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舞蹈维吾尔族自称“维吾尔”，意为“团结”、“联合”。一般认为其先民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北方游牧民族丁零及后来的铁勒，北魏时的袁纥、乌护，隋时的韦纥，唐时的回纥、回鹘和元、明时的畏兀儿；亦有人认为还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的“呼揭”或“乌揭”，甚至远古塔里木盆地的原始土著居民。
远在公元前的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在东从大兴安岭、西到阿勒泰山的大漠南北广大地区，生活着众多的以游牧为主的人群。他们那时大部分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阶段。对此，汉文史籍当时统称为“狄”或“北狄”有时也统称为“胡”。
《维吾尔民族风情》 陈玉先
到公元前后的秦、汉时期，这些众多的氏族部落除部分为兴起的匈奴统治外，大部分仍生活在天山以北、阿勒泰山东西，到贝加尔湖周围的广大地区，这一时期的汉文史籍多称他们为“丁零”。
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史籍又多把他们称为“铁勒”、“敕勒”等。
其实，“丁零”也好，“铁勒”、“敕勒”也好，都是“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音译而已。还因为这些氏族部落的人多乘一种高大的两轮车，因此一些汉文史籍又形象地称他们为“高车”。
这些众多的氏族部落中，许多就是后来形成回纥、回鹘、畏兀儿乃至维吾尔族的重要最初来源。
在上述这些众多氏族部落中，有一个汉文最早称为“袁纥” 的部落。在公元4世纪时东晋时期，袁纥还是一个力量比较弱小的部落，经常处于期它更强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之下，与其它众多的小氏族部落一样，“随畜逐水草”，大致游牧于阿勒泰山东西、大漠以北广大地区。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广袤的草原上，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有时为争夺草场牲畜互相攻伐抢掠，有时又为互通有无而友好结盟，政权起落频繁。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袁纥作为一个较稳固的人群共同体，不但没有离散消亡，反而不断得到壮大和发展。7世纪初（隋朝初年），这时在汉文史籍中改写为“韦纥”的纥的袁纥获得发展壮大的良机。据汉文史籍载：当时统治铁勒诸部的突厥统治者非常残暴，激起公愤。韦纥便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联合起来，组成新的部落联盟，脱离了突厥统治，并不断吸收新的成员，力量迅速壮大，与突厥对抗。这个新的部落联盟，这时汉文史籍称为“回纥”。
唐朝前期，称雄蒙古草原一时的突厥在唐朝军队打击下和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中逐渐衰落，回纥便趁机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大漠南北历史舞台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回纥首领时健俟斤、菩萨父子有勇有谋，注意发展生产，引进唐朝较为先进的铁器制造技术，使回纥势力更强盛起来。630年（唐朝太宗贞观三年），回纥联合邻近的薜延陀部，共同进攻突厥。在战斗中，菩萨的的5000之兵大败突厥10万之众，获得反抗突厥统治斗争决定性的胜利。646年（唐朝太宗贞观二十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又联合其它部落击败旧日盟友薜延陀部，势力更为强大，吐迷度开始自称可汗。吐迷度为了获得更大发展，与这时强盛的唐王朝努力发展友好关系，愿意臣属唐朝。为此，唐太宗李世民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统领所属各部。到7世纪后半期，回纥已有“胜兵五万，人口十万”，成为漠北强大的部族之一。这时的回纥，据唐代文献载，分为内九族的外九族，内九族又又称为“九姓回纥”，外九族又称为“九姓乌古斯”，其实他们都是后来回纥汗国中的重要组成 部落或部落联盟。
随着与内地交往的频繁和生产力的发展。回纥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变化，阶级分化日益明显，统治机构也逐步健全。744年（唐朝玄宗天宝三年），在首领骨力裴罗统治时期，回纥终于在攻灭了后突厥汗国之后，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骨力裴罗自称为“骨咄禄阙毗伽可汗”，建汗庭于鄂尔浑河上游的乌德犍山旁。回纥建立汗国后，唐玄宗还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对这个我国北方新崛起的地方政权，史学界一般称为“鄂尔浑回纥汗国”，简称“回纥汗国”。汗国强盛时，势力“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回纥汗国与唐朝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者来往不断。回纥可汗长期接受唐朝的封号，唐朝曾有三位公主下嫁回纥可汗。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流也非常频繁，著名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规模都非常大，每年都是数万至数十万匹只计。唐朝后期，回纥还曾几次派兵协助唐朝军队作战，在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时回纥汗国内部的经济文化也获得较大发展，还创造了自己的己文字，使自己的历史首次有了自的文字记载。
但是，到唐朝末年时，这时由“回纥”改名为“回鹘”的汗国日益衰落下来。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演变成多次公开的互相残杀，力量严重削弱；连年不断的瘟疫和自然灾害造成人畜大批死亡，生产大幅度倒退；外部还不断遭到黠戛斯、吐蕃等部族的攻击。840年（唐朝文宗开成九年），回鹘将军句录末贺引黠戛斯军队10万人攻破回鹘汗庭，杀死磕马及可汗。建立近百年的回鹘汗国解体。解体后部众四处逃散，其中较大的有四支；一支由庞特勤等人率领的15个部落向西迁徙，辗转到中亚地区，史称“岭西回鹘”，联合当地的葛逻禄等一些部落，后来建立了喀喇汗王朝；一支回鹘10多个部落迁徙到今新疆东部地区，史称“西州回鹘”，联合这一地区原已生活在这里的回鹘人、铁勒人等，后来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回鹘人迁徙到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史称“甘州回鹘”，在与当地原有的回鹘人、丁零人、突厥人结合以后，曾一度发展到30万人左右，并建立政权，后来被以党项族为主建立于今宁夏的西夏政权攻灭，一部分部众演变成近代的裕固族；一支13个部落向南迁徙，投奔幽州（今河北一带），依附室韦部，后来逐渐融合到我国北方各个民族中去。因此，在逃散在回鹘部众中，对后来维吾尔族形成起重大作用的是前面两支，即由他们联合中亚及新疆一些部落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
840年回鹘汗国解体之前，在包括今新疆西部在内的中亚广大地区，活动着葛逻禄、突骑施、样磨、处月等许多部落及为数不少的先前移居这里的回鹘部众。这些部落原本多在突厥统治之下，或本来就是突厥的一部分，与回鹘同属一个语系，早已存在着密切的联系。840年回鹘汗国瓦解后，如前所述，部分部众迁徙到这里，与这里原有各部落联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王朝强盛时，疆域西从中亚的卡拉库姆沙漠，东到天山以南的罗布泊，北从巴尔喀什湖，南到中亚的阿姆河。王朝的统治中心前期在中亚楚河流域的八拉沙衮，后期在今新疆的喀什。王朝内部部落民族众多复杂，经济上农、牧生产并举。如果从840年回鹘大批部众西迁这里，到1212 年（南宋宁宗嘉定五年）最后一个苏丹奥斯曼被杀，王朝共在370余年。喀喇汗王朝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10世纪初，以萨图克为首的汗室成员接受伊斯兰教，萨图克本人也改称萨图克布格拉汗，这标志着伊斯兰教在王朝已处于统治地位。以后，王朝的历任统治者在对内对外战争中，便利用“圣战”旗帜，使伊斯兰教在王朝势力所到之处迅速发展，不但改变了回鹘及其它操突厥语系诸部族的宗教信仰，而且了逐渐取代了天山以南地区佛教的统治地位，并迫使原在天山以南地区长期流行的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退出这一地区。这个巨大变化，不但使阿拉伯文化大量涌入今新疆地区，而且为这里的民族融合加入了粘合剂，对近代维吾尔族的最终形成和近代维吾尔族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喀喇汗王朝建立的同时，另一支回部部众在仆固俊等率领下西迁今新疆东部的吉木萨尔（唐庭州）、吐鲁番（唐西州）一带，联合当地的铁勒诸部及回鹘人，于866年（唐朝懿宗咸道七年）击败统治这里的吐蕃势力，站稳了脚跟，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高昌回鹘王国”。王国首府设在吐鲁番（今高昌故城），强盛时统治势力东起今哈密，西到今阿克苏，北从伊犁河、南到今和田。王国如果从866年击败统治这里的吐蕃王国算起，到1209年（南宋宁宗嘉定二年）亦都护（国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降附于蒙古为止，共存在了330余年。王国存在期间，迁居这里的回鹘人由原来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有利于各部族的融合和以后维吾尔族的形成。
总之，在840年回鹘汗国解体以后的数百年间，是今新疆、特别是天山以南各个部落、部族大分化、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回鹘人的进入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居以统治地位的大批回鹘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宗教信仰的改换，更加快了各部落部族的融合进程。这个过程，史学界有人称为“回鹘化”，并认为早在此前“天山一带及天山以南原有各民族的回鹘化”过程就已经开始。这一时期，无疑是后来维吾尔族形成的最重要时期。
12世纪前期，由中国北方契丹族为主建立的辽朝（907－1125 年） 衰亡，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部分契丹人向西迁徙。1132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年），耶律大石西迁途中经过高昌回鹘王国辖境，受到国王毕勒哥的欢迎资助，并表示愿作其部属。当年，耶律大石到达中亚的阿姆河中下游，打败称雄这里的花拉子模等部，建立西辽政权（国外史学界有时又称为“喀喇契丹”或“黑契丹”）。西辽政权（1132－1218年）建立后，打败周围各部迅速崛起，并于1134年（南宗高宗绍兴四年）和1141年（绍兴十一年）先后征服这时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喀喇汗王朝。今新疆地区又几乎全部处于西辽政权的统治之下。但是，西辽政权存在时间并不长，到13世纪前期，今新疆地区又被迅速崛起的蒙古族所控制。1210年（南宋宁宗嘉定三年），高昌回鹘王国脱离西辽政权，首先表示臣属蒙古。1218年（嘉定十一年）,蒙古首领成吉思汗率大军横扫天山南北，灭西辽政权，不久，又把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分封给儿子察合台统治。这时，原在这里活动、并已经融合了众多操突厥语部落的“回鹘”，在汉文史籍中开始改写为“畏兀儿”（有时则写作“畏吾儿”）。这说明，天山南北原许多操突厥语部落部族之间的长期融合过程已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回鹘化”已基本完成，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已初步形成了。以后，经元（1279－1368年）、明（1368－1644年）两朝，一直到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为止的数百年间，今新疆地区主要处于蒙古贵族及其后裔统治之下。不过这中间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
1225年察合台受封统治畏兀儿人主要生活的天山以南地区后，建立了政权，史称“察合台汗国”（1225－1513年）。察合台承认自己的政权受蒙古大汗节制，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1217年（元朝世祖至元八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建立元朝，察合台汗国又归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但是察合台后裔后来摆脱了元朝控制，建立了独立的察合台汗国。汗国强盛时，统治地域包括今新疆西部地区和中亚的部分地区。14世纪初，察合台汗国统治层发生分裂，汗国分成东、西两部分，畏兀儿族集中生活的天山以南地区主要处于东察合台汗国（1348－1513年）统治之下。
1368年（明朝太祖洪武元年），蒙古统治者失去今北京后退回大漠南北。不久，东察合台汗国也发生内乱，四分五裂，今新疆境内出现许多割据政权，“地大者称国，小者止[只]称地面”。
这些政权的统治者虽然基本上还是蒙古贵族的后裔，但是这时的蒙古统治者已经几乎被人数众多的被统治者畏兀儿人所同化，他们不但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已从游牧为主转变为以农业定居为主，而且几乎都改信仰了伊斯兰教，在生活、语言、心理上与畏兀儿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因此，到察合台汗国灭亡时，众多的蒙古察合台后裔和跟随他们进入这一地区的蒙古人，大部分已成为土生土长的畏兀儿人了。
15世纪初，已经畏兀儿化的蒙古察合台后裔赛伊德击败各政敌，于1514年（明朝武宗正德九年）率兵攻下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天山南部各地，消灭了东察合台汗国，在叶尔羌（今莎车）建立了新的政权，史称“叶尔羌汗国”（1514－1680年）。汗国的居民基本上是已经比较巩固统一的畏兀儿族，强盛时疆域北到巴尔喀什湖，南越昆仑山，西达伊赛克湖，东至吐鲁番。叶尔羌汗国后期，由于宗教中自称穆罕默德后裔的和卓势力的介入，汗国发生分裂，权力被伊斯兰教中的所谓“白山派”和“黑山派”中的首领相继控。1680年（清朝圣祖康熙十九年），在争权中失势的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联合这时统治天山以北广大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引准噶尔蒙古军队12000余人越天山南下，攻灭了叶尔羌汗国，建立了由准噶尔蒙古军队控制下的所谓“和卓政权”。
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在与清朝军队作战失败后死亡，和卓政权趁机独立，摆脱准噶尔蒙古控制。但几年后便被准噶尔部新即位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率兵攻灭（1700年），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的孙子阿合玛特等也被押送伊犁拘禁，黑山派首领达尼亚力和卓又在准噶尔蒙古庇护下建立了新的“和卓政权”。这个“和卓政权”也是准噶尔蒙古贵族在今南疆畏兀儿人中的代理人，每年都要把从广大畏兀儿人中征收的约10万腾格（相当于10万两白银）的财物送往天山以北，供准噶尔蒙古贵族享用。
17世纪中期，正当畏兀儿族集中居住的天山以南地区局势动荡“和卓政权”不断更迭的时候，我国内地政局也正发生着重大变化。
1755年（清朝高宗乾隆二十年），清朝出动大军5万，趁准噶尔蒙古内讧加剧之机，兵分两路直捣其统治中心伊犁。格登山一战，歼灭准噶尔军队主力，首领达瓦齐不久也被抓获，不仅标志着强盛一时的准噶尔汗国的灭亡，也标志着蒙古贵族及其后裔在天山南北长达500余年的统治结束。这年被准噶尔部囚禁在伊犁的白山派和卓首领阿合默特（已死）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史称“大小和卓”）也被清军释放。大小和卓感谢清军救助，表示愿臣属清朝中央政府。
朝政府派大和卓返回天山以南召集旧部归属，让小和卓仍留伊犁率原被准噶尔贵族掳掠到伊犁的维吾尔群众安排生产。这时，清朝对元明时期称为“畏兀儿”的维吾尔族有了比较直接的了解，并在汉文献中开始普遍称其为“回”、“回子”。（这时在行文中开始称“维吾尔”）。大和卓波罗尼都在清军护送下，依靠旧部支特，很快控制了天山以南局势。这时，伊犁发生原准噶尔部台吉、后来投诚清朝并被封为双亲王的阿睦尔撒纳叛乱，小和卓霍集占趁机逃回今南疆，煽动叛乱，并杀害清朝招抚使臣阿敏道百余人。清朝政府不得不出兵天山南部平叛。
1758－1759年（清朝乾隆二十三——二十四年），清朝军队经多次战斗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在把天山南疆仍称为“西域”一地 的同时，也开始把这区称为“新疆”。
清朝当时管辖范围，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比今新疆范围大得多。清朝统一新疆后，结束了动乱，不但为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维吾尔族本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759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朝在伊犁设将军“总统”天山南北事务。在维吾尔族集中生活的地区，“因俗而治”，对旧有的伯克制统治进行革新，实行政教分离，废除伯克世袭，减免农民群众赋税、组织鼓励生产等，不但使维吾尔地区的政局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而且使社会经济、文化，特别是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清朝统治新疆的150余年中，维吾尔族人口从清朝统一新疆初年的约25万人增加到清朝灭亡时的150万人左右，同期维吾尔族地区的耕地面积也增加了数倍，不但使维吾尔族在人口总数上高居新疆各族人口中的第一位，达到历史上从末有的高水平，而且在整体经济实力上也得到很大增强，成为新疆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
1817年（清朝同治十年），沙俄利用新疆政局动荡之机，武装出兵伊犁地区。
1840年（清朝道光二十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新疆政局发生多次重大事件，影响到维吾尔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和卓后裔在南疆地区的多次作乱。大小和卓叛乱失败被杀后，其后裔流散到中亚各地。到道光初年，已长大成人的张格尔、玉素甫（大小和卓之孙一辈）在中亚浩罕汗国支持下，纠集追随者一再入卡作乱，一度攻占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城。
1840年以后，和卓后裔倭里罕、迈买的明、铁完库里等（大小和卓重孙一辈）又不断入卡作乱。这些和卓后裔之乱，虽然都很快被清朝政府平定，但每次都给维吾尔族群众带来严重灾难，不少人被杀或逃亡，财产被掠夺一空，生产遭严重破坏。
19世纪60年代各族群众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在内地太平天国、特别是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1864年（清朝同治三年）库车维吾尔、回等族农民群众首先发动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在当地的统治。接着，全疆各地军民群起响应，使清朝在天山南北的统治机构很快瓦解。到1866年（清朝同治五年）时，全疆出现了以伊犁为中心的苏丹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麟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政权、和以和田、喀什、叶尔羌等为中心的各个地方政权。在这些政权中，除乌鲁木齐妥得麟政权主要是以回族为主的政权外，其它各地建立的政权几乎都是以维吾尔族为主建立的政权。因此，在这一时期反对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中，维吾尔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初，浩罕军官阿古柏匪帮挟持和卓后裔布素鲁克（张格尔之子）侵入喀什噶尔。阿古柏利用“和卓（圣裔）”、“圣战”等名义欺骗维吾尔群众，并施用各种诡计手段先后击败叶尔羌、和田、库车、乌鲁木齐等各地并存的政权，侵占了天山以南及乌鲁木齐等新疆大部分地区。
在外国侵略军统治下，新疆各族群众其中包括维吾尔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反抗侵略者，各族军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为此作出了重大牺牲。例如叶尔羌军民数次打败阿古柏匪军的进犯，并差点活捉阿古柏本人；和田维吾尔军民在反抗阿古柏侵略时，约有5万群众英勇战死。
1875年（清朝德宗光绪五年）清朝政府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帅中国军民收复新疆。1877年（光绪三年）在新疆各族军民支持下，首先把阿古柏匪帮驱逐出新疆。
1882年（光绪八年），经过多次谈判，中国又收复了伊犁。中国军民经过10余年的斗争，取得了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在这一时期，维吾尔族军民长期坚持斗争，在极其困难条件下，为驱逐外国侵略者、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建省。清朝政府重新统治新疆后，在左宗棠、刘锦棠主持下，在新疆废除旧的以军事为主的军府制统治，建立与内地一致的郡县制统治，设立新疆省。在维吾尔族中，则废除了旧的伯克制统治，由中央政府派驻的州、县官吏直接过问维吾尔族中的生产、赋税、司法、治安等事务。这样，减轻了维吾尔族农民群众负担，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往来，也维护了国家政令的推行，大大促进了维吾尔族地区生产的发展。
1911年（清朝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灭亡，中国进入“中华民国”时期。新疆与全国一样，辛亥革命的果实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而落到封建军阀手中。新疆辛亥革命虽赶走了清朝巡抚袁大化，但旧军阀杨增新掌政。杨增新上台不久，便镇压了哈密、吐鲁番。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维吾尔族同各族人民一起，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分裂，进行了长期斗争，进一步加强了抵御侵略和反分裂的力量。历史上维吾尔族的政治家、学者、翻译家如廉希宪、阿礼海涯、桑哥、安藏、贯云石、鲁明善等，都对祖国作过很多有益贡献。
维吾尔族在中国西北边陲新疆，总人口达987万人（2009年），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共计941.3796万人（2006年），约占新疆总人口的46%。根据史籍记载：维吾尔族原是公元三世纪游牧于中国北方和西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一带的游牧民族。由于受部落间战争的影响，各个部落的分支逐渐迁徙西域（今新疆），先后曾被译为“韦纥”、“乌纥”、“袁纥”、“回纥”、“回鹘”、“畏兀儿”，以后才改为“维吾尔”，沿袭至今，是“团结”、“联合”之意。“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意为“联合”。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一带和阿克苏、库尔勒地区，其余散居在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少量居住在湖南桃源、常德以及河南开封、郑州等地。
其人口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满族、回族，接近或超过苗族，居前四五位。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其中尤以喀什、和田和阿克苏地区最为集中。另外，在湖南（桃源县和常德市）、河南和北京等省市也有部分维吾尔族聚居。 [1]
维吾尔族以农业为主，种植棉花、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此外还擅长园林艺术。中国最大面积的葡萄生产基地，即葡萄沟就在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东南184公里的吐鲁番盆地。
维吾尔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擅长植棉、园艺。解放前的维吾尔族社会，封建地主经济占优势。解放后新疆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棉、毛纺织业、石油工业发展迅速。玉雕、地毯、挂毯、爱德丽斯绸等驰名国内外。[1][2]
维吾尔族也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如故事集《阿凡提的故事》、音乐舞蹈史诗《十二木卡姆》、维族舞蹈等闻名中外。维族传统舞蹈有：《顶碗舞》、《大鼓舞》、《铁环舞》、《普塔舞》等；维族民间舞蹈有：《赛乃姆》、《夏地亚纳》；民间乐器有“达甫（手鼓）、“都他尔”和“热瓦甫”等。维吾尔民族医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民族使用维吾尔语，该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历史上维吾尔族人民曾先后使用过古突厥文、回鹘文、古维吾尔文等。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传人后，逐步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1949年后，文字改革开始活跃。一度苏联语言学家曾试图将维吾尔，哈萨克，吉尔吉斯，蒙古，锡伯等文字西里尔化。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而流产。1959年的冬天，一个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新文字（新维文）草案浮出水面，并被自治区采用。1960到1964，开始实验，之后在全自治区推行。1982年9月，自治区又恢复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老维文（UEY），并对其进一步完善。维吾尔文共有36个字母，是从右向左写的。由于民族之间长期频繁的交往和学习，新疆许多维吾尔族人兼通汉语和哈萨克语。
2000年开始，由新疆大学发起制定了一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拉丁维文（ULY），并被自治区政府采用，和老维文一起作为官方文字。在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居住的维吾尔人使用一套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维文（USY）。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是现今汉文对“UYGHUR”一词的音译。维吾尔族的历史发展脉络是：早先称之为丁零、公元前200年左右被匈奴吞并（故后把突厥称之为匈奴别支即始于此）后突厥从铁勒（丁零）部分离出来，与铁勒并存。铁勒部发展为回纥，866年回鹘建立了西州回鹘政权，与天山一带和新疆南部原来的各民族融合定居下来。繁衍为维吾尔族“维吾尔”一词的含义就是“同盟”、“联合”、“团结”的意思。
匈奴人应该是现代维吾尔民族的祖先,匈奴--->厌哒--->突厥--->回鹘--->维吾尔；不论是在我们维文史料还是汉文史籍中,都把匈奴民族作为了现代所有突厥民族的直系先祖。（《新唐书.北狄传》：回鹘，其先匈奴也...） 无论是在满洲利亚、瀚海、还是在大漠草原、或西部落日之地；都曾是维吾尔民族或其先祖纵横驰骋、打马逐鹿的园囿与牧场。这种习俗至今依然保留在阿勒泰地区的维吾尔家族中。
突厥民族内部也存在着分裂与对立,刘姓乌古斯汗家族之间也存在着隔阂与冲突；以“YUKROLLO”家族为代表的维吾尔刘姓乌古斯与以“MENROS”家族为代表的乌兹别克刘姓乌古斯关系很好，他们的对立面就是以“PARLEKIN“家族为首的哈萨克刘姓乌古斯和以“KUSTAV”家族为首的吉尔吉斯刘姓乌古斯接成的庞大联盟。这有历史的渊源：公元840年，突厥—回鹘汗国最后一任可汗被今天吉尔吉斯人的祖先攻杀，后到了公元10世纪，中亚维族喀拉汗王朝建立后，即刻就对吉尔吉斯人展开了大规模报复，大肆屠杀了许多吉族人，这一时期，UZBEC刘姓乌古斯汗——戴伯兹可汗支持了维族刘姓乌古斯的行动，而在哈萨克人的帮助下，KIRGIZ人得以脱离劫难。从此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UYGHURUM与KIRGIZ成为世仇，有谚语：除非巴尔哈什海的水干涸，博克勒斯山变成平原，维吾尔与克尔克孜才能走到一起。
对于突厥民族的姓氏，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可汗姓氏：即LU-UYGKUS KHAN（刘姓乌古斯家族），代表家族：IYLLE-OSMAN（土耳其族，汉译：刘-奥斯曼、）、YURKOLLO（维吾尔族，汉译：药格罗）、PARLEKIN（哈萨克族、汉译：帕勒肯）、SURLAM（土库曼族，汉译：苏莱曼）、MEROS（乌兹别克族，汉译：梅诺斯）、KUSTAV（吉尔吉斯族，汉译：古斯塔夫）、TULUIANA（巴什基尔突厥族，汉译：提鲁埃纳）、ARESH（阿塞拜疆，汉译：阿厄斯）、BURURT（鞑靼斯坦族，汉译：布鲁特）。
2、贵族姓氏：即刘姓乌古斯家族之附属姓氏；代表家族：SUBLAM、OSMAN、MORISS、IYERIA、TROKOS、KIGZ、PARLEKI、TOGUS、TURMER、SHAWN、PURCA、ZENHEMAN、CARNAS、MUCA、SIMON、KROMO等，由于历史上政治与军事上的联系，这些家族也归为“LU-UYGKUS KHAN家族”。
3、宗教姓氏：比较常见的是：ARSKAR（艾斯卡尔）、MURSA（穆萨）、ARCBAR（埃克巴尔）、UYHUR（吾甫尔）。
4、没有姓氏：这些是黑突厥人后裔，有名无姓。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汉文献对维吾尔族的称谓，在书写上，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公元4世纪 《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一词，是至今所看到的对“维吾尔”的首次汉译写法，同时期还有写作“乌护”或“乌纥”的。
到6－7世纪的隋、唐之际，汉文献多把“维吾尔”写作“韦纥”。对此，《新唐书回纥传》说：“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唐朝中、后期，又写作“回纥”，据说是韦纥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拔野古等脱离突厥统治后给自己新组成的联合体所定的汉文名称。
788年（唐朝德宗贞元四年）时，回纥统治者取汉文“捷鸷犹鹘然”之意，提出把“回纥”二字改写为“回鹘”，经唐王朝同意后正式 启用，从此一直到13世纪70年代（元朝初年），汉文史籍又写作“回鹘”。
元、明时期，汉文史籍一般写作“畏兀儿”，有时也写作“畏吾儿”。
17世纪中期清朝统治全国后，因为内地人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而维吾尔族已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因此汉文史籍中多把维吾尔族称为“回”、“回子”或“回民”。不过，为了与同期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相区别，有的文献中便根据维吾尔族宗教人士头上戴有用白布绕成的帽子这一特点，称为“缠回”。
同时维吾尔族在清朝统治新疆前已经在天山南北生活，因此个别汉文献中也把维吾尔族写作“土回”，而把后来到新疆生活的内地回族称为“汉回” 或“客回”。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新疆省政府根据各族人士的意见，多次讨论，决定废除以前对维吾尔族的各种汉文写法，统一用“维吾尔”这一名称。关于“维吾尔”一名最初的由来和含义，中外史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今天大多数专家学者、包括著名的维吾尔族专家学者，都认为“维吾尔”一词的含义应该是“联合”、“同盟”、“团结”，这比较符合维吾尔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维吾尔族著名思想家、诗人。11世纪初生于巴拉沙衮后迁居喀什噶尔(今喀什)，1069～1070 年创作了《福乐智慧》献给喀什噶尔的执政者。
玛赫穆德·喀什噶里维吾尔族著名学者。11世纪生于今疏附县，曾在喀什噶尔求学，后在伊犁河谷、中亚七河地区进行考察，搜集史地、语言文字、风俗等材料于1074年写成了被誉为突厥民族简明百科全书的《突厥语大词典》。
《弥勒会见记》 是目前国内收藏的回鹘文文献中，篇幅最大的。该书是一部27幕的演说佛教教义的原始剧本 ，因发现于哈密，所以一般又称之为哈密写本。写本形式为梵箧式，共393页。它是我国维吾尔族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剧本。
《农桑衣食撮要》 元代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编写的一部农书。它以历书的形式，按月说明每月应进行的农事，介绍农业生产技术，在我国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福乐智慧》 维吾尔族著名的古典叙事长诗。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著，成书于1069-1070年。全书共85章，13，290行，韵文体。内容是按伊斯兰教的道德标准宣扬做人的道理。涉及社会、政治 、经济、哲学、文学等方面。对维吾尔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维吾尔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回鹘文、阿拉伯文等抄本，现已出版了经过整理的维吾尔文和汉文本《福乐智慧》，国外还有多种文字译本。
《突厥语大辞典》 我国第一部用阿拉伯文注释的突厥语辞书。11世纪时著名的维吾尔族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编著。全书共8卷，收词7500余条，各卷均由上、下分卷组成，每卷按门类、词根分类，类内又按词型和语音特征排列。全面介绍了当时突厥语族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典章制度、经济、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是研究那一时期社会历史、民族发展的宝贵资料。
《艾里甫与赛乃姆》 维吾尔族民间叙事长诗，在民间长期流传，作者和写作年代均不详，约1500余行。作品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在维吾尔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有三种抄本，已被改编成话剧、歌剧和电影。
维吾尔人的名字自有一套规律：由本名加父名而成，没有姓氏这一说。人到中年，特别是老年，则除了本名和父名外，常附加一些称谓以表示其地位、职位。由于人群中名字常常出现重复，所以在正规场合和文书中，就要加上父名，甚至祖父名、曾祖父名以及出生地名来作区分。这样一来，一个人的名字全称就有一大串，见面时，当然不必如此费神地念个没完。
维吾尔族——婚俗待客
维吾尔族人待人讲究礼貌。在遇到尊长或朋友时，习惯于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身体前倾，连声问好。
维吾尔族待客和作客都有讲究。若来客，要请客人坐在上席，摆上馕、各种糕点、冰糖等，夏天还要摆上一些瓜果，先给客人倒茶水或奶茶。待饭做好后再端上来，如果用抓饭待客，饭前要提一壶水，请客人洗手。吃完饭后，由长者领作“都瓦”，待主人收拾食具完，客人才能离席。吃饭时，客人不可随便拨弄盘中食物，不可随便到锅灶前去，一般不把食物剩在碗中，同时注意不让饭屑落地，如不慎落地，要拾起来放在自己跟前的“饭单”上。共盘吃抓饭时，不将已抓起的饭粒再放进盘中。饭毕，如有长者领作“都瓦”，客人不能东张西望或立起。吃饭时长者坐在上席，全家共席而坐，饭前饭后必须洗手，洗后只能用手帕或布擦干，忌讳顺手甩水，认为那样不礼貌。
若在夏季和秋季到维吾尔族家作客，摆在面前的不仅有馕茶等，而且还有红沙瓤的西瓜，或者粉瓤、绿瓤和甜瓜。若是到农村作客，淳朴善良好客的维吾尔族农民，会将各种水果摆在面前，让客人尽情地享用。如果天色晚客人起身告辞时，热情的主人总要盛情地挽留客人住在家里。如果有客人住宿，总是拿出最好的被褥给客人用。维吾尔族家家户户都有备用的被褥。第二天清晨主人要早起，为客人准备早安，求胡大保佑客人。
若是贵客和远道而来的亲戚到家，有条件的家庭要宰羊热情款待客人，条件差一点的至少也要一只鸡，用丰盛的食物招待客人。一家来了客人，亲友邻居轮流相请。吃饭时家里来了客人，就是客人已吃过饭，主人也盛情邀请客人与他们一起共餐。
婚俗
男女青年结婚时，由阿訇或伊码目（均为宗教职业者）诵经，将两块干馕沾上盐水，让新郎、新娘当场吃下，表示从此就像馕和盐水一样，同甘共苦，白头到老。婚宴要在地毯上铺上洁白的饭单，最先摆上馕、喜糖、葡萄干、枣、糕点、油炸馓子等，然后再上手抓羊肉、抓饭。择偶 男孩的父母首先从亲友邻里、乡里，其次从外村异乡为儿子物色对象。选中之后，就通过别人告诉儿子，征求儿子意见，若儿子无意见，即可选定。男孩也可以自己物色对象，但须经父母同意。总之，父母的意见起决定作用。有的女方家若对某家的儿子有意，也可托人向对方表明。在维吾尔族中也有托媒人替子女物色对象的现象。
说媒 姑娘选定后，男方的父母请亲友到女方家说媒提亲。女主的父母要热情接待来客。若合女方父母意，便可订亲。
订亲 订亲仪式。维吾尔语称“达斯提汗塔西拉西”或“克其克恰义”。男方家准备二、三块衣料、九个馕、一些糖果、一块茶等礼物，男方的母亲在一些女性亲友的陪伴下前往女方家，这时双方的母亲就正式认了亲。女方家备餐热情招待来客。招待完后男方的母亲将带来的礼物一一呈上，表示谢意，并商订讨论彩礼和正式订婚的日子。
禁忌
维吾尔族的饮食禁忌与伊斯兰教相同。1、忌用单手接送礼物；2、忌穿短裤、短小衣物外出；3、睡觉时禁头东脚西，四肢平伸仰卧；4、做客时洗手不可将湿手乱甩；5、不能在长者就座之前入坐；6、吃抓饭不要用手乱抓或抓了再放回去；7、吃剩残物不要乱扔；8、用餐时不要从餐布或主人面前跨过；9、不要当着主客的面吐痰、擤鼻涕等。
礼节
礼节与宗教也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人民之间的礼节表现了平等、友爱、敬老、爱幼的精神，劳动人民相见总是相互亲切地握手、问候，对老人十分尊敬。妇女中还有长者亲吻晚辈的礼节。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些带有等级性的、封建的礼节逐渐消失了，体现着平等友爱、互敬互让的礼节则继续保存下来，并且增加了新的意义。维吾尔族热情好客，崇尚礼节，待人接物，讲究礼貌。如对长者要尊敬，走路让长者先行，谈话让长者先说，坐下时让长者坐在上座；小辈在长者面前不准喝酒、抽烟；亲友相见必须握手问候，互相致礼和问好，然后右臂抚胸，躬身后退步，再问对方家属平安；妇女在问候之后，双手扶膝，躬身道别。在屋内坐下时，要求跪坐，禁忌双腿直伸，脚底朝人。接受物品或给客人上茶时要双手，单手接受物品被视为缺乏礼貌的举动。
维吾尔族——建筑维吾尔族的建筑物有其独特风格。维吾尔族的住宅，多成院落，一般大门忌朝西开。房屋方形，有较深的前廊；室内凿壁龛，并饰以各种花纹图案。旧式房屋多系土木结构，窗子较小，房顶开一个窗，通风采光差；室内进门有一连灶土炕，用来做饭取暖。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住房质量逐渐提高，有的住进了楼房。即便是自建的平房，一般也比较宽敞明亮通风。厅室布置整洁朴雅，四壁呈白色泛蓝，挂的壁毯，靠墙置床，被褥均展铺于床罩或毛毯之下，床上只摆设一对镂花方枕。室中央置长桌或圆桌，家具及陈设品多遮盖有钩花图案的装饰巾，门窗挂丝绒或绸类的落地式垂帘，并衬饰网眼针织品。地面多装饰民族图案。维吾尔族人喜欢在庭院中种植花卉、果树和葡萄，整个环境显得雅静、清新。
维吾尔族日食三餐，早饭吃馕和各种瓜果酱、甜酱，喝奶茶、油茶等，午饭是各类主食，晚饭多是馕、茶或汤面等。以面食为主，喜食牛、羊肉。主食的种类有数十种。最常吃的有馕、羊肉抓饭、包子、面条等。维吾尔以馕（nan，维吾尔面包）为主食，是一种由面粉和玉米面烘焙出来的烤饼。
维吾尔族喜欢饮茯茶、奶茶。夏季多伴食瓜果。有节日时，会用抓饭（polo）招待访客。
羊肉串（kawap）也是非常著名的维族食品，kawap一词就是土耳其语中的kebap（欧洲十分流行的土耳其烤肉）。
拉条子，又称拌面、裤带面，是维吾尔的主食之一。通常选用精白面加水和制，面团要软硬适度，太软、太硬都不行，面团要多揉，揉出筋道。然后切成细条拉开入沸水煮熟即可食用。拌面的菜可根据个人的喜好选择。维吾尔人最喜欢吃的拌面菜是“过油肉”：选用牛肉揉入淀粉过油，加青青椒、西红柿、洋葱或蒜炒熟佐面。则红、绿、白相间，香辣可口。
大盘鸡源于新疆沙湾县，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食品主要用鸡肉、面条、土豆、辣椒制作的一种食品。将处理干净的鸡剁成小块，土豆去皮切片。调料可以有盐、姜、蒜、葱、花椒、辣椒，根据口味自选。
典型食品：馕、抓饭、包子、面条等食品，有很多著名的风味菜肴和小吃，如烤全羊、手抓羊肉、帕尔木丁、薄皮包子、烤羊肉串等，此外还有：油馓子、银丝擀面（维吾尔语称“玉古勒”）、哈勒瓦、羊杂碎、曲连、烤南瓜、黄萝卜（胡萝卜）酱等。
维吾尔族传统服装极富特色：男子穿“袷袢”长袍，右衽斜领，无纽扣，用长方丝巾或布巾扎束腰间；农村妇女多在宽袖连衣裙外面套对襟背心；城市妇女现在已多穿西装上衣和裙子；维吾尔族男女都喜欢穿皮鞋和皮靴，皮靴外加胶质套鞋；男女老少都戴四楞小花帽；维吾尔族花帽有用黑白两色或彩色丝线绣成的民族风格图案，有些还缀有彩色珠片；妇女常以耳环、手镯、项链为装饰品，有时还染指甲，以两眉相连形式画眉；维吾尔族姑娘以长发为美，婚前梳十几条细发辫，婚后一般改梳两条长辫，辫梢散开，头上别新月形梳子为饰品。也有人将发辫盘系成发结。地毯、花帽、艾德来斯绸、民间印花布和英吉沙小刀等是维吾尔族最盛名的传统工艺制品。
花帽，是维吾尔族服饰的组成部分，也是维吾尔族美的标志之一。早在唐代，西域男性多戴卷檐尖顶毡帽，款似当今的“四片瓦”。到了明代，因受阿拉伯和中亚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男子削发戴小罩刺绣花帽。清代初期，维吾尔族花帽在用料和款式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冬用皮，夏用绫，前插禽羽。女帽皆用金银线绣花点缀与装饰，喀什干的四楞花帽脱颖而出几乎成了维吾尔族花帽的主流而延续至今。经过各地维吾尔族人民的不断创新，花帽做工愈益精细，品种更为繁多。但主要有“奇依曼”和“巴旦姆”两种，统称“尕巴”（四楞小花帽）。
维吾尔妇女爱穿裙装，喜选择鲜艳的丝绸或毛料裁制裙装，常见的有红、大绿、金黄等色的质料，内穿淡色对裙。更偏爱本民族独创的“艾得来丝绸”缝制连衣裙。每逢假日或喜庆佳节，从街市、乡村、山野，随处都可见到身穿不同花色、纹样的艾得来丝绸缝制的花裙。丝绸的花纹如彩云飘飞，色泽明丽，浓郁华丽，透出创造者内含灵性的天赋。维吾尔人誉称它“玉波甫能卡那提古丽”，即给人们带来春天气息之意，美好的祝福。
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传统节日有：肉孜节、古尔邦节、初雪节等。维吾尔族十分重视传统节日，尤其以过“古尔邦”节最为隆重。届时家家户户都要宰羊、煮肉、赶制各种糕点等。屠宰的牲畜不能出卖，除将羊皮、羊肠送交清真寺和宗教职业者外，剩余的用作自食和招待客人。过肉孜节时，成年的教徒要封斋1个月。封斋期间，只在日出前和日落后进餐，白天绝对禁止任何饮食。
维吾尔族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词典》里也收集了许多文学的资料，如：“傍晚出现火烧云，妻儿如亲人；清晨出现火烧云，家中起哭声。”“月出晕伴生，白云浮晴空。云头堆叠起，大雨自天倾。”民间也有“月晕白，雨雪来；月晕红，天放晴”的说法。维吾尔族民间把金牛宫之七星称为“于凯尔”星座。夜行人利用这个星座定方向，如同使用罗盘。人们认为，于凯尔渐大，天气就会变化。维吾尔族谚语说：“于凯尔掠过天边，节气就属夏天。”据民间星相家的说法，于凯尔一年中有40天栖于地上，这时的天气最热，被称为伏天。40天之后，于凯尔重新升入星空，植物开始结籽。民间有“七星显，天气变；七星不坠，地温不升”的说法。维吾尔族民间还把北极星称为“铁木尔阔足克”(意为“铁桩”)，并把此星作为夜间行路或军队夜出时方向的标尺。对火星、金星、土星、水星等星体予以维吾尔族的称呼，并正确认识到这些星体运动与地球气候、季节变化的规律。
维吾尔族历史上曾使用过多种历法。最早的是回纥汗国时期使用的12兽历法。12兽名称分别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每年12年循环一次。据考古和文献资料，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使用一种叫“七曜历”的历法，即以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纪日的历法，也即以七日为一周年历法。据在高昌遗址发现的回鹘文历书断简研究，这种历法每日先用杰特语记七曜日名称，次译中国甲、乙、丙、丁等十干之音，最后以杰特语记鼠、牛、虎、兔等12兽名，又在其上的每第二日，用杰特语译出中国的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名，而以红字记之。这种历法可说要杰特、中国、突厥三种历法的整合体。
据法国学者沙畹考证，七曜历于唐开元七年(719年)由摩尼教传教士传入中国，后来中国影响很大。根据乌鲁伯克留传的历书考证，高昌回鹘使用的另一种历法，一年分12个月，2—11月各月，皆以数字为次第。唯独首月和末月名称不同，首月称“aramai”，意为斋月；末月称“carsapat”，意为腊月。此与中国历法谓此二月为正月、腊月相似。每月上旬，中国历称“初”，高昌历法则如“yangy”，意为“新”，二者形式相同。因此，高昌回鹘的历书实仿中原历书。
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维吾尔人使用12兽历法，人的年龄、事件发生的时间等均以12兽轮流纪年。与汉族12兽不同的是他们以鳄鱼代替龙。12兽的顺序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当时也使用七曜历。
维吾尔族改信伊斯兰教后，使用回历。《西域图志》、《西域闻见录》等书均记明清时期的维吾尔族已使用回历。回历又称“希吉来历”或“伊斯兰教历”。回历纯系阴历，其纪年法是：太阴圆缺一次为1月，12个月为一年，单月30日，双月29日，不置闰月，全年354日。每30年为一周，其中有11年(约每隔二三年)的12月末添设一个闰日。故该历平均每年为354日8时48分。对于月的计算方法，不用实朔，而以看见新月时期做月首，所以它的月首日期，常在农历初二、三日以后。
维吾尔族受多种文化的影响，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理所当然地表现出多样性。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经典的古典文学，流传至今的有《乌古斯可汗传》、《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真理的入门》等。以及很多民间作品，如著名的“阿凡提笑话”。诗歌在维吾尔文学中占有优势地位，并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和著名诗人。如14世纪的诗人尤素甫·赛喀克的抒情短诗和15世纪诗人鲁特菲的抒情短诗和长诗《花儿与春天》等。
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三个抒情诗人：赫尔克提、翟梨里和诺比提。19世纪中叶，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出现了反异族统治，反抗沙俄入侵的诗篇和歌谣，同时提出发展教育、向愚昧挑战、学习科学等极为进步的口号。代表人物就是阿布都哈里克·维吾尔（Abduxaliq Uyghur）。
80年代，新疆的文学工作者搜集和整理，出版了《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诗歌集》。为了纪念努甫拉·穆塔里甫，195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用维吾尔文首次出版了他的诗集《爱与恨》。1962年，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以努甫拉·穆塔里甫的生平、文学创作和革命活动为情节的故事片《远方的星火》。纪念他的歌曲“Salam Lutpulla”（努甫拉），被歌手艾斯卡尔（灰狼）在90年代重新演绎。
维吾尔族古代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祆教和佛教。
10世纪中叶喀喇汗朝萨图克·布格拉汗归信伊斯兰教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地区改奉伊斯兰教。
13世纪初阿克苏、库车、焉耆地区维吾尔人改奉伊斯兰教。
14世纪时，天山北路伊犁、塔城等地区维吾尔人改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的传播、发展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早在唐代即开始传入新疆，大约在15世纪，伊斯兰教最终取代其他各种信仰，而成为维吾尔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公元10世纪末至16世纪初，吐鲁番、哈密等东疆地区维吾尔人改奉伊斯兰教。从此，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群众大多数人属于正统的逊尼派，只有一部分人信仰苏菲派教义，在新疆称为依禅派，此外还有少数人信仰什叶派教义。在宗教信仰活动上，各派一直保持着不同的宗教主张、仪式和特征。
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主要表现在信仰者的思想、行为都要严格以《古兰经》、《圣训》和其他宗教经典为准则。
维吾尔传统音乐
古代西域维吾尔地区的龟兹乐久负盛名。玄奘周游列国后在《大唐西域记》卷一中记载：“屈友国（即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可想像维吾尔在西元4世纪时就创造出了如此灿烂的音乐文化并闻名世界。如果说“特善诸国”的龟兹乐是古代维吾尔音乐的典范，那么现今流传在新疆地区并与龟兹乐有渊源关系的维吾尔木卡姆则是今日得艺术瑰宝。
维吾尔木卡姆
“木卡姆”是中亚、南亚、西亚、北非及整个伊斯兰文化圈内拥有的一种乐舞形式。“木卡姆”这个词源于阿拉伯语。在现代维吾尔语中，这个词有广、狭两个含义，广义指一种大型古典歌舞套曲，狭义则指以散板形式维吾尔木卡姆，他被誉为“维吾尔音乐之母”，源于民间，是融合维吾尔民歌、器乐、说唱、歌舞于一体的大型歌舞套曲形式。维吾尔木卡姆与其他国家的木卡姆相比，数量最多，艺术形式完整，为世界所瞩目。
椐今新疆和田学者毛拉·伊斯迈托拉·穆吉孜的《乐师传》 （1893）记载，木卡姆形成于15到16世纪。维吾尔木卡姆按流行地区和风格特色，可分为南疆木卡姆、北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吐留番木卡姆等等多种。每一种木卡姆有六至十二套。人们常说的十二木卡姆，是指南疆木卡姆，是由十二部大型古典套曲组成，每一部套曲又包括“穷乃合曼”、“达斯坦”和“麦西热甫”这三个大部分。“穷乃合曼”从散板序唱开始进行，紧接是慢速的太孜，到热烈的赛乃姆和大赛勒克，末尾以轻快的太喀特结束，其中有歌曲和舞曲，各曲间有间奏曲。“达斯·坦”由三到六首叙事歌组成，曲间有完整的间奏曲，音乐由慢而快，曲调相当流畅。“麦西热甫”由三至六首节拍不同的舞蹈歌曲组成，曲间无间奏曲，情绪热烈而奔放。十二木卡姆共有歌曲、乐曲260首，全部演唱一遍需要二十多个小时。伴奏乐器有萨它尔（主唱者自拉自唱）、弹布林、热瓦甫、都它尔、丈介克、卡龙、小手鼓等等。
北疆木卡姆，是19世纪由南疆传入，也有12套。除没有“穷乃合曼”之外，结构与南疆木卡姆相同。音乐比较明快，主演唱者用弹布林或者萨它尔。而哈密木卡姆流行于东疆的哈密地区。与南、北疆木卡姆相比较，风格结构不尽相同。它由短小的散序起唱，接着演唱系列短小的歌曲和歌舞曲，无间奏曲。它也有十二套，称哈密十二木卡姆。其伴奏乐器有哈密艾介克（似中胡）、刀郎热瓦甫、手鼓等。全部歌曲有262首，从头演唱一遍约需12个小时。
木卡姆唱词，一些为古代名人诗作，每行15个音节，基本表现人民热爱生活，批判黑暗，向往幸福；另一类来自民间艺人，每节4句，每句7个音节，内容多反映爱情和生活。
刀郎艺术
刀郎是喀什地区麦盖提、巴楚、莎车的一种文化现象。刀郎舞称刀郎赛乃姆，音乐称刀郎木卡姆。刀郎舞是一种礼俗性舞蹈，逢节日喜庆，人们都要跳刀郎舞。开场时唱散板序歌，不舞。接着按严格的程式歌舞：奇克提麦(6／8)、赛乃姆<4／4)、赛乃克斯(2／4)、赛勒玛(2／4)，跳刀郎舞的时候，人们要围圈席地而坐，男女相对起舞，动作粗犷、豪迈。音乐由慢变快，舞蹈由两人对跳变为集体舞。随后出现双人竞技性旋转表演。刀郎舞的唱词，有表现狩猎、打仗和生产劳动的，也有反映爱情生活。歌腔高亢激越。伴奏乐器有刀郎热瓦甫，刀郎艾介克、卡龙、小手鼓等。
近期四川流行歌手罗林取艺名“刀郎”，一些维吾尔人认为这和“刀郎”其实毫无关系，而导致了大多数人对刀郎艺术的误会。
民歌
维吾尔族民歌和木卡姆有近似的情况。由于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不同，各地维吾尔族民歌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伊犁民歌多抒情；哈密民歌多简短明快；喀什民歌多奔放粗犷。维吾尔歌手演唱常有乐器伴奏。北方歌手喜用都它尔和弹布林；哈密歌手喜用哈密艾介克；南方歌手喜用喀什热瓦甫。民歌的音阶、调式方面，南疆大部分地区的民歌运用七声音阶或多于七声的音阶，有不一般的感受。东北地区有不少民歌运用五声、六声音阶。
维吾尔族说唱音乐形式多样，十分活泼，在人民生活中影响广泛。它主要有达斯坦、柯夏克等。
达斯坦有两种类型，分别为长篇和短篇。长篇多说唱带故事情节的内容，曲调通常由上下句组成，多数没有有拖腔。演唱者可根据唱词内容灵活压缩或扩展乐句，比较自由。短篇达斯坦，通常反映新鲜事物或爱情。音乐多方整结构，旋律性强，有的唱腔直接采用民歌，歌词七词一句，四句一首。伴奏乐器，南疆用热瓦甫，北疆、东疆用都它尔。柯夏克是由艺人自弹白唱有一种民间弹唱形式。它用一段曲调演唱多段唱词，内容有爱情和对社会不正之风的讽刺等。
器乐
维吾尔族的乐器、形式丰富多彩，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音乐生活现场，有不同的乐器与乐器组合演奏形式，表现力丰富，有中国一带的古乐器埙，又有来自波斯、阿拉伯等地的萨它尔、弹布林等。大部分得乐器与波斯、阿拉伯国家的同名乐器近似，少数则是同名异器，反映出伊斯兰世界所用乐器的共性。譬如达卜、纳格拉、奈依、萨它尔、都它尔、弹布林、卡龙等是中亚、西亚许多国家中的主要乐器。这类乐器在维吾尔民间同样流行。乐器往往制作精美，随着演奏技巧高度发展，乐器都具有独奏性能和丰富的独奏曲目，这显示出维吾尔族器乐的发展水平。同时，维吾尔族乐器吹、拉、弹、打各种形式俱全，打击乐器在音乐和歌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域闻见录》（云岫抄藏）卷七写道：“回乐以鼓为主”’“声音抑扬高下，随鼓而起落，而歌舞节奏之盘旋，亦以鼓为节”。
由于地处中西交通的枢纽，维吾尔族音乐的显著的特点是它的音阶、调式采用中国、波斯——阿拉伯和欧洲三个音乐体系。以喀什文化古城为中心的南疆地区，大多采用波斯——阿拉伯体系，东疆、北疆地区则借鉴了中国音乐的元素。波斯——阿拉伯体系的音阶调式的特点之一是音阶的第三，无，七级音常闲升高或降低 ——个全音的1/4音。这些变化音的运用，是形成维吾尔族音乐独特风格的重要成分。
流行音乐
由于维吾尔族在音乐方面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感情和热情。近些年，维吾尔流行音乐发展迅速。维吾尔流行音乐继承了维吾尔传统音乐的一些元素，但也大胆的进行创新和改革，随着电子乐和现代乐器的出现，使得维吾尔流行音乐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比如对于西班牙弗拉门戈风格的尝试。
艾斯卡尔（Esqer，灰狼）是维吾尔摇滚音乐的代表。对音乐的追求，使得他放弃了电影播放员的工作，而来到北京创建了灰狼乐队。几经转载，终于实现了历史的突破，在维吾尔流行音乐历史上，有着里程碑的作用。艾斯卡尔的音乐深深地呼唤著自己的民族，有着很深的感情，因此为广大维吾尔人民所爱戴，他曾被誉为“维族人一生的老师”。
艾尔肯（维吾尔族)，出生于新疆喀什(叶城)，自幼开始学习吉他。中国弗拉门戈协会常务理事。艾尔肯的音乐作品是在保留民族音乐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突破和创新，具有鲜明的世界音乐特质并融入了多种音乐风格，使他的音乐更具国际化。2009年10月3日参加《宜春月·中华情》央视中秋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