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人物基本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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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 性别： | 男 |
| 国籍： | 英国 |
| 出生年月： | 1883年6月5日 |
| 去世年月： | 1946年4月21日 |
| 职业： | 经济 经济学家 |
| 毕业院校： | 伊顿公学 |
| 还有未完善内容， | |
人物关系
编辑经济学界的爱因斯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33—1946年）是20世纪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年6月5日- 1946年4月21日），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1883年凯恩斯出生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曾在剑桥大学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讲师，母亲弗洛朗斯阿达·布朗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革的先驱之一。
1889年7岁的凯恩斯进入波斯学校，
1891年后进入圣菲斯学院的预科班。
1894年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第一个数学奖。
1895年考取伊顿公学，并于1899和1990年连续两获次数学大奖。他以数学，历史和英语三项第一的成绩毕业。
1902年，他成功考取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的奖学金。
1906－1908年在英国财政部印度事物部工作，
1908年任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经济学讲师，
1909年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因其最初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而获“亚当·斯密奖”。
1911－1944年任《经济学杂志》主编，
1913－1914年任皇家印度通货与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任皇家经济学会秘书，
1919年任财政部巴黎和会代表，
1929－1933年主持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
1942年被进封为勋爵，
1944年出席布雷顿森林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并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
1946年猝死于心脏病，时年63岁。
凯恩斯出生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曾在剑桥大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7岁进入波斯学校，2年后进入圣菲斯学院的预科班。几年以后他的天才渐渐显露，于1894年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第一个数学奖。一年后，他考取伊顿公学，并于1899和1900年连续两次获数学大奖。他以数学，历史和英语三项第一的成绩毕业。1902年，他成功考取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的奖学金。
凯恩斯可谓经济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使人们对经济学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发展了关于生产和就业水平的一般理论。
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主要是：
• 关于存在非自愿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处于一定水平上的时候，失业是可能的。与古典经济学派相反，他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 引入不稳定和预期性，建立了流动性偏好倾向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投资边际效应概念的引入推翻了萨依定律和存款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的这些思想为政府干涉经济以摆脱经济萧条和防止经济过热提供了理论依据，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曾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
凯恩斯出生于萨伊法则被奉为神灵的时代，认同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就能维持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
凯恩斯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猛烈冲击使资本主义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何在，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创建其经济理论的。也就是说。他以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为背景，对社会生产总量和国民收入是由何种因素决定的，以及严重失业、“富裕中的贫困”的矛盾现象做出解释，寻求解决的对策。他明确承认，他的这一理论是关于“经济繁荣内部何以会孕育着使其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理论。在对经济危机这个严重病症的洞察和探索方面，同传统西方经济学相比，凯恩斯有着至少以下几点确具突破性的新观点和新见解。
第一，突破了传统的就业均衡理论，建立了一种以存在失业为特点的经济均衡理论。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萨伊法则为核心提出了充分就业的假设。认为可以通过价格调节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把研究资源利用的宏观经济问题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外。《通论》批判萨伊法则，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正式把资源利用的宏观经济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第二，把国民收入作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凯恩斯《通论》的中心是研究总就业量的决定，进而研究失业存在的原因。认为总就业量和总产量关系密切，而这些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第三，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来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
凯恩斯《通论》中认为有效需求决定总产量和总就业量，又用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来说明有效需求的决定。在此基础上，他说明了如何将整个经济的均衡用一组方程式表达出来，如何能通过检验方程组参数的变动对解方程组的影响来说明比较静态的结果。即，他总是利用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关系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决定和其他宏观经济问题。
第四，建立了以总需求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
凯恩斯采用了短期分析，即假定生产设备、资金、技术等是不变的，从而总供给是不变的。在此基础上来分析总需求如何决定国民收入。把存在失业的原因归结为总需求的不足。
第五，对实物经济和货币进行分析的货币理论。
传统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分为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两部分，其中，经济理论分析实际变量的决定，而货币理论分析价格的决定，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二分法。凯恩斯通过总量分析的方法把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生产货币理论。用这种方法分析了货币、利率的关系及其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把两个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
第六，批判了“萨伊法则”，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明确提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主张。
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赞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而凯恩斯却反对这些，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他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他的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思想后来成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后来的宏观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凯恩斯的《通论》的基础之上的。
《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它推翻了传统的自由市场理念，提出健康的经济与充分就业取决于消费者、投资家和政府的总支出。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再也没有比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
“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人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依旧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
除《通论》外，凯恩斯另外两部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是《货币论》 （ATractonMonetaryReform1923）和《货币论》（ATreatiseonMoney,1930）。这两部著作是其研究货币理论的代表作，但均未能脱出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窠臼。
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创立，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凯恩斯革命”。既然称之为“革命”，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变革否定，这些变革和否定就构成了“革命”的基本内容。从这一点上讲，“凯恩斯革命”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教义的重大突破。
毫无疑问，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敢于打破旧的思想的束缚，承认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宏观经济学学的贡献是极大的。
凯恩斯不仅是经济学理论上的天才，而且还是位大胆的实践者。虽然说来容易做来难，但他仍然不顾风险，亏了再赚，毕竟技高一筹，果然名利双收。
凯恩斯不但是一个理论家，而且是一个实践家。他曾经在英国财政部印度事物部工作，任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经济学讲师，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因其最初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而获“亚当•斯密奖”，任《经济学杂志》主编，任皇家印度通货与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任皇家经济学会秘书，英国财政部巴黎和会代表，主持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出席布雷顿森林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并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出生于1883年，就在这同一年，卡尔·马克思与世长辞。这两位经济学家在生存的时间上这样接近，在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上又都产生了这样深刻的影响，但就思想的不同而论，再没有比这两个人更加任渭分明的了。马克思心情沉重，怀着满腔怨愤个平之意，仿佛时刻处于背城借一之境，是“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的起草人。而凯恩斯所感受的是此生之同乐，他在一生中总是驾着轻舟从容前进，终于圆满地成为“会繁荣生长的资本主义”的设计师。我们也许可以把马克思所以要热衷于作出资本主义一定要崩溃的预言，说成是由于他实际生活的坎坷不平；假使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凯恩斯所以能重新唤起人们的信心，所以能使死灰复燃，是由于他生活的一帆风顺和丰富多彩。
凯恩斯的童年时代正处于维多利亚学派风行之际，那时他已崭露头角。他4岁时已经在推敲利息的经济涵意，当他6岁时，对于他自己的脑子是怎样运转的，在感到疑惑，7岁时，他的父亲认为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同伴”。不久他到准备进入大学的预备学校去求学，在那里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待同伴的能力：他有一个“小厮”代他拿着教科书，恭顺地跟在他后面，作为交换，凯恩斯帮他解决比较棘手的课外作业方面的问题；同另一个他所不喜欢的孩子订了个“君子协定”，凯恩斯答应为他每星期向图书馆借一本书，交换条件是，对方的一帮人平时不得无故走近他的一帮人的15码之内。
14岁时，伸向伊顿公学（伊顿公学在伦敦西面伊顿（Eton）镇，是培养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的中学。——译者）申请并获得了奖学金。关于英同公立中学的恐怖故事是传闻很广的，但凯恩斯肉体上既没有受到凌辱，精神上也没有受到折磨。他已进入青春时代，考试时得到的评分是最高的，因此得奖累累，他为自己买了件淡紫色的背心，渐渐染上了饮香按酒的爱好，他的背略有些驼，蓄起了小胡子，参加了划船比赛，渐渐成了个令人生畏的辩论家，他并无阿议讨好之意，却成了个伊顿学校的狂热分子。从他17岁时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所表现的洞察力，就他的年龄而论是很少见的。当南美布尔战争达到高潮时，校长发表了一次演说，凯恩斯用了短短几句话概括了当时的情况：“这是我们具有的品质、我们应当表示欣慰；记着我校的光荣传统，同向有的情况一样，如果要干什么就得尽力而为”。
他在伊顿公学的经历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也获得了巨大成就。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希望他成为一个专业经济学家，庇古教授（马歇尔未来的接班人）每周同他共进早餐一次。他当选为大学学生俱乐部秘书，这个职位最后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最著名的非官方辩论会之一的主持人。他被伦纳德·伍尔夫和利顿·斯特雷奇（伍尔夫（Leonardwodf，1882—1941），英国女作家；斯特雷奇（LyttonStrachey，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译者）物色到了，结果产生了在伦敦的所谓“文化设施集中区”。他痛好很多，喜欢买书，常常午夜不睡，思考问题。总之，他不是个平凡的人，是个杰出人物。
但是，即使是一个非凡的人也得穿衣吃饭，这就发生了做些什么工作的问题。他手里的钱很少，而从事于学究生涯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他怀有较大的野心。有一次他写信给斯特雷奇，“我想办一条铁路，或者组织一个托拉斯，或者至少从事股票投机，要掌握这些方面的原则是容易的，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
没有人请他办铁路或托拉斯，从事投机事业的想法也只是表明了凯恩斯想象的不诚实方面。于是他流入宦途，借此求得升腾。他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参加了文官考试，这就促使斯特雷奇的一个姊姊问他，他是不是在装腔作势。他说不，他对试题已经了然胸中，何必烦燥不安，折磨自己，这又有什么用；他准定会名列前茅。结果当然如此，他是第二名，在答案中他分数最低的是经济学部分。他后来说，“主考人所懂得的经济学大概还不及我”；就这里的情况说，假使他所说的不是事实，人们将责怪他狂妄至极，然而情形与他说得完全一样。
他于1907年被派到印度政府机关服务，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工作。当时他在国内正以充沛的精力从事于写作关于数学的论文，觉得在政府机关当个小官，跟他经营铁路的愿望差得太远了。经过两年，觉得在这方面的经历已经够他受的了。他说，他的一番努力，无异是把一条纯种牛从英国冤屈地运到孟买。他在行政工作中还发觉，一些考虑欠周的对他的评论会把他葬送掉。于是他辞去职务，回到剑桥。但是，他在印度的岁月不是完全白费的。根据他在印度的所见所闻，写了一本叫《印度通货与财政》的书，于1913年出版，看到的人都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杰作。就在这一年，由官方组织了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从事于研究印度通货问题。其时凯恩斯年29岁，被邀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这是很少见的荣誉。
（二）
他比较喜欢的是剑桥大学，在那里他是一向受到尊敬的，不久即被邀请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个杂志是英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刊物，这个职务他担任了33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这一切活动中，凯恩斯是个中坚人物——是顾问，是参赞，是公断人。他可以用完全有把握的态度来谈任何事物。担任“作曲”的威廉·沃尔顿和担任“舞蹈动作设计者”的弗雷德里克·艾什顿以及许多其他艺术家和专业人员，常常听到凯恩斯对他们说，“不，不，关于这一点你完全搞错了，……”
对于要努力整顿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人来说，这些不过是他初踏进社会时小试其技。
在战争期间，这个“文化集中区”有点陷于中断状态。凯恩斯被召到财政部，派他处理海外财政事务。他在那里必然也是干得很出色的。一个老同事后来曾谈起他在那时一段有趣的轶事：“当时迫切需要西班牙货币比赛塔，费了点气力搜集了一些。凯恩斯及时报告了财政大臣，后者说，无论如何，在短期间我们总算有了一批比赛塔了。凯恩斯说，‘啊，不是这样！’他的上司吃了一惊，‘什么！’他回答，‘我把它全部售出了，几乎压垮了市场。’他真是这样做的。”
他不久就成了财政部中的中坚人物。为他写传记的人以及他的同控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都说，凡是见解成熟的人都认为，就对战争获胜所作出的贡献来说，在文职官员中再没有超过凯恩斯的。尽管这样，他还会找出时间从事别的活动。有一次为财政事务来到法国，他有了一个念头，如果法国人把他们国立美术馆所藏的画卖给英国一部分，未尝不有助于两国之间帐务的平衡。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为英国取得了价值以10万美元计的科罗、戴拉克瓦、福赖因、高盖因、安格尔和莫内的作品，还设法为自己买到了一幅塞尚的画。此时德国的大炮在轰击巴黎，画的价格在低落。他到伦敦，有一次出席了一个舞会，通过西特韦尔一家（西特韦尔（Sitwell，1860—1943），英国作家，其子女均为名作家。——译者）结识了擅长歌舞的莉迪亚·洛科波娃。凯恩斯说的是标准英语，莉迪亚所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个，两人之间的相得可想而知。
但是上述的一些都是枝节，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战后的欧洲臻于安定。凯恩斯现在已是个重要角色，准备对国是有所献助，但仍然处于幕后，他实际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尚未被人识破。他作为财政大臣的代理人，在来到巴黎最高经济委员会上作出决定时拥有全权。他在和会上是财政部的代表。但是，他只是次一级官员，在看台上虽然占有一席，但对台上的纵横种闺则无权直接干预。当凯恩斯从旁目睹到威尔逊被克列孟梭挫败和人道主义和约被报复性和约所代替时，他必然是非常痛苦的。
他于1919年写给他母亲的信里说，“我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写信给任何人，我感到疲乏不堪，这部分是由于工作，部分是由于对周围的恶势力感到沮丧。我从来没有像最近两三个星期以来那样地感到难受。这次的和约是荒唐无耻的，而且是行不通的，它会促成的只有灾难，再没有别的”。
他勉强从病榻上爬起来，对于他所谓的“维也纳谋杀”提出抗议，但没有能阻止潮流。这个和约是摆太基式的和约。据此，德国所应付的赔款数额之巨，为了挣得那么多的英镑、法郎和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它将不得不无所不为。当然，这不是民意所在，但是凯恩斯还从凡尔赛和约看到了由此在无意中引起的后果——更加可怕的德国的独裁制度和军国主义。
他在失望中辞去了职务，在和约成立的前三天，开始对它进行攻击。他怀着满腔怒火，用高速度写成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于12月间发表，他也由此成名。
这是一篇辉煌的、具有压倒一切力量的文章。他看到一些首脑人物在发挥作用，他是用小说家的技巧和上述“文化集中区”尖刻的批判精神，来描写这些首脑人物的。他说克列孟楼“在意想中只有一个幻觉——法兰西，还有一个是不属于他的幻觉范围之内的——人类，其中至少包括他自己的同僚”。对威尔逊他说，“就像个奥德修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译者）当他坐下来设谋献计的时候比较明智。”他对人物的描绘固然才智焕发，对和约危害性的分析尤其令人难以忘怀。凯恩斯看到，审定和约者的意图，只是在于清算政治上的怨恨，而全不计及当时的迫切问题——使欧洲从创伤中恢复过来，成为一个团结的、活跃的整体。
四巨头所全神贯注的别有所在，而不是这些问题。克列孟梭所注意的是要挤垮敌人的经济生活，劳埃德·乔治只希望搞到一个协议，能暂时敷衍过去就行，总统所关注的只是正义和公理。至于欧洲的饥饿和分崩离析这个基本问题却不能引起这四巨头的注意，这是个非常任特的现象。赔偿问题使他们在经济领域内迷失了方向。他们只是从神学、政治学，选举方面的诡计、从一切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操在他们手里的有关国民经济的前途却漠不关心。
他接下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因此，我们面临的威胁是，欧洲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降低，对某些国家说，已经降低到实际上挨饿的程度（俄国已经实际达到了这一点，奥地利已将近达到这一点）。人是不会始终甘心淹没在沟壑中的。由于饥饿，有些人将垂头丧气，陷于无告的绝望状态，有些人会神经失常，挺而走险。当他们处于极端困境时，为了不顾一切地满足个人的迫切需要，就会推翻战后残留的组织，会毁灭文明本身。这就是我们必须把所具有的资源、勇气和理想集中在一起来共同防御的危险。
这本书问世以后获得了巨大成就。条约的难以实行，在一开头就已显得情势了然，但是首先看出、首先说出这一点的、并且直率地提出要进行修改的是凯恩斯。他已经以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知名。当他1924年所提出的道斯计划开始了打破1919年造成的僵局这一漫长过程时，他富有远见的天才获得了证实。
他现在已经成名，余下的问题是干些什么。他选择的是冒险性尽可能大的业务，他开始用几千镑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从事投机而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资金。有一位银行家，从来不认识他，但对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留下了深刻印象，靠这位银行家的贷款，结果积累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财产。这完全是凭偶然的机会造成的。他从事投机时，对内部消息不屑一顾。他曾说过，华尔街的商人如果不去理睬那些内部消息，就不难致富。他自己的法门没有什么别的，只是仔细审查一些资产负债表，此外所凭的是，他自己对金融的广博知识，对于一些人物性格的直觉观感，和关于经商的某种资责他早晨未起床时，就逐条审阅金融市场上的情报，作出决定，把他要进行的交易通知经纪人，就是这么回事；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整天的时间来处理较重要的事项，如有关经济理论的探究。这样他就可以同大卫·李嘉图的大名并驾齐驱。
顺便说一句，他有时并不专为自己赚钱。他为皇家学院掌管财务时，曾使戈戈之数30，000镑变成380，000镑。他曾管理过一个投资信托公司，领导过一个人寿保险公司。
他的活动目标，在同一期间总是不止一个——他为《曼彻斯特导报》写稿子；在剑桥大学按时上课，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妻子她长得非常美丽，而他只是一个正常的爱慕女子的男人，并不漂亮，但个子很高，仪表威严。他那壮大而略带些笨拙的身躯，同他偏长的三角形脸正相配合，他鼻梁挺直，有着从在校时就留起的剪短了的小胡子，厚嘴唇，尖下巴。他的一双眼睛善于表情，在弯弯的眉毛下有时庄重，有时冷漠，有时则闪闪发光，大概要看对方是政府的使者、投机家、“文化集中区”的行家还是芭蕾舞迷而随时变化。
凯恩斯对客寒喧时有个怪解，喜欢把两手拢在袖子里，袖手而谈。由于他对别人的一双手特别注意，又由于对自己的手感到自豪，因此这一藏匿双手的姿态，就格外显得难以理解。他甚至把他自己的和他妻子的手制成模型，还收集了他的朋友们的手的模型；当他遇到一个人时，第一件事就是注意对方的手掌、手指和指甲的特征。后来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次谈话后，记下了如下的对这位总统双手的观感：
当然，我起先没有密切注意这类问题。后来我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双手。他的手很结实，相当有力，但是显得不大秀气或不大灵巧，他的指甲短而圆，像个商人的指甲。我无法如实地加以描绘，他的手（在我的眼里）虽然不是什么特殊的，可也不是什么普通的类型。不管怎么说，我似乎是在哪里见到过的。哪里呢？我足足花了10分钟，就像追忆一个忘记了的名字一样。我终于想起来了，是爱德华·格雷爵士——一个更加踏实的、美国化的爱德华·格雷爵士。
罗斯福写信给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时说，“我跟凯恩斯作了一次有意味的谈话，我对此人倾倒之至。”他如果知道，他在凯恩斯眼中被看成个具有一双某一外交大巨的商人式的手，他是否会这样说就大有疑问了。
1935年时，他已经有了显赫的经历《印度通货与财政》虽然篇幅无多，却是部精心杰作，和约的经济后果。是一次巨大成就，《概率论》的专业性虽然强得多，情况也是这样。关于上述最后一本书有一则小小趣闻。凯恩斯与马克斯·普兰克教授一同进餐，普兰克是一位在数学方面具有天才的人物，量子力学就是在他手里发展起来的，这门学问是人类智力比较惊人的成就之一。他对凯恩斯说，他曾一度考虑要从事研究经济学，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它太难了。凯恩斯把这句话作为一个趣闻，转告他刚从剑桥口来的一个朋友。后者说，“啊，这就奇怪了，伯特兰·罗素有一次告诉我，他也想研究经济学。但是因为它太简易，决定作罢了”。
但是，我们知道，数学不过是他的副业。他1923年发表了《货币改革论》，又一次使世人瞠目结舌。他猛烈抨击对黄金的盲目崇拜，反对人们甘愿放弃对自己的通货作有意识的管理，而把这个职责托付给一种自然的结构——国际金本位制。当然，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但是它跟凯恩斯别的作品一样，其中充满着生动的笔调，使读者情趣盎然。谈到关于某些古老的经济学说所论及的“长期性”后果时，他冷冰冰地说，“就长期而言，我们都是要死的”，这就对英国一向有的传统想法，给了当头一棒。
更有甚者，于1930年他发表了《货币论》，这是一本试图说明整个经济动态的书，它的篇幅很大，很难懂，有时光辉夺目，有时令人迷惑。它要说明的主要问题是，使经济时而活跃起来趋于繁荣，时而衰退下去趋于萧条，使它运转得这样不平稳的是什么，从而使它成为一本吸引人的书。
当然，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注意了几十年。大范围的经济崩溃且撇开不谈——如1929年的大爆炸以及历史上在其前发生的事件（如密西西比公司倒闭时18世纪在法国所看到的情况）——就商业的正常进程说，一系列的扩张与收缩，就像波浪般一起一落，这种经济上的表现，又有点像生物的一呼一吸。例如，孰英国说，商情于1801年不振，1802年较好，1808年衰退，1810年又颇有起色，1815年复转弱，如此起伏不定者经百年之久；在美国的情况也差相仿佛，不过在日期上稍有异同。
在这个繁荣与萧条交相更迭现象的幕后是什么？起先认为商业循环是一种群众性的神经错乱现象。1867年时一位观察者写道，“这类周期的崩溃实际是心理上的现象，其促成因素是沮丧情绪、兴奋心清、对前途的希望、失望和恐慌。”这个说法，对华尔街或伦巴第人街、对兰开斯特或新英格兰的那些人的心清说来是很好的描绘，但是对基本问题没有作出交待。造成这样广泛的歇斯底里的是什么？
有些早期解释，则在经济程序以外寻找答案。W．斯坦利·杰文斯——他的“快乐与痛苦的演算”的维多利亚时代经济学，我们在上面的一章里谈到过——把罪责归之于太阳黑子，这个说法并不像我们初看起来那么牵强。杰文斯注意到从1721到1878年间历次经过的商业循环，从这次繁荣到下一次繁荣的平均间隔期间为10．46年，而太阳黑子（那是威廉·赫谢尔于1801年发现的）的周期是10．45年。杰文斯深信，这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得太密切了，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他的想法是，太阳黑子的时隐时现促成了气候上的周期变化，从而促成了降雨量的周期变化，从而促成农作物收获量的周期变化，终于促成商业上的周期变化。
这并不是个要不得的理论——除了某一点。但是，如果经过进一步仔细计算，把太阳黑子的周期拉长为11年，则天体的机械运行和商业的变化莫测这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不存在了。太阳黑子是天文学上的问题，要探索商业周期的激发因素，就得回到地面上的与世俗有关的方面考虑。
实际上要回到的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由马尔萨斯在直觉的和带些笨头笨脑的情况下所首先指出的那个领域，即“节约”领域。我们也许还记得，马尔萨斯当时所怀的疑虑——一种说不大清楚的感觉，认为由于某种原因，节约会导致“普遍过剩”。对此说李嘉图加以嘲笑，穆勒则不屑一顾，结果这个想法就成了经济学地下派的一个附属物。认为节约会成为烦恼的根源的说法，是对俭德本身进行非难！这简直是邪辟之辞。亚当·斯密不是说过的吗，“如果对各家各户说来是谨慎明智的行为，那么，对一个大国说来也决不会是愚蠢行为”。
（三）
但是，当早期经济学家拒绝考虑节约会成为经济进步的一个障碍这一设想时，他们并不是在思想上离经叛道，只是在观察现实世界中的事实。
大体上说来，在19世纪初叶进行储蓄的人也就是使用储蓄的人。在李嘉图或穆勒的艰苦时代，能够进行储蓄的，事实上只有那些有钱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聚拢的资金，一般说来，总是要用于这一种或那一种的生产性投资的。因此把储蓄正确地叫作“积累”，由于它象征着一个金钱的正反两面，一面是一宗货币的积聚，另一面是可以直接用以购置生产设备或房屋或土地，从而挣得更多财富的资金。
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时，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财富的分配有了改进。随之而来的是，进行节约或储蓄的可能性扩大到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成员。同时，商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失去了个人的色彩。它不断地寻求新资本，所寻的对象，不仅是各个经理人物的钱袋，还有全国不知名的储蓄者的钱袋。这就是说，储蓄和投资彼此渐渐分道扬键，改由各不相谋的两类人物来分别执行。
谈得很多，我们几乎忘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他的《货币论》。但是并没有忘记得干干净净。《货币论》对储蓄与投资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其中的见解并不是凯恩斯所独创的。有好多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商业循环中这两个因素的关键作用。但是，他所写的像他所写的别的作品一样，单是对经济学提出的抽象理论，即足以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例如：
人多以为世上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出于各个人的节制行为，他甘愿放弃从消费中获得的眼前享受而为将来更大的享受着想，这种行为叫作节约。但是要晓得，单是节制行为，就其本身说，是不足以建立城市、开辟田园的。建设和改进这个世界上的事物的是企业。如果企业在进行着，是活跃的，不管节约方面的情况如何，财富就会积累起来；如果企业处于睡眠状态，不管你在节约上如何努力，财富将趋于萎缩。
上面在《货币论》里作出的分析，尽管很高明，但是它刚被写出（在比喻的意义上说）就要被撕去。因为储蓄与投资的跷跷板理论漏掉了一个要点：它没有说明，一个经济在长期萧条中怎么能依然存在着。实际上，跷跷板这一比喻本身就表明，处于在重压下的过剩的储蓄，就好像在相当短时期内必然会自动地跷向那一方，从而恢复正常。
储蓄和投资——节约和创业并不是完全互不相关的经济活动。正相反，它们在市场上是拴在一起的，厂商从事于“购买”储蓄，或者至少在金融市场上借贷储蓄。储蓄跟别的任何商品一样，有它的价格：利率。因此（比方这样说），当不景气处于低谷时，储蓄泛滥市场，其价格将低落，同鞋子过剩时鞋价将下跌的情形一模一样。当储蓄的价格下跌（利率趋低）投资将受到鼓励而增加：某人想建一新厂而筹措资金的代价是10厘因而觉得成本过高时，现在只须5厘即可筹得这笔资金，在他看来建厂的前途就有利得多了。
因此，根据跷跷板理论，商业循环本身似乎存在着一个安全开关，当储蓄过剩时，借起来会便宜些，从而使商业受到鼓励，增加投资。根据这个理论，经济也许会收缩，但收缩之后，肯定会弹回来。
但是，1929年大萧条，恰恰就在这一点上不起作用。利率降低了，但是市场上不起反应。于是一些老秘方都提出来了，有些可以收局部治疗之效，有些是大剂量，但是不论把什么药投下去，病人仍无起色。从它的逻辑而论，总能使储蓄和投资的跷跷板恢复平衡的利率机制，要顺畅运转，显然还缺少些什么，还需要别的一些什么，才能使经济恢复正常。
凯恩斯的杰作已经酝酿了一些时候。1935年他写信给肖伯纳（出于肖的建议，他刚刚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重读一遍，觉得无甚兴趣）“您得知道，我的想法是，我相信，这里正在写的一本关于经济理论的书，在人们如何考虑经济问题的方面，将引起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在下一个10年期间。在现阶段，我不能指望您或任何别人会相信这个说法。但是在我自己，我不只是希望，而是十分肯定，我说的不会错”。
他是一向不会错的。这本书问世后简直是爆发了个炸弹。至于肖伯纳——如果他认真读过的话——是不是这样想，则深可怀疑。这本书有个严峻的标题——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其内容则更加严峻。书中第25页说，“设Z为雇用为数N之人所产产品之总供给价格，则Z与N之关系，可写作Z＝（N），可称之为总供给函数”；人们可以料想，肖伯纳是瞪着眼看这一段的。如果这还不足以使大部分人望而却步，那么还有一点，作为一个外行人，在阅读斯密、穆勒或马克思的著作时，预计会看到的对社会活动的全面观察，在这里会感到极端缺乏。书中也间或出现一些精彩的段落，就像出现在代数与抽象分析之沙漠中的绿洲，其中有一段把选择股票绝妙地比作在选美大会上挑选优胜者。
然而，这本书却是革命性的，再没有比此更适当的说法。它与《国富论》和《资本论》一样，在经济学领域内都是第一流的。
《通论》的结论使人吃惊，也使人沮丧。说到底，经济是没有自动的安全结构的！经济并不是像跷跷板那样，总是会纠正自己，而是有些像升降机，它会上升或下降，也会停在那里完全不动。它会停止在顶端，但也同样会停止在底层。换句话说，萧条也许无法自救，从此一蹶不振，像个搁浅的船一样。
这是怎么口事？当萧条达到谷底、储蓄泛滥市场时，难道不会压低利率，从而使厂商受到鼓舞、利用廉价资金扩大它的工厂吗？
凯恩斯根据经济生活中最明显、最简单的事实，发现了这一争论的缺陷：当萧条处于低谷时，根本不存在储蓄泛滥市场这一事实。因为当经济发生混乱时，其收入将收缩，这时一些储蓄都被挤出来了。当人人都处于困境时，怎能指望在这个社会从事储蓄的，会像人人都处于顺境时的那么多呢？凯恩斯说，十分明显，这是不可能的。萧条的结果，不是储蓄过剩而是储蓄枯竭，此时的储蓄不是泛滥成灾，而是不绝如缕。
事实上也是这样。1929年美国居民从收入中储存了37亿美元，1932和1933年实际上无所储存，甚至还把这几年以前的储蓄提出来应付需要。起初，公司在缴税与支付股利之后还隐藏了26亿美元，3年后发现它们在这笔帐上反亏损了60亿。很明显，凯恩斯的说法是对的，储蓄是一种奢侈品，是经不起艰难时期的考验的。
储蓄减少的更大的后果，远比由这一减少所带来的个人债券的损失的重要性为大。因为储蓄如果没有剩余额，对利率就没有压力，以鼓励商人进行借贷。如果没有借贷和投资支出，从而就没有扩张的动力。从而，整个经济就会寸步难进，也就是说，尽管存在失业员工和未利用的工厂和设备，经济仍然处在“平衡”的条件下。
这就出现了“丰裕中的贫困”的难题和失业与资源闲置并存的异常现象。当萧条处于低谷时，就会出现一种使人啼笑皆非的矛盾：一方面迫切需要商品，一方面生产不足。看来这纯粹是精神上的矛盾。经济的作用，不是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谈到需要往往是一种梦想，是没有限度的。经济所生产的商品是用以满足需求。的，而需求是以人们所拥有的货币为限的。因此，失业在经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无异是～赘疣，他们为市场作出努力时，有如水中捞月。
要知道，投资额下降，经济规模缩小，社会即陷入苦难中。但是凯恩斯指出，这不是实在的社会苦难。国家的同情不能成为充分投资的一个实在的代替者。由于储蓄是与投资一道减退的，经济的流动仍然是平稳的，数额尽管比过去所惯有的减少这一事实，对此，并没有任何影响。
这诚然是个特殊事态，尽管是一场悲剧而其间并没有一个坏人＿储蓄显然是个人之间的事，没有人能为储蓄方面发生的事故商归咎于社会；要责备厂商为什么不踊跃投资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事实是如果他们看到有机可乘，比谁都更愿意争先进行。这么说来，困难所在已不再是个精神上或道义上的问题，其间并不涉及公道、剥削或人性的愚昧等等。这是个技术上的困难，差不多是个机械性的错误。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却不会因此稍低。代价不是别的，是失业。
就在这里，存在着最难解决的一点。投资愿望是不可能无期限地持续下去的。投资迟早会趋于收缩。
一项工业，在任何时候，总是以它所供应的那个市场的范围为限的。试以19世纪60年代时的铁路为例，其时建筑新路需要巨大投资。早期的那些巨头，并不是为1960年的市场供应需要。假使他们为百年以后的经济铺设轨道，那就是在无人烟地区为不存在的城市构筑连接线，没有人会于这样的傻事。因此，他们所构筑的只是当时对他们有用的路线，这一点满足以后就不再进行。汽车工业也是这样。亨利·福特于1910年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建立一个1950年的劳奇河分厂，他将由于过于性急而宣告破产，这是由于公路、加油站和那么多汽车的需求，当时都不存在。再从离我们现在更近的情况说，1985年，美国商界花费了3，000亿美元来增加它的耐用设备，然而，它却没有增添5，000亿元的设备，虽然，某一天，它会肯定这样做。原因就在于，在1985年，没有人能够充分利用如此多的设备。
投资趋势似有一个固定的格局：开始时急切地要利用新的机会，然后就小心谨慎以免盲目投资导致生产过度，接着，当市场暂时饱和时，投资便告终止。但是，如果每一投资项目停止之后，都有另一项目接雕而来，那么萧条就不会发生。但是，事实不一定如此。人类欲望无限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一项投资都是有利可图，大量企业由于轻率或盲目扩张而倒闭的现象是举目可见的。投资需要的不仅仅是预期前景东观，它还需要某些具体的东西，更新的发明，更好的制造方法，能够吸引公众的新奇产品等等。然而任何企业家都会告诉你，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
（四）
所以，当某一投资项目结束后，不大可能有另一项目立即取而代之。如果有投资项目出现，并能维持原有投资规模，即使是改变了投资构成，也可以使经济平稳运行。但是如果每项投资结束后，没有其它投资替代，衰退就必然发生。
正是看到了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脆弱性，凯恩斯写道：
古埃及无疑由于它所拥有的巨量财富而双重有幸。它同时从事两种活动，一个是建造金字塔，一个是搜罗贵金属，贵金属是不能适应人们消费的需要的，却由于它在从事建造金字塔活动，因此不致被堆积起来变为废物。中世纪时造大礼堂和唱挽歌的情形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大人物死后造两个金字塔或做两次弥撒，岂不好上加好；但是，如果从伦敦到约克郡造两条铁路，就不能这样说了。
于是，《通论》得出了如下的悲观判断。
第一，处于萧条中的经济很可能继续停留在那里，其间并没有内在于经济机制中的力量能把它拉出。
第二，繁荣有赖于投资。如果用于资本设备的商业支出下降，则衰退的螺旋将开始作用。只有当商业投资上升时，随之而来的才会是扩张的螺旋。
第三，投资是经济中靠不住的原动力。从而资本主义的核心存在着不确定的、非安全的因素。由于非商人所能负责的过失，投资经常会发生饱和状态，而饱和即意味着经济收缩。
总而言之，经济是在崩溃的阴霾下生存的。
当然，这里的景观是不稳定的。但凯恩斯不是那样的人，作了一番悲观的判断之后就撂下不管，不再去想它了。他尽管作了凶恶的预言，《通论》却不是一本谈世界末日的书。他作出了诺言，提供了治疗方案。
事实上在药方尚未开出之前，治疗已经开始，在医师尚未能确定症结何在时，已经在下药。在美国执行所谓新政的百日之间，在20年来受到政府的漠视之后，颁布了许多社会法规。这些法规的用意在于，对一个受到挫折的国家，改变一下风气，振作一下精神。但它不是一个使病人得以起死回生的社会法规。这帖补药是另外一些东西，是主动进行的以刺激经济的政府支出。
在开始时，政府支出只是权宜的救济工作。其时失业达到了这样严重程度，以致迫切需要采取纯政治行动——总之，这个时候迪尔本新近发生了暴乱，在华盛顿发生了衣衫褴褛者的游行，有些人逢集在市办焚化所取暖，有些人甚至在垃圾车内扒寻食物。救济已不容稍缓，于是这项工作在胡佛任内开始，在罗斯福任内将它变成“在草地上耙树叶”的工作，然后又变成建设性业务。政府自己突然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大投资者，所经营的有公路、水堤、礼堂、飞机场、港口、住房建筑等等。
凯恩斯于1934年来到华盛顿（就是他对罗斯福总统的一双手特为记下他的印象的那一次），他竭力主张进一步扩大方案。统计证明，私人投资已经失去了它的活力；由扩大商业而来的工资、薪水和利润，于1929年计150亿美元，于1932年降低到骇人听闻的8．86亿美元，一共降低了94％。这时总得出些力，来发动这个“投资引擎”，以便把这辆“经济列车”从陷井中拉出来。他希望通过政府的花费会起到这样的刺激作用，从而为全国的一般购买力打气；在那个时候，把这种措施叫作“起动水泵”。
因此，《通论》于1936年问世时，它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项新的、激进的计划，不仅说是为一种已经采用的行动步骤进行辩护和解释。《通论》清楚地指出，美国——实际是西方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不过是商界方面缺少足够投资的结果。因此，所作出的补救办法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假使商界未能进行扩张，政府就必须代为进行。
凯恩斯于1934年在亲自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里说，“我是按照下面的观点看经济恢复问题的：正常的私人企业什么时候才会出来起到挽救作用？在它尚未出来的期间，不正常的政府支出，要在什么规模上、用什么权宜之计、经过的时间要多久才是适当的？”
要注意“不正常”这个字眼。凯恩斯并不认为政府计划是对商业活动的永久性干预或者别的什么事物，他认为，只有当体系已经滑出轨道、正在挣扎着希望恢复正常时，由政府从旁助一臂之力是可以的，此外都是不对的。
这似乎是常识的精髓，实际上也确是常识的精髓。意在诱导致力发展经济的政府投资，从来没有能导致计划者所希望的结果。从1929到1933年间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徘徊于100亿美元左右，后来提高到120亿到130亿，然后于1936年提高到150亿。私人投资这时力图振作，恢复了所失去年1阵地的三分之二。私营企业于1936年投资约100亿。于政府参加投资的3年之后，国民收入与国民消费上升了50％。可是失业现象历久犹存，不过比较易于处理些，尽管如此，找不到工作者，其数仍然至少有900万；很难说这是新经济时代开始的一个标志。
政府所提出的疗法为什么没有发生更好的作用，其间有两个原因。第一，政府的投资计划从来没有贯彻执行到使经济得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后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政府开支上升到高得异乎寻常的1030亿美元，由此不仅带来了充分就业，而且带来通货膨胀；但是在30年代的和平时期结构中，这样的不顾一切的支出是完全不可能的；实际上即使是政府有节制的投资支出，不久还引起了喊喊喳喳的议论，说联邦政府所行使的权力超过了传统界限。使事情更糟的是，联邦储备局在通货膨胀（在衰退的谷底时！）与失业之间，更害怕前者，于是，所确立的政策是限制银行贷款。
第二个原因是与第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凯恩斯和政府支出者都没有考虑到，这帖新药的受益者会把它看成比疾病本身还要坏，政府投资的用意是在于对厂商帮一手。而商界则把它看作一种威胁的表示。
这也是不足奇的。所谓新政是在反商业高潮中开始的。实际是，已成为神圣的“价值”、“标准”一类词突然受到怀疑和批评，认为须加以仔细研究。关于“经商权”、“财产权”和“政府的任务”这些概念都发生了猛烈的动摇。在几年之内，对商业的要求是忘记过去的传统，采取与工会合作的新的哲学观念，接受新的规章制度，过去的做法有许多应加以改革。这就难怪要把华盛顿政府目为有偏见、不友好的、彻头彻尾的激进派。在这样的气氛中，也就难怪，从事于大规模投资的那种热情，将由于心神不定和对社会风气的隔膜而受到阻抑。
因此，政府每一次想肃清所有失业者的大规模计划（原来的计划规模也许比实际上所进行的要大出一倍）都会被指斥为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的又一明证。同时，政府确曾采用的一些折衷措施，恰好足以把厂商吓退，使他们本来想进行的大规模努力也裹足不前。这个情况跟医洽病人很相似，药物治愈了一种病，其副作用却引起了患者的另一种病。政府支出从来没有真正医好经济上的创伤，这并不是由于在经济理论上有失误，而是由于在思想上会起搅乱作用。
这并不是说政策本身会起搅乱作用，而是说这个政策是在走投无路时退出来的，不是从容设计出来的。假使政府不要一上来就打开公共投资这道闸门，则私营企业最终必然会重新走上它的阳关大道。过去的情况总是这样的，这次的大萧条尽管比以前严重，但总有一天会找到表现进取心和冒险精神的新途径。但是要它这么静候着是不可能的。美国人民已经等待了足足4年，他们没有心情再等下去了。不仅是发生了动乱事件，而且纷纷议论，啧有烦言。马克思的呼声比前更高，有很多人认为失业现象就是个证明，证明马克思的话是对的。凡勃伦所咕哝的专家治国论一时也甚嚣尘上，他们所求索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工程师。还有个更加使人听了要感到寒心的论调，有人一再指出，即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知道怎样对待他们的失业问题。在这一片议论纷坛和宁可挺而走险的绝望挣扎中，凯恩斯在《通论》中的语调，相形之下，肯定时比较中允的，是可以使人放心的。
凯恩斯虽然拥护“计划资本主义”政策，但不反对私营企业。他在《通论》里说，“与其把极权统治的手段施之于同胞的银行存款，不如施之于自己的存款”，他又说，政府只应关心为它自己提供充足的投资，至于经济的大量活动，尽可以也应当让私人来进行。现在回顾起来，《通论》并不是在主张激进的解决办法，而是在说明为什么势难避免的补救办法会奏效。如果对毫无生气的经济无限期地听它放任自流，则政府的无所作为所付出的代价，也许比大胆的非正规行动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真正的问题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写了一本书，叫《通向奴役的道路》 ，尽管其内容有夸张之处，对过度倚重计划的经济却抱有真诚的愤满不平之意。凯恩斯对此深表同情，他也喜欢这本书。但是，尽管加以赞扬，他写给哈耶克的信里却说：
我的看法有些不同。我要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元计划，甚至也不是少订计划，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几乎可以肯定，我们需要更多的计划。但是在某一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其中尽可能多的人（包括领导者和追随者）须完全怀有与您自己相同的心情。如果执行计划的那些人，在他们自己内心上、即在方针上是对头的，那么，适度地从事订立计划是完全无害的。实际上，就已经在进行的有些情况看来，已经是这样。但祸害是在于，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可以说他们所以需要计划，并不是为了要享受其果实，他们的想法恰恰与您的相反，他们所要侍奉的不是上帝，而是魔鬼。
这个想法看起来是否过于天真？这就是说，行政方面的计划者处理投资时就像使用水龙头一样，可以开关自如，同时公家投资又决不用以代替私人投资，只是作为私人投资的补充。用这样的方式来管理资本主义，行吗？这一问题至今仍伴随着我们，仍然没有解决。
然而，我们对此不再评论，这将是下一章的任务。因为我们离题不管怎么远，但是在这里所论述的，总不外是凯恩斯这个人和他的信念。我们要认清的是，他的宗旨是要在想扼杀资本主义那一企图中挽救资本主义，不认清这一点将发生严重错误。诚然，他极力主张投资社会主义化，但是，即使牺牲了一个部分，他也是为了保存全体。
他在内心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一个长期赞赏埃德蒙·博克和他坚持的有限政府传统的人。他于1931年（当时这一观点还不能为许多其它人分享）写道，“我怎么会接受共产主义信条？他们把它当作圣经，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妄加批评。这无非是一个陈旧的课本，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也不适用于现代世界。它重视江河中的泥土，胜于江河中的鱼虾，它把粗鲁的无产阶级抬高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他的缺点，乃是人类的精华，人类的一切成就都要依靠他们来传扬。我怎么会采纳这样一个教义”。
也许有人会同他的理论、他所作出的诊断和所提出的对策发生争辩。有些人坚决认为，对一个进行得挺好的经济体系说来，凯恩斯只不过是个无中生有的爱管闲事者。但是为了公正起见，必须说明，他们之中还没有人能提出考虑得更周到的理论、更加深切的分析和更加有说服力的治疗方案。凯恩斯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消灭失业现象（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存在，是个最大、最严重的威胁）的资本主义经济倒目前止，还没有人能否定这个目标。
他是个不耐烦“在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的人。当他为《通论》起腹稿的时候·他自备资本在剑桥建立了一个剧场。这是个典型的凯恩斯式冒险事业。开头时亏本，两年后转亏为盈，至于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在同一期间总是在干着许多事。他在金融市场上买进卖出，有票房收人可得，是一位女主角的丈夫（莉迪亚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时，极度地受到观众青睐），甚至还是某些特许权的享有者。他在剧院旁附设了一个餐馆，留心观察来就餐者因心境不同而食量各异的情况，他却以此为乐。他还设立了一个酒吧间，那里的酒售价特低，以广招徐。这大概是在他愉快的一生中最足以使他赏心说目的插曲。
但是这段时光没有能维持多久，1937年时被打断了，那时他心脏病发作，他的活动不得不停顿下来。但是所谓停顿，只是比较而言的。他在商业活动中仍然很活跃，仍然在编辑《经济学杂志》，有时还写几篇出色的文章为。通论》作辩护。此书发表后，一位学会会员说“爱因斯坦实际上圆满解决了物理学，而凯恩斯则自以为圆满解决了经济学”。但凯恩斯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一个人的。必要时他是会使用他那支尖利的笔的。于是开始有计划地、逐一和全面地驳倒他的吹毛求疵者，他使用的方式是，有时含机带讽，间或妙语如珠，偶尔也破口大骂。他说，“X先生对我不愿意进行了解”，说这话时就像在无可奈何中发出一声长叹。
但是，战争已迫在眉睫，慕尼黑事件发生之后，情势进一步恶化。凯恩斯在《新政治家和民族》上看到某些左翼人士写的那些卑怯的书信而感到愤慨，他向该刊专栏投函说，“我断然不信世上会真有‘社会党人’这样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他又说，“到了摊牌的时候，要不了四个星期，这般人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是不抵抗主义者，到那时就会用失败主义者的口吻向你刊投函，把保卫自由和文明的职责，推给漫画中人物上校毕林甫和守旧派塔埃，然后为他们欢呼三声”。
（五）
当战争爆发时，他因病不能担任政府中的固定成员。当局为他在财政部安排了个房间，请他随时设谋献计。他这时又已写了一本书《如何筹措战费》 ，提出了“扣存储蓄”这一大胆的计划，以此作为筹措战费的主要手段。计划很简单，将每个人工资的一部分自动地投资于政府债券，此项债券规定于战后偿还。结果是正当消费者开始需要有所购入时，此项证券即可以兑现应用。
强制储蓄——这与早期要努力实现的强制投资对照，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变化是由于境况不同，而不是由于凯恩斯在思想上有了什么转变。旧问题是投资过少，其症状是工人失业。新问题是投资过多，全力从事备战，其症状是通货膨胀。但《通论》的实质是，既可用以理解通货膨胀，又可用以理解膨胀的对立面——失业。只是前后的情况颠倒了一下。现在是每经过一次周转，拿出来的收入就有所增加，而不是有所减少。因此，所开的药方与萧条时所开的恰恰相反。凯恩斯起先主张的是，要用尽一切方法鼓励投资，现在他却主张增加储蓄。
有很多人误以为凯恩斯是个赞成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所以指出上述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经济处于萧条的深渊时，他确曾主张“通货再膨胀”（他极力主张扩大收人来源而不是提高价格）。但是，如果认为他赞成为膨胀而膨胀，是无视他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里所写的如下的一段：
据说列宁曾说过，要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是，先从破坏它的通货入手。通过通货的持续膨胀，政府可以在暗暗的、不受到注意的情况下，没收人民财富的一个很大部分。他们使用这个方法，还不仅是在进行没收，而且是在强制地进行没收。列宁这段话肯定是说得对的。要颠覆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阴险、更有把握的了。这个方法动用了经济规律在破坏方面的一切潜在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万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识破其中的奥妙。
但是，凯恩斯提出的方案尽管富有逻辑性和号召力——他极力表明，他的扣存储蓄计划，由于人人都成为政府债券的拥有者，这就扩大了财富分配的范围——却没有能获得很大支持。这是由于这个方法过于新奇，结果仍然使用了赋税、定量分配和自愿储蓄这类比较牢靠的老方法。关于收缩信贷计划，只是敷衍了一番，却从来没有像凯恩斯所泽想的那样地认真实行。
但是，关于他计划的未能受到重视，他已无暇深致惋惜，现在他已完全卷人英国在战争方面的努力。1941年他乘飞机经里斯本到美国。这是他6次这样的飞行的第一次；莉迪亚则作为他的护士和管理员随着他一道去。打从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她就担任了她不知疲倦的丈夫的计时员的职务，当规定的时间已到时，她即向她丈夫和婉而坚定地说明此意。她说，“先生，请注意时间”，于是一切活动即告结束。
他到美国所接洽的是，关于英国战时财政这个微妙的问题，以及英国在战后期间、在财政上可能发生什么变化这一含有威胁性的问题。这里所牵涉的不止是一个英国；同时美国也想为国际贸易打下一个坚实基础，以免发生金融上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引起了真实的作战。计划中将建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货币在国际流动中的监护者，用此来代替狗咬狗的旧世界。在那里，每个国家只是想扼杀对方。希望以后将发生一种新的协作精神，当某一国家在财政上发生困难时，别的国家即群起相助。
最后一次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凯恩斯当时虽然因有病而感到疲乏，主持这次会议的显然是他。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在会上占优势，实际上会议中得出的最后方案，接近美国观点的程度，远远超过英国，这里是根据他在个性上的表现而言的。当时的代表之一，在他日记里对凯恩斯在那个时期的表现，作了细致的描绘：
晚上我参加了布置得特别精美的一个庆祝会。今天是剑桥皇家学院与牛津新学院订约500周年纪念，凯恩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在他屋子里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他像个孩子一样，对这件事已经盼望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时显得极其高兴，即席发表了动人的讲话。这位特殊人物的性格极其复杂，是个耐人寻味的典范，他在纯理智问题上显得有些激进，但在文化问题上是个真正的伯克式保守主义者。所说的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是与这里的气氛很适合的温文尔雅的表现，但是谈到我们国家的债务问题时感情激越，确是很动人。
凯恩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的最后致词中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次有限度的任务，如果我们能继续完成更大的任务，那就是世界的希望所在。”全场起立向他高声欢呼。
他向来是这样，一面在主要工作上努力，一面总有些小型活动。他已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又是新成立的关于音乐与文艺的一个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因此，他一方面承担着向国际经济会议提示英国方面的观点这一重任，一方面与一些流动的音乐团体、诗歌朗诵集会和图书展览等不断地保持着联络和通讯。有一次他为福尔杰图书馆觅得了斯宾塞著作的一个珍本，他向馆中人说明，为了取得这本书，是负了小小罪责的，是利用了外交部邮袋寄来的。
这时一切荣誉源源而来。他被提升为贵族，现在称作凯恩斯勋爵了，正式称呼是蒂尔顿男爵。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在中年时买进的一块地，往年曾为凯恩斯家系中的一支所拥有。爱丁堡大学、巴黎大学以及他自己肄业过的大学，都以名誉学位相赠。同时他又是顾家美术馆的理事。此外还有任务，英国所欠债务必须与对方进行谈判，作为代表提出英国的见解的，当然又落在他的肩上。当他出行一次回来之后，一个记者问他，是不是英国当真要成为第49个州，凯恩斯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没有这样好的运气”。
1946年，苦难的经验已经过去，他回到苏塞克斯，从事阅读和休养，并且打算在剑桥重度教学生涯。一天早上，莉迪亚突然听到他一阵咳嗽，赶忙飞奔到他身边，此时他已经瞑目而逝。
丧礼奉行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时年93，他的母亲，弗洛伦斯，也已奄奄一息。他们尽管满怀悲痛，但是生出这样一个儿子的，世上究竟能有几人。全国为失去一个重要领导人物而哀痛，正在最需要他的智慧和才干的时候，他却一去不复返了。《泰晤士报》于4月22日一篇漫长的讣告中说，“他的逝世，使国家失去了一个伟大的英国人”。
他毕竟不是个天使。这位才华焕发的大经济学家不过是个凡人，虽然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也有任何人所必然具有的缺点和弱点。他会在玩桥牌时从两位伯爵夫人和一位公爵那里赢得21镑而高兴得大叫大笑。他在阿尔及尔会克扣一个擦皮鞋者的钱，而且拒不承认错误，说“我不是会伪造货币的那种人”。他对待一个思虑迟钝的学生会非常和蔼（他说，一个经济学家就像个牙医生那样，要谦卑谨慎），而遇到一个他觉得与他气味不相投的商人或高级官员，就往往会无端引起他的反感，对他声色俱厉。有一次，国立地方银行行长哈里·戈申爵士说了句刺耳之言，劝他“遇事还是听其自然的好”。凯恩斯回答说，“遇到一类无谓情绪的触发时，要笑就笑一阵，要怒就怒一阵，难道这样倒好吗？也许最好还是让这位哈里爵士自己去实行他的所谓‘听其自然’原则吧”。
当他不是为自己写照时，却提供了关于他自己的才能的一些线索。他在谈论他的老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时（他在爱戴中带着爱呢的口气，嘲弄他是个“迂阔的老夫子”）说明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资格。
学习经济学，似乎不需要有什么高度的特有的天资。从智力上来看，跟哲学或纯科学的一些学科比起来，不是很容易吗？这门学科看起来容易，但是能学得出人头地的却很少！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似乎是在于，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种种才能的结合，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精通的是把他要说的话写下来。他必须善于运用思考力，从一般原则推断出个别现象，在思想奔放中，既要触及抽象的方面，又要触及具体的方面。他必须根据过去，研究现在，推测未来。对人类性格及其风俗习惯的任何方面，他都不应当完全置之度外。他同时必须保持着既不是无所为而为之，又不是无偏无倚的态度，像个艺术家那样地头脑冷静和孤芳自赏，然而有时也必须像个政治家那样地接近尘世环境。
凯恩斯说，由于马歇尔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缺乏破坏传统观念的精神，因此他的经济学没有能渗透到社会内层，只是接近于这个完美的典型。凯恩斯却比较近似于这个理想。他具有伦敦文化集中区中的人那种“无所谓神圣”的态度，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经济学正统观念的思想境界中。于是社会再一次被置于这样一个人的注意力的焦点之前，此人并不是那样盲目的，以致看不到其间的病态，同时在感情上和智力上又不是都不沾边的，以致无意于进行治疗。他既精通经济学，在政治上又有一片热忱，他既有技术上的头脑，又具有满腔热情，他之所以伟大就在这里。
——《凯恩斯的“标新立异”》本文摘自海尔布罗纳的《世间俗人》
凯恩斯可谓经济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等美称。凯恩斯出生于萨伊法则被奉为神灵的时代，认同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就能维持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他的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对人们对经济学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发展了关于生产和就业水平的一般理论。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主要是：
关于存在非自愿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处于一定水平上的时候，失业是可能的。与古典经济学派相反，他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引入不稳定和预期性，建立了流动性偏好倾向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投资边际效应概念的引入推翻了萨伊定律和存款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凯恩斯的主要著作有： 《凡尔塞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 《货币改革论》 （1923）、 《货币论》（1930）、《劝说集》 （1932）、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6）等。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了凯恩斯《通论》以後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他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以後，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
不用为我悲哀，朋友，千万不要为我哭泣。
因为，往后我将永远不必再辛劳。
天堂里将响彻赞美诗与甜美的音乐，
而我甚至也不再去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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