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江时代
何谓“瓯江时代”?
温州市区自公元323年郭公建城起到公元1984年9月瓯江大桥通车止,泱泱东瓯,在水一方,温州的演进都局促在塘河四周,故且我们就称之为“塘河时代”。大桥通车之年正好赶上温州被宣布为全国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温州当时面临一个新时代,尤其是城市建设的宏伟蓝图究竟怎么写的问题上,有较大的争执。但关键在于市行政中心建在哪,那么城市的中心区就处在那里,现实是行政中心建在了塘河——划龙河畔。这种城市的主轴的偏移,至使城市过份带状发展,从洞头到瓯江大桥跨越达90公里,这个所谓的“东海时代”是畸形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要怪就怪市规划局,从来没有主见,照抄深圳市的城市规划,把福田区、南山区的“克隆模型”搬到温州,令人遗憾啊!人家是没有什么历史的边陲小渔村,靠邓公的一个圈,凭春天的故事建起来的。温州为何不学学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上海、宁波、青岛?
温州有中国城市独一无二的美景——达八公里的城市屏风,从永嘉江头长岙到乌牛,青黛的山峦,我们只要站在杨府山会展中心看江景,简直可以看到活生生的“江山如此多娇”的画卷,这段“江山如画”的美景为何不给宣示?如果说市府建在江畔或者说在七都岛的话,肯定这一主题会突出一些,但无论如何要先让市民看到自己家乡的美丽,增强自信心,看到开阔的江景才会凝聚一种城市力量,以一种认知来焕发城市精神。
香港人有什么?无非是一弯新月似的维多利亚港湾(Victoria Harbour),“太平山下不夜城,盛世风云盛世情”。城市的灵魂实际上是物质性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因此,香港人建起了象鲲鹏展翅式的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北飞”的姿势是一种向心力的昭示,让人明白她永远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
因此,温州需要的是一条“干诺道”,而不是一条“德辅道”,我们也要象香港人站在天星码头看到维港一样地看到温州三江的江滔浩浩荡荡,我们已看惯了江心屿前的沌沌细流,为什么不让看到“母亲河”的全貌?
这次为何是防洪堤景观带,不是江畔大道?
1994年1月20日《温州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池潮撰写的通讯,主标题是《温州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通过会审》(副题是:现代化大都市的宏伟蓝图),该通讯写道:“我市现行(注:指1994年)的城市总体规划是1986年制订并经省政府批准实施的。实施后,为温州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日趣良好的环境,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同时,又发生瓯海撤县并入市区,金温铁路线路走向改变和温福铁路已列入可行性研究等新情况。去年9月(1993年),我市开始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由市规划局牵头,各有关部门提供资料,市规划设计院负责具体编制。”
这个报道主要是表明市府已向社会公布了温州城市总体规划(1993——2010),当时笔者看到的“无线电空域规划”图(100CM×60CM,1:50000)所示,以今天的眼光看图,有神来之笔,也有败笔。那段通讯继续说:“……城市规划区范围包括:鹿城、龙湾、瓯海3个行政辖区及乐清的磐石、慎江、黄华镇、北白象镇部分区域和永嘉县的瓯北镇、七都镇,总面积1200平方公里……发展方向为:以旧城区为依托,向东跨江发展,同时向西南发展,沿瓯江南北两岸带状布局,形成既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的组合型大城市。根据自然地形及功能划分为:中心片、西片、东片、瓯北片、七里片等五大片。发展城市快速交通,市区道路系统由3条快速路、3条东西向和3条南北向主干道并辅以次干路及支路组成。并建2座过江隧道,加上瓯江二桥(注:即温州大桥)增加三条过江通道,把瓯江南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总体规划正昭示着“瓯江时代”的到来,在这个规划中已设计好一条从安澜亭到上陡门浦的“江畔大道”而不是目前的离江岸平均400米的江滨路,介于港务局装卸一区与一些军事设施(海军船艇大队修理所,即海兴船舶修造厂及军分区船队)的存在,很快起点调整为陡门头(东阿外楼对面)直接向东,要拆迁的单位有:新码道小学、盐业公司、省航运温州分公司、东方船厂[现“曼哈顿”地块](新华造船厂、温州造船厂)、东海船舶修理厂、温州农药厂、温州地区粮食储备库、钻石集团(1996被天盛集团兼并)、制皂厂油脂分厂、航标区等二十几家企业。
这条“江畔大道”一但建成,简单地说是望江东路的延伸,实际上是我们步向“瓯江时代”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到今天仍未建成,不得不说是温州人民的悲哀,那时候的机遇错过了,也许已永远没有了这条路的可能!问题在于当初的许多空地都建起了高楼,如:南亚花园背靠江岸,已无多少空地提供筑路空间!“中瑞曼哈顿”项目后院也只留了建条防洪堤的通道,农药厂地块更不用说已无空隙。这次报界热炒防洪堤景观带,实际上是一种倒退,这是无视“瓯江时代”的召唤的,保守的规划将使我们温州的城市形象,如将来要建这条路,建条象香港港岛东区走廊一样的路,成本将大幅上升,真是让人欷噓不已。我们市民要理解市政府当时的难处,政府官员何不想建好此路,问题在于某个人的意志凌驾于人民的意愿之上,以一己之私阻挠了这事关温州全局发展大事,这不得不说是“温州特色”,说明温州人民太善良了,温州的官员缺乏集体抗争非法力量的勇气。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彻底反思,走出怪圈,温州的前进不是没有希望!
谁阻挡了温州的历史车轮?
有些网民不了解当时的背景,一味地怪本地政府,是不对的!冤有头,债有主。政府的决策有先后,有孰轻孰重的时间问题,还要考虑财力问题,省政府的支持力度程度。温州的这条“江畔大道”规划是论证过的,温州的大路要建的当时有四条,在次序中,“江畔大道”排第三,1995年,机场、车站两大道相继完工,“江畔大道”在前期工作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某人以捍卫国有企业的兼并成果为由,阻挡城市发展道路的拓展,不许在他们的厂区经过,几经折腾,在原道路建设当事人都调离的情况后,被迫从面江平均后移300余米,对接口改为涨桥头,留下了无可弥补的缺陷——海坛山庄前的圆弧型的路段,陡门头东建了安澜小区,如果要建江堤,没办法只好拆港航客运站、港务监督所、安澜车渡、第一装卸区。
如果这位“强人”能够象他吹的那样,是温州造船业的救世主的话,我们还可以原谅。
问题在于他的兼并也是一座“烂尾楼”!第一,三家造船企业员工不断的上访,让温州市政府承受了很大压力,有一次,愤怒的下岗员工要组织请愿团到省府上访,多亏了市政法委书记的耐心开导,才没有酿成大事件;第二,三次错过国有上市企业的股改大好时机,至使温州国有企业失去了最后的前沿阵地;第三,温州造船厂在被兼并前曾被“衢化”有关人员“转包经营”过,后来这批人员处境尴尬,得不到按照工龄待遇,一个靠技术创新的企业,得罪了技术管理人员,后果可想而知,企业到了崩溃的边缘,最后还是我们的政府给他买单,垫下了宝贵的七亿财政资金,因此土地收回被拍卖,才有了“中瑞——曼哈顿”的“喧嚣”!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最后还是由“衢化”出身的刘市长为这块地的处理而奔忙。拍出了高价,总算把这个漏洞补上!总之这块地与“衢化”真的有缘。
今天看来,我们的教训相当深刻,树典型实际上是在搞人治,不是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暴露的问题很多,笔者不在此一一例举。企业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强才是正路,为了圈地搞多元化既害自身,又不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如果为了自身企业的利益与全市人民的愿望相违背,那只有遭到全体市民的唾弃,成为温州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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