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次国共合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６项条件。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７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８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共产党的催促下。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7月，周恩来等与蒋介石等在庐山谈判。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
1938年3月，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
1940年7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中共重建新四军。
1941年1月，中国战区成立。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香港大营救开始。
1944年5月，毛泽东提出解决国共关系方案。
1945年7月，国民政府宣布发动对日军发动全面进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举行。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
1945年10月，收复台湾。
1946年1月，国共第三次谈判在重庆举行，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1946年，美国援助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10月10日。今天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来说都是个特殊的日子。对于国民党，尤其是台湾国民党，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双十节，即台湾“国庆日”、又叫双十“国庆”，是纪念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又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及后续两个月中国各地革命行动的成功，瓦解了清朝帝制政府，开创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而同时今天也是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国共重庆谈判的纪念日。借此机会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的革命史。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中国的两个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相应地发生变化。6月10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与一切可能反蒋抗日的政治军事派别协作，共同进行反蒋抗日的武装斗争。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接着，中共中央于12月下旬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错误，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次年8、9月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情况，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此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被迫对其政策作出调整。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集团对正在进行中的中日外交谈判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与此相联系，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又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在上述情况下，从1936年初开始，国共两党间打破长期对立的僵局，通过多种渠道，双方派出代表，进行秘密的接触。尽管这个接触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合作的诚意，只是想借谈判“合作抗日”，达到“招抚”共产党和“收编”红军的目的，没法达成协议，但还是沟通了彼此的情况，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从而为两党的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但是，蒋介石仍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进行“剿共”。
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基本上停下来，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对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都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从1937年2月中旬到9月下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代表以及蒋介石本人进行了多次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7月15日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在这次合作中，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各自领导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分别带领广大军民，共同进行了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也促成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次国共合作1945年8月14、20、23日，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并于8月25日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飞抵重庆。次日，国共双方开始会谈。会谈中,蒋介石发表“中国没有内战”的论调,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抗战八年,内战从未中断”。30日至9月4日，国共双方代表讨论军事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将“谈判要点”十一项面交国民党政府代表。
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谈始终抱有极大的诚意，首先提出和平建国的具体方案,并由周恩来作了详尽的阐述,要求国民党政府代表给以逐条答复；而蒋介石对于谈判却毫无诚意，更无准备,仅虚与周旋,对于十一项“要点”，以“距离太远”拒不接受。9月8日，国共双方继续谈判军队与解放区问题，张治中在答复文件中，无理拒绝中共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整编方案，致使会谈陷于僵局。中国共产党为了力争和平，在19日谈判席上，周恩来提出,中共方面愿在9月3日谈判基础上再作让步,即将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的整编比例由五比一改为六比一,并将中共军队从广东、浙江、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地八个解放区撤出。但是，国民党政府方面又以“军令政令要统一”为借口，表示“甚难考虑”。
蒋介石为了达到逼迫共产党交出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目的,采取边谈边打的两面手法。9月10日至10月12日，共产党军队歼灭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的阎锡山军三万五千人，活捉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使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备战的政治骗局破产，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也遭到了失败，被迫于10月10日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纪要包括许多关于保障国内和平办法的协议。其要点是：确立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党派平等合法，实行地方自治；确定召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等。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以致无法就这两个重要问题达成协议。
《双十协定》公布后，中国共产党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自己的诚意，将广东的东江纵队和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逐步撤回，而蒋介石在完成内战的军事部署之后，即撕毁《双十协定》，于1946年6月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从此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无论在酝酿时期还是在合作期间，苏美等国都曾起过积极作用，并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以后由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使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早在酝酿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就指示中共应当同其他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联还从中斡旋，为谋求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努力。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国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苏联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英法等国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也支持和平解决。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前提。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 “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支持，最终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长期得到苏美英等盟国的支持。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两党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使两党关系几至破裂。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敢公开中止两党关系。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对维护国共合作关系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居里来华对国共关系进行调解，希望两党能团结抗日，居里在重庆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会谈，并向蒋声言："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 。以此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善国共关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此之后，1944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与蒋会谈，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华莱士说："罗斯福总统曾经谈到中国共产党。罗斯福总统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罗斯福总统表示，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并且表示他可以充当那个朋友"。蒋介石说美国"不了解共产党对中国政府所构成的威胁，并且过高估计了共产党抗日的作用，" 并提出要政治解决之。可见蒋介石并不是真诚同共产党合作，由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使得蒋不能不作出一些让步。
当然，美国调停国共关系是从它自身利益出发的。在抗战胜利前夕，美国也曾就组成联合政府从中斡旋，但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后，杜鲁门上台，加上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美国的调停就越来越偏向国民党一边，最后推行一套反动的扶蒋反共政策。
[1] 新华网 http://www.cq.xinhuanet.com/subject/2005/2005-07/29/content_475693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