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
经济学，在西方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所谓当代西方经济学，一般是指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产生并流行于当今西欧、北美和受其直接影响的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学说，它是以往西方经济学说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一）古代中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说（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5世纪） 我们知道，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在此之前，人类社会已存在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从来没有停止过物质资料生产等经济活动。尽管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分工和交换不发达，经济联系不密切，人们的经济生活比较简单，那时人们还没有把经济关系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但是，在古代中世纪的许多著作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在考察物质资料生产等经济活动时曾探讨过经济问题，并发表过许多杰出的见解，这些杰出的见解就成为经济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学者色诺芬，曾最早使用“经济”（οικουομια）一词作为其论述家庭管理一书的名称。后来“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一词中的“Economy”这个词，就是由希腊文“οικουομια”演变而来的。这些古希腊学者的经济学说都产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后古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时期。因此，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想渊源的考察，一般也就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
（二）近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16世纪—19世纪60年代） 在西欧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14—15世纪，商品市场关系已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开始稀疏地出现；在16世纪，商品市场关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商品货币体系的扩大和贸易的频繁，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基于政治和经济斗争的需要，已开始把经济关系同其他社会关系区分开来进行专门的研究。历史上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探讨的是重商主义者。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作为书名的是法国中上主义者安徒万•德•蒙克来田，他在1615年曾发表题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重商主义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产生的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金银就是财富；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对外贸易的顺差。因此，他们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把政府一切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重商主义者的这种理论和政策主张，在英、法等国，从15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下半叶这200年左右时间内一直占统治地位。
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英、法等国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重商主义的社会经济思潮，强调从生产领域来研究财富增长，主张自由放任，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西方人把它称为“古典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其中包括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重农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建立者魁奈等人。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研究，论证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因素、条件和途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机制和规律，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强调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工业革命发展初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它不仅为以后西方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概念，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由于古典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就具有把经济制度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的特征。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明显的体现了这种特征，在考察经济制度的同时侧重研究了一国财富增加的原因。李嘉图发挥了亚当•斯密某一方面的研究，即重点考察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和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等人也继承和发挥了亚当•斯密的学说。
1830年欧洲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推翻查理十世封建复辟王朝的七月革命。这次革命也推动了英国的民主运动。在1832年英国通过议会改革案，使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取得了统治地位。这就是说，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和1832年英国的议会改革，标志着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完全取得了政权，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1830年后的西尼耳、巴师夏、凯里等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对既定制度下财富增长和收入分配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集经济学家与实证主义哲学家于一身的约翰•穆勒，他把经济学划分为具有自然真理性质的生产和受制度影响的分配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尽管他本人在这两个方面还没得到严密的系统分析，但他却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学研究中这两个部分的分解过程。直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兴起，才全面完成这一过程的转变。边际革命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专门注重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进行微观和宏观分析。
（三）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产生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 19世纪70年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影响，数量分析特别是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和均衡概念等逐渐应用到经济研究上来，于是西方经济学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被称为“边际革命”。在19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差不多同时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一原理经过维塞尔、庞巴维克、帕累托、马歇尔和克拉克等边际主义者的阐发，形成了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他们所提出的这个“边际”概念，几乎可以运用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考察的所有经济变量，因而成为经济分析中的一个极为有用的基本概念。在“边际革命”以前，尽管有各种关于价值决定和价值源泉的看法，但其共同的特点是把价值决定看作是一个社会过程，价值源泉存在于生产耗费中，边际“革命”一反传统思路，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价值决定被看作个人的心理过程。这一转变，逐渐使经济学由一门主要研究整个国家如何致富的学问转变为主要研究个别消费者行为、个别厂商行为这两方面行为对价值、价格的决定机制的学问。这些边际主义者虽然根据19世纪初以来出现的变化情况，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的理论，但他们仍坚信竞争力量是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均衡的力量。因此，他们所建立的这种微观经济理论，在西方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
在这一时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危机连续发生，这就促使人们从宏观上探寻和解释经济危机和经济波动的原因，于是就产生了许多种宏观经济理论。其中较有影响的，首先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缪尔达尔、林达尔和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等人，他们采用总量分析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过程，形成了北欧经济学家的宏观动态均衡理论。其次是熊彼特，他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论和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论基础上，又在新历史学派的多元历史观的影响下，运用 “创新”这一概念来解释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经济发展理论。第三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庇古和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等人，在研究货币流通数量与物价水平相互关系时所形成的货币流通数量论。第四是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及其助手们对国民收入及其变动的研究。这个时期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以后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国民收入核算和统计的研究，为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所说：“如果没有国民收入计算和近40年来对其他方面统计的革新和改造，当前的经验宏观经济学便是不可想象的” 。
（四）当代西方经济思潮(本世纪30—80年代) 在l929—1933年，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宣告了自李嘉图至马歇尔等人所信奉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破产，于是西方经济学又发生了第三次重大变革，这就是“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根据30年代大危机和大萧条的情况，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书个运用“总量分析”方法阐述了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决定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以及货币数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主要就是由于这些心理规律的作用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危机的爆发则主要是由于对未来收益缺乏信心而引起的“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在此理论基础上，他所提出的对策，就是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采取财政金融措施，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息率，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凯恩斯在《通论》中所阐述的这种有效需求原理，严厉地抨击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摈弃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关产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因此，《通论》的出版，在西方被告誉为“凯恩斯革命”。
《通论》出版以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放弃了传统观点，追随凯恩斯，
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进行注释、补充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在《通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把战后20年左右的时间，称为“凯恩斯时代”。但是，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却改变了凯恩斯主义发生作用的某些条件。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大量失业与剧烈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停滞膨胀”，这神情况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于是，在当今的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了众多经济思潮和流派纷争的局面。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状况是流派林立、群雄纷争。研究各个流派的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了解它是如何适应当代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变化、发展的需要，为发展经济服务，这不仅对我们了解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和趋向，了解西方国家的现行经济政策和实际经济状况十分有益；而且，其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经验教训和不同看法，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具有参考、借鉴意义的。
对两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曾有一种流行的办法，将其划分为“政府干预”派和“自由放任”派。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在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确实存在着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自由放任”这两种思潮的交替发展，了解这两种思潮的变迁，对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是有帮助的，但用它代替流派的划分，那就不妥当了。因为即使是同属于一种思潮的经济学家，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方而也有着严重的分歧。在下面的分析中将会看到，同属于国家干预思潮的就有几个流派，而主张自由放任的流派则更多，而且，还有一些就不能简单地一定将其归属于某一种思潮，陈岱孙教授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 。
其实，划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划分流派所依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胡代光教授和历以宁教授在谈到“什么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流派”时，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是指一些在理论观点上基本—致，分析方法上基本一致，政策主张上基本一致的经济学家们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派别。” 我们完全赞同把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的基本一致与否，作为划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所依据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划分标准，应该怎样难看待当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呢?
上面已分析过凯恩斯革命以及凯思斯主义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因此，当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形成众多派系纷争的局面，是和凯恩斯主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具体说来，这与以下三种情况密切相关。
1．凯恩斯《通论》发表后，特别是在战后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由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凯恩斯经济学说的不同解释和补充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早在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在将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传播到美国去的过程中，在理论与政策建议两个方面作了补充和发展。他在《财政经济政策和经济周期》(1941年)、《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年)以及《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年)等著作中已为新古典综合派奠定了某些基础。从4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学生萨缪尔森等人，就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理论综合起来阐述西方经济学，于1948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在l961年该书的第五版中，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这一术语，并得到其他英国凯恩斯主义者的支持。以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由于遭到其他反对派的攻击，在1970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第八版中，他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因此，以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又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它在战后的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居于正统的地位。
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早年是凯恩斯的学生，后来又和他长期共事，过从甚密，在学术观点上受到凯恩斯的耳提面命。因此，她以凯恩斯的嫡传弟子自居，把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作冒牌的凯恩斯主义。以琼•罗宾逊为主要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就是在50—60年代同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过程中形成的。
在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克洛沃和瑞典经济学家莱荣霍夫德等人，对凯恩斯学派以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凯恩斯学派曲解了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根本不是一码事。他门提出必须对凯恩斯的著作重新加以解释，还凯恩斯经济学的真正面目。由于这些人原来都是属于凯恩斯主义阵营的，并以重建凯恩斯经济学为己任，因而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学派”或“新凯恩斯学派”。
此外，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也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作了独特的解释和评价。他把剑桥学派、洛桑学派的传统微观经济理沦与他解释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经济理论体系。
以上这四个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都是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中直接演化而成的。
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恰巧改变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生作用的某些条件。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出现了大量失业与剧烈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停滞膨胀”。这种情况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于是，形成了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各种新自由主义流派。其中，首先是以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货币学派，他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这个流派于50年代中期以后在美国开始出现，到70年代获得了迅速发展，成为当代自由主义各流派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其次是以美国青年经济学家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它是在70年代后期，从货币学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自由主义流派。这个新学派出现后，就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萨缪尔森在1980年出版《经济学》教科书第十一版中，曾把它与贷币学派看作是同样重要的论战对手。第三，是和理性预期学派同时出现的供给学派。它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拉弗、费尔德斯坦和万尼斯基等人，该派由于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推崇而受到人们的重视。第四，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哈耶克自30年代以来，一直著书立说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学术观点自成体系。他是当代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是新自由主义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一个。他的足迹遍及当今西方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四大中心，即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德国弗菜堡大学，并受到他们的推崇。因此，他堪称当代西方各自由主义流派的精神领袖。第五，是以德国经济学家欧根、罗勃凯、艾哈德等人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该流派产生于30年代，在战后德国盛行，该派所倡导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成为德国的国家经济学，因此，该派又被称为德国新自由主义。第六，是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它是在6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个别具一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别。该学派将人们从互相交换中获益的观念运用于政治决策领域，创立了政治决策理论，该学派的奠基人布坎南由此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七，是以美国经济学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该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与方法，注重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把自身的理论视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由于这一学派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在90年代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他们所倡导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异军突起，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富有吸引力的，最有助于使传统的经济研究和政治研究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理论。
3．—些产生于20—30年代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派，既不能简单的归属于凯恩斯主义的营垒，也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属于反凯恩斯主义的营垒。这些独树一帜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首先是瑞典学派，它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都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它曾先于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运用总量和动态分析方法建立动态经济理论体系，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斯堪的纳维亚通货膨胀模型等。该流派的成员都是瑞典和挪威的经济学家，它主要是在瑞典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小国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界的日益重视。其次，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经济理论体系，他以独特的“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周期波动而闻名于世。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不仅对当代西方的经济增长沦、经济发展论、经济成长阶段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有重大影响，而且他的追随者们还将其理沦发展成为：技术创新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经济学这两个新的学科分支。
此外，在50—60年代，还形成了罗斯托的经济理论体系。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以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另树一帜。他所提出的“起飞”等概念，已成为当今经济界的流行术语。
除了以上这三个非主流经济学派以外，还有两个既反对凯恩斯主义、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派。一，以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该派形成于50—60年代，近年来这一流派的影响又有了新的发展，它俨然成了与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相抗衡的一个重要流派。连萨缪尔森也把它看作是“对主流经济学的第三种挑战” 。二，在60年代后期形成的激进经济学派。它与新制度学派比较接近。该派的成员比较复杂，他们都主张抛弃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反对主流派的理论观点，揭露垄断资本集团的剥削活动和反动政策。这一流派在近年得到迅速的发展。萨缪尔森也承认“激进派是现代的重要潮流” 。
各流派并存与论战不休的状况及趋势
首先，资本主义工业化后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加上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等，不能不反映别人们的头脑中来，而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和不同生活方式的经济学家，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各个反对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流派的出现，已改变了凯恩斯主义一家独尊的地位。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中文本译者高鸿业教授在评论该书的第十二版时指出：“大致在l980年以前，包括该书第十一版在内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总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把凯恩斯主义当作唯一的“真理”加以阐述，而其他学派的观点则被认为是次要的补充或分歧。第十二版改变了这种态度，它公开承认，经济学是‘演化式’的科学，即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换说法的科学”。“从西方宏观理论的角度来看，第十二版的最大改变在于改变了凯恩斯主义独霸的局面，而大量采纳了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甚至还有供给学派的理论。”
第三，尽管60年代后期以来，凯恩斯作为“西方经济学大天使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但是，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当前仍居于正统的地位。陈岱孙教授在分析新制度学派能否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正宗”地位时，指出“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感到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是继续把凯恩斯主义当作‘经济学正宗’，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它宁肯寄希望于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的修修补补，也不愿接受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说教。归根到底一句话，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对本阶级整体利益的考虑，而不是资产阶级中某些人的喜爱和憎恶” 。
第四，当前各流派的并存与论战，已呈现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趋势。例如，一些流派的经济学家曾提出要扩大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打破传统的纯经济分析框框，强调要把经济学的研究同社会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经济学来个“解放”。又有一些流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运用自然科学、经济计量和数量统计等方法，使经济学“精密化和科学化”。还有一些流派在一定条件下已在汲取论战对方有价值的见解。如新古典综合派中的一些人感到市场调节作用是不可轻视的，贷币政策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而货币学派中的一些人则认为国家在某些方面进行调节也是必要的，等等。总之，当前各流派的并存和论战所呈现的这些趋势表明，西方经济学界正在酝酿着一次重大变革，或者说，它正预示着另一次经济学革命的来临.
美国“加州学派”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代表作《白银资本》、《大分流》中译本出版后，受到不少中国学者推崇，这些著作认为：中国在18世纪前一直主导世界经济格局，只是因后来白银输入锐减，缺乏便于运输的煤炭等支撑工场制度发展的资源，才落在借机崛起的西方后面。所以亚当•斯密、韦伯等人把西方国家现代先进地位归因于近代以后的制度创新，这是犯了“欧洲中心论”的大错。“加州学派”力图在中国传统制度中发掘出符合现代社会方向的内质，这当然对今人评价和选择经济社会方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上述著作因满足了国人的自尊而引起喝彩本不足怪，只是相比之下，一些本土经济史研究的经典性成果长久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甚至被有意无意地淡漠和遗忘，让人颇多感慨。这里我们以梁方仲和王毓铨先生的学术方法为例，说明为什么只有如他们所示范的那样深入把握制度性质，而不是如“加州学派”那样忽视制度对经济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正确展现经济史的脉络。
梁方仲与王毓铨
中山大学最近出版了《梁方仲文集》，中华书局不久将出版《王毓铨文集》。今人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梁、王两先生已经知之不多。
梁方仲（1908－1970），18岁由南开中学跳两级入清华大学农学系，次年转西洋文学系，后转入经济系，并于两年后毕业，1930－1933年就读并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经济所，此后入中央研究院，又赴美被聘为哈佛经济系研究员、后赴伦敦大学从事研究。1947年回国后继续担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53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在中国经济史，尤其是赋税史、经济统计学中取得了惊人的开创性成就。
王毓铨（1910－2002），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论文得到导师胡适的赞赏，1946年获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任美洲古钱学会博物馆远东部主任。1950年回国，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以对秦汉史、明史（尤其是经济史和制度史）、土地、户籍、赋役制度等精湛和贯通的研究著称。
梁、王两先生典型地反映了那时具有类似背景一批大学者的命运。他们在一个有着崇高学术标准的时代，早早做出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后来却只能长久默居于潮流之外，甚至他们的许多基本研究结论和方法都已不甚为学术界知晓。以受到热烈追捧的《白银资本》所讨论的17世纪前后中国输入白银问题为例，1939年梁先生发表的长篇论文《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就对中国输入白银数量、外贸规模等问题做出缜密的研究；他在对一条鞭法的经典性研究中更充分说明：中国当时赋税货币化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财政运作的需要，白银流通也主要是在政府财赋的分配领域。这种来自政治体制的上游需求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导致下游民间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但这与因民间贸易增长而启动的贵金属货币大量流通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它也根本不能引发手工业、农业的同步发展，所以梁先生后来在他另一本重要著作《明代粮长制度》中称其为“虚假繁荣”。弗兰克不知道传统中国的贸易和赋税主要是围绕统治权力的制度需要和权力集团奢侈消费为核心而进行的，仅凭想象以为中国大量用银是因为国计民生相关贸易规模的巨大、“市场”普遍发育，再推论其标志的现代制度意义远在同时的欧洲之上，进而指责斯密以来人们都犯了“欧洲中心”的大错--他对所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的茫然无知，让人叹惜。
再以王先生为例，他据斯密定义而指出近现代赋税是通过“代议制国家”和“纳税的人是那个政府的公民”等制度基础而实现的，这与传统中国赋税制度完全不同，后者的性质是百姓“因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其核心问题永远是“人民和土地是怎么变成帝王的私产的”。（《纳粮也是当差》、《〈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然而这样警策的结论即使是在他曾领导的中国社科院明史室，恐怕也早已被束之高阁，代之而兴的是这样的新论：“晚明白银由非法到合法，更成为社会主币，货币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市场作用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白银货币化表明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引发了社会整体变迁，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近代的开启。”（万明：《晚明社会变迁的研究》）以为在根本的法权体系未被更动之下，货币形态的转变即可以启动和标志一个新经济时代，如此视王先生的经典结论于不顾，也颇显出“近来时世轻先辈”的风尚。
看似驳杂，实有核心
梁、王两先生的许多研究方法都值得后人学习，比如他们对每一具体问题的辨析都以把握整个历史脉络为前提，比如他们博极群书、对于正史以外浩繁资料的重视和运用，等等。但我以为他们还有着更核心的学术方法，即以对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质和统治权力组织结构的深入把握，作为解析一切经济问题的基础。
1980年代以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引起经济学从研究“悬空”的经济运行，转变为研究复杂社会环境（尤其是具体的政治、法权、国民法律文化心理环境）下的经济性状。用德国学者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的话说，制度对于经济基本环境的规定，乃是一种“统率性规则”（overriding rules），它“为低层次规则创建了一个框架”。而对于中国问题研究来说，这个视点之所以尤为重要，是因为在中国“秦制”以后“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体制中，凡土地、赋税、产权、工商业等基本经济形态，都不过是政治权力的延伸——经典性的描述是：“九州之田，皆系于官”；“（百姓）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这种法权制度始终没有改变，所以直到17世纪的商人跪在清官老爷脚下叩谢大恩时，对自己身份的概括依然是：“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这蝼蚁之命都是老相公所赐！”
梁、王两先生的工作始终是以把握上述制度特点为基础的；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秦制”后的权力形态远不仅是简单的统治理念，更是一整套高度缜密的制度结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支撑权力机器运行的那套犬牙交错的制度保障系统，中国一切重要经济现象的第一属性都由此决定。出于这种体察，梁、王长期学术生涯中虽研究了大量看似分散的具体经济问题，如土地、户籍、货币、军屯、矿业、运输、赋税徭役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一个统一的核心而进行的。比如梁先生对于“一条鞭”的研究，着力处集中在权力体制深刻危机与税制沿革间的因果关系；再如王先生《莱芜集•前记》说自己此集涉及土地、人户、等级、阶级等杂驳的内容，但又是在研究“专制政权这个总意图下随时写出来的”。
因为抓住了制度核心，他们的洞察力就突显出来。比如，与众多学者认为“一条鞭”以后“中国税制始入近代之形态”不同，梁先生对极其浩繁的资料详细梳理之后的结论是：“自摊丁入地的办法盛行以后，一切苛捐杂税，凡可以由田赋负担的莫不尽量摊入田赋以内，大开田赋附加的方便大门，给明清以迄民国的财政史上写下最黑暗的纪录和一笔烂胡涂账”；他还指出：由于政治和赋税体制的黑幕化，所以“任意作弊”成了“一条鞭”等任何经济改革都无法触动的制度特征，“直至辛亥革命以后”依然如此。（《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再如，将中国传统农民定义为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久已众口一词，但王先生却说：农民（明代的“民户”）的身分不可以说是“自由的”、“独立的”。他们的人身和其他编户的人身一样是属于皇帝的。……皇帝可以役其人身，税其人身，迁移其人身，固着其人身。只要他身隶名籍，他就得为皇帝而生活而生产而供应劳役；而不著籍又是违背帝王大法的。……在古代中国的编户齐民中，自由和独立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可能连这两个概念也没有。……明朝的皇帝每于郊祀上报皇天牧养有成时，都是把全国的户口簿籍（赋役黄册）陈于祭台之下，表示上天赐予他的对人民土地的所有权。有意义的是事经两三千年，在十七世纪以前，没见有人对皇帝的这种权力提出质问，更没有人讨论过编户齐民为什么或是否应该接受这种权力的支配。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人的权利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事实上它不存在。
因为这个结论基于对户籍、土地、税役等非常细致而坚实的研究，于是它对于制度经济所关联的诸如法律、伦理、意识形态、行政体制等几乎所有重要领域中的课题，都有了力举千钧的意义。
道格拉斯•诺斯对现代经济制度核心原则的定义是：“交易的基础——使交易成为可能的——是一个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他强调，确立贸易者及其商品的法权地位、“而且这些权利在法律意义上能行使”，是社会得以不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商品生产和“经济组织”发展起来的前提（参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比较诺思理论可以知道：梁、王的研究正是从“复杂法律结构及其实施”这个制度基础上，清晰具体地说明：为什么中国传统经济形态是与近现代世界方向完全悖逆的。
“加州学派”，失之千里
通过梁、王的研究不难领会，为什么对于制度形态的把握不仅是解析中国经济史具体问题的前提；而且是判断这一经济形态之前景的关键。因为在这个制度环境中，许多看似通常经济现象下深藏的是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制度指向，所以研究者如果仅据一时的市场、货币、工场规模、生产技术手段等，就急于定义其如何独立于欧洲而早早昭示现代经济的意义，就可能完全与事实相左。
仍以弗兰克所说白银输入减少、才导致中国原本先进的经济体制衰落并丧失世界领先地位为例，其实他完全不知道明清时白银输入规模与“权力资本”积累运作间的比例：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70年间，中国通过与葡西日等国贸易而输入白银约一亿两（《梁方仲文集》220、222页）；但这前后，极度腐败的统治权力鲸吞国民财富的规模，早就是任何贸易财富不能及其一毛了，这种鲸吞更没有因“白银短缺”之类原因有片刻停歇：比如刘瑾掌权的短短四年半中，仅搜刮到家中的白银竟达两亿五千万两、黄金一千两百多万两！以后权势人物家藏数百万、几千万两银子的情况比比皆是，如严嵩失势之后转移了大部分家财，但其一处宅邸中仍剩有四百多万两银子和无数珍宝。再比如万历时皇帝的亲信可以“五日之内，搜取天下公私金银已二百万”；广东税监李凤掠夺民财规模是“乾没五千余万，他珍宝称是”（白银五千多万两，加上等值的其他珍宝），“私运财贿至三十巨舟、三百大扛”；山东税监马堂几年之内贪污税银，仅被一次举报的就有一百三十余万两。17世纪初，全国盐税收入每年仅白银一百一十五万两；但一个官职比芝麻还小的衙门书吏，他看准“以黑吃黑”的官场机会时，举手之间敲诈分肥所得就是两万两银子！在这种“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的巨大反差之下，经济行将崩溃的结果早已不言自明。所以，如果对“权力经济”这个中国基本问题一无所知，而以为从白银输入等皮毛问题入手就可“悬丝诊脉”地判断经济制度走向，恐怕真要贻笑大方了。
再看《大分流》的论点（直至18世纪，中国与欧洲在“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都无重要不同，只因中国江南不具备英国那样方便的煤炭等资源，所以未能导致经济革命）。其实事实刚好相反：中国“市场”性质与欧洲差别极大，其最显著之一就是百姓在统治权力面前，永远不能在法权意义上具有“人的权利”和真正拥有财产，而这正是王先生早已系统说明了的基本制度背景。有关权势者通过垄断市场、欺行霸市、恶税恶法、特务酷刑等等而掳掠惨杀工商业者和市民的记述，在官方文献中汗牛充栋（详见拙文《为什么宪政对人权和财产权的保障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这种环境下，经济资源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如何呢？举17世纪《富春谣》为例：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于戏，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正是因为百姓无可逃遁于“官府拷掠无完肤”的虎狼威势之下，所以即使在经济地理最优越的地区，各种丰富优质的资源非但没给小民带来丝毫福祉，相反却使其大难临头，以致他们只能以哀祈上苍将这些资源尽数摧灭。如果对此类司空见惯的现象略有所知，都不难知道把中国未能如欧洲那样自主走出中世纪的原因归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这与社会真相差得实在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