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举
武举是以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的科举考试制度。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 0 2）始置。应武举者，於每年十月由州府举选送至京师，十一月於尚书省兵部进行考试。武举考试的内容有长垛、骑射、步射、马枪、翘关（举重）、言语、材貌等。兵部考试合格者依其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或送吏部参加铨选，或授予散官。德宗时，曾一度停废；宪宗元和三年（8 0 8），又复置。 宋承唐制，天圣七年（1 0 2 9）置武举。皇佑元年（1 0 4 9）罢；治平元年（1 0 6 4）再置。三班使臣、诸色选人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许於兵部投状应试；无官人由朝廷命官保荐，也可应试。考试分比试、解试、省试、殿试四级，一般为先试弓马，再试策及《孙》、《吴》等兵书的墨义（熙宁后改为大义）。殿试合格后，分别赐“武举及第”、“武举出身”。其授官，北宋时期，武艺与策皆优者，授右班殿直；其余以次授三班奉职、三班借职、三班差使等。南宋时，武举之法渐与进士科相仿。其殿试第一人赐武举及第、授保义郎，余并赐武举出身、授承节郎、承信郎等。 元朝废武举。明天顺八年（1 4 6 4）复置武举，令武臣子弟於各直省应试。成化十四年（1 4 7 8）规定，武举乡、会试例，均仿文举。弘治六年（1 4 9 3）规定，武举六年一行；十七年，改三年一试。正德十四年（1 5 1 9）《武举乡试条格》规定：武举乡试，应举者於九月内各卫所送都司，各府、州、县送布政司，均由巡按御史会同三司官主持考试，两京由兵部选官考试。共试三场，初场试马上箭，第二场试步下箭，第三场试兵法或时务策一道。分别於十月九、十二、十五日举行，取中者称为武举人，俱送兵部，於次年四月参加武会试。嘉靖元年（1 5 2 2）《武举会试条格》规定：第一场试骑射，第二场试步射，第三场试策二道、论一道。以翰林院官二员为考试官，给事中及部属官四员为同考试官。取中名额，临期取自上裁。崇祯四年（1 6 3 1），始行武举殿试，赐武进士及第、出身等，悉如文举之例。清沿明制，乡、会、殿试均同文举之例。其举人、进士、状元等名目亦与文举同，仅加“武”字以示区别。其授官，初武状元授参将，武榜眼授游击，武探花授都司。二甲均授守备；三甲均授署守备。雍正时规定，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武进士以营卫守备在兵部注册选用。乾隆时，又令派大臣对在兵部注册的武进士再行考试，分等授职，一、二等授营守备，三等授卫守备。光绪二十七年（1 9 0 1）废。
制举又称制科、大科、特科，是由皇帝下诏而临时设置的科举考试科目。目的在於选拔各类特殊人才。唐代制举甚盛，其科目甚多，据记载有上百个，其中较重要者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等。 宋代制举科目大为减少，最多时为九科，但事实上只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茂材异等、才识兼茂明於体用三科。神宗熙宁七年（1 0 7 4）废，哲宗元佑二年（1 0 8 7）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绍圣六年（1 0 9 4）又罢。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 1 3 1）复置，但直至南宋末，中第者仅一人而已。宋代士人未仕、已仕者均可应诏参加制举考试。直至南宋末，考试一般分为阁试、殿试两级。阁试论六首，按成绩分为五等，入前四等方可参加殿试。殿试策一道，合格者分为五等，上二等不授人，第三等即为上等。制举登科，未仕者即依贡举进士例授予官职，有官者则依等第升迁。两宋制举共殿试2 2次，入等者不过4 0人，但也选拔了不少著名的人才。另外，宋代为了选拔起草诏诰人材还特设了词科，包括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及词学科。 元、明不设制科。清代曾设“博学鸿词科”、孝廉方正、经济特科等，但并未成为制度，亦不重要。
童子举亦称“童子科”，是科举考试中特为少年应试者所设的考试科目。唐始置，凡1 0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者均可应试，每卷试诵经文1 0道，全通者授官，通七以上者予出身。广德二年（7 6 4）罢，大历三年（7 6 8）复置。宋沿置，规定1 5岁以下能通经及作诗赋者均可应试。先由州府申报朝廷，国子监检验完毕，送中书覆试，合格者再由皇帝亲试，主要考试背诵经文，有时亦试诗赋，临时决定赐出身、授官或免解试，不定试期和录取名额。淳熙八年（1 1 8 1），始加深考试难度，分三等录取。嘉定十四年（1 2 2 1）规定，应童子举者，每年春季汇集京城，先试於国子监，合格者由中书覆试，每科录取三名。咸淳二年（1 2 6 6）废。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具有进步意义。 第一，综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主要实行过三种选官制度，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科举制既不问家世，也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显然是中国古代最进步，也是最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科举制的实行，在制度上使国家政权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状况，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使相当多的士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二，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具有比较多的文化知识，同恩荫补官、进纳买官等出身的官员相比，在素质上显然要好得多。 事实上，通过科举也的确选拔出了一批经世致用的杰出人材，这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北宋名臣王禹偁、寇准、范仲淹、包拯、韩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章敦、宗泽、李纲，都是进士出身。其中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等出身寒微，完全是通过科举踏上仕途的。 第二，科举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读书人数急剧上升，对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造纸业、印刷术也都大大发展了。中央官学、州县学、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空前发展。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 第三，中国的科举制度，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於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过启发和借鉴作用;在中国当代，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在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中，还保留试卷密封制度，按号入座制度，禁止怀挟、传义、代笔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去取高下制度等。 我们在高度评价科举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也应该充分看到，它也有很多弊病，这一点在清代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是，考试内容的陈腐和考试方式的僵化，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唐及北宋前期，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诗赋，讲究格律、对偶，不利於造就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王安石变法时废除了诗赋，但清代却又恢复了考试五言八韵诗一首。 唐和北宋前期，考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帖经、墨义。主要是考试背诵经书，内容和方法都极为简单。王安石变法时，废帖经、墨义，改试大义，规定不必死记硬背经书，可以陈述自己的见解。这显然是考试形式的一大进步。但是，到明代中期以后，又由大义演变为八股文，使科举考试形式出现了大倒退。 八股文要求必须按照“五经”、“四书”及官方指定的注疏，“代圣贤立言”，不准应举人发挥自己的见解；并且有极严格的格式：每篇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落下等十个部分组成，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中还都必须各有两股相对的文字。甚至对每个段落开头的虚字也有规定，使经术的考试成了充满清规戒律的文字游戏。所以，八股文从明朝末年起就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和反对。顾炎武就曾尖锐地指出：“八股之害等於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於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考试论、策本来有利於造就和选拔治国安民人才。但是到了清代，殿试不再誊录，评定殿试策的优劣不是看内容，而只是看书法是否符合要求，使金殿对策简直成了书法比赛。 到清朝后期，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则大大落后於时代的潮流和世界的发展，而科举考试仍埋头於“四书”、“五经”及八股文，把科学技术看作为“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其考试内容陈腐，形式僵化，误国害民，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历代王朝开科取士的目的之一，就是笼络士人，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尤其是以八股文取士，更是禁锢思想自由，消磨聪明才智。清代每三年才录取进士二百多人，却以“读书做官”为诱饵，使数以十万计的士人，皓首穷经，老死不止，不知残害了多少人才。对此，清代小说《儒林外史》有很生动的描绘。 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到清朝后期，科举的各种弊病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由於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没有能够对科举及时进行改革，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由科举走向近代的国家公务员制度，而只能於1 9 0 5年简单地宣布废除科举。但是，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将永远闪耀中华文明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