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

1、 中国古代写字用的竹片或木片。如：简策。

2、 中国古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多就政治和经济问题发问，应试者对答。如对策、策问。

3、 中国数学上曾经用过的一种计算工具，形状跟“筹”相似。清代初期把乘法的九九口诀写在上面以计算乘除和开平方。

4、 计谋，办法。如：上策、献策、束手无策。

5、 谋划，筹划。如：策反、策应。

6、 中国姓的一种。

7、 中国古代赶马用的棍子，一段有尖刺，能刺马的身体，使它向前跑。

8、 用“策”赶马，如：鞭策、策马奔腾。

9、 拐杖，如：扶策而行。

10、书法用字名称，指仰横。

11、湖南方言，意思为“聊”、“调侃”等。

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诸侯、王公、郡守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此次诏举采用了策问这种考试方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试策。而且是文帝“亲策之”，而应举者“著之于篇”以供皇帝亲自阅览。这种皇帝亲策举人、亲览策文和举子对策回答，然后根据对策高低予以官职的考试形式，就被后来的科举制沿袭了下来。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诏有司温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酩。”召集了所举的贤良、文学们与压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辩论是否继续实行盐铁专卖等问题。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这种就某一政策而让举人辩驳讨论的形式，后世没有再出现，但是策问紧扣时政的特征，却沿袭下来。

殿试应试者都是经历了乡试、会试而取得“贡士”称号的人，往往春风得意。但现在进行的是最高级考试，要“面对”皇帝答题，尽管他们有很多话要说，可皇帝是否愿听？说了有用没用？所问问题是皇帝的“真心”还是“假意”？这是应试者不得不首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在策问中，一般会遵循着一定得艺术技巧。

一、坦诚相见，与对策者拉近距离

首先，表明对科举的重视——开设科举，不是搞形式，走过场，而是为了选拔人才，寻求治国安民良策，使国家昌盛。如：“咨以当世之务，冀闻长计以兴大业。”

其次，表示出虚心的态度——多年来（继位以来）虽然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但仍然存在着很多弊端。如：“临政五年于兹，而治不加进，泽不加广。”

二、表扬激励，使对策者树立自信

首先，对于“寒窗苦读”的士子，肯定他们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才华。如：“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蓄以待问久矣。”“诸生明于道义，必讲之有素。”

其次、预先肯定士子对策的价值，申明“对策”中定有高论。如：“子大夫明先圣之术，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论。”

三、贴近现实，使对策者有的放矢。

在策问中结合当时社会，咨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民族、宗教、天文、地理等诸多现实问题。从艺术角度看，既可以表明皇帝对当今政事的重视，也可以考察出应试者平时对“时务”的关心与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并且也利于应试者有针对性地进行回答。

四、明确写作要求，使对策者有章可循。

殿试对策没有字数的限制，但几乎所有制策都明确地提出了对策写作的具体要求。如：“审思之，详究之。”“援经据史，酌古准今。”“毋泛”“毋肤”。

元和元年，唐宪宗在该科策问说：“自祸阶漏坏，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兹念疲氓，遂乖富庶。督耕殖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人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难？既往之咎，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子大夫熟究其旨，属之于篇。”

元稹对策说：“兵兴以来，至今为梗，兵兴则户减，户减则地荒，地荒则赋重，赋重则人贫，人贫则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榷管权宜之法用矣。……将欲兴礼乐，必先富黎人；将欲富黎人，必在息兵革。……所谓销兵革者，非谓幅裂其旗章、铄炼其锋刃而已也。……夷狄和则边鄙之兵息，敬让立则争夺之患销。”农民“恋本之心薄”是因为“耕桑之赋重”，“富庶之道乖”是因为“游惰之户众”。“陛下诚能明考课之法，减冗食之徒，绝雕虫不急之工，罢商贾兼并之业，洁浮图之行，峻简稽之书，薄农桑之征，兴耕战之术，则游惰之户尽归，而恋本之心固矣。恋本之心固则富庶之道兴，而贞观、开元之盛复矣。”

据《汉书·车千秋传》记载，汉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盐铁会议。会议的参加者除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外，还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的属官丞相史，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等。

这次会议由丞相车千秋主持，以桑弘羊、丞相史、御史为一方，贤良文学为一方，双方唇枪舌戟，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论战情况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就其主要内容看，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盐铁官营问题。

大夫派主张盐铁官营，认为盐铁官营利国利民，有益而无害。如御史说：“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

贤良文学则主张取消平准、均输、酒榷制度，罢盐铁官营。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造成“国家衰耗，城郭空虚”。

第二，关于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

在对匈奴的关系上，贤良文学主和，尚德服。 贤良认为，“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胡》），对外用兵，会给内带来忧患。

在对匈奴的关系上，大夫派主战，崇武备。 他们针对贤良文学主和的说法，指出：汉兴以来，对匈奴执行和亲政策，“所聘遗单于者甚厚”，但匈奴的侵扰活动却日甚一日。由于此，汉武帝才“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

第三，对儒家与法家的评价问题。

大夫派以变法治国者自居，对儒家及所谓贤者大加贬斥。他们斥责儒家“道迂而难遵，称往古而訾当世”

贤良文学则反驳说：原则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就要死守。这不变的原则就叫“百世不易之道”。

对法家的看法，二者也完全不同。如大夫派认为，李斯之学，学以致王；文学认为，李斯之学，学以杀身（《毁学》）。

第四，关于德与刑的问题。

大夫派坚持法治，认为“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

贤良文学则强调德教，主张简法宽刑。他们说：“法令众，民不知所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