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 1897年出生 1969年逝世 中国编辑 国民党党员 教授 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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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简介
• 2 生平
• 3 教学方法
• 4 清华岁月
• 5 五四亲历
• 6 代表著作

罗家伦(1897— 1969)，字志希，笔名毅，绍兴柯桥镇江头人。父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

1917年以作文满分考入北京大学文科，期间曾主编《新潮》月刊。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中，撰写《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为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于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接着游历欧洲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在四大国五名校研读七年，专治历史与哲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及附中。稍后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兼教务处长，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代教育长。

1928年8月，清华学校更名清华大学，出任首任校长，期间整顿教育，裁并冗员，精简机构，罗致优师，扩建设施，卓有成效。1932年8月，出任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在大陆改名南京大学，1962年在台复校）校长，广揽名师，兴办学科，兴建校舍，延南高东大时期之校风提出“诚、朴、雄、伟”的学风，把“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设为中大的使命；此后虽历经抗战西迁重庆，中央大学仍蓬勃发展，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经费曾一度相当于其它四所中国名校的总和，中国名校联考三分之二的学生以该校为第一志愿。1941年调离中大，曾出任滇黔党政考察团团长、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监察院首任新疆省监察使。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代表、首任驻印度大使兼世界各国驻印使节团团长。

1949年到台，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中国笔会会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1969年12月25日在台北逝世。

罗家伦两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稍大后，父亲也常传授古今诗，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晚上先记在小册上，隔天早上叫罗家伦跪在榻凳上聆听，讲解完毕再将小册交给他复习，如此持续了好几年。

罗家伦十五岁入南昌的英文夜校读外文，此时他经常注意上海的招生广告，不但自己想投考，也鼓励同辈的少年朋友一起去以壮声势。

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由于复旦公学的创办人中有革命党人（马相伯、于右任、叶仲裕等人），所以复旦公学和国民党间有密切的关系。（1913年复旦公学校董改组时，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校董会主席）另外复旦公学还具有一个特点：重视言论自由的精神。

中学时代，罗家伦最崇拜君宪派的梁启超，可是当时的革命党并不认同梁启超的主张，所以在学校里，革命党与君宪派经常一言不合就吵起架来，甚至动拳脚。

1917年夏，罗家伦二十一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自1917年到1920年（21--24岁），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

1918年，罗家伦和傅斯年、顾颉刚、康白期等人为提倡文学革命而办《新潮》月刊。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中国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传来美国威尔逊总统答应日本提出的“山东二十一条款”，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5月4日那天，北京的十几个学校几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预备游行示威活动，主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相关单位劝阻无效。在游行中，罗家伦被推选为三人代表之一，遍访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因适逢星期天，各国公使都不在馆内，由馆员代为接见并转交书面意见。学生游行队伍沿路散发许 多传单，其中最重要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由罗家伦起草。

罗家伦指出，此番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参加五四运动的罗家伦，只不过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青年，却能具有如此新的观念和崇高理想，无论在文学革新或政治民主、民族本位方面，理念都相当坚定且明确！

1920年（二十四岁），罗家伦北京大学毕业。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商请上海纺织业巨子穆藕初提供五位留美奖学金名额，罗家伦是获奖人之一。

1925年再转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仍以历史与哲学为主修。总计罗家伦国、内外十年的大学教育，走过中、美、英、德、法五个国家，读过六个学府，虽在国外未获学位，但是，他在史学、文学、哲学、教育、民族地理学、人类诸学的涵养，大有助益于日后回国主持高等教育及史政机构的恢宏气概和高瞻远瞩。譬如他主持中央政冶学校时，把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政冶学校的水准当作目标；主持清华大学时，以力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水准为目标；主持中央大学时，目标设定在普法战争前的德国柏林大学水准。罗家伦留学回国后，担任过各种公职，但他的志趣仍在教育和学术，贡献最大的也是在教育方面。

1926年罗家伦任教于东南大学，及北伐军兴，受命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正值清党时期，急需培养青年干部人才，遂筹设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蒋介石亲任校长。罗家伦先后受聘为教务主任、代教育长，学校的实际职务多由他处理。

1931年，罗家伦接掌中央大学时，正当日军欺境，国难当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同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到校视事。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8条。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19名，合格的学生于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

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

“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

“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

“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

“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

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它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他就职后，同师生发表《中央大学之使命》，讲词中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除了充实图书仪器外，他还特别注重教学人才的坚强阵容。为了网罗真正的贤才，他绝不出卖人情，为此还得罪不少人呢!由于他的用心求访人才，礼贤下士，所以能请到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极为优异的卢孝侯为工学院院长。

1938年，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坪坝校址已达饱和状态，于是选择风景清幽的柏溪作为分校。 1941年8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

1943年，政府积极

建设西北地区，以增强抗战能力，派罗家伦为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 1947年，政府任命罗家伦为首任驻印度大使（印度脱离英国独立）。到任后，他很用心去了解印度的文化、历史、政情，并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之下的政要、国会议员等经常来请教罗家伦，印度的宪法有些即是仿自我国宪法。

1951年1月25日，罗家伦离开新德里前夕，特偕甘地的媳妇孙儿孙女到甘地的火葬场上，放了一个花圈，行了一个礼后，静默无言地站了一分钟，隔天即飞加尔各达转道抵台北。罗家伦自印返台后，定居台北，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1958年，担任国史馆馆长。1968年，罗家伦记忆力急剧衰退，以身体不适请辞两项职务。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就职演说。他对清华的设计是，“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在就职演说中，他还说：“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清华大学在罗家伦手里终于实现了男女同校。 　　

罗家伦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为了提高清华的教授水准，他采取了重发聘书的措施。1928年10月29日送出教授聘书18份，为期一年。原来学校有55名教授，这就等于解聘了37人。与此同时，他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史家冯友兰、化学家张子高等等，多达几十人。这些人的到校，大大增强了本校教授阵容。十多年后，罗家伦在贵阳清华同学会的演讲中提到这一点时还特别得意，他说；“我心里最满意的乃是我手上组织成功的教学集团”。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30年代清华黄金时代的名教授大多数是在罗家伦任上聘请来的。有些名教授，是罗家伦亲自请来的。据说罗家伦亲自到天津南开大学去请蒋廷黻，蒋廷黻不是特别乐于离开南开，但蒋廷黻若是不答应去清华，罗家伦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廷黻终于答应了。

罗家伦的另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并整顿基金。这三件事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清华原来不归教育部而归外交部管辖，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名义上归外交部和大学院共管，董事会由两个主管机关派人数相等的成员来组成，清华基金的保管在北洋政府时代是由外交部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三个人组成的，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外交部总长、大学院院长、美国公使三人组成。

清华的基金在外交部管理者的挥霍、投机、公债生意之下损失极多，其帐目长期以来是一笔糊涂帐。1929年4月，罗家伦到南京开董事会时，提出自己的行政报告和下学年扩充计划，结果是件件被否决。他感到十分愤懑，决心以辞职来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轨化（即改属教育部）。他认清这两个问题要一道解决。4月11日，罗家伦提出辞职。在此之前的两天，他亲自拟了一个一万多字的长篇谈话，把清华基金的积弊，根据会计事务所查帐的报告，一齐宣布出来，又把清华在共管制度下的困难，也一齐宣布出来，寄给上海各报，请他们在辞职呈文发表的那一天，同时发表。上海各报果然在那一天全部发表了。这一招给外交部以沉重的打击。

罗家伦在离开北平时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妥，清华基金不归保管委员会管，也不归清华大学校长管，而交给中美人士共同组成的有良好信誉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后来在会议上，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方案。清华的基金从此得到安定和增长。关于清华改归教育部问题，按正当手续应当在行政院会议上决定，罗家伦担心教育部和外交部两部部长不肯正面冲突，拟出一个调和的办法，他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一问题拿到两部部长都不出席的国务会议上去。事先请国务委员戴季陶和陈果夫以他们的名义向会议提案，要求将清华大学直接归教育部管辖，他又活动了蒋介石、谭延及孙科等人，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在1929年5月第28次国务会议上顺利通过了。

罗家伦回到杭州省亲，同时游览西湖美景。在杭州他遇见一位藏书家杨老先生愿意出让丰华堂的全部藏书，其中善本书极多。他想把这批书全部买下来，以充实清华图书馆，于是电请图书馆主任洪范五南下，去商量价钱购书。结果是以三万四千元买下了三万七八千本书的大收藏，丰华堂杨氏藏书至今大部分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这批书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最珍贵的大批古籍藏书。

1928年5月17日，罗家伦接到国民政府的第二次慰留令，6月12日回到清华复职。罗家伦对清华做了不少重大贡献，但是他与本校的教师、学生关系都不大好。他带来的清华大学组织条例，大大地削弱了教授会、评议会的权力。

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大学外文系学生罗家伦刚从城外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去天安们游行，同学狄福鼎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吧！”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边，匆匆起草，15分钟写成《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罗家伦回忆此事时说：“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宣言写成，立即交北大教员 辛白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原计划印五万份，结果到下午一点才印了两万份，马上去街头散发。

当天学生队伍游行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使馆外的警察阻拦，于是学生推举出包括罗家伦在内的四名代表，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5月5日，罗家伦为被捕学生到处奔走营救。第二天下午三点，学生全体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3000多名各学校代表参加，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同时通电罢课的决议。当时罗家伦在北大学联负责总务和文书，他在会上报告说，学生运动成功地争取到了商人和新闻界的支持,，并介绍被捕学生情况。上他被推为北京学生届的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的大学联络，并在上海参加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据胡适回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是罗家伦最早提出来的（胡适《纪念“五四”》，他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第23期上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五四运动的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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