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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耍孩儿剧种的起源，民间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汉元帝时，昭君王嫱出塞和蕃，出了雁门关，眼前一片荒凉，倍感思念家乡，因而哀恸欲绝，泣不成声，直到嗓音嘶哑，还是哽咽不止。后人为了纪念昭君，模仿她的悲切哭声，编成哀惋歌词进行演唱，几代辗转流传，遂成该剧。另一说是：唐明皇生下太子啼哭不休，集梨园子弟唱曲取乐，以逗太子止泣，所唱各曲均不奏效，唯唱此曲后，太子转悲为喜，破啼一笑，唐明皇随即命名此曲为“耍孩儿”。传说毕竟只是传说，据有人专门考证，该剧种真正起源于元代，与元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应县北楼口关王庙戏台题壁记载：“大清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有耍孩儿班到此一乐。”由此可见，耍孩儿的形成时间至少也在道光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康乾时期。一开始，耍孩儿只在应县、怀仁一带活动，后来演出活动区域逐渐扩大，南到忻州地区，北至同绥铁路，直到黄河后套一带。据说，大约在清末光绪年间，耍孩儿的艺术已发展到鼎盛时期，此时同地区各戏曲班社如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兴起，每个班社互相竞争，表演艺术飞快提高，班主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互相之间经常举行比赛，俗称“唱对台”。当时，耍孩儿班社如果和其它戏曲班社“唱对台”，则往往是耍孩儿班子取胜。 建国后，业余耍孩儿剧团蓬勃兴起，1953年，山西省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时，由名老艺人辛致极(艺名“飞箩面”)赵真和田禾等演出《扇坟》和《送妹》，引起文艺界重视。1954年，便由怀仁县组织起一个耍孩儿戏剧团，团内集中了辛致极等十几名艺人和二十多名男女青年演员；三、五年后便培养出小旦薛国志(艺名“小飞萝”)，小生孙友、刀马旦张俊兰等一批优秀青年演员。之后又成立了应县耍孩儿剧团，由于应县耍孩儿剧团成立时间长，不断整理改革，长年流动演出，在群众中影响大，所以，以后把雁北的耍孩儿戏称为应县耍孩儿戏。
唱腔与音乐伴奏十分和谐也是耍孩儿的又一特点。耍孩儿发声方法，使外地人乍一听起来很不习惯，说它发声不科学，但听惯了以后，觉得越听越爱听；作为当地人来说，这种唱腔是十分喜闻乐见的，好像是不用后嗓子唱就过不了“戏瘾”似的。所以解放以后，有些文艺工作者试图改革耍孩唱腔，变后嗓子演唱为前嗓子演唱，取消了耍孩儿的基本特点，结果观众很难通过，唱腔改革者不得不谨慎从事。 耍孩儿的唱腔属曲牌体，名为“平曲子”，有“本体”、“主插体”、“异体”三种结构类型。以“正曲”（即正板或慢板）为骨架，嵌入“喜钹子”、“苦钹子”、“倒三板”、“半钹子”、“垛钹子”、“梅花钹子”和“串儿”等曲调，组成一整套唱腔，吸收了梆子戏的[介板]和[滚白]等板式。使板腔体中的东西，和耍孩儿的唱曲混为一体，转换自如，不露痕迹。 耍孩儿主体唱腔“正曲”（又名平曲子）有八句三段式的严格规范，且要求四、七句倒辙，第五句末一定平声押韵。其唱腔特点是：发声使用后嗓子，听起来深厚、质朴；唱词前带衬字咳腔，便于把观众引入自己的音乐感受区域，给词意的表达奠定良好的基础，下句的咳腔则不只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且在抒情上可补上句之不足；唱词处理上常用重叠手法。 耍孩儿传统的伴奏音乐分文、武场，文场以板胡、笛子为主要伴奏乐器，音调旋律欢快活泼，婉转嘹亮，武场则使用大锣、小锣、鼓、钹等。音乐伴奏与唱腔紧密结合，显得十分和谐。耍孩儿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唱腔发声使用后嗓子，声音从喉咙后部挤压发出，先咳后唱，以特殊的音色造成浑厚有力的音响效果。
耍孩儿有自己的传统剧目，其中代表性的有：《狮子洞》、《刘家庄分家》、《七人贤》、《千里送京娘》、《白马关》、《三孝牌》、《金木鱼》、《打佛堂》、《对联珠》、《翠屏山》、《过街楼》、《还魂传》、《绣鞋证》、《洪门寺》等。 解放以后，大同市只有一个耍孩儿专业剧团，农村业余剧团则不计其数。
应县耍孩儿剧团对耍孩儿戏的“推陈出新”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女演员声带限制，加之大量上演移植剧目，他们对唱法，伴奏乐器做了改革，如女演员不再用后嗓子发音，文场取消了反弦板胡，以二胡代之；正弦板胡不再定“吵弦”；逐渐增添了小三弦、笙、低胡和扬琴等。
随着2003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山西省文化厅组织专家领导组，经过对耍孩儿剧种的审查、评审、论证，使之成功申报为国家级第二批保护试点项目，并成为第一批18家签订责任书省区之一。 国务院批准公布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同市申报的耍孩儿和罗罗腔榜上有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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