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
王光美，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刘源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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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光美
生卒：1921年9月－2006年10月13日
描述：王光美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1921年生于北京，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1945年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毕业，获科学硕士学位。1945年任辅仁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英文翻译，后赴延安，担任外事翻译并参加土改工作。197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
籍贯：祖籍天津，出生于北京
上世纪40年代初求学并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
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英文翻译；同年赴延安，任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晋绥兴县土改工作团团员、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科员。
1949年任刘少奇同志秘书；曾陪同刘少奇出访亚洲国家；
1967—1978 年蒙冤入狱；
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
历任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学代表，第三届全国妇联会执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中直机关计生协会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
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会长。
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
本文选自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的３３万字的《王光美访谈录》，文中披露了“文革”期间，刘少奇、王光美惨遭迫害，家人亲友备受株连，王光美坐牢１２年，刘少奇含冤去世的诸多历史事实……
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在１０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我记得在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在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作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作了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作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３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
１２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
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
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
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拉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１９６７年４月８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
４月９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３０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完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４月１０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作人质，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带上了。大约早晨６点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那里早已坐满了造反派，摆开阵势要审问我。他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没问几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开始我还天真，反复和他们讲道理。我认为中央只是同意我来检查，我检查可以，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而且４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他们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造反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顶他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王光美遭批斗
造反派将我拉到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台子上陪斗，心里难过极了。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
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７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４月１５日和２０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我在信中叙述了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４月１０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造反派的种种污蔑作了申辩。对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气地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毛主席有没有看到就不知道了。
６月初，为少奇同志做饭的厨师郝苗同志被秘密逮捕。后来，另一名厨师也被勒令离开。这样一来，身边工作人员更不敢对我们留情。
自从少奇受到批判以后，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亲戚无辜受到株连。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经年迈的母亲，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时时牵挂她，却无法见面。
直到平平也被关入看守所，平平发现看守所里放风倒便盆时，别的监舍的人都跑得很快，唯独旁边一间的人动作特别慢，听上去步履蹒跚像个老人，但又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次她趴在地下，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往那里看，看见一双小脚，终于认出那是外婆的脚。于是，在下一次放风的时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来，就哭着大喊“外婆！外婆！”只听见“咣当”一声，一只便盆掉在了地上。
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后一点联系。从此，平平再也没有听到外婆的任何动静，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外婆被转到秦城监狱，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摔了一跤后病重，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５日因脑血栓发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长街看过她。外婆交给平平一个存折，让平平帮助去取点钱。谁知钱还没取回来，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这事就特别难受。
我们的儿女受我们牵连，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不得不时时为儿女们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样。特别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小，那时只有６岁。
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么可能？”我说：“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
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夺眶而出。赵淑君阿姨是１９５８年经组织选调到我们家的，多年来为我们家看小孩，任劳任怨，帮了我们很大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也只有把小小托给她了。我含泪找出两张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后院去找赵阿姨和小小。她们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强忍痛楚，向阿姨讲了少奇的决定。当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紧紧地抱住小小，失声痛哭……
７月中旬，造反派围攻中南海。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写出检查。少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７月１８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做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唯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他们组织了几批造反派，在批斗少奇和我的同时，也分别批斗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铸、曾志同志。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６７１３０。
我在秦城监狱１２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１１月１２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
人的解放,带来了对社会的真心诚意的认同。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上,邓颖超向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左)表示深情慰问。此时距刘少奇已去世已近11个年头.
王氏家族的大女儿
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哥哥，下有四个妹妹
王光美于1921年出生在北京，那正是她父亲王治昌在官场“登峰造极”的时代。王治昌赴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这时接到家中电报，知道自己终于有一个女儿了，顿觉乐不可支，触景生情，为之取名“光美”。
王治昌是直隶(今河北省)天津县人。早年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改学商科。回国后在清末的科举应试中，/wiki/%E6%AE%B5%E7%A5%BA%E7%91%9E" class=innerlink>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时，王治昌在农商部从参事直至代理农商总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中国经济的大人物。王治昌在北洋政府尽管得到器重，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头衔，但他对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敬佩之情始终没有改变。1925年8月20日，他昔日的留日同学、拜把兄弟、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后，被誉为“绝无党派门户之见”的王治昌决心退出政治舞台。从此，他便闲居北京，和妻子儿女过着平民生活。解放以后，年逾古稀的王治昌由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员。
王光美母亲董洁如的娘家在天津，是从事实业的。王治昌夫妇共有十一个儿女，按年龄顺序，王光美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哥哥，下有四个妹妹，她是王氏家族的大女儿。这些兄妹中，有半数以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投身了革命。王光美的四哥王光杰是兄妹中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他是无线电专家，卢沟桥枪声打响的第二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设立秘密电台和延安保持联系。王光杰到解放区后，改名王士光。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曾任国家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王光美的五哥王光复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空军飞行员，参加了著名的武汉空战。中国在反法西斯空战中歼灭日军战机599架，其中有9架就是他击毁的。王光美和六哥王光英相差两岁，兄妹之情甚笃。王光英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作为王家惟一的资本家，他生活的脚步却和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王家自王光美出生后，生的竟都是女儿了。二妹王光中(行八)后来成为优秀的幼婴教育工作者；三妹王光正(行九)成了著名妇科专家；四妹王光和(行十)是颌面外科专家；五妹王光平(行十一)也是位医务工作者，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光美家除大哥早逝外，兄弟姊妹中有七人是共产党员，但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解放前，由于兄妹政治观点不同，有时难免在饭桌上争论得面红耳赤。王治昌老先生不得不给家里定下一条规矩：“饭桌之上，只叙天伦之乐，不谈政治。”言谈风趣的王光英曾说：“我们兄弟姐妹是干戈十年，鸿飞西东。不过飞西的少，五哥王光复是王家仅有的一只离群的孤鸿。”
相识相知成伉俪
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王光美就和北平地下党组织有联系，还结识了学校工委领导人崔月犁。日本投降后，在辅仁大学任助教，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王光美打算到美国留学，并得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批准。但1946年春节期间，一位客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个25岁的姑娘的生活道路。来人是位共产党员，他告诉王光美：“我们党和国民党政府、美国三方为实施停战协定，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都到了北平。我方代表团急需选调一名政治上可靠、精通英语的翻译，经组织研究，希望你能完成这项重要使命。”王光美顾虑的是，自己是学高能物理的，接触的多是自然科学的专业术语，如果去军调部当翻译，有关军事、政治的用语并不十分熟悉，能够胜任吗？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前去报到。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她先与当时担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钱俊瑞接头，之后拿着钱俊瑞的信到翠明庄找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并开始工作。
不料，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北平军调部实际上已形同虚设。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让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军事干部陆续离开了北平。10月，叶剑英派人征求王光美对未来工作的意见，王光美毅然作出抉择：到延安去！11月1日，王光美匆匆告别父母，到北平西苑机场乘上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这是专为延安航线使用的小型专机，机组人员由美国人担任。这时机舱里已经坐了两人，一位是美军军官，另一位年轻人，到延安以后她才知道叫宋平，在南京谈判中，他担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的秘书。
王光美到延安后，被分配在朱德、杨尚昆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军委办公机构在延安城北的王家坪。毛泽东从重庆回延安后，就住在这里。使王光美特别兴奋的是，她受到了朱德和康克清夫妇的亲切关怀。闲暇时，康克清大姐还会邀她一起参加中央机关星期六举办的舞会，这使她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都有过接触。和她前后到延安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写到延安的娱乐活动时称：“刘少奇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准确性，一板一眼地，犹如2＋2＝4。但有时也会来几个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就像他写的文章那样精练。”后来，已成为刘少奇夫人的王光美看到这段风趣的文字时，会心地笑了。这或许也是她当初对刘少奇的印象吧。
王光美第一次到枣园刘少奇的窑洞，是在春节之前。那天，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通知她去刘少奇那里一趟。从王家坪到枣园相隔十几里地，警卫员给王光美备了匹老马，老马沿着延河把王光美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刘少奇问王光美到延安后的工作、生活情况，王光美告诉刘少奇：“我到延安以来，就像小学生一样，一切都在重新学习。最近，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动员大家到边区参加土地改革，我已报名到农村去。”刘少奇为了款待这位从北平来的研究生，特意从抽屉里拿出几只显然是放了很久的干瘪梨子。这在寒冬的延安，算是很好的水果了。吃午饭时，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进餐。她看到刘少奇吃的是带有青菜叶子的稀面条和几片烤焦的馒头片。
1947年3月12日，由于胡宗南部轰炸延安，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五人领导集体暂时分成两套班子，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月底，刘少奇、朱德一行东渡黄河，到达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这也是一种缘分，刘少奇竟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王光美邂逅相遇，一起吃饭，加深了对她的印象。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中，迎来了1948年。4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齐，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陆续迁到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山村。随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频繁接触，大家都已感到王光美与刘少奇是很好的一对。
27岁的王光美也感到该考虑个人婚姻问题了。她尊敬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刘少奇，敬佩他那埋头实干的精神。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和王光美举行了俭朴又热闹的婚礼。新房就设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卧室里除了一张大木床和两把木椅子外，就是从延安转战带出来的那个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晚饭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高兴地来到刘少奇住室，向新婚夫妇表示祝贺。婚后，王光美从中央军委外事组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刘少奇的秘书。一天晚饭后，刘少奇和王光美在村外的小路上散步。王光美问起了刘少奇过去的一些情况，刘少奇没有马上回答，他习惯地吸了几口烟，才慢慢地说道：“你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而不是从我的过去。”
进北平拜望亲人
1949年3月，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抵达香山办公。一天，刘少奇关切地跟王光美说：“你离开北平几年了，抽时间回家里去看看，我也陪你去看望王老先生和老太太。”王光美听后，心为之一动。她虽然知道家中有电话，但为了遵纪保密，从没打过。没隔几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刘少奇尽快到天津一趟，帮助解决在城市管理和恢复生产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四月初，刘少奇和王光美从香山驱车进北平城，到后圆恩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所在地了解天津的情况。事后刘少奇即让司机顺路到西城旧刑部街王光美家，看望王治昌、董洁如两位老人。
此前，王治昌已经接到了叶剑英的电话。王治昌喜出望外，把这一喜讯告诉给董洁如。他当时还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连忙跑到西单商场书摊找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上面介绍说刘少奇是湖南人，外号“小诸葛”，这就是王治昌对女婿的最初了解。之后王治昌把王光美要回来的消息又告诉了王光英。王光英自从在天津与人开办化工厂以后，长期在天津工作，但家仍在北平。刘少奇要来了，王治昌心想，这是“姑爷”第一次上门，他又是一位中共领导人，一定要盛情接待，于是他亲自到西单牌楼的湖南饭馆“曲园”订做了湖南菜，还特意交代，送菜时不要忘记带湖南的长筷子。王光英为准备会见刘少奇，也着实费了点脑筋，一是考虑自己穿什么衣服，二是送什么礼物。最后他决定穿西装，系领带。送什么礼物呢？他骑着自行车到西单牌楼附近转了一圈，最后在一家百货店里选中了一条驼、灰两色相间的方格薄毛围巾。
那天，刘少奇穿一套解放区生产的黑色粗呢制服，头戴在工人中很流行的鸭舌帽，脚上是一双黑布鞋，由身着女式列宁装的王光美陪同来到家里。王治昌亲自到客厅门口迎接刘少奇。刘少奇忙走上前去，握着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家这些年不容易啊！”话虽简短，但满怀深情。
王光英搀扶着父亲，王光美陪伴着母亲，与刘少奇高兴地走进客厅坐下。刘少奇点燃根前门烟，关心地问王光英在天津办厂的情况。王光英如数家珍似地向刘少奇建议，哪几个工厂可以做军服，哪些可以生产子弹，哪几个厂子可以制造装甲车支援南下打仗，等等。刘少奇听着，不由得笑了起来，说道：“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现在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他让王光英回天津后多多联系工商界的朋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不料王光英想摘掉头上这顶“资本家”的帽子，他说：“我不愿意再干工商界的事了。”刘少奇待他把话说完后，平心静气地说道：“在我们党内共产党员、干部有许许多多，但是像你这样在工商界中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这几句话，解决了王光英的顾虑。王光美和母亲谈起了分别后的情况。董洁如从女儿的体态一眼就看出，光美快要当妈妈了。饭后，王光英把那条方格薄围巾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高兴地接过来，还在脖子上围着试了试，笑着对王光英说：“我们没有这些规矩，以后不要再搞了。”
1956年王治昌逝世，此后董洁如老人就来到王光美身边，帮她照料几个年幼的外孙和外孙女。
王光美的旗袍与项链
“文革”前夕，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四国，穿过旗袍，戴过项链，这些在今天的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但在男女老少穿军装的年代，却是一桩“丑闻”。旗袍、项链，使穿它戴它的人在红卫兵的心理上被打了零分，穿它戴它的人又使娶她的人被打了零分。
“无限上纲”这种东西能够在中国盛行，正因为这片国土有着太丰腴的“一件小事，可把人看扁”的苗床。小事无人提，往往是没人在意的。而专提小事的人，大多是些好事之徒。对于穿戴问题能够愤愤不平的，大多是女人；由于穿戴问题能够气得流泪，恨不得置人于死地的女人，惟有江青。
王光美有数的几次陪同刘少奇出访，基本是中式布衣。1963年这次，因为是出访非社会主义国家，艰苦朴素的观念与漫不经心、不郑重、不尊重的理解，自然会产生矛盾。加上那四国一国比一国炎热，礼宾司的同志要求王光美与陈毅的夫人张茜，自备旗袍。王光美与张茜，为选料子和如何省料子，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准备期间，王光美在春藕斋的周末舞会上碰见毛泽东，告之要去上海，问毛泽东要不要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什么东西。毛泽东便写了一封几句话的信。王光美交信时，从未以正式身份出过国的江青，很快把话题转到王光美要出访的服装问题上，并非常专业地指点要选什么颜色，要裁什么样式，穿上之后要增加什么点缀。王光美听得很认真，也很虚心。这其中，有一多半是因为刘少奇多次告诫过她“江青身体不好，不要打搅她”，“在中南海，夫人之间少讲闲话”。江青还举例说明：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裙，只别个胸花，便在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之中显得非常独特。千万不要像×××（某领导夫人)，大红大花，那么俗……
王光美真的做衣服时，当然不会照着江青的每一句话下剪子。这便是为何江青在向红卫兵控诉王光美穿旗袍时，还鬼火乱冒地喊，“我叫她不要穿短袖的，她偏不听”的原故。说这话时，江青居然淌了眼泪！真不知道这一瞬间的江青，是否其实是在为自己虽贵为第一夫人，却从未出国风光过而揪心地委屈。“文革”就是这么怪，如果从江青的角度去审视，它也活像是醋婆发风，悍妇放刁。
关于项链，原本也是一段趣话。刘少奇访问四国的纪录影片中，人们恐怕对陈毅在缅甸的沙滩上踢足球的那个镜头记忆犹新。其实，那是针对记者的一种掩护。在远避耳目的海滨，刘少奇与奈温所密谈的，正是当时两国最为敏感的“缅共问题”。王光美故作轻松地在海滩嬉水时，闹出了一场乱子，中断了两位首脑的密谈。她脖子上那串礼宾司借给她的，不知是真是假的珍珠项链断了。奈温闻讯，不但调来一个连的卫兵下海去摸，他自己也跟着乱摸，刘少奇无论如何阻止都挡他不住。不知是真是假的珍珠一颗也没捞上来。奈温当即命人取来一串缅甸特产的，亦十分名贵的红宝石项链，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知道共产党不讲送礼，但中国的珍珠是掉在缅甸的海里的，我们应当赔。何况，红宝石，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对这串美妙绝伦的红宝石项链，王光美爱不释手，当天的晚宴便戴上了它，宾主皆欢，也仅仅就戴了这一次，回国便上交了。这串本不该给王光美以灾难的项链，至今仍陈列在革命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
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闻名北平的数学女王
王光美，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她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色彩。
但迄今为止，有关她的记载大都处于她的丈夫刘少奇的影子当中。不久前，我们终于有机会走近了王光美，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王光美健康开朗，心境平宁，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当年第一夫人高雅的丰采与高贵的风范。
亲爱的母亲
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经担任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在家中，王光美排行第七，前六位都是哥哥，后四位都是妹妹，其中她与哥哥王光英岁数最为接近，自幼亲密无间。用王光英的话来说，王光美是最受父母亲宠爱的，什么事情她都得头份，什么事情都把她举在前面。
也许正因为如此，王光美从小跟母亲之间就非常亲密。那时候，家里面五个女孩子，就五个小床那么住，后来王光美上大学了，工作也忙了，母亲就让妹妹们四个在一起，然后给她一个套间。这套间原来还是一个过堂，母亲把它封起来，因为她知道夜里王光美念书念得挺晚的，夏天很早起来，在院里念书，这样的照顾确实是挺特殊的。
那个时候，很少有母亲会让自己的女儿读到硕士，但王光美的幸运就在这里，她的母亲真心希望她们学习好，没有催女儿们早点结婚什么的。王光美后来考上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奖学金博士，与母亲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王光美去读博士，她或许是杨振宁或李政道的学姐哩，所以在物理界的人都讲，王光美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研究的，而且当时在荷兰的图书馆里有王光美的学习成绩单，上面写着数学女王。但王光美最终却放弃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读博士的机会，选择了延安。
王光美的父母曾经多次掩护共产党人，兄妹当中也有五人先后参加了共产党。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从辅仁大学研究生部毕业的王光美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译，1947年和谈破裂，王光美决定奔赴延安。决心一下，她就跟母亲说，母亲挺赞成的，也没有掉眼泪，倒是王光美有点舍不得妈妈。没想到刚到延安，就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呆了十天就撤退了。
王光美完全可以有一本属于她自己的厚厚的大书，她的家庭传奇与她本人斑斓、曲折的生活历程，能够全部讲述的话，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在上高中时，她是闻名北平的“数学三王”中的女王；杨振宁、李政道、邓昌黎、吴剑雄，都是她十分熟悉的学长、师友，至今她的女儿玩笑地说，她与中国的诺贝尔奖金有缘；当她的四妹、五妹都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党时，她仍在信奉“科学救国”；在偶然被北平地下组织推荐，成为“军调小组”中共方面的英语翻译时，她仍抱着借机提高口语水平，为去美国求学打下基础的念头；“军调”事业夭折，一方面为逃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一方面因与共产党员共事产生进一步了解这个党的兴趣，她到了延安；因为她的专长，她被安排在中央军委外事部门；因为工作性质，她不难见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她在王健之前就认识刘少奇，在王健之后也听女友议论过刘少奇的不幸婚姻，但这一切尚与她无关，她该干什么干什么，仅参加晋绥土改，一去就是一年多；也就是在土改当中，她的科学梦想与美国梦想，才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替代。
刘少奇率领中共工委途经晋绥，曾见过王光美等工作队队员一面，但是没有故事。连续三次婚姻挫折，使得刘少奇在这方面心灰意冷，解放战争一泻千里的大发展也使得他没有片刻闲暇。他的胃病在这个时期日益严重，人消瘦得非常厉害，以至千里之外，转战陕北的毛泽东，都不得不经常通过电报，关心、询问刘少奇的体重、胖瘦问题。天下即得，百业待兴，刘少奇的身体状况与生活状况，早已远远不是他个人的事了。土改任务结束，回到军委岗位不久，王光美与刘少奇为了革命事业，结婚了。或者说党中央与同志们为了革命事业，要他们俩结婚了。
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听来，无论如何都像是调侃，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大实话。王光美与刘少奇，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走到一起，有着太多的偶然，也有着太多的必然。从１９４８年８月开始，刘少奇一天一天地胖起来，以至人们可以从“文革”前夕的照片上看到，刘主席需要背带提着微肥的裤腰。王光美与她非凡的丈夫共同生活了２０年，固然她体会过无尚的荣耀，但她为此坐了１２年牢房。无论刘少奇的处境多么险恶，她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感情。
在几百个中央委员举手通过“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的决议时，有一个女人没举手，那是陈少敏；在８亿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有一个女人坚如磐石，忠贞不渝地爱着他，这是王光美。王光美恪尽职守，不逾矩地辅佐丈夫的事业，盛极不骄，败极不惊；她把丈夫两个前妻的子女，与自己的孩子，维系成一个和睦的家庭；她自然天成，一派大家风范。
如今，她除了平平静静地生活着，再就是为中国的母亲们搞了一个“幸福工程”，尽其所能。王光美，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在这一句之后，还要再声明一句：这绝不是阿谀奉承。因为，估计为数不少的人，如果没有亲自与这位被狂泼过墨水的女性直接接触过，恐怕真的很难很难把清华大学批斗会上那个挂着乒乓球的女人，从黑色印象中剥离出去。
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少奇的婚姻生活与他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多次遭际坎坷，能料想得到的遇上了，料想不到的也遇上了，悲剧远远超过喜剧。还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少奇除了这六次明媒正娶的婚姻，既便是“文革”那样的年代，再也没有一丝半点的绯闻揭露。对于一个１０年里可以被肆意诋毁的人，居然在他的私生活上再无谣可造，这难道不是从反面证明了一个极其过硬的事实：那个写“修养”论“修养”的人，也是一个真正在以“修养”立身的人这与许多身后之名往往经不住两三年推敲的人物相比，是何其可贵。
王光美，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六个身份：
一，大家闺秀
二，数学女王、
三，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
四，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
五，十二年的阶下囚
六，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2006年10月13日凌晨，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京病逝，享年85岁
5天来，世侨会接到很多海外华侨华人的电话，对王光美女士仙逝表示无比惋惜和哀痛，纷纷恳请转达对逝者亲人的亲切问候和深情安慰，以此寄托海外华人对这位二十世纪伟大女性的哀思与怀念。王光美灵堂门前，摆满了素洁的鲜花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