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又称为百越族，是居于现今中国南方和古代越人有关之各个不同族群的总称。文献上也称之为百粤、粤，其分布甚广，内部“各有种姓”，杂处于现今中国南方各地。在中国历史上，整个广大的江南之地，即所谓“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在秦汉以前都是百越族的居住地，他们所使用的古越语，与中国北方所使用的古汉语也相差极大，彼此不能通话。根据语言学者的研究，在现在汉语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官北话)可以粗略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中国北方发展出来的结果，而其余六大方言吴语、湘语、赣语、闽语、客家话和粤语，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数度南迁、与南方民族的语言相互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越族就是生活在长江以南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夏朝称“于越”；商朝称“蛮越”或“南越”；周朝称“扬越”、“荆越”；战国称“百越”。宋朝人罗泌的《路史》说：“越常、骆越，瓯越、瓯皑，且瓯、西瓯，供人，目深、摧夫、禽人、苍吾、越区、桂国、损子、产里、海癸、九菌、稽余、北带、仆句、区吴，是渭百越。”（摘自黄现璠撰《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一文）。
现在居住在中国南方属于壮侗语系和苗瑶语系的各个民族，不论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文化习俗上，都与古代的百越族有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此外，也有某些学者认为，在现今中南半岛的一些民族，比如说泰国的泰族、老挝的佬族、缅甸的掸族、越南的京族和芒族、甚至属于南岛民族的台湾原住民，也都和百越族有相当程度的密切关联。
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早在商、 周时期，就有被称之为“越”的古民族（古代中国人泛称东南方蛮族为“越”，北方蛮族为“胡”），生活在现今中国的东南及南部地区（王东 2003，3）。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越族曾在今江浙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共传8代，历160多年，与当时中原国家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号称“霸主”（请参见“勾践”条目；陈国强 2000）。有学者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描述，认为越族是夏禹的后代。不过，研究百越族的中国学者宋蜀华认为：“勾践的祖父夫镡以上至夏少康庶子无余，世系不清楚；夏少康经商至周敬王共60余代，两者世系相差近1000年，把越王勾践说成是夏少康的后裔，实难信服”（引自龚佩华 nd）。此外，宋蜀华也认为夏文化和越文化截然不同，因为：“夏人活动地区从未发现过‘印纹陶文化’，而‘印纹陶’流行地区也从未发现过‘二里头文化’”（引自龚佩华 nd）1。
根据目前考古学的证据，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很可能就是古越族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是当时世界发现最早的稻作文化，后来在黄河流域的裴李岗遗址、贾湖遗址和长江中游流域的彭头山遗址等地发现了更早的稻作文化。此外，现在的考古学家也普遍认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可能也是由古越族所创造出来的。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时间上从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王东 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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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族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之后，到了战国时代，已分化成众多的支系。故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文献中便出现了“百越”这一个新的称谓。战国后期﹐除了有百越这个名称以外﹐还有“扬越”的名称﹐即扬州地区的越族。扬州包括今淮南、长江下游和岭南的东部地区，有时又包括整个岭南地区。所以扬越实际也是战国以来至秦汉对越人的另一种泛称(王东 2003，3；陈国强 2000)。
秦汉时，相关史籍则泛称中国南方的民族为“越族”，史称“北方胡、南方越”。由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至迟在汉朝初期，百越族已经逐渐形成几个较强盛而明显的部分，即“东瓯”(东海)、“闽越”、“南越”、“西瓯”、以及“雒越”(骆越)。东瓯在现今浙江省南部的温州一带；闽越在今福建省福州一带﹔南越在今广东省境，后来又发展到广西以及以南地区﹔西瓯则大概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南部及以南地区﹔骆(雒)越主要分布在现今的越南北部。这些部分都形成了当时该地的政治中心，比如说闽越第一代君主无诸、东海第一代君主驺摇、以及南越王赵佗，都曾经叱咤风云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陈国强 2000)。
越族所建立的这些政治中心，后来都被汉武帝征服，改为汉朝的郡县。此后，百越这个名称就不见于史载，越族之名也十分罕见(陈国强 2000)。
百越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生活、文化特点。百越语为黏著型，不同于汉语的单音成义，故百越语译成汉语时一字常译为两字，如爱为“怜职”，热为“煦虾”。有人认为越语与今壮侗语系的语言十分接近。
百越族的生活、风俗习惯也有特点，主要是﹕凿齿; 断发纹身；契臂为盟；多食海产；巢居；善使舟及水战；以及善铸铜器，如青铜剑、铜铎(大铃)等。
虽然在今天已经找不到一个名字叫做“百越族”的民族或族群，不过，百越文化事实上却透过种种不同的方式，在很多不同民族的文化里面留下了种种痕迹。以下是一些比较值得加以探讨的议题。
现有的一些语言学研究均指出，在百越族被汉化以后，其所使用的很多字词，却依旧遗留在不少民族现在的语汇当中，比如说属于侗壮语系和苗瑶语系的中国某些少数民族，被归为汉语方言的一些南方方言，甚至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夏威夷、新西兰等地的南岛民族，其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属于古越语的“同源字”(卢溢棋 1997)。比如说古越语的“蜘蛛”(lakwa)一词，就可以在鹤佬语(发音为laaqiaa)、客家话(发音为lakia)、畲语(发音为laukhoe)、马来/印尼语(发音为lawa、lawa-lawa、labah-labah)、夏威夷语(发音为lanalana、nananana)以及新西兰毛利人的拉巴怒伊语(Rapanui)(发音为nanai)等语言当中找到类似的发音(Hoklo.org nd)。
所谓的“洗骨葬”，或称“二次葬”，在中国长江以南各地，比如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的汉人，以及很多少数民族，比如说壮族、藏族，都有这种习俗。事实上，一直到现在，台湾的鹤佬人和客家人也都还采用这种丧葬仪式，在土葬数年后开棺取骨，然后将全副骨骼一一置入一称为“金斗”的陶瓮当中。
这种洗骨葬的习俗，事实上并不是汉族所固有的，而是环太平洋原始民族中普遍分布的一种文化特质，广及中国大陆、东南和东北亚洲、南太平洋诸岛、以及南北美洲。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学者凌纯声的研究，整个洗骨文化圈里诸民族所采行的洗骨文化，基本上均为来自相同起源的一个文化习俗，而这个习俗最早的起源地，正是百越族所居住的中国大陆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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