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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 - 1794)的一部巨著，被认为是第一部“现代”历史著作，共有六卷，分期出版。第一卷出版于1776年，第二、三卷出版于1781年，第四、五、六卷出版于1788年。包括罗马帝国的全部历史.
当时考古学尚不发达，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依赖于文献，吉本不采纳第二手的文献，基本依赖于同时代的文献，并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所以他这部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根据现代的科学研究考证方法，吉本的作品也有许多没有非常确切依据的地方，但对当时的历史学来说，吉本的这部著作是一个飞跃。经过两个世纪，虽然有没有确切依据的地方，但几乎无法找出有真正证实是错误的地方，现代的考古发现，有许多地方是当时不知道的，可以补充这部作品，但还没有一个发现指出这部作品有错误的地方，有的地方吉本由于没有材料是假想的，但现代的发现恰恰证明当时吉本的假想是正确的。
吉本写这部作品时不是用论文的形式，而是用文学的形式写的，因此可读性很强，虽然现在有许多新的发现和论文，但这部作品仍然被许多人喜欢阅读，虽然他的语言有些古老。
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现代”的历史著作，是因为以前的历史学家都是根据宗教的观念描写历史，而这部著作是第一次根据政府、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来描写历史，对基督教的历史描述也非常客观，因此受到当时人们的许多非议。在第一卷第15章的末尾一段，他充分表现了他的讽刺和幽默，他对基督教历史的怀疑态度，他是这麽写的：
我们怎麽能原谅那些异教徒的哲学世界如此忽略全能的上帝呈现出的那麽多明显的证据呢？不是对他们的理智，而是对他们的感觉。在基督和他使徒的时代，他们宣讲的教义被无数的奇迹所证实，跛足可以走路，盲人可以看见，病人被治好，死者可以复活，魔鬼可以被赶走，自然法则经常为教会服务。但是精明的希腊和罗马人闭眼不看这些奇迹，全力关注平常的生活和研究，没有理会这个世界除了现实政府还有精神的领袖。在泰比利乌斯时代，整个地球，起码是整个罗马帝国的所有省份，有三个小时的时间被超自然的黑暗所笼罩。即使是这种应该刺激人们好奇和对神畏惧的事件，在这个科学和历史的时代也没有引起关注。这件事发生在小塞内加和老普林尼在世的时间，他们一定受到这件奇迹的影响，或者是被以前记录所影响，这两位哲学家勤奋地记录各种自然现象，地震、陨石、彗星、和日食，以及所有他们收集到的现象。但他们两人都没有提到这件从创世以来人们眼中最大的奇迹。只有普林尼在他的其中一章中提到恺撒被谋杀时，太阳暗淡无光，而且肯定不是他那时代经历过的，耶稣受难时，曾被绝大部分后来的诗人和历史学家提到过的那次日食。
很明显，吉本想表达在圣经新约中提到的那次耶稣受难时发生的，“从正午到申时，大地全被笼罩在黑暗之中”，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生。但当时他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只能用隐喻讽刺的口吻，说明古代罗马史中根本就没有记录。
1779年, 吉本又写了一部《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5章和16章一些段落的考证》以回答对他第一卷的一些非难。
这部书从奥古斯都立为皇帝，将罗马共和国变为罗马帝国写起，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还写了罗马的政变，到教皇重新控制罗马。延续近乎1500年， 包括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如何兴起，以及罗马帝国周边国家对罗马的影响，有波斯、阿拉伯、匈牙利、保加利亚、俄罗斯、蒙古等国家的简短历史，甚至还提到了长城和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以及北匈奴的西迁，忽必烈的舰队对日本不成功的入侵。整部著作气势恢弘，是一部堪称巨著的作品。
第一章罗马帝国的疆域和概况
罗马疆域的扩张在共和国政府的统治时期，便已基本完成；那时主要依赖元老院的政策、执政官员的积极的好胜心和人民的勇武精神，罗马取得了大片土地，后来的罗马皇帝绝大部分都只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最初的七个世纪充满了一次接一次的胜利；但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放弃了野心勃勃的征服全球的计划，并开始在公共议会中实行一种较为温和的政策。由于奥古斯都的天性和实际处境使他倾向和平，他也便很容易发现，罗马以其目前所处优越的地位，实在已无所需求于战争，而倒应唯恐轻开战端；他更看到，在边远地区进行战争已日益艰难，胜败更为难卜，土地的占领更难以稳定，而且也已更无实利可图。此外，他自己的经历也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这些明智的想法，最后终于使他相信，依靠他的顾问们的谨慎的努力，他们可能不难从那些最为凶恶的野蛮人手中，取得为罗马人的安全和威严所必需的一切必要的让步。最后，完全躲开使自己和他的军团暴露于帕提亚人箭雨之下的危险，通过一次体面的协议，他终于收回了在克拉苏的一次败仗中被夺去的旗帜和被抓去的俘虏。在他统治的初期，他的将军们曾试图征服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费利克斯。他们在那片热带地区向南行进了约一千英里，但炎热的气候很快击退了这批侵略者，保护住了那些居住在荒野地区中从不好战的土著人。欧洲北部诸国价值甚微，几乎不值得花费人力、财力去占领。日耳曼的大片森林和沼泽地带住满了一个宁死也不愿丧失自由的强悍的野蛮民族；他们在第一次受到攻击的时候，似乎已不得不屈服于罗马强大的威力，但是，很快在一次凶猛的不惜决一死战的行动中，立即又恢复了独立，让奥古斯都看到最后尚未知鹿死谁手。在这位皇帝去世时，元老院公开宣读了他的遗嘱。他作为一项宝贵遗产留给他后来的继承人的是，建议他们永远只求保守住似乎是大自然为罗马划定的战线和疆界之内的那一片土地：西至大西洋边；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边则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带。为了人类的宁静生活，让人欣慰的是，明智的奥古斯都所推荐的温和制度，竟被他的充满恐惧和邪恶思想的几位继位者所接受了。终日沉湎酒色，或一味施行暴政的早期那几位罗马皇帝，几乎从不在部队或在各地方省区露面；他们也绝不容许他们手下的将领自行其是，表现出极大的英勇去取得他们自己由于疏懒，无心取得的战功。一个臣民享有善于用兵的名声被视为是一种侵犯皇家政权的无礼行为；紧守自己奉命把守的疆界，决不希图向外扩张，已成为每一个罗马将军的唯一职责和利害攸关的大事，否则那被征服的野蛮人所将遭受到的祸患很有可能会同时立即降临到他自己头上。在基督纪元的最初一百年中，罗马帝国唯一的一次兼并活动是占有不列颠省。在恺撒和奥古斯都的一连串继承人中，这是唯一的一个以前者为榜样，而抛弃后者的教导的例证。不列颠在地域上接近高卢使得它似乎正在向罗马军队招手；一支珍珠捕捞队带来的虽然可疑却十分诱人的情报勾起了他们的贪婪之心；尽管不列颠被看作是一个独特的、孤立的世界，对它的征服在总的大陆政策中却也算不得什么例外行动。在经过一次由最愚蠢的皇帝发动、最无主见的皇帝维持，最后并由最胆怯的皇帝结束的长达约四十年之久的战争之后，该岛的大部分地区终于屈服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属于布立吞人的各个部族，全都有勇而无谋，热爱自由而缺乏团结精神。他们一时疯狂地拿起武器，一时又全部缴械，或彼此屠杀，一日几变，毫无定准；由于他们全都各自为政，结果自然很快一个接一个被消灭了。卡拉克塔库斯的坚韧、波阿犹凯的绝望、德鲁伊特的狂乱信仰都既未能使他们的国土免于遭受奴役，也未能阻止帝国将军们的稳步前进，这些将军，在他们的王座正被人类中最无能、最下流的统治者百般玷污的时候，始终维护着国家的荣誉。就在图密善为自己假想的危险恐惧万分，不敢出宫门一步的时候，他的军团却在善良的阿古利科拉的指挥之下在格兰扁山区，彻底击败了重新集结起来的喀里多尼亚人；而他的舰队，在准备向一片从未进入的水域冒险试航的过程中，借机在该岛沿岸的各个地区展示了罗马军队的威力。这时他便认为不列颠是已经被征服了；阿古利科拉当时计划着，只要能再拿下爱尔兰，那这次行动便算取得了完全的、一劳永逸的成功，而且他认为，要攻占爱尔兰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一个军团和少量辅助兵力就完全可以了。同时占领西边的那一小岛也许大有好处，因为如果让布立吞人亲眼看到在他们四周所有的人都已无获得自由之望，也不存在一个自由人，那他们定会不再那么执拗不肯戴上奴隶的枷锁了。但是阿古利科拉的显赫战功马上使他失去了统治不列颠的权力；他的合理的但过于庞大的侵略计划也便就此告终。这位小心谨慎的将军，在离职之前，为便于确实占有该岛并保证长期统治下去做了安排。他曾注意到，该岛被彼此相向的海湾，或者按现在说法，被那些苏格兰河口，给分割成了大小极不相等的两部分。在一条约四十英里长的狭窄地带，他划出了一条布置兵力的防线，在这条线上后来在安东尼·皮乌斯的统治时期，建筑了一条以石块为基础用泥炭砌成的围墙。这面离现在的爱丁堡和格提斯哥两城不远的安托尼努斯墙，当时被定为该罗马省的边界。在该岛以北，土著的喀里多尼亚人仍不顾一切维持着自己的独立，其所以能如此，虽得力于他们的勇敢，同时也颇得力于他们的贫穷。他们的骚扰一般都被击退，并受到一定的惩罚，但他们的国家却始终未曾屈服。这片具有全球最温和、最富足的气候条件的土地上的主人，轻蔑地抛开了冬天受到暴风雪侵袭的阴沉的山区、蓝雾弥漫的湖泊和寒冷凄凉的草原，留下它让一群群光着身子的野蛮人在无边的森林中去和一群群野鹿互相追逐。这便是从奥古斯都去世到图拉真继位这一时期中罗马的边界情况和帝国政策的大要。图拉真这位善良的王子曾受过军事教育，完全具有一位将军的才干。他的前辈帝王们所维持的和平局面现在已一次次被战争和向外侵略活动所打破；罗马的军团，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又看到自己处在一位尚武的帝王的统治之下了。图拉真的第一次行动是向居住在多瑙河彼岸的一个极为好战的部族达西亚人进军，他们在图密善统治期间曾公然冒犯罗马的威仪而并未受到任何惩罚。除了一般野蛮人所有的强悍和凶恶之外，他们更有一种厌恶生命的情绪，这是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灵魂不灭和迴转世之说。达西亚王德克巴卢斯的表现完全不愧为图拉真的一个对手，直到他的一些仇敌宣称他已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已是智穷力竭的时候，他始终未曾对自己和全族公众的命运感到过绝望。这一令人难忘的战争，除曾有短期停顿外，前后延续了五年之久；由于这位罗马皇帝可以毫无限制地动用全国的力量，他最后终于迫使那些野蛮人彻底投降了。这一新增的成为奥古斯都设想的第二个例外的达西亚省，周长约３００英里。它的天然边界是德涅斯特河、蒂萨河或提比斯库斯河、下多瑙河和黑海。至今从多瑙河岸到现代史上的著名地区本得一带，直到土耳其和沙俄帝国的边界，还稳约可见一条军用通道的痕迹。图拉真极端好名；在人类对自身的杀戮者发出的欢呼声仍高于对人类的造福者的情况下，对显赫军功的追求便将永远是最伟大人物的一大罪行。由一代代的诗人和史学家传留下来的对亚历山大的赞誉在图拉真的心中燃起了危险的誓与之一比高低的火焰。这位罗马皇帝也和他一样发起了侵入东方国家的远征；但他最后却只能发出一声长叹，可恨年事已高，自知已绝无能与那位菲利浦的儿子齐名之望。然而图拉真的胜利，尽管转瞬即逝，却是立见成效，而且十分显赫的。由于内部不和而解体的日益衰败的帕提亚人在他的部队所到之处闻风逃窜。他于是高唱凯歌沿底格里斯河而下，从亚美尼亚山区直达波斯湾。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曾到那一遥远海域航行的罗马将军，这给他带来了莫大荣誉。他的船队对阿拉伯沿海的市镇大肆蹂躏，而图拉真还自我吹嘘，说他的兵力已几乎到达印度的国土了。感到惊愕的元老院的成员每天都能得到被他征服的新地名和新国家的情报。他们被告知博斯普鲁斯、科尔基斯、伊比利亚、阿尔巴尼亚、奥斯若恩的国王，甚至帕提亚人的专制君主也都接受了这位罗马皇帝的加冕；住在山区一向独立的米底人和卡杜克亚人的部落也都请求得到他的保护；而且位于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的一些富有国家也都变成了罗马的行省。但图拉真的死却立即使得帝国的光辉前景暗淡下来；于是，那么多遥远的国土，在那只置它们于控制之下的强劲的手已不再能制约它们的时候，它们是否全会要极力挣脱套在它们身上的枷锁倒恰好成了一种让人恐惧不安的根源。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是当罗马诸王之一修建起朱庇特庙的时候，在所有地位较低的众神中只有护界神（他按当时的习俗，以一方巨石的形象出现，守护着各处的边界）拒绝让位给朱庇特。从他的这种固执态度中得出的有利推论，更被占卜官加以利用，认为这是一种无可怀疑的朕兆，表明罗马帝国的边界将绝无可能后退。这一预言的提出，正像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都对它的实现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是，护界神尽管曾抗拒过朱庇特的神威，却不得不屈服于哈德良皇帝的权势。哈德良继位后的第一件事是放弃图拉真在东部占领的一切土地。他让帕提亚人重新选举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君王，从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诸省撤回了罗马派去的驻军；同时，按照奥古斯都的设想，再次定以幼发拉底河作为帝国的边界。对亲王们的公开行动和私下动机进行指责的评论，一直把可能是出之于哈德良的谨慎和温和性情的行为，归之于他的嫉妒心理。那位皇帝的时而猥琐不堪，时而宽宏大量的多变的性格，的确可能使人难免产生那种怀疑。但是，无论如何，除了这样承认自己无能保卫图拉真已扩张的土地之外，他也再没有别的办法更能使得他的前任格外显得功绩辉煌了。图拉真的充满野心的黩武精神和他的前一任皇帝的温和政策形成奇特的对照。哈德良无休止的活动和安东尼·庇乌斯的温和、娴静的态度相比起来，自然也不会显得不那么突出了。前者的生活几乎是始终处在永无止境的旅途之中。由于他具有多方面的，包括军人、政治家和学者的才能，他通过完成自己的职责便可以完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完全不顾季节和气候的变化，他始终光着脚徒步在喀里多尼亚的雪地和上埃及的酷热的平原上行军；在他统治期间，帝国所有的省份没有一处不曾受到这位专制帝王的光临。而安东尼· 庇乌斯的平静生活却是在意大利的心腹地带度过的；而且，在他指导政务的二十三年之中，这位善良的皇帝所曾经历的最长的一次旅行是从他在罗马的皇宫移到他退隐的拉鲁芬别墅而已。尽管他们在性格上十分不同，对于奥古斯都的总的设计，哈德良和两个安东尼却都是同样接受和遵照执行的。他们全都坚持尽力维护帝国荣誉，但无意再进一步扩大帝国领土。通过每一次善意的远征，他们力求获得野蛮人的友情；并试图使所有的人相信，罗马帝国的建立，并非出于领土野心，而完全是出于热爱秩序和公正和平的结果。在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中，他们的完全出于善意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而如果我们把几次曾使边疆地区的军团采取行动的小冲突除外，哈德良和安东尼·庇乌斯的统治的确提供了一个普遍和平的前景。罗马的名字在地球最边远地区的民族中也受到了极大的尊敬。最凶悍的野蛮人也常把他们自己之间的争端提请罗马皇帝裁决；据当时的历史学家记载，他们还看到，有一些外国使臣以作为罗马子民为荣，曾自己提出愿意归顺，却遭到了拒绝。 此处略去关于当时武装力量和各省情况的概况介绍。
罗马帝国的基本概念
上面列举的这一长串省份的名称（它们中的许多部分后来都建成了强大的王国），几乎已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古代人的虚荣心或者愚昧表示宽容了。为当时范围广泛的统治权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罗马皇帝的真真假假的温和态度所眩惑，他们竟然会对那些任其享受着野蛮的独立的遥远国土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时甚至是已将它们完全忘怀；他们慢慢竟然随便把罗马帝国和整个地球混为一谈了。但是一位现代史学家的品质和知识却要求他必须使用一种更为清醒和准确的语言。为了更准确地说明罗马的伟大，他可以说，罗马帝国，从安东尼边墙和北部边界达西亚到阿特拉斯山和北回归线的宽度便超过２０００英里，而从西海洋到幼发拉底河的长度则更超过３０００英里；它位于温带中北纬２４°到５６°之间最美好的地区；面积估计不少于１６０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大部分都是肥沃的熟地。
第二章罗马帝国的团结和国内的繁荣。
行省和纪念碑。农业的进步。 要评定罗马的伟大绝不能单看它大面积地迅速扩张。在俄罗斯沙漠地带所建立的君主国家曾管辖过地球上大部分土地。亚历山大在越过赫勒斯海峡后的第七个夏天就在希发西斯河的岸边建立起了马其顿胜利纪念碑。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天下无敌的成吉思汗和他的莫卧儿族的王公们把他们的残酷的蹂躏，从中国海一直推向埃及和日耳曼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为时不久的帝国。但罗马威力的牢固结构却是依靠几代人的智慧建立和保存下来的。图拉真和两安东尼的唯命是从的行省是靠法律联合起来，并加以艺术装点的。它们有时也可能会遭受执行统治权的代理人的一时的无理摧残；但政府治理的一般原则仍始终是明智、简明和宽厚的。他们仍可以信奉他们祖先的宗教，在荣誉和社会地位方面，他们也逐步有所提高，最后已差不多达到和他们的征服者同等的地位。 Ⅰ．帝王和元老院在宗教问题上的政策始终既照顾到子民中的开明人士的思想，也照顾到迷信较深的子民们的习惯。在罗马世界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罗马人民一概信以为真；哲学家一概斥为虚妄；行政官却一概认为有用。这样一来，忍耐不仅带来了相互宽容，甚至还带来宗教上的和谐。人民的迷信既不会因为掺杂进一些神学思想上的矛盾而彼此难容，也不曾受到任何思想体系枷锁的约束。热忱的多神论者，虽然自己热衷于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却同样以其极简单的信念承认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宗教。恐惧、感激、好奇、一个梦或一个预兆、一件简单的意外事件或一次远距离旅行，全都可以增加他们的信仰的内容，扩大他们的保护神的名单。异教徒的神话是用各种不同，但并非彼此不能相容的材料编织而成的。只要我们承认，曾经为他们本国的利益生活过和为之而死去的智人和英雄都应被视作强有力的不朽人物，那就等于普遍承认，他们即使不应受到全人类的膜拜，至少也应受到全人类的尊敬。千千万万的树林之神和千千万万的河流之神，虽寂静无声，在他们的所在地却都能发挥各自的影响；唯恐激怒台伯河的罗马人当然不可能去耻笑向尼罗河的仁慈的河神献祭的埃及人。可见的自然力量，天上的行星，地上的各种元素，在全宇宙中都是完全一样的。那看不见的精神世界的统治者也便必然同样是用虚构和寓言的模子铸成。每一种美德，甚至每一种邪恶，都需要在神的身上有所体现；每一种技艺和职业都需要自己的保护神，而这神的特性，不论在多么遥远的年代或国土，全都毫无例外地一律是以他的崇拜者的性格为模式的。这样一个由脾气各异、彼此利害矛盾的神灵组成的共和国，不管按何种体系组合，也都必须有一位最高长官能发生调节作用，而且他，随着知识和献媚术的进步，渐渐也就被赋予一个“永恒的父亲”和一位“万能的君主”的最完美的品德。古代的精神是如此温和，以致大家都不很在意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而倒是只注意到它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相似。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当他们在各自的神坛前相遇时，很容易便彼此都感到，尽管他们各自信奉的神名称不同，敬神的仪式也不同，而他们所敬奉的实际是相同的神灵。荷马的高雅的神话已为古代世界的多神论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而且几乎是到处通用的形式。希腊的哲学家是根据人性，而不是根据神性建立起他们的道德观念的；不过，他们也把神性作为一个发人深思的重要问题来进行思索；在进行深刻的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展示出了人的理解能力的强大和虚弱。在那四个著名的学派中，斯多葛派和柏拉图派力图调和存在于理性和虔信宗教之间的尖锐矛盾。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最为崇高的明证，让我们看到了第一动因的存在及其完美性；但是，由于他们不可能设想出物质实际产生的过程，斯多葛派哲学中的制作者和他的作品是难以完全区分的；而反过来，柏拉图和他的门徒们的精神上帝却都更像是一种理念，而并非实体。学院派和伊壁鸠鲁派的意见没有太多宗教意味，但当前者以其简单的科学诱使他们对最高主宰的意旨表示怀疑的时候，后者由于全然无知却劝导他们根本不要承认它的存在。由争胜的风气所促进，为学术自由所支持的探索精神已使公众的哲学教师划分成了各种各色，彼此相互竞争的学派；而从各个地方来到雅典和罗马帝国其它文化中心的头脑敏锐的青年不论在哪里却都受到同样的教导，要他们拒绝并鄙视一般群众所信奉的宗教。本来嘛，怎么可能让一个哲学家把一些诗人的无聊故事和由古代留传下来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传说，看作是关于神的真实记载；或者让他把那些满身缺点，作为一个人看也让人厌恶的生物当作神来崇拜呢？为了对付这么一些无足轻重的对手，他屈尊对他们使用了理智和辩论的武器；不过琉善的讽刺显然是一种更有效、更有作用的武器。我们完全可以断定，除非一个作家已发现他的国家所信奉的神灵早已成为上流社会和知识界暗中鄙弃的对象，他是绝不会随便把他们拿来让人公开加以嘲笑的。尽管在两安东尼时期，非宗教的活动十分盛行，但教士的利益和人民的迷信却仍受到足够的尊敬。古代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和谈话中，都肯定理性的独立的威严，但他们的行动却仍然听命于法律和习俗。他们含着怜悯和宽容的微笑来看待粗俗的人所犯下的种种错误，但却仍然十分认真地奉行他们的父辈曾经奉行的各种仪式，热忱地参拜各种神庙，有时甚至公然地去参加一些迷信活动，在教士的袍服之下，完全掩盖住他们的天神般的情绪。抱有这种思想状态的人对他们各自不同的信仰或礼神方式问题是不会争论不休的。他们根本不在乎群众的愚蠢行为实际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他们不论是走近利比亚，还是奥林匹亚，还是卡皮托里亚的太阳神庙都同样貌似虔诚，而内心却怀着轻蔑。现在很难设想，罗马议会究竟出于什么动机竟会采取了带着迫害精神的政策。那些行政长官不可能由于一种虽然并非违心却实属盲目的顽固思想而采取此种策略，因为这些行政长官自己也都是哲学家；何况雅典的学院已经为元老院制订了各种法律。他们也不可能是为自己的野心或贪欲所迫，因为这人世的权力和神权实际全都掌握在同一只手中。主教全系从最有声望的元老中选举出来；而最高主教长的职务经常都是由皇帝本人兼任。他们完全了解并十分重视宗教的价值，因为它是和国家行政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尽量鼓励那些有利于提高人民品德的各种庆祝活动。他们把占卜术当作一种方便的推行某种政策的工具；一般人都相信，不论在今世还是来世，任何伪证罪都必将受到报复之神的严厉惩罚，他们也十分尊重这一十分有用的信念，把它看作是维系社会生存的最坚强的纽带。但是，他们除了承认宗教的一般劝化作用，还相信各种各样的崇拜神灵的方式也都同样能产生有益的效果；而且相信，已曾在任何一个国家长期试行，受到时间考验的礼神方式必是对该国的气候和居民来说最合适的方式。贪婪和对艺术品的喜爱常常使得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庙里的神像和各种装饰物被洗劫一空；但是，在仍然奉行他们的祖先所奉行的宗教的问题上，他们全都会感觉到罗马皇帝的宽容，甚至得到它的保护。高卢省似乎是，但也不过仅仅似乎是，在这一般的宽容中的唯一例外。罗马皇帝提比略和克劳狄，在为了消灭以人为祭品的莫须有的借口的掩盖下，彻底消灭了掌握在督伊德僧侣手中的危险的权力；但他们的教士，他们的神灵和圣坛，直到最后彻底消灭一切异教以前，却全都以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作为一个伟大的君主国首都的罗马城，随时都有从世界各地前来的臣民和外国人到这里定居，他们全都带来他们所在地的他们所喜爱的迷信方式。帝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权维持本城的古老仪式的纯洁性；而罗马元老院，却有时利用其所掌握的一般特权，插手制止这种外来宗教活动的泛滥。最让人厌恶和最猥琐的埃及迷信活动就常常遭到禁止；塞拉庇斯和伊西斯的神庙都被捣毁，他们的信徒也被从罗马和意大利驱逐出去。但盲目信仰的狂热却胜过了冷酷的软弱无力的政策。被放逐的人回来了，信徒的数目成倍增长了，重新修复的庙宇比原来的更为堂皇，塞拉庇斯和伊西斯终于在罗马神祇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种宽容也没有违背古老的政治原则。在最为纯正的共和国时期，希比利和埃斯库拉庇乌斯便常有外国使臣严肃地迎请到本国去；答应给被围困的城市的保护神更高的荣誉，以对他们进行诱惑的做法更是司空见惯。罗马渐渐变成了它的子民的公共庙宇；该城的自由之风已为人类所有的神祇所共享。 Ⅱ．保存古代公民的纯粹血统，不容任何外族血统掺入的偏狭政策，阻止了雅典与斯巴达的繁荣并加速了它们的灭亡。目光远大的罗马的才智之士轻虚荣而重抱负，认为将不论发现于何处，不论是来自于奴隶或外族人，来之于敌人或野蛮人的高尚品德和优点，全部据为己有，乃是一种更明智，也更光荣的行为。在雅典共和国最为繁荣的时代，公民的总数渐渐从３００００降至２１０００人。反过来，如果我们注意研究罗马共和国的发展过程，我们可能会发现，尽管战争、殖民活动不断消耗原有的人口，罗马公民，在塞维尔·图里乌进行第一次人口调查时才不过８３０００人，而到同盟者战争开始时期却已经增加到，仅是可以拿起武器为国效命的总人数，已不下６３０００人。当罗马的同盟者要求享有同等的荣誉和平等权利的时候，元老院宁愿先进行一次兵刃相见的较量，也不肯作出屈辱的让步。萨谟奈人和卢卡尼亚人为他们的冒失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其它一些意大利国家，由于它们相继一一都转而俯首听命，最后全被允许投入了共和国的怀抱，并转眼对消灭公众的自由也尽了一份力量。在民主政府的统治之下，公民行使着君主的权力；但如果这种权力落到一个暴乱的群众手中，那它便必会先是被滥用，然后便彻底丢失。但当人民的议会被皇帝的行政机构所控制的时候，那征服者和被征服的民族的差异便仅仅在于，他们是第一等的最荣誉的公民而已；他们的增长无论如何迅速，也绝不会再面临同样的危险了。然而，那些听从奥古斯都教导的最明智的帝王，却无比小心地维护着罗马这个名称的威严，把存在于罗马城的自由风气谨慎而慷慨地普遍加以推行。一直到罗马人的特权已逐步推广，为帝国的全体居民所共同享有的时候，在意大利和各省之间仍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异。前者始终被认为是人民围绕的中心，并是整个政体的坚强的基础。意大利乃是皇帝和元老院的诞生地，或至少也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意大利人的产业全都免税，对意大利人，地方司法官也无权随便加以处置，他们的完全依照首都的形式建立的市自治机关被授权，在最高权力机关的直接监督下，行使司法权利。从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直到卡拉布里亚最边远的地区的一切土生的意大利人全都是罗马的公民。他们的部分差异已被人忘怀，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由于语言、习俗和社会制度的相同而联合成一个大的民族，其重要性已和一个强大的帝国不相上下。这个共和国正以自己的宽厚政策为荣，也常常得到她的养子的效忠和侍奉。如果她把罗马人的殊荣始终只限于让罗马城内的古老家族享有，那这个不朽的名声势必会在许多方面失去了他的最耀眼的光辉。维吉尔的出生地是曼图亚，贺拉斯自己都说不清他应该算是阿普利亚人还是卢卡尼亚人，那位够资格讲述一串串罗马人辉煌的胜利过程的历史学家，我们是在帕多瓦找到的。一心为国的加图家族发祥于托斯库卢姆；阿尔平兰那个小小的市镇同时具有养育过马略和西塞罗的荣誉，二人中的前者，在罗慕洛和卡米卢斯之后，应该被尊为罗马的第三缔造者；后者，在他把他的国家从喀提林的阴谋中救出之后，更使它能和雅典在善辩方面一决雌雄。外省情况帝国的各个省城（如上一章所述）则完全不具有任何公众力量或宪法上的自由。在埃特鲁里亚、希腊和高卢，元老院首先最关心的是解除那里的危险的联合行动，因为它告诉世人，既然罗马靠分而治之的办法获得统治一切的力量，它们就可以通过联合来进行反抗。那些貌似出于感激或慷慨暂时被容许握住权杖的王公，一旦完成了分派给他们的任务，把那被征服的民族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他们立即便会被从王座上踢开了。那些曾为罗马效力的自由城邦一开始都会得到作为名誉上的同盟者的奖赏，但很快便不知不觉落入实际被奴役的地位。无论任何地方，人民的主权全都掌握在元老院和皇帝的使臣们的手中，而且这种权力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但是，同样那种曾保证意大利的平静和顺从的较为健康的治理原则也逐渐扩展到了新征服的遥远地区。通过引进殖民地和使那些最忠顺、最有成就的省份加入到自由罗马中来这两种策略，一个罗马民族便逐渐在各省形成了。 “罗马人不论征服了任何地方，他也便在那里住下，”这是塞涅卡通过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所得出的正确论断。土生的意大利人，为欢乐的生活或实际利益所诱，都迫不及待地要去享受胜利的果实；而我们可以说，在亚洲被控制后的约４０年中，在米特拉达特的残酷命令之下，一天之内就有８０万罗马人被屠杀了。这些自愿的流放者绝大多数都从事商业、农业和税务活动。但在皇帝使军团永久化之后，地方省市全都住满了士兵和退役军人，这些人不论曾否因服兵役受到过土地或财产赏赐，一般都和自己的家属一起在他们曾度过自己的青春时期的地方定居下来。在整个帝国，特别是在西部，凡是土地最肥沃的地区，或交通最为便利的地方，全都专门留作建立殖民地之用；其中有些属于平民，有些则属军用性质。这些殖民地在一般生活情况和内部政策方面，完全代表了他们的祖辈的做法；而由于他们很快通过友情和姻戚关系甚受当地人喜爱之后，他们终于也对罗马这个名称怀着崇敬之意，并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分享罗马人的荣誉和优越条件，而这种愿望十有八九都是不会落空的。各省城市的地位和繁华程度在不知不觉中也已变得和殖民地相近；而且在哈德良统治时期，那些从罗马的怀抱中分化出来的社会，和那些后来被接受的社会相比，其处境究竟孰优孰劣，还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所谓的“拉丁权利”始终只给与它已表示十分歧爱的城市。只有文职官员在他们任期届满以后，可以具有罗马公民的资格；但由于那类职务总以一年为期，常常只不过在几个主要家庭之间交替轮换而已。那些被允许在军团中佩戴武器的来自省区的人；那些执行过行政职务的；总而言之，凡是曾执行过公务或表现出某种特殊才能的人都会得到一笔报酬，只是这所得报酬的价值却随着皇帝日益更加慷慨而变得日益微薄了。然而，甚至在两安东尼时代，那时城市的自由已为它们的大部分臣民所享受，这种自由也附带有非常具体的利益。绝大部分人民，有了那个称号，便能得到罗马法律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特别是其中有关婚姻、遗嘱和继承权的等等条目；而幸福之路却只对那些得到恩宠或确有成就的人敞开着。那些曾在阿勒西亚包围过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人的孙子们现在都是军团的指挥官，各省的总督，或已进入了罗马的元老院。他们的野心并没有扰乱国家的安宁，相反，却和它的安全和伟大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罗马人对于语言和民族形象的关系问题十分敏感；因而用武力来推广对拉丁语的使用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一件事。古代的意大利、萨宾、埃特鲁里亚和威尼斯的方言早已被人遗忘；但在各省区，东部人不像西部人那么容易接受胜利者教给他们的语言。这种明显的差异使得帝国的两半染上了迥然不同的色彩，这色彩虽在罗马的繁荣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在夜幕降临到罗马世界的时候，却慢慢显得十分耀眼了。西部国家的征服者同时给他们带来了文明。那些野蛮人一旦被驯服，他们的头脑便马上很容易会接受有关知识和礼貌的任何新印象。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语言，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有些杂乱，却在非洲、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潘诺尼亚等地被普遍采用，而且仅只是在山区，或在农民中还保留着不多的普尼亚和克尔特的特殊用语。教育和学习在不知不觉中使得那些国家的土著居民具有了罗马人的情绪；而意大利又在时尚和法律方面，对它的拉丁省份起着带头作用。他们越来越热情地追求，同时也越容易得到了，在该国所能享有的自由和荣誉；在文学和武力方面提高了国家的声望，最后还更为它产生了一个连那些西庇阿们也不会反对他们的国人拥戴的皇帝图拉真。希腊的情况和那些野蛮人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全开化，并已腐化堕落。他们的较高的识见不会容许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他们过份的虚荣又不会让他们接受外来的制度。他们却在他们已失去祖辈们的美德之后，仍然还保留着祖辈的偏见。在他们被迫不得不尊重罗马征服者高超的智慧和力量的时候，他们却表示对他们的粗俗的举止十分厌恶。希腊人的语言和情绪的影响也并不完全限制在那一度闻名于世的国家的狭窄范围之内。他们的帝国，通过逐步向外殖民和侵占曾经覆盖了亚德里亚海直到幼发拉底的广阔地区。亚洲也布满了希腊城市，马其顿君王们的长期统治向叙利亚和埃及输入了一次无声的革命。在他们的豪华的宫廷里，这些帝王们把雅典人的高雅和东方人的奢侈结合起来，宫廷做出了榜样，他们治下的高级官员们自然都起而效尤，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罢了。这便是罗马帝国被分划成拉丁语区和希腊语区的大致情况。在它们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由原来在叙利亚和特别是在埃及的人组成的第三个特殊区域。那些野蛮人始终使用着自己祖先的古老的语言，使自己孤立于一般人类交往之外，这便阻挠了他们自身的进步。前者的懒散和怯懦性迫使他们遭到征服者的鄙视，后者的乖戾和残暴更引起了征服者的仇恨。这些民族都屈服于罗马的权势之下，但他们从来不希望，同时也不配享有罗马城的自由；我们看到，在托勒密王朝被毁后２３０多年的时间内就从不曾有一个埃及人进入过罗马元老院。胜利的罗马本身已受到了希腊艺术的诱惑，这话虽几乎已是老生常谈，却仍值得一提。那些在现代欧洲仍然倍受推崇的不朽的作家们，很快就变成了意大利和西部诸省研究和模仿的对象。但是，罗马人的高雅的娱乐却并不曾干预他们公正的政策原则。一方面他们承认希腊文的优美，另一方面却又不忘拉丁语的端庄，在有关民政和军事管理的文件中永远只能使用后者，这是绝对不可通融的。这两种语言在整个帝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前者是科学的自然用语；后者是一切公共事务的合法的专用语言。那些同时从事文学活动和其它活动的人一般对两种语言都很精通；而且，在任何省份也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受到广泛教育的罗马公民会既不懂希腊文，又不懂拉丁文。正是依靠这样一些制度，帝国的各个民族才在不自觉中融入了罗马这一称号和罗马人民之中。不过，在每一个省份和每一个家庭的中心却仍然存在着一种不愉快的情况，也就是说，有些人仅是承担着社会的重担，却并未享受到社会的福利。在古代的自由城邦中，家庭奴隶经常受到残酷的虐待。在罗马帝国完全建立起来以前，完全是一个暴力和掠夺的时代。奴隶绝大部分是在战争中被俘虏的数以千计的野蛮人，或者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来的，他们原都过惯了自由的生活，因而全迫不及待地想打碎身上的枷锁，进行报复。面对着这样一股内部敌人，他们不顾一切的暴乱已曾不止一次使共和国濒临毁灭的边缘，如以为了自我保存的伟大法则来衡量，订下最严厉的规章制度，行施最残酷的制裁，似乎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民族在一个君王的法则之下联合起来之后，外来的物资供应已不再像过去那么丰盛，罗马人不得不采取了更温和但也更乏味的繁殖方式。在他们的众多家庭中，特别在他们的田庄上，他们鼓励奴隶结婚。天生的情感、受教育的习惯以及一份带有附加条件的财产的占有，都能有助于减少被奴役者的痛苦。奴隶的存在已变得更有价值；虽然奴隶的幸福仍以主人的心情和处境为转移，主人的仁慈，已不像过去常受到恐惧的限制，却受到了从自身利益考虑的鼓励。道德方面的进步，由于皇帝的品德或政策的改善而得以加快了；根据哈德良和两安东尼的法令，人类中最卑贱的阶层也应受到法律保护。关于奴隶的生死问题的裁决权，过去虽有规定，但常被滥用，现在则全由行政官掌握，任何私人无权过问。地下的监狱被全部拆除；而且，遭受伤害的奴隶，对自己所受的不可忍耐的待遇如能提出正当申诉，便可以或者获得释放，或者另换一个较温和的主人。希望，这是我们处于不幸中时的最好安慰，对罗马奴隶也同样存在；而如果一个奴隶有任何机会使自己显得十分有用，或者极为讨人喜欢，他自然便完全可以希望通过数年的勤劳和忠诚的表现赢得一份无比珍贵的礼物——自由——作为给他的报酬。主人的仁爱常常完全是出于虚荣和贪婪这类实际并不很正派的动机，因而使人感到国家法令有必要阻止，而不是鼓励那种过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慷慨行为，以防止它成为一种危险的滥用。古代司法中有一条原则，奴隶没有属于自己所有的国家；他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便获得作为一个成员进入他的恩主所在的政治社会的权利。这一原则的后果将是由于把罗马城的特权滥用在大群低贱的乱七八糟的人身上而使它失去了作用。因此及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只有具有正当理由，并得到行政官批准，通过法律手续被正式予以释放的奴隶可以获得此种殊荣。甚至这些有幸获得自由的人所能享受的也只限于一般生活上的公民权，而被严格排除在政治和军事的圈子之外。他们的儿子，不论有多大功绩和如何富有，也同样被认为绝不配在元老院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等到第三代或甚至第四代，这奴隶的出身才能完全抹掉。并不用打破等级的界限，一个遥远的希望甚至也呈现在那些几乎要被骄傲和偏见排除于人类之外的人们的面前。一度曾有人提出应规定一种特殊的奴隶服装，以表明他们的身份；但马上便有人不无道理地担心，那样做有可能会使他们清楚知道自身的强大而带来某种危险。不用去弄清，严格地说，许许多多，成千上万到底是多少，我们似乎也不妨宣称，被作为财产看待的奴隶所占比例，肯定要比只能算作一种开支的仆人数目要更大得多。明显地具有天才的青年都被送去学习技艺或科学，他们的价格依靠他们的技术或才能的高低来决定。不论是依靠脑力劳动还是依靠技术的任何一种职业，几乎全都可以在一位富有的元老的家中找到。为排场和声色的享乐服务的人员成倍增长，简直超过了现代奢侈生活所能想象的程度。商人和制造业主从经济方面考虑，都宁愿购买而不愿雇佣工人；在农村，被雇佣的奴隶被看成是最廉价、最有效的劳动工具。为了进一步证实早已普遍流行的看法，也为了说明奴隶总人数究竟有多大个数目，我们不妨举几个极特殊的例子。有人发现曾有过如此悲惨的情况：在罗马的一间大厅里共生活着四百个奴隶。这四百个奴隶原属于非洲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寡妇，她把他们赠给了她的儿子，而自己却还保留着更大一部分财产。奥古斯都治下的一个已获得解放的自由人，尽管在内战时期，他的财产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死后却留下３６００头牛，２５万头（原文如此——译者）小牛犊，以及几乎和小牛犊算在一起的４１１６个奴隶。承认罗马法律的罗马公民、地方人口和奴隶究竟各有多少，这虽是一个重要问题，但现在已根本不可能作出精确估量了。我们获悉在克劳狄乌斯皇帝担任人口统计官时期，他所统计的罗马公民共为６９４５０００人，这个数字再加上适当比例的妇女和儿童，总数应在两千万左右。更低一级的子民共为多少现在无法肯定，各种说法不一。但是，在我们把各种有影响的因素仔细加以考虑之后，我们似乎可以估计，在克劳狄乌斯时期存在的地方人口大约为不分年令、性别的全部公民的二倍；奴隶数则至少和在罗马世界居住的自由人的总数相等。按这一不很严密的估算来看，那罗马帝国的总人数便将升至约一亿二千万。这一人口数量可能已超过了现代欧洲的人口，而且是自有史以来，在一个统一政府统治下组成的人口最为众多的社会。罗马人所采取的温和的、包罗极广的政策也便很自然带来了内部的和平和团结。如果我们看一看亚洲的君主国，我们看到那些国家在中央是独裁统治，而对边陲地区却鞭长莫及；对税款的征集或司法权力的推行，都得靠驻军的力量；敌对的野蛮人在国家的中心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世袭的地方霸权篡夺了各省的统治权，许多臣民，虽然不可能得到自由，却随时都想发动叛乱。但罗马世界人民的顺从却是一致、自愿和始终如一的。被征服的民族，完全和一个伟大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便完全放弃了重新获得独立的希望，不，甚至连那种愿望也不存在了，他们几乎已不再感觉到罗马的存在与他们自身的存在有什么区别。罗马帝王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毫不费力地笼罩着他们所统治的广大国土，在泰晤士河河岸或尼罗河河岸推行这一政权，可说完全和在第伯河河岸一样通行无阻。建立军团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公众的敌人，而行政官员却很少需要军队的帮助。在这个普遍都有安全保障的国家，皇室成员和一般人民的闲暇时间和财富全都被用来给罗马帝国锦上添花。罗马的纪念碑在众多由罗马人建造的不朽的建筑中，被历史所忽视的何其多，而能逃脱时间和野蛮行径的摧毁的又何其少！然而，就是现在在意大利和外省仍到处可见的那些气势磅礴的废墟也完全足以证明那些地方必然一度曾建立过十分文明和强大的帝国。仅是它们的伟大，或它们的美也完全足以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了；更为有趣的是，这里还有两种重要情况把令人欣慰的艺术史和更为有用的人类社会生活史连接在一起了。这里的许多建筑都是私人花钱修建的，但其用心却几乎全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罗马建筑中的绝大多数，以及其中最重要部分想来必然是由那拥有无限人力和财力的帝王们建造的。奥古斯都常常吹嘘说，他接受下来的首都是一座砖城，而他交出的却是一座大理石城了。它的辉煌的根源实是韦伯芗的严格的经济政策。图拉真的建筑表现了他本人的天才。哈德良用以装饰帝国各省市的公共建筑，不仅是按照他的命令，而且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修建的。他自己便是一位艺术家；他热爱艺术，艺术也有助于显示他的君主的光辉形象。艺术也受到两安东尼的鼓励，因为它增进了人民的幸福。但是，如果说帝王们是建造他们所统辖的地区的第一批建筑师，他们可绝不是仅有的建筑师。在他们做出榜样之后，很快他们的重要臣民全都会起而效法，这些人毫不畏缩地向世界宣布，他们有魄力能够构思出，也有足够的财力能完成，世上最崇高的事业。几乎在大圆形场馆的奇妙结构还未曾在罗马得到应用以前，规模虽必然要小一些，但设计相同、材料相同的建筑便已用自己的钱、目的为自己所用，在卡普亚城和维罗纳城修建起来了。阿尔坎塔拉巨桥上的铭文表明这座横跨塔古斯河的桥梁是由几个琉西塔尼亚的村镇捐资修建的。当普林尼被委以绝非帝国最富有或最重要的比提尼亚和本都两省的行政责任的时候，他发现在他管辖内的各个城市正互相竞争着，修建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景观，以求引起这方人的好奇心和本市公民的感激之情。总督的责任则只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在风格上给以一定指导，有时设法阻止他们不要因为彼此争胜而不计工本。罗马和各省的富有的元老们全认为这样来装点和美化自己的时代和国家简直就是自己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经常可以补偿了鉴赏力或慷慨方面的不足。在大群的私人捐助者中，我们这里将特别提出生活在两安东尼时代的一位雅典公民希罗德斯·阿提库斯。不管他的行为是出于何种动机，他的宏伟的形象完全可以和一些最伟大的帝王相比。希罗德斯家族，至少在它忽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之后，是从客蒙和米太亚德、提修斯和克克罗卜斯、埃阿科斯和朱庇特一代相传下来的。但是，一如许多神灵和英雄的后代一样，最后却陷入了最为悲惨的境地。他的祖父曾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他的父亲朱利乌斯·阿提库斯，要不是发现了埋在祖先遗产中的最后一点残余，一所旧房子中的一大笔财产，便必然会在贫困和屈辱中死去了。根据法律，皇帝有权对这笔财产按比例分成，明智的阿提库斯，采取了立即公开承认其事的办法，阻止了告发人的多嘴。而刚刚继位的公正的涅尔瓦却表示他分文不要，并命令他把那天赐的财物无所顾忌地花掉。那位小心谨慎的雅典人坚持说那笔财产实在太大，超出了一个平民所应拥有的数量，而且他也真不知道该如何花掉它了。那就胡花吧，那和善的君主带着善意的暴躁说，因为它是属于你的。许多人都认为阿提库斯是完全按照皇帝最后的指示行事的，因为他把那后来又通过一次极为有利的婚姻更为增大的财产的绝大部分用在公益事业上了。他为他的儿子希罗德谋得了管理亚洲自由城市的行政官职务；这位行政官注意到特洛阿斯河的水源不足，便从慷慨的哈德良那里弄到手三百万德拉克马（约合七万镑），用来修建了一条新水渠。但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实际费用超过了原来估计数的两倍，负责财务的人开始叫苦不迭，直到阿提库斯表示不足的经费也许可以由他自己负责来支付，这才使他们不再抱怨了。希腊和亚洲的最有能力的教师被请来指导对年轻的希罗德的教育。他们的这位学生很快也便成了一位在当时的风气下只重无用的空论的雄辩家。这种空论永远只限于在学院中进行，根本不屑于登上讲坛或进入元老院。他获得了罗马执政官的荣誉；但他大部分时间却在雅典和他在雅典城郊的别墅中，过着追求哲理的退隐生活。他身边永远有一群诡辩家围绕着，他们毫不勉强地承认，在这位富有而又慷慨的辩论对手面前，他们全都自愧不如。可以显示他的天才的纪念物现在都已毁灭了；有些庞大的遗址仍保存着他的远见卓识和慷慨好施的美名；现代旅游者曾测量过他在雅典所修建的运动场遗址的面积。它长６００英尺，整个用大理石修建，可以容下本市的全体市民，整个工程花了四年时间才完成，那时他是雅典运动会的负责人。为纪念他的妻子雷吉拉，他为她修建了一所在整个帝国无与伦比的戏院：所用木料是清一色的雪松，形式奇特的雕刻随处可见。由伯利克里设计用以演奏音乐、排练新悲剧的大剧场可说是艺术对野蛮取得胜利的庞大的纪念碑，因为这里的主要结构所用木料几乎全是波斯船上的船桅。尽管卡帕多西亚的一位国王曾派人对这古老建筑进行修复，后来却又渐次毁败了。希罗德却重新恢复了它的古老的美和雄伟。这一闻名遐迩的公民的慷慨行径还不仅限于在雅典城内。为大地狭修建的气势非凡的海神庙、科林斯的剧院、德尔斐的运动场、色摩匹雷的浴场以及意大利坎努希厄姆的水渠也完全不足以消耗尽他所拥有的财富。伊庇鲁斯、色萨利、埃维亚、维奥蒂亚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民全都曾得到过他的恩赐；在希腊和亚洲城市中的许多铭文都把希罗德·阿提库斯称作是它们的施主和恩人。在雅典和罗马两共和国中，简单朴素的平民人家全都享有同等的自由权利；而那些专为公用的气势宏伟的建筑物则代表人民的主权；这种共和精神即使在已出现个人财富和君主制以后也并未完全消失。最善良的皇帝总喜欢在关系民族荣誉和民族利益的工作中表现他们的脾气。尼禄的金殿自然引起了极大的愤恨，但他为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而侵占的大片土地，却在接下去几代皇帝的统治时期，被大运动场、提图的浴场、克劳狄乌斯柱廊、和平女神庙和罗马守护神庙等更有价值的建筑所占据。这些作为罗马人的财产的不朽的建筑都曾用希腊所产生的最美的绘画和雕刻加以装点；在和平之神庙中还开办了一所十分令人好奇的图书馆，以满足文人学士的好奇心。离图书馆不远便是图拉真的讲坛。它的四周是一座四边形的高大的柱廊，有四座凯旋门直通其中作为它的宏伟、阔宽的出入口：正中心处耸立着一根大理石的石柱，高１１０英尺，用以表明被切去的山峰的高度。这石柱至今仍显示出它的古老的美，充分表现了达西亚的建造者在那里所取得的多次胜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是在回忆他在多次战役中的经历，而通过民族光荣意识的联想，这位爱好和平的公民把自己和胜利的荣誉联系在一起了。首都的其它各地以及帝国的各省也全都以同样慷慨的精神以各种宏伟的公共建筑加以美化，到处都充满了圆形剧场、剧院、神庙、柱廊、凯旋门、浴场和水渠，它们无不从不同的角度，有利于一般平民的健康、宗教信仰和消遣。特别是这最后提到的水渠十分值得我们注意。它们的设计之大胆、结构之坚固及其８４用途之广泛都使它们可以算作是表现罗马人天才和力量的最上乘的纪念物。首都的水渠完全有资格被称作出类拔萃，但缺乏历史知识的好奇的旅游者，如看到斯波莱托、梅茨，或塞奇维亚的水渠定会很自然地认为，那些省城过去肯定是某位强大的帝王的住所。亚洲和非洲的荒野上曾一度到处是繁华的城市，它们的众多的人口，甚至它们的存在本身，都全依靠着那常年供应清水的人工水渠。我们曾计算过罗马帝国的居民的数量，也曾注意到它的公共建筑工程的浩大。看一看它的城市的数量之多和面积之大将使我们可以肯定其人口数量，却不得不成倍增大片公共建筑。在这里，我们且来看看与此有关的几个零散的例子，但同时又不能忘了，由于民族的虚荣和语言的贫乏，常有些概念不清的城市名称被轻率地同时加之于罗马和劳伦土姆，也许是很有趣味的。一、据说古代意大利共有城市１１９７座；不管这古代指的是那一个时代，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全国人口在两安东尼时代少于罗慕洛统治时期。拉丁区的一些小城邦，因受帝国优越的影响的吸引，已全被包容在帝都之内。意大利的长期呻吟在传教士和总督的暴政之下的那部分地区一直还只经受着比较能够忍耐的战争灾祸；而它们所经受到的刚刚开始的衰败的症候却因山南高卢的迅速改进而得到补偿。维罗纳的辉煌在它的遗址中尚有踪迹可寻；但维罗纳却并不如阿魁利亚或帕迪阿、米兰或拉韦纳更为闻名于世。二、求得进步的精神已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甚至在逐渐被开发以便于修建方便和高雅的住处的不列颠森林地带也已感受到了它的影响。约克是政府所在地；伦敦已由于商业发展富了起来；巴斯以其具有医药效用的水而远近闻名。高卢可以吹嘘自己共拥有１２００座城市；而且，尽管在北部地区，甚至连巴黎都包括在内，它们中的许多只不过是居民不多、刚具雏形的粗陋的小镇，而南部诸省在富有、高雅方面却和意大利不相上下了。有许多高卢的城市——马赛、阿尔勒、尼姆、纳博讷、图卢兹、波尔多、奥顿、维埃纳、里昂、朗格勒和特里弗——它们古代的格局完全可以不次于，甚至更高于，它们目前的境况。至于西班牙，那地方作为一个省份时曾十分兴盛，但作为一个王国却完全衰败了。由于滥用自身的力量，由于受到美洲的压榨和迷信思想的影响而弄得民穷财尽，我们如果拿着普林尼开列的韦帕芗治下的３６０座城市的名单，我们可能会认为它的自傲情绪实在该死。三、３００座亚洲城市曾一度承认迦太基的统治，它们的数目在罗马皇帝的治理之下看来也并不曾减少；迦太基自身也从灰烬中复活并显出了新的光辉；同时那个首都，连同卡普亚和科林斯很快便恢复了过去的一切有利条件，而这是和独立的主权并不相干的。四、东方诸省让人看出罗马的宏伟和土耳其的野蛮文化形成对照。被无知称作出自神奇力量的古代建筑的废墟遍布未曾开垦的田野，但却几乎不能为被压迫的农民和流荡的阿拉伯人提供一个容身之处。在几位恺撒的统治下，仅是亚洲本土就有５０００座因自然条件优越而变得富足的，并为精美的艺术品所装点的人口众多的城市。亚洲的１１座城市曾争夺建立供奉提比略的神庙的荣誉。元老院对它们各自的优、缺点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其中有四个被认为无能当此重任而被排除在外，其中就有其光辉形象至今在其废墟中犹依稀可见的拉奥狄凯亚。拉奥狄凯亚以出产羊毛精品闻名，每年从养羊业得到的税收十分丰富，在那次竞争开始前不久，还通过一位慷慨公民的遗嘱获得价值４０万镑的遗产。如果这些情况表明了拉奥狄凯亚的贫穷，那么那些被视为更有条件的城市该当是何等富足，特别是帕加马、西麦拿和以弗所诸城，它们曾在很长时间中互相竞争，自称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城市。叙利亚和埃及的首都在帝国中具有更为高超的地位；安条克和亚历山大始终以不屑的眼光看待那一大群缺乏独立性的城市，它们自身也只是勉强屈从于罗马的威严罢了。所有这些城市，通过公共的大道，彼此全连接在一起，并和首都相连，大道从罗马的运动场出发，穿过意大利，遍布各省，然后一直通到帝国边疆的尽头。如果我们仔细探索从安东尼土垒到罗马、又从这里到耶路撒冷的长度，我们将发现这一从帝国的西北端到东南端的交通长链，按其实际长度计算，将不下于４０８０罗马里。公路一段一段都有明确的清楚标明地段的界碑，连接各省的道路全成一直线，不论是天然障碍还是私人产业都直穿而过。逢山开洞，遇到最宽阔的激流也架起宽广的大桥。道路的中部筑成高台，在上面可以俯瞰四周的村庄，路基由沙子、碎石和三和土砌成，最面上铺着石块，或者，比如在离首都不远的地方，铺上花岗石。这便是罗马公路的坚固的结构，它的坚实程度使它能够经受了十五个世纪的风雨。道路通过十分便利的交往把相距最远的省份的居民也都连接在一起；但它们的主要目的却是为了便于军队的调动；任何一片国土，在它的任何部分都已完全处于征服者的兵力和政权的实际控制之下以前，便不能算作已完全被征服。尽早获得情报以及迅速使命令下达的优越性使得罗马皇帝尽力在他们的广阔的统治区域内到处建立了正规的驿站。全国各地每隔五、六英里便有一所驿站，每个驿站经常有４０头马匹备用，依靠一站一站接力的办法，沿着罗马大道一天跑上１００英里完全不在话下；要求使用驿站必需得到皇帝的批准；不过尽管一开始它们的用途仅限于公务来往，后来慢慢也为私人的事情提供便利。在海上罗马帝国的交通也差不多和陆地上一样方便和畅通。许多省份围绕着地中海，并把它包围起来；意大利则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海岬，直伸到那个大湖的中心去。意大利沿海没有任何安全港口；但人的勤劳弥补了大自然的不足；特别是由克劳狄乌斯皇帝修建，位于第伯河口的奥斯提亚人工港可算是伟大的罗马重视实用价值的见证。从这个离首都仅十六英里的港口遇上顺风一条船常常只需七天就能到达赫尔枯勒斯圆柱，九天或十天就能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农业的进步不论有人认为或公开声称过于庞大的帝国会招致何种恶果，一个强大的罗马可是颇有益于人类进步的；传播罪恶的自由交往自然也同时会推动社会生活的进步。在更早的远古时代世界的划分是不均衡的。东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已掌握了各种技艺，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而西部却仍居住着粗野、好战的野蛮人，他们或者讨厌农业，或者对农业还全然一无所知。只是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政府的保护之下，气候条件较好地区的农产品和更为开化民族的手工业才慢慢传入欧洲的西部诸国；在公开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的鼓舞之下，这才大力发展农业，改进工业。从亚洲和埃及进口到欧洲的不论是动物类还是植物类的产品，其种类之多不胜枚举；但一部历史作品择其要者稍加讨论，显然是绝不会有损它的权威性或完全无益的。１．几乎今天在我们欧洲园林中所生长的一切花、草、水果，都莫非由外国引进，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仅凭它们的名字也可以推断出来：苹果最早产于意大利；而当罗马人尝到味道更有特色的杏、桃、石榴、香橼和柑桔的时候，他们竟然把这些新的水果一律称作苹果，只不过各加上一个出产国的国名以资区别。２．在荷马时期西西里岛上已到处是野生的葡萄藤，非常可能在附近的大陆上也有；只不过那葡萄未曾经过人工培育，当地的野蛮居民也一定不会发现它有任何可口的味道。１０００年之后意大利可以吹嘘说，８０多种产量丰盛的著名的葡萄三分之二以上都产自它的国土。不久后，高卢的纳博讷省也幸运地引种成功；只是在塞文山脉以北由于气候过于寒冷，在斯特拉波时代大家还认为在高卢的那一部分地区种植葡萄根本不可能成熟。但这种困难后来终于逐渐克服了；我们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勃艮第的葡萄园在两安东尼时期就已经存在了。３．西方世界的随着和平向前延伸的橄榄，当时便被视为和平的象征。在罗马已经建立近两个世纪之后，意大利和非洲都还并不知道那有用的植物为何物；它后来终于在那些国家培育成功，然后从那里又传到了西班牙和高卢的心腹地带。古代人认为它需要一定的温度，而且只能在滨海地区才能繁茂的可笑的错误思想，通过勤劳的反复实验，终于在不知不觉中破除了。４．亚麻的种植技术从埃及传到了高卢，使全国立即富足起来，尽管种植亚麻的土地却可能会因此变得贫瘠了。５．人工种植牧草在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农民中已变得十分普遍，特别是苜蓿，其名称和产地均源于米底。这样在冬季便能保证供给牛群充足的、高质量的草料，于是便很自然增加了饲养牛羊的头数，同时也更增强了土地的肥力。在所有这些进步之外还可以加上人们对矿产和渔业开发的密切注意，这类产业可以吸收大量劳力，因而既增加了富人的生活乐趣，也增加了穷人的谋生之道。科卢梅拉的精采的论文曾描绘过在提比略治下西班牙畜牧业的领先地位；而我们还应看到，那种在年轻的共和国经常遇到的饥荒，在广阔的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可是十分少见或从未发生过的。在某一省份偶然出现的匮乏，很快就会由较幸运的邻省的较好收成予以补偿。农业是制造业的基础；因为大自然的产品原是各种工艺品的原材料。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一个勤劳智慧的人民的劳动力始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用于为富人服役。那些幸运的宠儿在他们的衣着、饮食、住房和农具之中无不体现出精美、舒适、高雅和豪华的气派，或者说包含了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和肉体享受的一切。这种被加以奢侈恶名的豪华生活，历代以来，莫不遭到道德家们的严厉斥责；也许很可能，如果每一个人都只占有生活的必需品，不求多余，那必会更为有益于人类的道德和幸福。但是，在目前这种不够完善的社会中，奢侈虽可能来源于罪恶和愚昧，却似乎也可能是防止财产分配不均的唯一办法。不曾分得任何土地的勤劳的工匠和手艺人从土地占有者手中得到一份自愿付出的税款；而后者从本身利益考虑也便会竭力增加土地的产量，因为那产品能为他买到更多的生活享受。这种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感觉到它的特殊效用的运动，在罗马世界更以其强大的活力扩展开来。如果不是制作贩卖奢侈品工商业在不知不觉中，把罗马军队和政府从勤劳的臣民手中夺去的一切又还回给他们，那各个省份定会很快便被压榨一空了。只要这种流通始终限于帝国范围之内，它便会使得政治机器总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新的活力，而它们的后果，有时是有用的，反正也绝不会变得有害。但要把奢侈品的流通总限制在一个帝国的范围之内那可不是件容易事。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国土也常被掳掠一空以满足罗马的排场和高雅生活。西徐亚的森林能提供高级毛皮。琥珀是从巴尔干海边陆运到多瑙河地区来的；野蛮人发现一些完全无用的商品竟能卖那么高的价钱感到惊奇不已。巴比伦的地毯和其它一些东方的手工艺品销路甚好；但最为重要却鲜为人知的一种国际贸易却在阿拉伯和印度之间进行。每年夏至前后必有一支由１２０只船组成的船队从埃及的一个港口米奥斯—霍米斯驶出，在红海上行进。由于到时一定有季节风相助，它们只要大约四十天便能越海而过。马拉巴尔的海岸或锡兰岛是它们一般航行的目标，从更为遥远的亚洲国家来的商人也都希望把他们的货物运到这里的市场上来。埃及船队返航的时间一般定在１２月或１月；只要它们所载值钱的货物能转移到驼背上，从红海运到尼罗河边，并沿河而下直达亚历山大里亚，那它便可以立即在帝国首都出手。从东方来的都是些细软的玩艺儿；丝，一磅的价格据估计不低于１磅黄金；宝石，其中除了钻石，价值最高的便是珍珠；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在宗教仪式或铺张的葬礼上燃烧的香料。这一趟海运所能得到的难以想象的巨额报酬完全足以弥补一路上所受艰辛和所冒危险了；但这利益完全是从罗马臣民身上得来，其中只有少数个人靠损害公众的利益而大发其财。由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全都满足于使用本国的产品和各种手工制品，在罗马方面可以拿来进行贸易的便只有，或至少主要依靠，白银。有人抱怨为了购买女人的装饰品，国家的财富已无可挽回地流入外国和敌国去。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元老院也不得不慎重加以考虑了。一位勤于钻研但勇于提出批评的作家估计每年流出的白银足有８０万磅。这种因为看到眼看必将越来越贫穷的暗淡前景，而感到的不满一直长时间普遍存在。然而，如果我们按普林尼时代，以及按在君斯坦丁统治时期所确定的白银和黄金的比例来看，我们将发现在那一时期白银实际是大大增加了。我们丝毫没有理由相信，黄金越来越少了；因此很显然白银的生产已越来越普遍；不论印度和阿拉伯的出口量如何庞大，他们也远远不可能搜尽罗马世界的财富；而且，矿场的生产量已完全足以抵消商业上的需要。尽管人类普遍倾向于颂古非今，对于帝国的安宁、繁荣景象，不论是各省人民还是罗马人都同样具有深切感受和公正的评断。“他们承认首先由充满智慧的雅典人所发明的有关社会生活、法律、农业和科学的真正原则，只是靠着强有力的罗马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在它的可喜的影响之下，最凶狠的野蛮人也在一个平等的政府和共同语言的条件下团结起来了。他们肯定认为，由于各种技艺的进步，人类的数量眼看增加了。他们赞美日益辉煌的城市景象和阡陌相连，装点得像个大花园一般的美丽的农村面貌。他们庆幸获得了许多民族可以共同享有的欢乐、持久的和平，完全忘记了过去存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古老的仇恨，也再不为未来的战祸担忧了。”尽管由于这些文字中充满了花言巧语、危言耸听的气味，使人不免生疑，但其基本内容却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要让当代人的眼睛，在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中观察到暗藏着的衰败腐化因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长时期的和平和单一的罗马人的统治慢慢向帝国的活力中注入了隐蔽的毒素。人的头脑渐渐都降到了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尚武精神也烟消云散了。欧洲的土著是英勇、强悍的。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伊利里亚都能为军团提供上等的士兵。他们还保留着个人的勇敢，但他们已不再具有公共的勇气，那是要靠对独立自主的爱、民族荣誉感、对危险的警惕以及发号施令的习惯才能培育出来的。他们的君主凭自己的意愿为他们安排的法律和总督他们都必须接受，自己的安全保卫工作也完全得交托给一帮雇佣兵。他们过去的那些最勇敢的领导人的后代，全都安心于作一个普通子民和公民。最有抱负的人都往皇帝的宫廷或卫队里挤；被抛弃的一些省份，逐渐失去了政治力量或凝聚力，不知不觉中变得人人只顾自己过着懒散闲适的生活。几乎和和平和高雅生活无法分离的对文学的喜爱，在哈德良和两安东尼的臣民中普遍存在，这几位皇帝自己也都是好学不倦的。这种好学精神可说弥漫着帝国的整个国土；北部的各布立吞布落早就喜欢讲究语言艺术；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岸，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早有人辗转传抄，并加以研究；丰富的报酬使得最细微的文学上的成就也会被发掘出来。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托勒密的观察记录、伽伦的作品都有一些学者在专门进行研究，这些学者获得了比他们更多的发现，并改正了他们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无与伦比的琉善除外，整个这一个懒散时代并不曾产生过一个具有独创性天才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在高雅的写作技术方面有任何突出成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芝诺和伊壁鸠鲁的权威依然统治着各个学院；他们的那些体系，带着盲目的敬意，由一代代门徒传授下来，阻止了一切更大的发挥人的思维能力，进一步开扩人的头脑的大胆尝试。诗人和雄辩家们所表现的美，并没有点燃和他们的相类似的火花，却只是促使人们进行呆笨和奴性的模仿；或者，如果有人敢于脱离开那些范本，他们也便同时离开了情理和正道。当文学再次复兴的时候，曾经长时间沉睡的想象的青春活力、民族间的竞争、一个新的宗教、各种新的语言和一个新的世界却唤醒了欧洲的天才，但是，罗马各省的人，他们受的是统一的人为的外来教育的训练，现在却在各个方面正和那些大胆的前人进行一番力所不及的竞争，那些前人，通过用自己本来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情，已经在各个方面占据了荣誉的地位。诗人的名字几乎已完全被遗忘；雄辩家的地位被诡辩家所占据。由批评家、编纂家和评论家所掀起的乌云遮住了真正的学识的光辉，紧随着天才的没落而来的便自然是日趋低下的趣味。时代稍晚，生活在一位叙利亚女王宫廷中的崇高的朗吉努斯却保存了古代雅典人的精神，他看到他的同时代人变得如此情操低下、勇气涣散、天才被压抑的堕落情景，曾深感悲伤。“正像有些孩子”，他说，“由于他们的手脚过多地受到限制因而只能长成侏儒一样，在同样情况下，我们的娇嫩的头脑，受到奴性的成见和习惯的严格约制，也必然不可能正常发展。或者，不可能发展到它应有的规模，像我们所崇拜的古人一样，而那些生活在一个由人民负责的政府的统治之下的古人，他们在写作时是和他们于其它工作时一样自由的。” 这种，如果我们仍沿着这个比喻讲下去，人类微型化的情况使得人类一天天地变得更小，使得在罗马世界居住的真会全都是一些侏儒了，一直要等到北部可怕的巨人破门而入才使这矮小人种得以有所改变。他们重新恢复了具有人的气概的自由精神；而且，在经过十个世纪的革命之后，自由终于变成了文学趣味和科学的幸福的母亲。
第三章 罗马帝国的体制
帝国体系概况
要问什么是君主政体，似乎显然便是指在一个国家中，法律的实施、财政的管理和军队的指挥权全部集中在，不管加之以什么样的尊称的一个人手中的体制。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坚强的，随时警惕着的力量保卫着人民的自由，那一个拥有如此巨大权力的行政官必然很快便会堕落成一种专制政府了。在迷信盛行的年代，教士们的影响可以被用来伸张人民的权利；但由于皇座和圣坛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教会的旗帜竖立在人民一边的情况，从来都极为少见。必须有勇武的贵族和意志坚决的平民，他们自己拥有武装并占有一定的财产，由他们来组成一个立宪议会，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均衡的力量，以防止具有野心的君主的无理作为，而维护住自由的宪法。罗马宪法的防线一道一道全被独裁者的野心所攻破；所有的藩篱也全都毁在三执政的无情的铁腕之下。在亚克兴一战胜利之后，整个罗马世界的命运便完全为屋大维的意志所左右，他先由于被其叔收养而被称为恺撒，后又由于元老院的谄媚而被加之以奥古斯都称号。这位征服者统领４４个训练有素的军团，它们深知自身力量的强大和宪法的虚弱。它们在２０年内战时期历尽各种严酷的战难和流血牺牲，由于一直总是从恺撒家族领取并期待获得最慷慨的报酬，全都热心为这个家族卖命。至于长期处于共和国官员们的压迫之下的各个行省，全都盼望着有一个人能成为这些小暴君的主子，而不是他们的同谋。带着暗自庆幸的心情看着贵族阶级遭受屈辱的罗马人民所需要的，仅仅是面包和一些文艺表演而已，而此二者奥古斯都全都毫不吝惜地予以满足。几乎全都热中于伊壁鸠鲁哲学的富而好礼的意大利人，他们安于眼前安适、宁静的生活，根本不愿让对过去骚乱不安的自由生活的追忆来搅扰眼前这甜蜜的梦境。元老院由于失去了权力，也便失去了原来的地位；许多原来高贵无比的家族都已灭绝了。有理想和有能力的共和主义者全都死在战场上或被放逐。议会的大门有计划地为一千多个不同等级的人敞开，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获得荣誉，却倒只是辱没了自己所处的地位。改组元老院是奥古斯都要废除那一暴君，宣称自己是国家主人的第一步。他已当选为监察官；在忠于他的阿格里帕的协作下，重新审查了元老的名单，开除了少数几个有犯罪行为或顽固不化的元老，说服近２００个元老自动请退，以免受到被除名的羞辱，把元老的资格提高到必须拥有约合１万镑的资产，并为自己赢得了元老院首席元老的尊称。这一称号过去一直只是由监察官加之于最有声望、贡献最大的公民的。但是在他采取这些办法以恢复元老院尊严的同时，也完全破坏了它的独立性。一旦立法机构由行政官来任命，自由立宪的原则便从此不可挽回地消失了。在准备按此模式组织议会之前，奥古斯都发表了一篇经过仔细研究的讲演，演说词表露了他的爱国热忱，却掩盖住了他的野心。“对他过去的作为，他深感不安，但也认为情有可原。对父母的孝心时刻要求他为他父亲的惨死报仇；他自己的仁慈天性有时又使他不得不对严峻的必然规律让步，并迫使他违心地和两个无赖共事：在安东尼还活着的时候，共和国不能容许他把她随便交到一个堕落的罗马人和一个出身野蛮民族的皇后手中。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履行他的职责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他已庄严地使元老院和一般人民完全恢复了他们的古老的权利；他唯一的愿望是能和他的同胞们在一起生活，同他们一起分享他给他的国家带来的幸福生活。” 这里我们真想求助于塔西佗（如果他曾在这届议会中工作过的话）让他来描绘一番元老们的各种不同的情绪；包括那些受到压抑而不露声色的元老们。完全相信奥古斯都的真诚是十分危险的；而如果对它将信将疑那可就更加危险了。君主制和共和制究竟孰优孰劣，认真的研究者们彼此看法不一；罗马帝国目前的庞大，普遍存在的道德败坏，军人们的胡作非为，给赞成君主制的人增添了新的论据；而对政府的这种一般看法却又因为每一个人所怀有的不同希望和恐惧而被大加歪曲。在这种极其混乱的情绪之中，元老院的回答却是众口一词，坚定不移的。他们拒绝了奥古斯都的辞呈；请求他决不要抛弃掉依靠他才终于得救的共和国。这位狡猾的暴君在经过一番体面的推辞之后，终于服从了元老院的决定；同意以现已众所周知的前执政官和大将军的名义管理各省地方政府和指挥罗马所有的军队。但他只答应以１０年为期。甚至在１０年届满之前，他希望国内不和带来的创伤将已完全愈合；到那时那已恢复旧日的健康和活力的共和国将不再需要如此非同一般的一位行政官的危险的干预了。关于这种种在奥古斯都生前曾多次重复表演的喜剧的记忆，由于罗马的终身君主在他们的统治届满１０年的时候全都要举行类似的盛大纪念活动，而一直保存到了帝国的末期。罗马军队的将军，对士兵、对敌人和对共和国的臣民，几乎都可以占有并行使任何属于一个专制帝王的权利，而毫无违背宪法原则之嫌。对士兵来说，甚至在罗马建国的初期，对自由的渴求早已让位给向外扩张的希望和正当的军事训练。那位独裁者，或者叫作执政官有权征集罗马青年从军服役；有权对不听指挥或由于胆怯不服从命令的人处以最严厉和最带有侮辱性的惩罚，从公民中除名，没收其财产，或将他卖给人家为奴。由波喜阿斯和塞姆普罗尼阿斯法令加以肯定的最神圣的自由权利，在战争时期已全被废止。这位统帅在他的军营中掌握着绝对的生杀之权；他的司法权不受到任何形式的审判和讼诉程序的制约，他所做的判决必须无条件地立即执行。选择谁作为罗马的敌人的权力一般操在立法机构的手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事关重大的问题先需由元老院严肃讨论决定，最后由人民批准。但是一旦军团的部队到了远离开意大利的任何地方，那些将军们便有权在他们认为于国家有利的情况下，指挥他们用任何方式，对任何人进行战斗。他们能否获得胜利者的荣誉，不取决于他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否合乎正义，而只在于是否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胜利的掩护下，特别是在他们不再受到元老院的代理人的控制的时候，他们实际行使着没有任何限制的专制权力。当庞培在东方用兵的时候，他随意奖赏他的士兵和同盟者、废除某些国家的君主、重新划定一些国家的疆界、建立殖民地，并任意分配米特拉达特的财富。在他回到罗马之后，仅仅通过一次议案，他的一切作为便全部获得了元老院和人民的认可。这样一种对待士兵和对待罗马敌人的权力是任何一个共和国的将军从来不曾得到或拥有的。他们同时还是那些被征服的省份的总督或君主，具有行政和军事领导双重身份，既管司法，又处理财政，集国家的行政和立法权力于一身。从本书第一章的叙述中，大家对于军队和各省已如何全部交托给奥古斯都由他去统治的情况应该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由他一个人来亲自指挥那么多处在遥远边陲的军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元老院也便像过去对待庞培一样，容许他把他的庞大职务分派给一定数量的副职官员去承担。从地位和权限上看，这些军官似乎不低于古代的前执政官，但他们实际却处于极不稳定的依附地位。他们依靠上级的意愿接受任命，他们的工作成绩则全部理应归之于上级的有益的影响。他们是皇帝的代理人。只有皇帝是共和国的军事统帅，他的不论是行政上还是军事上的统辖权，一直延伸到被罗马所征服的一切地区。不过，他却常常把他的权力交托给元老院的某些成员，这自然使元老院颇为满意。皇室的副职将领的身份近似高级常务执政官或一般执政官；军团由元老院的某些元老指挥；埃及专区长官是对罗马骑士的唯一重要任命。在奥古斯都被迫接受如此慷慨的一次授权活动之后不到六天，他决心作出一点小小的牺牲以满足元老院的骄傲情绪。他向他们表明，他们已使他的权力实际扩大到了超出目前的悲惨条件所能许可的程度。他们已拒绝了他希望交出对军队和边区繁重的领导工作的要求；但他必须坚持，请允许他将那些比较安宁和安全的省份仍归之于行政长官的温和的管理之下。奥古斯都在划分省份的时候，便已既考虑到他自己的权力，也考虑到共和国的荣誉。元老院的前执政官，特别是那些出身亚洲、希腊和非洲的，都比在高卢和叙利亚行使职权、由皇帝派遣的副职军官享有更高的荣誉。前者随时有一群侍卫官护卫着，而后者的身边却只是一些士兵。已曾通过一条法律，表明不论皇帝走到哪里，他所特别委派的官员将立即代行正常情况下的总督的职务；而根据惯例，新征服的地区都属于由皇帝的管辖范围；而且，很快人们便发现，在帝国的任何地区，元首，这是奥古斯都最爱用的一个称呼，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作为这一假想的让步的补尝，奥古斯都得到了十分重要的实权，使他已成为罗马和意大利的主宰。奥古斯都不惜危险地违反那古老的格言，元老院批准他保留军事指挥权，使得他即使在和平时期，在首都的心脏，也随时有一大群卫兵保卫着。按实际情况，他的指挥权应仅只限于那些立下军事誓言应服兵役的公民；但由于罗马人天生的奴性，一些行政官、元老和一些骑士都自愿对他宣誓效忠，一直到这种原不过是一种个人讨好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变成了一年一度宣誓效忠的严肃仪式。尽管奥古斯都认为军事力量是最牢固的靠山，他却明智地认为，它是一种可厌的统治工具而拒绝使用。以古代倍受尊敬的行政官的名义进行统治，并巧妙地在他个人身上体现出开明的司法制度的光辉，既符合他的天性，也符合他的政策的需要。正是因为抱着这种想法，他听任元老院加之于他终身享有的执政和司法的双重权利，这权利他后来的继位者全都同样享有。执政官接替了罗马君主，并成了国家威严的代表。他们监督着各种宗教仪式的进行，征募和统领军队，接见外国使臣，主持元老院和人民议会。国家财政的总控制权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虽然很少有时间亲自过问公正执法的事，他们却被看着是法律、正义和公众安宁的最高保护者。这些还只是他们的一般权限；而在元老院授权给第一个执政官，由他负责国家安全以后，这一条文便使他立即超越一切法令，为维护自由，暂时行使着专制的权力了。保民官的性质，从各个方面讲，与执政官是不同的。前者的外貌谨慎、谦虚；但他们的为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所掌握的权力主要是为了反对而不是为了主动采取行动。按规定，他们的责任是维护被压迫者的利益，赦免某些罪行，对人民的敌人提起公诉，以及在他们认为必要时，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停止政府的一切活动。只要共和国还存在，种种重要的限制都能使不论是执政官还是保民官可能通过他们的司法权力产生的危险影响受到削弱。首先，当选后一年的任期届满他们的权力便终止了；其次，前者的职权由两人分担，后者更分属１０个人；而且由于他们的利益在公、私两方面都互相冲突，他们的这种对立状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但不会削弱，而反倒加强了宪法的稳定性。但是，如果执政官和保民官的利益联合起来，如果它们的权力又终身落在一个人手中，军队的统帅又同时既是元老院，又是罗马公民大会的主事人，那就根本不可能阻止他行使帝王的特权，也极不容易对他的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在这些愈集愈多的荣誉之外，奥古斯都的政策很快又使他获得了最高祭司长和监察官这两个显贵和重要的头衔。前一职位使他有权处理有关教会的一切问题，后一种则使他有权随时检查罗马人民的行为和财产状况。如果这许多互不相干的独立的权力出现了彼此不完全协调的情况，温驯的元老院便随时准备作出最大限度、异乎寻常的让步以求尽可能加以弥补。罗马皇帝，这些共和国的最高负责人，被免除了许多给他带来不便的法令的限制和制裁；他们有权召开元老院会议，可以在一日之内提出几个不同的动议，有权推荐接受国家荣誉的候选人，扩大城市的范围，凭他的意愿处置国家财政收入，对外宣战或停战，批准和外国缔结的条约；而且还有一个包罗极广的条文，允许他们有权，在他们认为有利于帝国，于公事、私事、于人事或神事有好处的时候，按自己的意愿处理一切问题。当有关国家行政的种种权力全集中于这帝王般的执政官一身的时候，共和国的一般执政官便全都退居幕后，完全失去活力，也几乎无事可做了。奥古斯都十分认真和细心地把古老的行政单位的名称和形式全都保存下来。原来的一定数目的大小执政官和保民官每年都得举行就职仪式，继续干一些完全无关紧要的工作。这类荣誉对好虚荣而又抱有野心的罗马人仍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那些帝王们自己，虽然终身享有担任执政官的权利，却常常也极愿不惜屈尊和一些最有声望的公民们一同分享那一年一度宣誓就职的荣耀。在选举这些执政官的时候，奥古斯都统治下的人民，全都可以尽情揭露失控的民主所造成的种种危害。那位狡猾的君王，不但丝毫不会表示出不耐烦的神色，却总是十分谦恭地为他自己和他的朋友拉选票，一丝不苟地和一般的候选人一样参加一切活动。在他后来的统治期间，他所采取的把一切选举都改在元老院进行的第一个步骤，最早也许是他的议会提出的，于是公民大会便从此永远消失了，皇帝们也便从这个危险的群体中脱离出来，这个群体不仅并没有恢复自由，却只是干扰了，也许还几乎破坏了已建立的政府。马略和恺撒，通过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保卫者，推翻了他们的国家的宪法。但是一旦元老院受到压制，并被解除武装，这样一个由五、六百人组成的议会，马上便会被看作是一个更易于对付、更有用的统治工具。奥古斯都和他的一些继承者都完全是在元老院的声威的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新帝国的；他们在任何场合也都不会忘记使用贵族的语言和原则。在行使他们自己的职权的时候，他们总要听取大国民议会的意见，在至关重要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更似乎是完全听从它的决定。罗马、意大利和内地各省全都处于元老院的直接管辖之下。有关民事问题，全由最高法院最后裁决，至于刑事问题，如罪犯是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或犯罪行为威胁到罗马人民的和平和尊严，则将由一个专门为之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行使司法权力竟慢慢变成了元老院经常为之忙碌的一项严肃工作；在他们面前提出的一些重大案件的辩护词集中表现了古代的出色的辩才。元老院既是国务会，又是判案的法庭，自然享有相当大的特权；但从它实际应该代表人民的立法权力来讲，君主的特权也只存在于这个议会之中。一切权力都需由它授与，一切法令得由它批准。常委会规定在卡兰茨日、能日和艾茨日每月举行三次。会上的辩论大体上是不受限制的；那些以元老的名誉为荣的君王们也和其他元老同坐在一起，参加表决，赞成或反对某一议案。帝国体系概况这里打算用几句话再简单讲一讲帝国结构的概况；这一套组织系统是由奥古斯都建立的，后来的那些深知自己的利益所在，也知道人民利益何在的君主也都依样奉行，整个这一套，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在共和国形式掩盖下的君主政体。罗马世界的主子们把自己的王座安置在一片黑暗之中，让谁也看不见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力量，谦恭地自称是元老院负责的执事，他们决定，同时也服从元老院制定的最高法令。法庭的外貌和行政机构的形式是互相适应的。如果除掉那些由于一时愚蠢不惜破坏一切自然和社会法则的暴君，皇帝们，对于那些可能激怒国民，而又无助于增大他们的实权的空排场是十分厌恶的。在一切日常生活活动中，他们都装着和他们的臣民不分彼此，保持平等的互相拜访和宴请的关系。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宫殿、他们的餐桌也都不过和一些十分富有的元老大致相同。他们的家庭，不论人数如何众多或多么豪华，全不过由家养的奴隶和被释放的男奴组成。奥古斯都或图拉真因不得不雇用一些最下流的罗马人承担那类奴仆工作，可能会不免感到脸红，在现代英国的一位有限专制的君王的家庭和卧室中，这类工作却是最体面的贵族们全都求之不得的。让人把皇帝神化是他们的行为中唯一脱离惯常的谦虚谨慎态度的一个例证。这种下流的、亵渎神灵的献媚方式的创始者是亚洲的希腊人，而第一批被神化的对象则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这种做法是很容易从帝王转移到亚洲的总督们身上的；罗马的行政官便常被通过一连串的建坛、建庙、举行庆典、供奉牺牲的闹剧而被尊为地方神灵。十分自然，那些君主们是不会拒绝前执政官们已经接受过的荣誉的；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从各省获得的这种神化的荣誉所表现的，倒不完全是罗马人的奴性，而更是政府的专制。但那些征服者很快便开始对被征服民族的谄媚手法进行模仿了；第一个恺撒的目空一切的气质使他轻易便同意了，在他活着的时候，让他在保护神中占据一个席位。他的较为温驯的继承者拒绝了这一十分危险的狂妄作为，而且其后除了疯狂的卡利古拉和图密善之外，再也没有人恢复那一做法。奥古斯都也确曾允许某些省城给他建庙，但条件是对君主的崇拜必须和对罗马的崇拜联系在一起；他允许人们进行可能是以他为对象的迷信活动；但他感到仅由元老院和人民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崇拜也就够了，明智地把是否应公开将他神化的问题留给他的继承者去考虑。任何一个生前死后不曾被视为暴君的帝王死去以后，元老院一定严肃宣告他已路身神灵之列，这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了；被尊为神的仪式总是和葬礼同时进行。这种合法的，但似乎应该是不明智的渎神活动，与我们的较为严厉的生活原则难以相容，只是天性驯良的多神论者虽略感不满却仍表示接受；不过这却被看作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而并非正规的宗教活动。我们如果拿两安东尼的美德和赫耳枯勒斯或朱庇特的恶行相比，那自然是对那些美德的玷污。甚至恺撒或奥古斯都的性格也远远超过了民间所祀奉的那些神明。前面的这些人生活在那么一个开明的时代，只能说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他们的一切作为都已被如实记录下来，使之不可能像热情的普通平民所希望的那样，随意掺进一些神话成份和神秘色彩了。一旦他们的神的地位被法律所肯定，这件事也便立即被人遗忘，可说既无助于提高他们的声望，也无助于增加后代帝王的荣誉。在谈到帝国政府的时候，我们常常用那个众所周知的头衔奥古斯都来称谓它的机智的创始人，而其实这个头衔是在帝国政府已经几乎建成之后才加在他头上的。屋大维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来之于名为阿里西亚的一个小镇上的一个卑贱的家庭。这名字沾满了流放者的血迹；如果可能，他是极希望完全抹掉他过去的生活经历的。那个闻名于世的恺撒名号是在他成了那位独裁者的养子之后加上的；但他完全知道，他绝不应希望能和那位出类拔萃的人物相提并论，或和他一较高低。元老院有人提议对他们的这位负责人加一新称号；在经过一番严肃的讨论之后，在众多名字中选定了奥古斯都，并认为这个名字最能代表他的酷爱和平和力求圣洁的性格。于是奥古斯都便成了个人的，而恺撒却成为一个家族的荣名。前一名号自然在受此荣名的皇帝死去之后便不再使用；至于后者，不论通过收养或女性姻戚关系如何被许多人滥用，却只有尼禄是最后一位有幸确实能称得上和尤利乌斯有血缘关系的帝王。但在他故去的时候，近一百年的习惯已使那些名号和皇帝的威严紧密相连，难以分割，因而这种做法，从共和国毁败直到现今，始终由一代代皇帝——其中有罗马人、希腊人、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保留下来。但不久期间也出现了差异。奥古斯都这个神圣的名字后来仅只有君王本人可以采用，而恺撒这个名号却可以比较自由地用在他的亲属们身上；而且，至少自从哈德良继位以后，这个名字只有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被视为王位继承人的人才可以采用。奥古斯都何以对他所破坏的自由宪法又怀有由衷的崇敬之心，这只能从这位思想细密的暴君的勤于思考的性格来理解。冷静的头脑、冷漠的感情和怯懦的天性使得他在１９岁时便戴上了伪善的假面具，而且其后终身如此。他用同一只手，也许还是用同一种心情，签署了对西塞罗的放逐令和对秦纳的赦免令。他的善良，甚至连他的邪恶，全都完全是一种伪装，也正是由于自身的不同利害关系的驱使，才使他始而是罗马世界的敌人，继而又成了它的慈父。在他制订保证皇帝权限的那套巧妙的体系的时候，他的温和态度完全是出之于恐惧。他希望创造出一个政治自由的假象来欺骗人民，并用一个文官政府的假象来欺骗军队。 Ⅰ．恺撒被杀时的情景一直都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对他的亲信一直不惜以重金和各种荣誉头衔予以犒偿；可他明明看到阴谋反对他叔父的正就是他的最得宠的朋友们。军队的忠心也许可以在有人公开谋反时保卫他的权势；但他们无论如何警惕也无法保证他不会被一个抱定决心的共和派用一把匕首刺死；而那些至今还怀念布鲁图斯的罗马人，对于一个肯模仿他的行为的人一定会大加赞赏。恺撒所以会遭到如此下场，既由于他过份显示自己的权势，也由于他拥有的实权本身。执政官或保民官的称号完全可以让他平静地统治下去的。而皇帝的称号却使得罗马人民武装起来置他于死地。奥古斯都深深体会到人类完全是靠名号统治着；他也根本不相信，如果慎重其事地让元老和罗马人民相信，他们现在仍然享有古代的自由权利，他们便可能会甘愿让人奴役。一个无能的元老院和软弱的人民会很高兴接受这种可以聊以自慰的假象，只要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们出于善心，或甚至出于谨慎，尽力维持着那一假象。真正促使那些谋反者起而反对卡利古拉、尼禄和图密善的动机是自我保存，而并非争取自由。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暴君本身，而并非要推翻皇权。的确，似乎也有一次发生的情况是令人难忘的：元老院在不下７０年的忍耐之后，却忽然无效地企图恢复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权力。在卡利古拉被刺、皇座空虚的时候，执政官们在朱庇特庙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谴责了已死的恺撒，向少数几个三心二意站到他们的旗帜之下来的军分团提出了争自由的口号，并在８４小时中充当了自由共和国的独立的最高领导。但在他们正进行精心安排的时候，禁卫军却作出了决定。格尔马尼库斯的兄弟，愚蠢的克劳狄乌斯这时已在他们的营地之中，穿上了皇帝的紫袍，决定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竞选。自由的梦从此告一结束；元老们一觉醒来，所面临的却是无可逃避的可怕的苦役。这个被人民所抛弃，并受到武力威胁的软弱无力的会议立即被迫听从禁卫军卫士的决定，只得欣然接受了克劳狄乌斯出于谨慎向他发布并出于慷慨始终未曾收回的赦免状。 Ⅱ．军队的傲慢无礼使得奥古斯都产生了一种更为不安的恐惧。市民的绝望，在任何时候，至多也不过使他们试图于一些士兵随时都可能干的事。他自己既已引导广大的人民去破坏自己的一切社会职责，那他对他们的权威又如何能够作准！他听到过他们造反时的呼喊声；现在他看到他们静下来进行思考更感到十分可怕。一次革命是花费巨额酬金买来的；而如果再来个第二次革命那所要支付的酬金便可能加倍。军队表明自己对恺撒家族无限忠诚；但这种群众性的忠诚是变化莫测，难以持久的。奥古斯都把充满罗马人偏见的可怕头脑中的一切剩余力量全都动员起来，以为自己所用；依靠法律制裁来增强严格的纪律性；同时，把元老院的权威置于皇帝和军队之间，公然要求他们对他，这个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效忠。从这一巧妙制度的建立到康茂德之死这漫长的２２０年间，一个军事政府必然带来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始终被拖延下来。十分侥幸，军队很少意识到自身的强大和文职政府的软弱无能，而这一点，不论在这以前还是以后，一直都是产生这类灾难的根源。卡利古拉和图密善都是在皇宫之内被他们自己的家臣刺杀的：前者的死在罗马引起的骚乱始终只限于罗马城的四门之内。而尼禄的败亡却使整个帝国都被卷了进去。在短短的１８个月中有四位帝王倒在短剑之下；各部队之间争强斗胜的疯狂行径震撼着整个罗马世界。除了这一尽管十分激烈，却为时短暂的军事骚乱之外，自奥古斯都至康茂德的这两个世纪却平安过去，既未曾沾染上内乱的血迹，也未受到革命的骚扰。皇帝的选举活动由元老院主持，并得到士兵们的同意。各军团谨守自己的效忠誓言；必须通过对罗马年鉴的仔细审阅才有可能发现三次关系不大的叛乱，这些叛乱全都在几个月中被平息下去，甚至都没有形成内战威胁。在选定君主时，王位的暂时空虚常常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罗马皇帝们，为了免除军团因大局暂时未定而感到的忧虑，也为了消除在选举中进行不正常活动的诱惑，总赋予他们预定的继承人以极大的临时权力，使他能够在他们死后，立即行使继承权，以使帝国人民不会十分注意到君主的更换。就这样，奥古斯都，在几次过早死亡切断了他的大有希望的前程之后，把他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提比略身上，他为他的这个养子同时获得了监察官和保民官的权力，并颁发了一条法令，使得那未来的君主对各省份和部队来说都具有和他同等的权力。就这样，韦伯芗大力压下了他的长子的慷慨胸怀。倍受东部军团推崇的提图斯不久前曾指挥这部分军队征服了犹太。他已是威震四方，但由于他的善良心性被他的少年气盛的行径所掩盖，他的意图总不免遭到怀疑。这位谨慎的君王对那些无稽的风言风雨根本不予理睬，他依然使提图斯获得了与一位帝王的地位相等的全部权力；而这位感恩的儿子也便始终甘心作为一个娇惯的父亲的忠心的管家。明智的韦伯芗不遗余力地采取一切办法以保证完成眼前这次成败未卜的提升。军队的誓言，士兵的效忠，一百年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永远以恺撒家族和姓氏为其对象；尽管这个家族一直完全靠收养的形式才一代代延续下来，罗马人却仍然把尼禄看作是格尔马尼库斯的孙子和奥古斯都的家族继承人，而对他无比崇敬。要说服禁卫军卫士心甘情愿放弃暴君的事业效力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伽尔巴、奥托和维特利乌斯的迅速倒台使军队开始懂得罗马皇帝实际是他们的意志的产物，同时是使他们可以自由行动的工具。韦伯芗的出身是很低微的；他的祖父是一个普通士兵，父亲是一个很小的税务官；他完全靠自身的才能，在年事已高的时候，使自己升到了统领整个帝国的地位；但他的才能虽有实用，却并不能使他名声显赫，而他的美德又因为他过于简朴，甚至有些寒酸，而大为减色。这样一位亲王考虑到自己的真正利益在于有一位儿子，他的更有光彩的和善的性格可能会使公众只想到弗拉维家族未来的光荣，而不再注意到他的低微贫贱的出身。在提图斯的温和的治理下，整个罗马世界度过了一阵短暂的幸福时刻，而且他的令人爱戴的名声，在不止１５年的时间中，保卫了他的弟弟图密善的恶行。涅尔瓦在图密善被刺杀后几乎还没有穿上紫袍，便已发现他自己的衰老的身躯已无力遏止住在他前任的暴政下已急速加剧的公开叛乱的浪潮。善良的人都十分尊崇他的温和的性格；但日趋堕落的罗马人却需要有一个更为坚强的人物，能以其公正的态度使罪犯们知所畏惧。尽管他有好几个亲属，他却选定了一个与他毫无姻亲关系的人。他收养了当时已４０岁，在下日耳曼指挥着一只强大兵力的图拉真；而且很快，通过一次元老院的文件宣称他是他的共事者并是他的王位继承人。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十分感伤的事，在我们为尼禄的罪恶和愚行的令人作呕的叙述弄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却只能从一些含义不清的评断或意图难以捉摸的颂词中去探索图拉真的实际行为。在图拉真死去２５０多年之后，元老院，在按照惯例宣告一位新皇帝继位的文告中，还表示希望他在造福人民方面超过奥古斯都，而在善良方面超过图拉真。我们可能很容易相信他的国家的父亲曾一再犹豫，应不应该把统治国家的大权交托给他的亲属哈德良这样一个性格多变、真伪难分的人。在他临终之前，机警的皇后普洛提娜或者打消了图拉真的犹豫，或者大胆设法使得收养成为了现实；这一点大概是不容怀疑的，于是哈德良也就平平安安地被公认为他的合法继承人了。上面已曾说过，在他的统治之下，帝国一直处在和平安宁，繁荣昌盛之中。他鼓励发展艺术，改革法律，加强军事训练，并亲身到各省去视察。他的博大而活跃的才智既能照顾到国家全局，又能对各种行政方面的问题洞察入微。但是他的心灵的主导情调却是好奇和虚荣。由于这种情绪总占据上风，也由于它们常被不同的目标所吸引，这便使得哈德良，一时成为一位了不起的皇帝，一时成为一个可笑的舌辩之士，一时又成为一个充满嫉妒心的暴君。他的行为的总的趋向是公正和温和，这是完全值得赞扬的。可是，他在刚继位的最初几天便处死了四个他一向仇恨的任执政的元老，而他们全都一直被认为是帝国的功臣；而一种长时期不愈的痛苦不堪的疾病最后又使他变得喜怒无常，性情残暴。元老院拿不定主意究竟该称他是暴君，还是该尊他为神；最后加之于他的称号是应虔诚的安托尼努斯的请求决定的。哈德良的反复无常的性格影响了他对继承人的选定。在权衡了好几个他既尊重又痛恨的才智出众的人物之后，他收养了一个轻浮、淫荡的贵族埃利乌斯·维鲁斯，他以他出色的美貌曾得到安提努斯的情人的青睐。但是当哈德良正为自己的掌声和靠一大笔捐赠才买得其同意的士兵们的欢呼声所陶醉的时候，夭折的命运却把这位新恺撒从他的怀抱中夺走。他仅留下一个儿子。哈德良把这孩子交托给安东尼家请他们照看。皮乌斯收养了他；而且，在马尔库斯继位的时候，还让他和自己具有同等的统治权。这位年轻的维鲁斯虽然满身恶习，却也有一种美德——他十分尊重他的那位更为明智的共事者，自愿把那令人操心的国家大事全让他去管。那位博学的皇帝尽量掩盖住他的愚蠢，为他的早死悲悼，并竭力使他在死后也留下一个美名。等到哈德良心绪一平定下来，既不感到高兴，也不十分失望的时候，为使自己流芳百世，他决心要选择一位具有最高品德的人来充实罗马的皇座。他的慧眼毫不费力地发现了一个一生言行无可指责的５０来岁的元老和一个大约１７岁的青年，他的老成的态度使人一望而知将来必具有极高品德。他于是宣称那年岁大的将成为他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不过他也必须同时收养那个年轻人作为儿子。这两位安东尼（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正是他俩）就这样在４２年的时间中始终坚持不变，以这种明智和仁德的精神统治着罗马世界。尽管皮乌斯也有两个儿子，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富强，而不是家庭的利益，他把女儿福斯丁娜嫁给了年轻的马尔库斯，从元老院获得了保民官和前执政的权利，以高尚的不屑情绪，或者更是不知何为妒嫉的心理，参与了各种繁忙的政务。而在马尔库斯方面，他也十分尊重他的这位恩人的为人，的确爱之如父，尊之如君王；而且，在他去世后，他也完全以他前任的原则和做法为范本来治理国家。他们两人的共同治理，可能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一一个始终以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作为唯一奋斗目标的政府。提图斯·安东尼·皮乌斯一直被公正地称做第二努马。这两位皇帝的最突出的特点同样都是热爱宗教、正义和和平。而后一位的处境则使他的这些美德具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努马只不过能够制止了一些邻近村庄的村民互相抢夺成熟的庄稼。安东尼却给整个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和平与安宁。他的统治的一个奇特的特点是给历史提供了极少史料；因为，说穿了，历史往往不过是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记录而已。在私生活中，他为人善良而和蔼可亲。天性的纯朴使他从来也没有虚荣和作伪的表现。他决不因为自己富有而追求过度的享受，而倒是十分喜爱纯正的令人开心的社交生活；在他的欢快、开朗的行为中充分显露出他的善良的灵魂。马尔库斯·奥雷利乌斯·安东尼的美德则显得更为严厉和复杂得多。那是通过许多次有学识渊博的人参加的会议，许多次耐心的演说和无数个午夜的辛劳，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在刚刚２０岁的时候，他便接受了斯多葛派的严格的思想体系，它教导他要做到身体听命于心灵，感情服从于理智；要把高尚品德视为唯一的善，道德败坏视为唯一的恶，一切身外之物全都无足重轻。他在一个忙乱不堪的军营中所写的《沉思录》至今尚存；他甚至曾屈尊在相当公开的场合作过哲学报告，这是哲人的谦恭或皇帝的威严都难以容许的。但他的一生却可说是对芝诺的教导的最高尚的体现。他对自己严厉，但对别人的缺点却十分宽厚，对全人类公正而仁慈。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发起一场叛乱，后来他自杀了竟然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这样便使他失去了一个因为能使一个仇敌成为朋友而感到欣慰的机会；后来他更用事实证明了他这种想法绝非虚妄，因为在元老院情绪激昂，要求重惩那个叛徒的追随者的时候，他却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他对战争十分厌恶，认为它是对人的天性的屈辱和摧毁，但在必须进行正当防卫的时候，他却无所畏惧地接连八个冬天在冰封的多瑙河岸边亲冒矢石进行战斗，一直到在那严酷的气候中他的虚弱的身体终于不支而倒下。他死后一直受到对他感恩戴德的后代的无比崇敬，而且在他去世一百多年之后，还有许多人在他们家的神龛中供奉着马尔库斯·安东尼的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