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
王韬（1828-1897）的名、字、号极多。他初名利宾，后改名瀚，字濑今。后来因为上书太平天国，清朝政府追 
王韬
王韬的少年在甫里渡过，“余少居甫里，莫有知余者”。王韬五岁，由母亲教识字。父亲是乡村私孰先生，王韬 
王韬
变法自强 
《盛世危言》
王韬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他写道“中国何尝不变”。王韬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23]。王韬主张以欧洲强国为榜样。具体办法有四：
1、改革科举取士法
2、改革练兵法
3、改革教育
4、废除繁文
君民共主论
在中国历史上王韬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王韬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三种：
1、君主之国，如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土耳其，国家元首为帝。王韬认为，君为主，必须有尧、舜帝在上，才能长治久安。
2、民主之国，如法国、瑞士、美国，国家元首为“统领”。王韬认为民主之国，“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
3、君民共主之国，如英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远近，此君民共主也。”“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递……如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
实业强国
王韬认为富强为强国之本，必须大力兴利：
1、开发铁矿、煤矿、金矿、银矿、铜矿、水银矿等；
2、开发羊毛、棉布、丝绸纺织业；
3、发展海陆交通，造轮船、建筑铁路。
王韬认为“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赋税观
王韬曾游历英、法、俄等国，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思想，主张减轻商税征收“商不重征，贾不再榷，各劝其业，争出吾市，则下益上富”。他认为厘金税加重商人负担，阻碍商品流通，应予裁撤。王韬主张学习西方经验，发展新式工矿业，认为它可以“兴大利”。他指出“取之于民不如取之于天地自然之利”，主张通过发展工矿业来增加财政收入。
王韬在英国、日本的名望和他的变法维新政论，使清廷重臣李鸿章刮目相看，认为王韬是“不世英才，胸罗万
王韬故居光绪八年（1882年）王韬曾回上海探路，瞩香港洪茂才校对《弢园文录外编》，由香港印务总局排印。
光绪十年（1884年）王韬终于回到他阔别二十二年的上海，定居在沪北吴淞江滨的淞隐庐。此时王韬被聘为《申报》编辑。
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韬创办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主持格致书院，推行西式教学。
光绪十三年（1887年）著《淞滨琐话》。
光绪十六年（1890年）石印出版《漫游随录图记》，入秋，王韬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写稿人。
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拜见王韬，王韬为孙中山修改《上李傅相书》，安排在《万国公报》发表。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1897年5月24日）王韬病逝上海城西草堂。
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王韬到上海探望父亲，顺便参观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主持的 
甪直
王韬和家眷就住在墨海书馆宿舍，室内挂一付对联：“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窗对孟光”。王韬在墨海书馆，担任麦都思的助手，从新翻译《圣经》。英国伦敦会在1843年香港举办的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认为早先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包含太多俚语，决定由伦敦传道会上海分会麦都思、米怜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初步翻译工作，由伦敦会教友完成，1847年6月开始，以麦都思、米怜为首的五人代表小组，周一至周五，每天开会研讨四小时，每名代表各有自己的翻译员（王韬是麦都思的翻译），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1850 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
代表译本由于中文通顺，被英国圣经公会（ BritishandForeignBibleSociety）采纳为海外标准本，短短六年间已经印行十一版，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王韬功不可没。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十三年，还先后和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传教士，翻译出版《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为西学东渐作出了贡献。 1850年十月，王韬的年轻的妻子，不幸病故。根据伦敦会1855年61届大会报告，王兰卿在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
上海外滩
王韬作品
王韬谈到中英通商的历史，维多利亚女王遣人到广东，开始了英国的东方贸易，后来英国官员斯当东始学汉语，随后来华的英国人才通中国语言文字。王韬希望两国继续和睦共处。“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当时在牛津大学学习汉语的学生，多经国家选拔后，授予官职，派往印度和中国当翻译。王韬还谈到孔子之道与西方天道，孔子之道为人道，西方之道虽是天道，但传西道的还是系于人。“此心同此理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杜拉村旅居苏格兰。王韬离开伦敦后，在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居住。假日理雅各和他的三女玛丽常陪同王韬游览邻近的杜拉山、坎伯古堡、替里扣特里镇、阿罗威、斯德零故宫。也游览了爱丁堡，参观爱丁堡大学，游览阿伯丁、亨得利、格拉斯哥、丹迪等地。一如往日，王韬每游一地都写下纪录，后来在上海编入《漫游随录图记》。1870年春理雅各和王韬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王韬旅居苏格兰期间，应用西方天文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日食纪录，著有《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闰至日考》等天文学著作。
王韬政论文章的论题大致有三类：一是评说国际时事和中外关系；一是鼓吹社会改良和变革；一是议论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防火、防盗、禁赌、救灾等等。这些数以千计的论说文章为鲜明的爱国思想所贯穿，为浓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所渗透，充分体现了中国进步文人以国事为己任、敢于为民立言的优良传统。例如，《循环日报》创刊之初，日本政府正制造借口出兵台湾。该报连续发表了《论日本往剿台湾生番》、《日本不肯撤兵》、《论与日本交兵情形》、《论日本举事之谬》等多篇论说，慷慨陈词，严厉谴责日本人违背万国公法、侵犯我国领土的海盗行径。80年代中法战争前后，王韬更发表了数十篇时评，分析形势，提供建言，指责清廷的妥协退让，赞颂民众的抗法壮举，处处表现了同祖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情怀。
又如在国内问题上，《循环日报》不断呼吁除弊兴利、变法图强，先后刊发了《论法在因时变通》、《论中国不可自恃》、《论强兵必先去积弊》、《论宜变古以通今》、《中国振兴说》等一系列言论，旗帜鲜明地指出：“国家之所以能自立者，在乎敬天勤民，政平法公，民人有乐生之心，官吏无营私之见”，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也者，合众人而成者也。”这些话精辟有力，表述了重要的治国道理。尽管论者当时谋求的是在现存的君主体制下的改良，但是这种“民本思想”或“主权在民”的观念，确实代表了我国历史上进步知识分子的一贯追求，它的积极意义直至现代都是不可低估的。
1857年参加《六合丛报》的编辑工作，是他报刊活动的开始。1864年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1874年创办 
《循环日报》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华书院，王韬随同返香港，在鸭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为“天南遁窟” ，自号“天南遁叟”，从事著述之余，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后在《华字日报》连载，上海《申报》转载。后来王韬《普法战纪》编辑成21万字的单行本。《普法战纪》很受李鸿章重视。《普法战纪》传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872年东华医院在香港创立，王韬被选入东华医院第一届董事会。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
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据学者罗香林考证，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发表大量变法政论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受王韬影响是极可能的事。王韬无疑是是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先行者。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报刊。王韬是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王韬的政论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论说文的传统，突破了当时梧桐时文和八股文的局限，强调文章是“载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贵在乎纪事述情”，不应拘泥于文法，墨守陈规。他的政论对报章问题和政论文风的改观和发展影响很大。
《变法》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 
王韬
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变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贴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今之陆营水师，其著于籍者，有名而无实。当事者以兵不足恃，又从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驻防之兵至十万，虽足以拱卫神京，翼保畿辅，以壮声威而遏戟铁；而他处海防均须整顿，绿旗满营，水师战舰，皆当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垒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从事。
苟仍其旧而不早为之计，是谓以不教民战，无殊驱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变则兵不能强。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祈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昔高祖入关，其与民约，不过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过供其舞文弄法巳耳。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曰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溃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
1874年1月5日创刊于香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也是中国人自办成功的 
《循环日报》
根据他历年在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汇集的《弢园文录外编》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循环日报》不仅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而且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报纸。1874年由王韬创办并主编于香港，在国人早期自办报纸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是我国第一家鼓吹变法自强的报纸，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宗旨，是一张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立言”强调变法自强是其思想内容的特色。 王韬的《普法战纪》一书和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变法维新政论，深受日本维新派重视。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王韬应日本一等编修重野成斋、《报知社》主笔栗本锄云、蕃士冈鹿门、中村正直、寺田望南、佐田白茅等名士的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在此期间结识一批日本维新人士，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游记》。在日本期间，王韬还在东京谒见清廷驻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
在《盛世危言》一书出版之前，王韬已指出西方国家对外侵略主要靠“兵力”和“商力”，郑观应对此作了进一 
《盛世危言》
事实上他主张双管齐下：“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郑观应的“商战”论强调指出，针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中国也应采取两种方式进行抵抗，即用“兵战”抵御外来军事侵略，用“商战”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而且要将“商战”放在首位。因为有形的“兵战”只能治标，而无形的“商战”却能治本。因此，郑观应希望清王朝能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那样出台护商政策，保护商人利益。他批评清统治者不研究商务，不了解商情，“若华商有交涉轇轕之事，华官不惟不能助商，反朘削之、遏抑之”，“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指出这正是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原因所在。郑观应的“商战”论还指明了中国应该如何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 。他所说的“商”，并非单纯指商业，而是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等各个部门。他虽然更强调商业的重要，但也不否认工业和其他部门的作用，因此进行“商战”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商业和整个民族资本主义，否则所谓“商战”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另外，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确实比中国发达得多，中国商人应该从中学习“商战”的知识与经验。按照郑观应的说法，那就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
1、http://www.chinaqw.com.cn/news/200801/03/101576.shtml
2、http://www.szm.com.cn/magazine/98-5/4.htm
3、http://cn.qikan.com/Article/ddcb/ddcb200802/ddcb200802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