响起一片掌声。
日前，聂华苓出版自传《三生影像》，新书发布会上，当代大陆作家们纷纷发言谈论自己在爱荷华的经验及与聂华苓的交往。莫言去了，李锐去了，苏童、迟子建与毕飞宇特地乘火车赶去北京，隐瞒着聂华苓，只为了突然去敲她的门，给她个惊喜。
我曾在爱荷华居住三年，临离开时，才与聂老师熟悉起来，偶在她厨房外的原木餐桌旁，谈论文坛旧事，至夜半而不疲。
她一生阅历丰富，但宽厚平和，直率坦承，有晶莹透明之美。
她偶尔会指着旁边的椅子说：“丁玲那时坐在这里”。或：“迟子建我们俩坐在这里喝酒，说说笑笑，可投缘了。她说她妈如果看见了肯定会嫉妒”……眼前便恍然出现两人雪利酒在手，畅快大笑的样子。窗外山丘，茂树掩映间，有鸟休憩，有野兔溜过，有鹿散步，这是她文章中屡次提及的“鹿园”。鹿园旁边，那栋方方正正的小楼，就是很多来过爱荷华的中国作家的住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丁玲等作家来爱荷华时，就住在“安寓”之下的“五月花”公寓，常常饭后踱几步，上来说笑。如此放松状态，延续至今日。数年前，仍在爱荷华时，深秋某晚，与以英文写作的作家朋友李翊云去访聂老师，时国内作家李锐、蒋韵、西川和孟京辉受邀去访，大家围桌而坐，享受聂老师提供的起司及点心，谈诗论文，不时辩论起来。聂老师微笑旁观，如宽容的长辈分享着后辈的活力。
之前去爱荷华的大陆作家们，多数英文程度不能与其他国家作家交流，故形成以母语为“官方语言”的亲密交往小群体，李锐和蒋韵阅读自己的小说片段，西川读诗，孟京辉放映自己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大家互相捧场，因短暂密集而心无杂念的交往，他们回国后大都维系着亲密关系。
苏童在聂华苓的餐桌旁品威士忌、白兰地、杜松子酒，毕飞宇与娄烨在那里抬杠，“安寓”不远处的爱荷华河畔，余华在清晨独自吸烟沉思，喂野鸭。河边野鸭，被好心人们喂得懒了，冬天也不迁徙，赖在发电厂附近，有时从垃圾箱里觅食。后来李锐特地忧心忡忡说，不该喂它们，这样违反自然法则……
之后，去爱荷华的大陆作家为莫言、唐颖、张献和陈丹燕。上海作家英文略好，与其他国家作家有更多交往。有位希腊作家就与中国作家们混在一起，学说上海话“十三点”，央唐颖为他介绍位中国姑娘为妻……美国生活细节对唐颖小说中的他乡描述不无裨益（尽管她之前在纽约生活过）；陈丹燕当时有意写书，关于多年前发生的爱荷华大学物理系中国学生卢刚的悲剧事件；剧作家张献则孜孜不倦去图书馆查找和复印西方戏剧资料，准备带回国学习传播，又为“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活动拍纪录片，人缘颇佳。
从聂华苓的角度来看，“国际写作计划”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爱荷华的中国作家的影响，远胜对当代作家之影响。因为2000年后去爱荷华的中国作家，大都已见多识广，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应邀前去的作家，经过半世纪与西方隔绝后，有的初出国门，或是“大右派”，如丁玲，王蒙，萧乾，艾青，张贤亮，吴祖光……在西方所见所感的第一手经验，影响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聂老师与安格尔也曾大力帮助当时被台湾政府迫害的台湾作家、“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映真。汪曾祺笑称聂华苓喜欢交往“台湾的左派，大陆的右派”。
上世纪六十年代，聂华苓于爱荷华河上一艘小船上的狂想，经她与安格尔苦心经营变成现实，迄今为止，已有一千二百多位世界各国作家受邀参与“国际写作计划”，华人作家获邀数量最多，有一百多位，大部分由聂老师斟酌、提名。有时经费短缺，她与爱荷华大学几位华裔教授凑了资金，资助中国作家前来，她说，“我是一棵树，我和Engle做的‘国际写作计划’就是我的果实。”
1990年，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总统。1991年3月22日，聂华苓夫妇去波兰接受新政府文化部颁给他们的“国际文化奖”。在芝加哥转机时，Engle在机场遗失了聂华苓送的爱尔兰鸭嘴帽，转身去找。登机时间到了，还没回来。聂华苓拖着大包小包去找爱人，找到了，只是高大的他已轰然倒下。送到医院不过十来分钟，相濡以沫的两个人，便阴阳两隔。
那一年，聂华苓66岁。“从此我再也不记日记了。PAUL走了，我还有什么可记的呢？”
曾有通灵大师要给她预言未来，她毫无兴致：“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就是跟PAUL相爱；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就是PAUL的离去。还有什么值得我期待的，还有什么值得我恐惧的呢？”
■精诚合作：毛泽东诗词首次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
聂华苓和Paul一路走来，留下太多记忆，绝大多数关乎文学，文学圈的人津津乐道，圈外却知之寥寥。但有一桩事，却曾举世关注——1972年，两人“精诚合作”，翻译出版了英译毛泽东诗词，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
受关注的程度，是聂华苓不曾想到的。当时，台湾报刊上有人骂聂华苓不忠不孝，“父亲死于红军的枪下，所以在台湾看来，我翻译毛诗就等于背叛父亲的亡灵。”而海峡另一端，则抱以惊喜和期待。
其实，他俩动手翻译毛诗，纯属偶然。
“我到美国后才接触到毛泽东诗词，在台湾看，早就被抓起来了。看了我很喜欢，尤其喜欢他写感情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什么的。”有一天，聂华苓正在厨房做饭，“很简单的饭菜，我不是一个好厨师。”这时，诗人丈夫突然问她：“听说毛的诗写得不错？”聂华苓说是。丈夫说，你翻两首给我看看。“我就翻了，一点政治目的都没有。纯属自娱自乐。也没想过发表。我记得我翻了《蝶恋花》。”
据她回忆，翻译的过程并不轻松。“毛泽东的诗本身不难翻，只是，他的四行诗，往往就是一段历史，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不懂中国政治史，你就根本无从下手。”聂华苓恶补了一把中国政治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牛刀小试，竟被朋友把风声吹到了纽约一家知名出版公司。“他们打电话来，想出版我们的翻译稿。我们说好啊，那么大的出版公司。美国出书要代理商，我们没有，也就没有通过代理商，自然没想到讨价还价。没赚到多少稿费。”
夫妇俩合作的英译毛诗1972年在美发行，后来又转译推出了法文版。“那一阵子，西方对毛有兴趣。”
■活文学史：我们不是来交锋，而是来交流，来互相了解，互相认识
作家刘恒说，所有的灾难，都跟隔绝有关；而聂华苓所做的，是用交流对抗隔绝。
1942年，PaulEngle接掌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这其实是二次大战遗留下来的铁皮营房，谁也不曾想到此后会发展成美国文学重镇。1967年，Paul和聂华苓一同创立“国际写作计划”，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提供交流机会。
1979年中美建交。
一天早上，夫妇俩在阳台上吃早点。PAUL突然说：“两岸一直不通，我们来把他们搞通好不好？”聂华苓说：“不是政治家，怎么去搞通啊？”PAUL说：“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是文学家呀，文学家有文学家的方式。”
1979年初秋，聂华苓夫妇制造了一个“中国周末”——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欧洲的三十多位著名华人作家，在1949之后第一次坐在了一起。聂华苓对大家说：“我们不是来交锋，而是来交流，来互相了解，互相认识。今天不可能得到任何具体结论，我们现在这一刻在一起，那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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