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
名称：符号学
符号学英文名：（Semiotics 或 Semiology）
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seme（记号）, 如semiotikos，意为对记号（sign）的解释。符号学即为对记号的解释或研究记号体系的功能。
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可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 ﹣﹣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 意符 Signifier 和 意指 Signified 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符号学”的思想是在20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F.)首先提出的。“符号学”在英语中有两个意义相同的术语：semiology和semiotics，这两个词都用来指这门科学，它们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由索绪尔创造，欧洲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喜欢用这个术语；操英语的人喜欢使用后者，则出于他们对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Peirce,C.)的尊敬。
从20世纪符号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索绪尔、叶姆斯列夫(Hjelmslev,L.)、巴特(Barthes,R.)为第一类，即带有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研究方向；皮尔斯、莫里斯(Morris,C.)、西比奥克(Sebeok,T.)为第二类，即通常所说的一般符号学方向；艾柯(Eco,U.)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则为第三类。他们彼此的立场区别主要是语言结构是否应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或“蓝图”。
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勃兴于60年代的法国、美国、意大利以及前苏联，之后，它很快就跨越了政治集团的分界而成为统一的学术运动。目前，符号学正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向各个学科进行渗透，对符号学的认识与运用正在形成一种科学大趋势。
语言学的历史悠久，自古希腊就有语法学，难道中国没有吗？那当然不是，汉代的训诂，西方名噪一时之汉学，
符号学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② 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以文化为研究范围的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当中包括了
民谣学 Folklore Analysis
人类学 Anthropology
叙事学 Narratology
言谈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神话分析 Semiotics of Myth
艺术符号学 Semiotics of Art
另外，较为近代的应用有电影符号学 Semiotics of Cinema 、建筑符号学Semiotics of Architecture ，符号学的研究应分为以下几期：
主要学派
瑞士索绪尔符号学 (1906年)
Ferdinand de Saussure
索绪尔是瑞士开创现代语言学先河的语言学家，他本身并没有作品传世，目前有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教学讲稿，由两位学生组合编辑而成。现代符号学（Semiology or Semiotics）的词语语源也是索绪尔按希腊语的“符号“衍生出来的用语。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是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使用符号的法则进行研究的科学，有别于传统语言学（Philology)对语言的历史演变进行异时性（diachronic）研究，现代语言学集中处理在当下时空之中，语言内部的指涉法则，这种并时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绪尔开创先河的提法，往后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美国衍生语言学家Noam Chomsky等。
由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成两部份来处理，为研究文化符号或者意识型态的学者，提供了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在欧美文化批评界符号学盛极一时。到目前为止，全球学院训练的文化批评者仍有不少使用符号学方法进行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索绪尔符号学的特点：
单一符号（sign）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部分。意符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份。由两部份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
意符和意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武断性（arbitrariness），没有必然关联。例如英文中的 "tree" 的发声及串字组合，因约定俗成的习惯被指涉为 "一种以木质枝杆为主体的叶本植物" 的概念。
俄国符号学（Pre 1917)
Vladimir Propp
M.M. Bakhtin
Roman Jacobson
N. S. Trubetzkoy
Russian Formalism
苏联符号学 （1960）
Yury Mikhailovich Lotman
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 （1960）
Claude Levi-Strauss
Roland Barthes
Gerard Genette
Tzvetan Todorov
Julia Kristeva
美国符号学
C. S. Peirce
意大利符号学
Umberto Eco
在皮尔斯看来，更是图像、标志和象征的东西。迄今读图盛趋，指示设计亦是所指的提炼，也许说标识是代表某种物体或可识对象的(能指)特征符号。一旦能指不复存在，标识将丧失其符号性，特征便随于物体或对象，恰如“符号意义只有在同使用符号的主体相关时才适合于符号——‘符号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绝对意义，这就是说，主体在它之中并没有被抛弃’，主体总是直接存在物，符号在同其他存在物相联系时才有它的存在。”⑤ 也同卡西尔所言：“关系的思想依赖于符号的思想”。⑥ 运用符号系统识别于指示者或使记号显形之物，所以指示标识对所指(概念)的把握尤为重要。若要把握所指就得明白“我们不能离开映像而思维，也不能离开概念(所指)去直观。
符号学格雷马斯看来：“能指的视觉类包括面部表情、手势、文字、实物画、雕塑、交通信号等”。依据法相唯识学，八识中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都是接受能指的系统，如果眼识里的色分、相分是符号的第一次感知裁决，那幺指示标识里的符号就是再一次裁决。这次裁决将会产生常见的三类共识性符号。
其一，象似符号，指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与所代替的事物相似的符号。画一个上帝在门口，可以代指教堂；画五颗五角星代表五星级；在画的香烟头上打“×”，表示禁止吸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是约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烟头。倘若两者完全一样，那还是符号吗？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绝对不是五角的，那烟头也不是照片。符号传递信息一看便知，绝不能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
其二，相关符号，指与所代替现象有各种相关联系的符号。如车转弯前的路标，风向旗表示风向，温度计的水银柱表示气温等等。有专家，譬如美国的皮尔斯把它称作索引式符号。所谓索引式符号就是通过相关联系推测符号的信息，勿须解释。欧洲人的剧院用假面具来代指就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必须是约定俗成的。
其三，规约符号，指与所传递的信息之间无任何联系的，仅靠约定俗成的符号。譬如，交通运输上用红色和黄色喻指警示之意。数学当中的“+”“—”“=”等。又如通讯电码、斑马线之类，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运输领域。皮尔斯把它命名为象征符号，有些专家又称为指号符号。
总而言之，符号越相象或越接近对象就易于识别，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号识别也就越难。譬如说，欧洲人常在杯子上缠绕蛇来代指医药，东方人难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对象的共识性符号。如果是文化类型，要根据能指或受指的思维去做。如果二者都无法，就必需使用强制性的规约符号。不过做设计也不需如此严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灵感的，了解得越多产生灵感机会就越大，故知识是创造灵感的触点
西方的符号学研究开展得较早，目前已形成各种理论体系和研究流派。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起步较
符号学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纵观中国符号学研究20余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把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80-1986年——起步阶段（发表论文约45篇，年均不足7篇）。自80年代初起，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国际符号学学术活动，及时地向国内传达、介绍国际符号学研究动态。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对国外各符号学家主要思想的引介、对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论述和研究工作。其中研究介绍索绪尔、巴特等符号学家理论思想的文章占了总数的近40%。
2.1987-1993年——平稳发展阶段（发表论文约87篇，年均12余篇）。从1987年开始，我国的符号学研究重心逐渐发生转移。第一，从对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的、粗线条的论述转而开始对符号学具体理论的更细致、更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对符号的线性、任意性的讨论，对各符号学家理论的比较研究。第二，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及崭新的学说开始被应用于具体的语言学研究中，如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第三，符号学研究开始涉及语言学以外的领域，如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用符号学观点来阐释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等。第四，一些学者开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例如对公孙龙、荀子等名家着作中符号学思想的论述。在此阶段，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渐成气候。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召开了京津地区部分学者参加的符号学研讨会，会后，中国逻辑学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分别成立了符号学研究会。
3.1994年至今——全面展开阶段（至2000年发表论文约280篇，年均40余篇）。1994年后，符号学的研究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符号学的探索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符号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1)除了继续对一般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外，还注重引进诸如叙述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电影符号学、话语符号学和主体符义学等其他分支符号学思想。(2)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特别是关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研究：我国学者开始对索绪尔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如符号的任意性问题）；随着《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版的出版，索绪尔的某些观点得到了澄清，掀起了一股对索绪尔语言学观点再认识的热潮。(3)符号学向各个学科的渗透进一步加强，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已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学科的具体研究中，符号学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说，符号学研究在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已全面展开。(4)对非语言符号的地位、功能开始予以关注，如对体语符号交际功能的探讨和研究。(5)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尝试用符号学方法阐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在这个阶段，学术研讨蔚然成风。1994年在苏州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1996年在山东大学、1998年在西南师范大学、2000年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这标志着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步入正轨。
研究表明，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历史虽短，但进步较快，时至今日，在符号学的诸多领域里我们已经基本上追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学者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吸收、消化得非常快；二是因为中国文化土壤中蕴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它随着符号学的兴起不断给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注入新的营养。从研究领域看，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经涉及到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学、美学、民俗学、传播学、国情语言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电影等诸多领域。其中，在哲学、语言学、逻辑学和文学等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深度。
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成果
如上所述，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虽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成果不菲，用了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符号学用了40余年所走过的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四个，分别为符号学基本理论研究、语言符号学研究、符号学应用研究、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研究。
国外符号学名家理论的引介及研究
中国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着名符号学家的思想理论上。研究从最初的翻译、介绍逐渐发展起来，对国外符号学专着的主要译介作品有：《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索绪尔着，高名凯译，1985）、《符号学入门》（〈日〉池上嘉彦着，张晓云译，1985）、《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英〉霍克斯着，瞿铁鹏译，1987）、《符号学与文学》（〈美〉司格勒斯着，谭大立等译，1988）、《符号学概论》（〈法〉吉罗着，怀宇译，1988）、《指号，语言和行为》（〈美〉莫里斯着，罗兰、周易译，1989）、《符号学理论》（〈意〉艾柯着，卢德平译，1990）、《符号学原理》（〈法〉巴特着，黄天源译，1992）等。这些译着的出版，为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符号学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对上述名家理论引介的同时，中国学者还对各家理论展开了较为深刻的独立研究及对比研究，研究的内容更多地集中在对其语言符号学理论的阐述方面。比如，“略论罗朗·巴尔特的符号学”（李廷揆，1986）、“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刘润清，1992）、“巴赫金与社会符号
“中国哲学”(CP)一词今日实际上用于表示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门现代学科；由现代中国哲学家和国外汉学家
符号学今日CP学术大致由三个主要部份组成：本体形上学，生活哲学和伦理学。与其西方同类学术相比，CP的认识论的，科学的，以及美学的部份似乎较少引起普遍兴味。在CP中，主要的注意力更多朝向传统道家哲学和佛教哲学共同关注的本体形上学方面。CP包含的这一部份似乎更易与西方哲学进行交流﹐或更近似于西方哲学，然而实际上两种哲学传统在语义学--修辞学上的岐异性对于彼此之间的有效交流造成了很大困难。CP的第二个部份人生哲学同时与哲学和文学相关，虽然中国人生哲学作品的文学性远大于哲学性。这种文学性的中国人生哲学对那些不关心专业哲学问题的西方读者们反而产生了较多的影响。CP的第三部份伦理的确获得了西方伦理哲学家很大兴趣，因为从经验性和现实性角度看，中国伦理学经验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尽管其理论化程度不能与西方道德哲学相比。
CP绝不只是现代哲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中国哲学原始话语的许多不同的方面，如所用语言的语义学组织，社会与学术制度，学者动机机制，读者的理解条件，文化的结构，政治和历史环境，以及学术在特定历史中的功能等等。严格来说，“中国哲学”还不是一个在现代学术环境内已然组织成熟的学科。中国思想史上“文史哲不分家”，中国较松散的学科分类法与西方较严格的分科传统不同。因此，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首先应关注彼此构成性和功能性的异同分析，然后才能进而研究其它层面的比较研究问题。
[1]《大众传播学》
[2]《传播学教程》
[3]《传播理论》
[4]《世界符号学事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