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泗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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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泗淇

甘泗淇（1903—1964）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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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泗淇-生平概况

甘泗淇任红2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时照片

甘泗淇，原名姜凤威，号炳坤，宁乡县十都月山楠竹山(今黄材镇八渡水村)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1918年就读于云山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长郡中学，“五四”运动中积极投入毛泽东发动的驱张(敬尧)斗争，1924年入湖南法政专门学校，次年加入共产义青年团，1926年由姜梦周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寒假期间，他发动商民罢市，与当地恶霸大沩镇镇长杨致泽进行斗争，迫使杨退还侵吞省财政厅发还的金库券款。1926年冬，在工农运动高潮中，他担任驻省同乡会(即沩社)代表，参与农民请愿，迫使当局判处杨致泽死刑，群众称快。1927年春，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上海党中央担任笔译工作，次年5月被派往湘赣苏区，先后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红军独立一师党委书记。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他率部与红三军团特务营、河西教导队配合，歼敌公秉藩一个团，俘获近千。1932年，他任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兼省委宣传部长，选拔一批由湘赣根据地转来的优秀干部，并将河西教导队改建为红军大学第七分校，为部队培养大批骨干。翌年，先后调任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与王首道、张启龙、王震等共同抵制王明“左”倾路线，被诬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撤销军职，直至任弼时到湘赣苏区工作时才重返部队。1934年，他任红十八师政委，率部参加长征。翌年，代理红六军团政委，二、六军团会合后任二军团、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部队到达甘孜后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坚决抵制。他把长征当成教育党员、干部的课堂，在部队严重减员的情况下，坚持边行军边发展党员，使二军团党员人数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一二○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一二0师、晋绥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等职。针对部队迅速发展缺乏干部的情况，他确定师、旅、团分别办教导团、营，使大批青年骨干迅速成长，走上领导岗位。
1947年，他任晋绥野战军军政治部主任，及时发现三五八旅创造的“诉苦三查”群众整军经验，在军内推广后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次年春，在瓦子街战役中，晋绥野战军一举歼灭胡宗南部近3万人。毛泽东主席对此给予高度赞扬，并发表《评西北大捷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军推广其整军经验。1949年，任第一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转战华北、西北各地。
抗美援朝中，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结合志愿军实际，对政治工作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作认真的探讨。其中关于政治工作要“钻进去，冒出来”等重要论述，对全军政治工作具有指导作用。志愿军回国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4年2月，甘四淇病逝于北京，终年61岁。

甘泗淇-大事年表

一二○师领导同志在战前观察地形。
右起：贺龙、周士第、关向应、甘泗淇

甘泗淇，1904年12月21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沩山区南竹山村。幼年在家乡小学读书。
1924年在宁乡云山中学毕业后，考入长沙的湖南师专（后改为湖南大学）读书。其间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
1925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甘泗淇赴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30年回国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搞文字翻译工作。
1931年，甘泗淇离开上海到湘赣苏区，担任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对入侵苏区的国民党公秉藩师的反击，接着，又转战赣南，接连打了一些胜仗，扩大了部队。
1932年，甘泗淇任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兼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当时的湘赣省委，被王明“左”领导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并无端逮捕不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甘泗淇坚决抵制。
1933年，因拒绝揭发王首道、张启龙所谓“右倾错误”，被指责为肃清ＡＢ团不积极，撤销了在红军中的职务，调到地方任湘赣省委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
1933年下半年，甘泗淇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4年8月，任红六军团十八师政治委员，率部从湘赣根据地出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10月，调任第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困难处境中，他努力搞好部队的思想教育，加强党团组织建设，健全政治工作制度，消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影响。
1936年初，甘泗淇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7月任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甘泗淇和贺龙、关向应一起，参加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破了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围剿，参与指挥了反“围剿”的主要战斗。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后，甘泗淇在军委分会的领导下，同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积极找干部谈话，教育大家提高警惕，站稳立场，并组织干部收缴张国焘散发的反党反中央的小册子，同时又为加强红二方面军的政治工作，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甘泗淇先后任八路军第一二０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7年9月，第一二０师东渡黄河，开辟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适应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形势，甘泗淇积极组织举办各级教导队，培养了大批新干部。
1940年，甘泗淇调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并任晋绥军区党委委员、中共晋绥分局党委委员。

进军大西北时彭德怀(左)与甘泗淇在兰州合影

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后为主任。甘泗淇协助贺龙、关向应组织指挥了百团大战，并和部队一起在驻地南泥湾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从1941年开始，在日本侵略者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的紧逼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甘泗淇积极配合贺龙、关向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精简编制，调整机关，同时，开展了整风、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在此期间，甘泗淇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工作。
1945年8月，晋绥军区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甘泗淇协助贺龙、李井泉指挥部队，经连续作战，收复了离石、中阳、文水、交城、陶林、武川等许多城镇，巩固和发展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并协同晋察冀军区部队开辟恒山区，加强平西区，巩固冀中区。
1946年甘泗淇重新担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兼前委委员。当时，由于部队整编，人员变化较大，尤其补进大批解放战士。1947年，部队第二次攻打榆林未克，不少干部有怨气。面对这些问题，甘泗淇作了大量工作。这时，第一纵队的三五八旅创造了“诉苦三查”的经验，立即引起甘泗淇的重视。他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很快推广到各纵队。1947年冬至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群众性大练兵，对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起了重大作用。

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右）、韩先楚（左）、
副政委甘泗淇（中）在一起

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在宜川西南瓦子街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部队近3万人。作战部队打得顽强，特别是经过新式整军的部队更是英勇作战，战绩卓著，毛泽东听到瓦子街大捷的消息后，当即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发表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赞扬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搞得好，并要求在全军推广。
1948年下半年，甘泗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参加指挥了扶眉、兰州、宁夏、河西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泗淇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征战大西北，先后解放了西北5省，之后，即转入清剿残匪，屯垦戍边，一部分兵力参加了进军西藏。
1951年8月，甘泗淇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为部队政治工作在保证部队英勇作战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
1952年6月，他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志愿军政治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当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同年12月，甘泗淇从朝鲜回国，出席全军参谋长、主任联席会议。会上，他从总结志愿军政治工作经验入手，探讨了政治工作中带有根本性的几个问题，受到与会者的重视。
1953年，甘泗淇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59年，彭德怀被批判后，由于甘泗淇和彭德怀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比较长，而且配合得很好，为此遭到林彪的打击，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任劳任怨，积极工作。
1964年2月5日，甘泗淇在办公室工作时，被猝然暴发的心脏病夺去了生命。终年60岁。

甘泗淇-质朴将军

1937年，在军委后方政治部院内

有“质朴将军”之称的甘泗淇上将，历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二零师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位将军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平凡而感人的故事。

“找不到主人也要付钱”

红二方面军长征通过包座藏区时，许多藏民因不了解红军，匆匆弃家逃到深山老林中躲藏了起来。
这时，地里的青稞和蚕豆已经成熟，而红军又急需粮食。方面军首长遂决定：部队可以收割地里的庄稼，但是一定要按市价付钱。
部队开始收割青稞和蚕豆了。时任红二方面军政部主任的甘泗淇有些担心：藏族老乡家中无人，部队又面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发生违犯群众纪律的问题呢？他一面向部队和官兵重申，收了庄稼要按市价付钱的规定办。他说：“找不到主人也要付钱，决不能因为主人不在家就少付钱，不清楚市价宁可多付一点。”一方面在部队开拔前，亲自带人到一些躲出去的藏族老乡家检查群众纪律。看到各家各户的确有部队留下的钱和条子，条子上除详细写明割了多少庄稼、付给多少钱以外，还写了向藏胞致谢的话。直到这时，甘泗淇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冒险尝野菜

在长征中红二方面军是最后过草地的部队，因而在筹集粮食方面遇到的困难也就最大。进入草地后没几天，粮食就吃完了，整个方面军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甘泗淇把自己那份口粮全拿了出来，分给了伤病员。他自己选择了靠野菜充饥的办法。每到一个宿营地，他不休息，立即带领政治部机关的同志们四处寻找野菜。可是能吃的野菜几乎被前面过草地的部队吃光了，他就试着吃那些不知道有没有毒的野菜，这样的试验是很冒险的，万一中毒，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很难抢救的。但他不听同志们的劝阻，总是执意由自己先尝。当证明一种野菜确实是无毒的后，他会高兴得像个孩子，马上拟出电报稿，详述此种野菜的形态，交电台迅速发往各部队，通知指挥员尽快派人采集。甘泗淇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冒险尝野菜的事在部队传开后，战士们都深受感动，各级干部也深受启发——应该怎样发挥表率作用。

俭朴与慷慨

装甲兵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军衔制和薪金制。甘泗淇被授予上将军衔，他的夫人李贞也被授予少将军衔。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俩都是将军，他们的薪金加在一起，每月有六七百元，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说，是相当可观的。
但甘泗淇和李贞在生活上却十分节省，能不买的东西尽量不买，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除了部队统一下发的军服外，甘泗淇几乎没有购置过什么衣服。家里的一对皮箱，还是他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临出国前置办的，在朝鲜时作行军箱，归国后盛衣物，一直用到1964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甘泗淇逝世后，李贞接着用这对皮箱。皮子裂了、把手断了，也不肯换新的，用尼龙绳绑一绑，一直使用了30多年。直到李贞逝世，人们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这对皮箱还在。自己的生活这样节省，可到了他们认为该花钱的时候，却十分慷慨。甘泗淇和李贞夫妇没有孩子，他们用自己的薪金先后抚养过20多个烈士遗孤。每逢开饭，得摆两三张桌子才能坐得下。向灾区人民捐款捐物，他们更是出手大方，动辄数百甚至上千元。他们还多次出钱赞助教育和科研事业。过着俭朴生活的甘泗淇和李贞，一再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在对人民有益的事业上，他们高尚的思想境界，永远被后人崇敬。

不要特殊照顾

朝中聯合指揮部的高級指揮員合影

甘泗淇一生廉洁奉公。他曾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立下一条规矩，不管到哪里去，不管在什么场合，也不管对什么人，都绝对不准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条件改善的和平年代，他都反复强调：“我不要特殊照顾。”那么，他心目中的“特殊照顾”指的是什么呢？红军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可以给出答案。在甘泗淇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时，有一次患病吃不下饭，炊事员见状，炒了一个菜给他送去。可是说什么他都不肯吃，他立即把总务部门的负责同志找来，说这属于特殊照顾，今后一定不要对他特殊照顾。
他没有子女，亲属就是侄子和侄女们。他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不要有特殊化思想，不要成为特殊人物，现在要刻苦学习、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靠自己的真本领为人民服务。”
甘泗淇1964年逝世后，他的夫人李贞依旧按照他生前立下的规矩办事。80年代，李贞的一个侄子希望李贞帮他说句话，将他调到北京来工作，也好照料李贞的生活。李贞摇摇头说：“这个情我不能说。现在军队正进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讲党性，守纪律。我的生活有组织上管。记得甘泗淇同志在世时，让你们好好读书，长大了靠自己的本领为人民服务，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亲人的期望。”李贞到底也没给这位亲戚办。

甘泗淇-夫妻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在首次授衔的将帅中，有一对夫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甘泗淇上将和李贞少将。“夫妻将星”令人称道，而他们在长征路上生死与共、相濡以沫的传奇故事，更令人感动。
1934年11月的一天，风尘仆仆的李贞刚从外面回到家中，陈琮英就跟了进来。陈琮英是任弼时的爱人，和李贞是老相识。李贞一边请陈琮英坐下，一边忙着倒水。谈了一会儿工作，陈琮英突然话锋一转：“妹妹，瞧你一个人怪孤单的，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
“谁？”李贞好奇地问。
“甘主任，你认识的！”陈琮英微笑着说。
“他？甘泗淇？”李贞感到有些意外。

贺龙、续范亭、薛明、甘泗淇、李贞看望病中的关向应。

对于甘泗淇，李贞非但认识，还很熟悉。1930年前后，甘泗淇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期间，她恰好也调到湘赣省委工作。李贞对甘泗淇印象一直很好，认为他是一位心胸开阔、平易近人、有知识有才华的战将，但要和他谈婚论嫁，自己却从来都没想过。
“恐怕不行吧。”李贞低着头，一下子没了刚才谈论工作时的兴奋劲儿：“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却是个童养媳出身的人，没文化，不般配。”
“那有什么，我当年不也是个童养媳？再说了，他文化高，你文化低，正好可以帮你嘛！”陈琮英说得很认真。进而她又透露说：“我听弼时讲，甘主任对你印象不错，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
听到甘泗淇对自己有如此评价，李贞感到非常欣慰，脸也不由自主地红了。
1935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的结婚仪式。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共1.8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他们在甘孜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此时，甘泗淇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并已怀有数月的身孕。

邓华(右1)、陈赓(右2)、甘泗淇(右5)、王正柱(右7)等合影

长征途中，两个人常常把自己的骡马让给小战士骑。遇到有的小战士患病，他们总是不惜把自己也少得可怜的粮食拿出来救急，而他们则靠吃野菜和草根充饥。两个人的宿营帐篷也几乎成了刘月生、罗洪标、颜金生等小红军的专用帐篷。等他们睡着了，李贞就给他们缝补破旧的衣服。每当看到灯光里穿针引线的妻子，甘泗淇都会油然升起一股敬意，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心尚在她腹中的孩子。他多么希望妻子能多补充些营养，多休息一会儿。
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不幸的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由于草地气候恶劣，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他们又终日在遍布陷阱的泥潭沼泽跋涉，过度劳累，加之营养不良，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了。没有充饥之粮，李贞又缺少奶水，孩子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作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但这毕竟非常有限，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孩子夭折，产后虚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使李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不能喝冷水，他就把水壶揣在怀里焐热；她不能骑骡马，他就背着她走。同志们做了副担架，才使甘泗淇从背上放下李贞来。但甘泗淇坚持自己抬担架的一头，以尽可能减少其他同志的负担。
看着丈夫抬着担架小心翼翼、步履维艰的样子，李贞的视线模糊了。她对甘泗淇说：“泗淇，你那么喜欢孩子，可……泗淇，我对不起你……”
甘泗淇知道现在是李贞最为脆弱的时候，她只有多保存一点体力，才会多一分安全走出草地的可能。他连忙制止住妻子：“小贞，你不要难过。我们还年轻，以后会有孩子的。”
解放以后，有些老同志每每忆及此事，都感到惋惜。
长征胜利后，贺龙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说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这对革命夫妻，一生没有一个亲生子女，但他们却收养了20多位烈士的遗孤……
李贞，湖南省浏阳县人，1908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攻克浏阳，李贞立即参加了浏东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李贞担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以后历任120师教导团组织科科长、师直属政治处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1951年，李贞与丈夫甘泗淇将军并肩入朝作战，任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
1955年9月，周恩来亲自把上将军衔授予甘泗淇，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周总理握着李贞的手，亲切地说道：“祝贺你啊，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第一位女将军！”1964年2月5日，60岁刚过的甘泗淇便因积劳成疾，不幸离开了人世，离开了相濡以沫30余年的妻子，离开了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
1990年3月11日，李贞因病在北京逝世，人类历史上难得的“双子将星”的另一半也陨落了……

甘泗淇-政绩

长征到达甘孜时，张国焘采取分化、拉拢、威逼等卑劣手段，企图压服红二方面军。他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找干部谈话，教育大家提高警觉，站稳革命立场，还组织收缴张国焘散发的反党反中央的小册子。长征途中，不仅自己吃苦耐劳、冲锋陷阵、处处做表率，而且注重部队的政治工作，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同时注意培养和发展新党员，使党员人数在红军不断减员的情况下保持占全军人数30%的比例。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晋绥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在师部开办教导团，各旅、团及支队开办教学营，有计划有步骤地培训骨干，使不少新参军的工农战士和青年学生很快成长起来。抗战胜利后，历任晋绥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转战于华北、西北各地。1947年8月第二次榆林战役失利，不少干部怨声载道，他及时发现第一纵队三五八旅创造的“诉苦三查”群众性整军经验，在前委及彭德怀的支持下，迅速推广到全军各纵队，掀起群众性的政治整军热潮。大大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一举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3万人，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明确提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应放在克服官僚主义、提高部队的生活、千方百计的保证部队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等方面，特别要关心那些冒着枪林弹雨昼夜同敌人战斗的前沿部队。所主持的部队政治工作，对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从朝鲜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认真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政治工作经验，提出政治工作是领导又是保证，政治工作必须和军事业务相结合，政治工作者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一些带根本性的原则，对全军政治工作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