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包工头
科研包工头2007年8月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科研者“科研包工头”为学校、个人和小团体谋利，却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伤害。他们没有精力参与项目研究，项目质量水平难以保证；他们靠名头大发横财，垄断了弥足珍贵的资金与项目，实则压制创新能力，剥夺了其他青年才俊的成才机会；他们与小圈子里的人员层层转包，助长了学术的近亲繁殖，为胡支滥用、贪污腐败创造了便利。
“科研包工头”是一个套取国家科研资金的机制，而不是一个有利于自主创新、赶超发达国家的机制。“科研包工头”现象折射出科研垄断之弊，是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中性质最严重也令人最为担忧的现象。它不仅会导致学术领军人物的逃离，使科技创新质量低劣化，而且会因科研资源拥有者和“打工者”之间的利益依附关系，为学术不端行为提供空间。
科研学者在山东省青岛市，市政府新进的大学生，实习期月收入达到3000多元，而市农业科学院工作了12年的科技人员月收入却只有1200元。在该市某科学院，更是出现了“一个单位两种制度”的怪事――行政人员实行公务员工资，科研人员实行事业单位工资。
中国青年报披露了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托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开展的一项“科技工作者权益保障状况调查”――面向全国在专门科研机构从事科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研管理的科技工作者发出了调查问卷，并进行了座谈式访谈。
“实际上，科学界的贫富差距也很大。”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
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在学术界有一定身份，很容易就拿到重要的科研项目。但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这些学者往往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据介绍，在个别名气较大的学者中，甚至出现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今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明年又会参加项目申请。这样一来，科研的资金就永远在几个人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这一领域，只能给这些著名学者“打工”。
在科技工作者权益保障状况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个数据让人吃惊：64.3％的科技工作者用了“严重”一词来形容现在的学术不端行为，仅有12.3％的人认为学术不端行为仅是个别现象。
“并不是科技工作者自己愿意做出不端行为，他们都是被迫的。”现在的体制下，国内的科技工作者很不容易出创新成果。体制要求科技工作者在科研的每个阶段都要有成果，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科技工作者只能想办法，例如降低标准发表论文等。
“不是不应该向西方学习，但现在的问题是学得‘太快了’、太表面化了，根本没学到精髓。”中国社会的各项指标还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平，所以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才会出现种种怪现象。“改革的动机是好的，但方法不得当、不配套，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效果并不理想。”
“总体来看，中国对科技领域的用人体制改革是不太成功的，但科技体制改革没有回头路，必须进行下去。”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应该容忍一时的失败，逐渐摸索好的方法。
刘华杰在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中，性质最严重也令人最为担忧的，是科研“包工头”现象。科技部、中纪委有关人员在上海调研学术腐败与科研经费洗钱，专家们揭发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高校引入一个院士的成本大约是500万，而院士过来之后，如果争取到一两个项目，那么收获的经费肯定不止500万，更不用说还有学校的无形资产。因此有高校就打着院士的幌子争取科研项目，在巨额科研投入中分肥。这些重量级的科研“包工头”，为学校、个人和小团体谋到了利益，却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伤害———他们没有精力参与项目研究，项目的质量水平难以保证；他们靠名头大发横财，垄断了弥足珍贵的资金与项目，实则压制创新能力，剥夺了其他青年才俊的成才机会；他们与小圈子里的人员层层转包，助长了学术的近亲繁殖，为胡支滥用贪污腐败创造了便利空间……
科研经费的审批、项目资金的监控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那些钻透制度缝隙而出生的科研“包工头”确实是一大怪胎，理当像建筑行业的违法包工头那样被清理和取缔！
科研证书这种现象的危害是不难想像的：因为这是按照地位、名气和“关系”来分配科研资金，而不是按照科研能力来分配资金。这样的“激励机制”必然会迫使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人际关系，导致他们在道德上的集体堕落，使他们从一个“创造性群体”演变成一个追名逐利、蝇营狗苟的“分利集团”，其最终的结果是窒息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化为泡影。
从这个角度来看，院士制度已经成了中国科技进步的最大障碍，必须尽快予以废除。因为他们以“最高科学技术水平称号”的名义，垄断了大量科技资源，但效率却极其低下，最能反映中国科学技术最高水平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多年空缺就是明证。在某种程度上，院士在科技界的作用，和行政垄断公司在市场中的作用是一样的：一方面是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却是质次价高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他还可以禁止别人来和他竞争。可以毫不客气地说，院士制度一日不废，中国的自主创新就一日无望。
也许有人会担心，废除了院士制度，会不会使科研人员失去了进取之心呢？我认为这种担心纯粹是多余的。因为我国已经具备比较完善的科技奖励制度和专利制度，有了这两项制度，就足以为科研人员提供足够的激励。
据了解，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设立国家科技奖最多的国家之一。比如有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等。科技奖励制度的特点是对事不对人的，你这次获奖，下次就不一定能获奖，无所谓终身，和获奖者的年龄、头衔、名气等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最符合科技创新的规律。相比之下，院士制度却是对人不对事的，而且一旦拥有，终身享用，其荒诞不合理之处，恰如王选教授所言“我有创造力时无任何头衔，我没有创造力时，头衔纷至沓来。”
同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专利（发明专利）制度和版权制度就可以给创新、创造者以充分的激励。正如那位有名的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的那样：“专利制度就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
但现在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院士制度，大大减弱了专利制度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这是因为当两者并存时，拥有专利者的光环远没有院士的光环来得耀眼，而且你有再多的专利，你仍免不了要受制于院士，你的各种政府福利和政治地位仍然低于院士，你要使用科研资金，还必须加入院士们的“包工队”，为他们打工并忍受他们的剥削。
前段时间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继续扩大。“科研包工头”是一个套取国家科研资金的机制而不是一个有利于自主创新、赶超发达国家的机制。要杜绝“科研包工头”现象，加快科技发展，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废除院士制度。时不我待，我们不能再犹豫了。
科研成果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曾经感慨地说：“好的科学家首先要坐得住。”科研与创新，实质上是一个积累与运用知识的过程，是一个钻研与探寻的过程，惟有潜下心来，才有可能去揭示新现象，发现新思路，开拓新领域。
值得警惕的正是这些学者“包工头”，由于他们担任着种种学术职务和行政要职，公务繁忙，分身乏术，甚至无暇进行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只能将争取来的项目，分包下去。而这些学者、院士之所以著名，靠的也正是他们数十年学术创新的积累。作为学界和行业的领军人物，逃离了科技创新第一线，必然会对科研产生不利影响，致使科研项目的侏儒化和创新质量的低劣化。
其二，由于学者“包工头”垄断了科研资源，直接遏制了学术创新的生机和活力。
事实上，一些学者今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明年又会参加项目申请。如此一来，科研资金就永远在少数几个人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而另外那些具有科技创新潜力的新人却备受冷落，甚至只能望项目兴叹。如果你不甘寂寞，想涉足这一领域，就只能给这些著名学者“打工”。而仰人鼻息，惟命是从，其结果不言自明，学术创新的活力受到抑制，生机被无情扼杀。
其三，由于“包工头”与打工者的利益依附关系，为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最好的活跃空间。
有专家指出，“这些学者往往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尤其是“包工头”与打工者荣辱与共，利害攸关，往往相互利用，上下齐手，循私舞弊。
报道中说，2005年中国科协委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64.3％的科技工作者用了“严重”一词来形容现在的学术不端行为。这不单是因为科研机构“现在都改成了聘用制，每两三年一聘”，为保住饭碗，科研人员不得不以低劣的学术论文充数；也不单是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不可预知的，很多基础研究无法做出预期的成果，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显效，为完成项目计划目标只得走捷径，甚至采取不端不法行为；更因为这些“包工头”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项目成果的鉴定和审核最终很容易搞定，其结果是论文数量上去了，创新项目“硕果累累”，却由于科技含量低，其中八成只能躺在档案柜里睡大觉，转化率之低令人咋舌。
其四，科研项目和资金向远离一线的“包工头”集聚和倾斜，使其不仅得不到优化配置，甚至出现了“马太效应”，导致“科学界的贫富差距也很大”。
作为“包工头”，他们对项目资金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加上不受监督制约，将科研经费挪作它用，甚至购买小车和豪宅等行为也屡有发生。《人民日报》就曾以“吃喝拉撒都能跟着项目报销科研经费背后多少腐败”为题公开披露，种种现象令人触目惊心：在学者“包工头”迅速暴富、腰缠万贯的同时，一些亟待科研资金的科技机构却嗷嗷待哺。在山东青岛市农业科学院工作了12年的科技人员月收入却只有1200元。一些基层农业科研机构，科技工作者只有依靠卖种子、蔬菜解决生计问题。“科研单位变成了为科研工作提供场地、工具的‘集贸市场’”。
科研包工头“实际上，科学界的贫富差距也很大。”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在学术界有一定身份，很容易就拿到重要的科研项目。但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这些学者往往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科学界“包工头”的N个危害
这种现象对科技发展有诸多危害：之一，科技研究成了金钱研究；之二，扼杀了年轻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之三，破坏了科技资金竞争的良好工作秩序；之四，破坏了科技工作的实用效益；之五，影响了科技工作的形象和发展。这样的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科研“包工头”是个怪胎
这些重量级的科研“包工头”，为学校、个人和小团体谋到了利益，却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伤害。科研经费的审批、项目资金的监控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那些钻透制度缝隙而出生的科研“包工头”确实是一大怪胎，理当像建筑行业的违法包工头那样被清理和取缔！
“赛先生”病了，需要“德先生”帮诊
近百年前，革命先贤们把“德先生”、“赛先生”的概念引入中国大地。其实，二者是相行不悖的，只有有机统一，才能行其威力。要支撑“赛先生”的良性运转，必须要有“德先生”来帮衬，通过扩大民主作风、加强基层科技工作者的话语权来纠正畸形的科技界“包工”现象。
刘华杰建筑包工头被公认是非法招工、拖欠工资的“问题中间层”，因此在清理欠薪风暴中，首当其冲遭到取缔。科研“包工头”与建筑包工头相比，并没有高雅到哪里，相反，还有着更严重的破坏力，那就是学术垄断与腐败，导致科研能力衰退。
在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中，性质最严重也最令人担忧的，就是科研“包工头”。前不久，科技部、中纪委在上海调研学术腐败与科研经费洗钱时，专家们揭发了触目惊心的现象：高校引入一个院士的成本约500万，而院士过来后，如果争取到1到2个项目，获得的经费肯定不止500万。正因如此，不少高校打着院士的幌子争取科研项目，在巨额科研投入中分肥。
那些重量级的科研“包工头”，为学校、个人谋到利益，却使国家利益受到伤害———他们垄断珍贵的科研资金与项目，压制创新能力，剥夺青年才俊的成才机会；他们与圈子里的人层层转包，为贪污腐败创造便利……
科研“包工头”是社会的怪胎，理应像建筑包工头那样被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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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08/21/content_4988477.htm
2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35560/4731047.html
3 http://www.hdzxw.com/news/2006/9-22/FD_U_Article21024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