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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昀 |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昀,北迁已十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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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昀 |
纪氏迁献后主要从事农业,由于原来家底厚,很快成为献县富户,但比较开明。某年,遇大灾,流民甚多。纪氏舍粮放粥,招官怨被诬入狱,并令其自己出钱盖牢房,凿水井。水井凿于县城东门外,人称纪家井,解放初尚存。此后纪氏锐意读书仕进,成为书香门第。至明末,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和清兵入关的变乱,家道中落,四散奔逃,纪昀的两位伯曾祖避乱河间,城破被杀。但稍一安定,“便勤铅椠,再理丹黄”(纪钰碑文),读书不辍。有据可考,自纪昀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 《杜律疏》 、《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昀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昀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
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 《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三千四百六十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 《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昀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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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昀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 《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昀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昀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纪昀的诗文中,多应制奉和、歌功颂德之作,属于典型的“廊庙文学”。少数述怀、纪行诗歌尚清新可诵。《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是纪昀谪戍乌鲁木齐两年后被召还时于归途所作,记述当地风土人物,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新疆的社会情况,声调流美,富歌谣风味,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有一些特色。
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
纪昀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表现于笔记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这部书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各4卷,《滦阳续录》6卷,共24卷(笔记1000余则),是他晚年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他的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总名《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后通称《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的诗文,经后人搜集编为《纪文达公遗集》,诗文各16卷。
纪昀五十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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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微草堂笔记》 |
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所以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 、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
鲁迅先生对纪昀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 《中国小说史略》 )。其《纪文达公遗集》 ,是纪昀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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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昀书法 |
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昀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纪昀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昀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纪昀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昀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纪昀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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