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吉
简吉简吉（1905年5月20日—1950年3月7日），台湾的社会运动者与政治人物，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党员、光复后中共党员。牺牲于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之中。高雄县凤山市人。
简吉生于1905年，是大众电脑董事长简明仁的父亲，在日据殖民时期，1926年创组“台湾农民组合”推动农民运动，1929年被捕判刑4个月，1931年再度被捕判刑10年；1947年228事件爆发，他在嘉义组织“自治联军”，被捕于1950年判处死刑。
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女婿，大众电脑董事长简明仁，为简吉之子。
简吉从台南师范学校(今天的国立台南大学)讲习科毕业之后，担任教职四年，平日简吉常常研究列宁及孙中山的著作与学说，因为逐渐左倾。1925年11月由于地方有农作争议，于是辞教职为此奔走，并且组织凤山农民组合，1926年，简吉与赵港、杨逵等创组“台湾农民组合”，为台湾日治时期组织最为完整的农民运动团体。简吉任台湾农民组合任中央常务委员，1927年与赵港为台湾代表，出席日本农民组合第六回大会，并上京向众议院递交抗议书。
1928年6月简吉与台湾共产党的谢雪红、杨克煌等人结识，同年8月台湾农民组合通过支持台湾共产党的决议。简吉不久后开设社会科学研究会，以谢雪红、杨克培为讲师，而简吉本人以蔗农问题、竹林问题、日本退职官员侵占土地问题之题目，进行群众教育。1929年2月12日简吉被捕，判刑4个月；出狱后仍持续抗争，1931年再度被捕，判刑1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简吉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高雄分团书记、新竹桃园水利协会理事，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简吉与老台共党员、中共党员张志忠在嘉义组织“自治联军”，并且于1949年10月简吉出任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山地工作委员会书记，1950年简吉被捕，被判处死刑。
简吉日治时期在狱中部分日记，后于2004年出版。
简道夫小的时候，时常看见母亲陈何用一个乡村用方布巾，把一本抄写的经书，和几本发黄的本子，细心包起来，放在家裡拜拜的神像下方。即使搬家，丢了釵h东西，但这一个平凡的布包却长年带在身边。每天唸经的时候，母亲总会拿出来。但简道夫从来不知道那一本是什麼书。 简道夫陪著母亲搬过四、五次家。自从父亲简吉在五○年代白色恐怖牺牲后，母亲绝口不提父亲的事。他唯一的记忆，来自更小的时候，父亲曾抱过他。而家裡，却因為父亲被通缉，遭到好几次搜查。简道夫还记得小时候，曾和母亲兄弟站成一排，看著前来搜捕父亲的人，在家裡翻箱倒柜。在高雄凤山老家，父亲有一面墙的书，但釵h被搜走了，他可能留下的笔记、日记、信件，大都被搜光了。 一九五一年三月，父亲在马场钉被枪决的时候，简道夫才九岁。枪决的事还是大哥简敬从「新生报」上看到，告诉了母亲，才一起北上，迎回父亲的骨灰。多年以后，简敬回忆起当时，母亲带著他坐火车到台北。沿途上，从台南到台北的十多个鐘头，母亲一语不发，抿著嘴唇，凝视窗外。 没有人知道，她是不是想起十七岁那一年，刚刚结婚的时候，简吉穿著西装，戴著圆框眼镜，那样斯文而安静，一个热爱贫困孩子的乡村教师；或者简吉為被剥削的农民奔走，成為农民组合的领袖，到处演讲奔波，坐了十几年的牢；还是一九四二年，他刚刚出狱，回到台南度过的三、四年平安的家居日子；或者他在二二八之后，因為被通缉，只能半夜偷偷回家，紧紧抱著刚刚出生的稚子简明仁，彷彿那是最后的拥抱；或者只是他最后从狱中写来的信：「有人说，儘管每个人走的路是多麼不同，可是要抵达的地方都是坟场。话是这麼说，而实际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 母亲到马场钉，只见到父亲冰冷的尸体。她是那样从容镇定，只告诉简敬要如何祭拜父亲。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为了怕影响孩子的未来，她要简敬不要出声说话，只由她去签字具领尸体，再由简敬帮忙安排火化的事宜。他们在台北停留两天，办完后事，才带著骨灰，回到台南家乡。 回到家，她只交代了几句话，便进到她自己的房间裡，关起了门。然后，简敬才听到她那压抑的哭声，慢慢释放出来，变成无法遏止的哭泣……。几十年為台湾农民奔走而失去的丈夫，那个属於革命而不属於家庭的丈夫，如今终於归来。几十年的夫妻情分，几十年的流离受苦，几十年思念坚毅，终於决堤……。 与世无争的脸 然而她彷彿不曾再哭过。简敬还记得母亲有过几次流瓷C而年纪最小的简明仁，他出生於二二八之后第二十三天，对父亲没什麼印象，更不记得母亲有过愁容。他只记得母亲不太说话，不提丈夫的事，那是一张与世无争的脸。 简吉和妻子生了五个孩子。前三个是结婚后的几年，在安定的教师生活裡，陆续生下来的（其中有一个因為生了急病而夭折）。后来為农民运动南北奔走，很少在家，就未再怀上孩子。直到一九四二年，简吉从十年的日本监牢归来，才又有了简道夫和简明仁。 因為丈夫长年在外奔波，无法照顾家庭，后来又為了农民运动而坐十几年的苦牢，母亲為了生存，在日据时期就考取了助產士执照。靠著助產士的收入，勉强扶养孩子。生下简明仁的时候，正是二二八之后，军队大镇压的肃杀正在全岛展开，台湾陷入大混乱状态。简吉是通缉要犯，亡命天涯。在那风声鹤唳的战乱时刻，母亲无法求助任何人，只能靠著自己的意志力，用助產士的经验，独力把孩子生下来。然而，当她為婴儿扎好脐带，确定安全无虑，生育最后力量用尽，她竟昏睡了过去。 母亲彷彿与世无争的脸，从不愿意谈起父亲。在白色恐怖的气氛裡，两位年长的哥哥因為政治犯家属，父亲是匪谍，工作难找，生计困难。背负这样的阴影，更没有人敢和他们多交往。父亲彷彿永远消失了。简道夫和简明仁带著这阴影成长，却难以知道父亲的事。 后来母亲皈依佛门，觉得接生的工作老是让她双手沾著血污，拜佛不虔诚，她也累了，就决定退休，只是安静吃素唸佛，就搬到屏东和简道夫一起住。简道夫只见她天天把那小布包打开来，拿出经书，安静诵唸。而那些泛黄的本子，虽然永远在她的手边，一起和经书拿进拿出，却未曾打开过。后来，他曾打开看，字跡是用日文写就的，一问才知道是父亲的日记。但他并不知道是什麼内容。 在二二八的烽火战乱中出生的简明仁，是在唸完交通大学，赴美国唸书的时候，才真正看到父亲简吉的故事。那是关於农民组合、日据时代的反抗运动的记载。但资料非常简单，他只知道父亲為农民奉献一生，却还是无法了解那年代父亲的真正理想和行动。 后来简明仁回台湾自己创业，常常回冈山看望母亲。一九八○年，简明仁事业安定下来，想花更多时间陪一陪母亲，决定接母亲来台北一起住。但母亲走的时候，不知道為什麼未带走那个小布包。后来简道夫也搬家了，丢了书和杂物，但他想到母亲如此重视那个小布包，就留了下来。 又过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简明仁突然来电问：「母亲的那个小布包还在吗？」 「还在啊。」简道夫说。 「我想要用。」简明仁说。 那时，简明仁已经是大眾电脑的董事长，事业有成之后，他开始认真研究父亲，逐渐了解父亲、农民组合以及那时候台湾的生命故事。他也曾找了日据时代的社会运动者如酗堤翩A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林书扬、陈明忠等一起聚会，想多了解那时代的歷史。 拿到了那些泛黄的日记，简明仁请人翻译出来。然后，他才看见父亲手写的日记裡，曾埋藏著多麼壮阔的胸襟，多麼强健的理想，和无法熄灭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那日据时代的大镇压裡，简吉被逮捕入狱，却在法庭上全力申辩，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台湾农民。农民也给了他最热情的支持。 那是青春的台湾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的大逮捕（史称「二一二事件」），共逮捕了农民上千人，搜查三百多家处农民组合支部、干部住宅，扣押二千多文件证物。但日本殖民政府竟不知道如何定罪名，最后以「违反出版法规」的名义，起诉十三人。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第一次开庭审判时，整个农民组合干部、其它团体会员和家属，将台中地方法院挤得水泄不通。检察官於是下令禁止旁听。被告简吉此时上前质询说：「审判长，这件事还没有严重到禁止旁听的地步吧？」 此时，旁听席上的支持群眾大喊起来：「简吉加油！简吉加油！……」 八月，简吉假释出狱，立即展开重建方针，十一月在台北设立农民组合台北办事处，并以此作為重建的据点。在第二次公审前，简吉安排了农组的人事与重建工作。他面对司法审判，没有任何恐惧。所以当一九二九年简吉被判刑一年入狱时，他彷彿带著胜利的微笑。 那些泛黄的日记，就是他的狱中日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台湾农民运动领袖简吉在狱中日记彷彿愉快的写著：「控诉审（相当於高等法院）宣判。审判长面带微笑宣判。简吉，监禁一年。杨春松、张行、江赐金、苏清江，各监禁十月。……」 虽然文字是写著「审判长面带微笑」，却更像是简吉的微笑。 而那一个遥远的微笑，彷彿失踪在歷史的迷雾裡。歷经了日据时期的几度搜捕，歷经二二八的战乱，经歷白色恐怖的搜查枪决，那日记，竟奇蹟般的随著简吉的妻子，安静的躺在经书的旁边，小小的农村布包裡。直到多年后，才被简明仁从悄无人知的角落裡发现出来。而简吉的理想和牺牲，那一段被演灭的农民革命史，才终於让迷失的台湾人，看见日据时代的真正歷史。 简明仁和简道夫都不知道，母亲為什麼会保留著这一本日记。是因為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或者她有一段深埋内心的记忆？夜夜唸著佛经的时候，陪伴在母亲旁边的，是不是日记裡，简吉那永远的微笑？那一年，简吉才二十七岁。那是青春的台湾，理想主义的台湾。一个灵魂的微笑，在隐藏了七十五年的岁月之后，终於真正绽放。 （杨渡，现任中时晚报总主笔，著有《民间的力量》、《强控制解体》。） （「漫漫牛车路」──简吉与台湾农民组合运动展览，在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展出至五月底，简吉狱中日记，就在其中。今日下午三时，在二二八纪念馆馆前广场举办「追寻与传承」──台湾农民组合运动的精神与简吉101追想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