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1947年2月被派赴日本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交涉追还战时被日本劫夺的善本书等文物事宜。
1947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
1948年5月由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加拿大参观考察博物馆一年。
1949年8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曾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
“三反”运动中,由于追回收缴珍贵文物众多,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蒙冤拘留审查达十个月,经查明无问题开释后,文物局竟令其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
1953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担任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如设计布置中国古代音乐史陈列室,编纂《中国古代音乐书目》,撰写古琴曲《广陵散》说明,《信阳楚墓出土乐器调查》等。
1953年6月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任副研究员。
1961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授《中国家具风格史》。
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他从1962年调回文物单位,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后改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1985年12月被评为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
1986年3月国家文物局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1991年7月起,国务院发给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1月,其专著《明式家具珍赏》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4年退休。
1994年7月-现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
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清末曾随驻法公使到法国进修,由此开始了其外交生涯。他曾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和留法学生监督,民国初年回国后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1920年出任墨西哥公使兼理古巴事务,最后任北洋政府里的国务院秘书长。
王世襄母亲所属的金氏家族位于江浙两省交界处的南浔小镇。此镇不大,濒临太湖,住有不少大户人家。金氏家族就是其中靠蚕丝生意起家,兴办电灯厂和医院,颇具新派思想的望族之一。
1900年,金家兄妹漂洋过海,留学美国,前后历时五载。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他们学成归国后均各有成就。王世襄的大舅金城,号北楼,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工画山水、花卉,精于摹古,有《北楼论画》等著述。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 也都是著名的竹刻家。
母亲金章,号陶陶,兄妹中排行老三,1898年14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此后曾随长兄、丈夫远赴英、法诸国,善画鱼藻,有《金鱼百影图卷》等佳作传世,并撰有画鱼专著《濠梁知乐集》四卷。[3]
少年玩家
王世襄1914年出生于京城的官宦之家,优裕的生活条件、中西兼备的文化背景和浓厚的艺术氛围,构成了王世襄成长特有的家庭环境。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对他的学业是很关心的。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他喜欢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父亲为了携眷出任公使的需要,在他三年级时便把他送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办的学校去学英语,一直到高中毕业。年逾20的王世襄凭着天资、家学和一口流利的英语,于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进大学时,王世襄尚未收心,仍然沉醉于京城的各类玩意儿中,经常到大学附近自家一个二十余亩的园子里种葫芦,养鹰,养狗,养鸽子,邀请各类玩家雅聚。只是由于父命难违,他才不得已开始了并不喜欢的医预科学习。
王世襄立志苦读后,最重要的变化是选择了自幼受母亲熏陶而颇感兴趣的中国古代绘画这一研究领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确定了一个十分难写的题目《中国画论研究》,前后历时五载,于1943年夏天,才最终完成这部洋洋洒洒共约七十万言的立志成才之作。
追寻国宝
他开始从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两方面来研究古代建筑,并对《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和清代工程则例中有关室内装修的条款颇感兴趣。后来,他对明式家具长达半个世纪的搜集与研究,可以说从这时初露端倪。1944年,懂英文的王世襄,协助梁思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专门成立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校对了发到反攻大军中英文对照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1945年5月正式刊行)。 1944年,王世襄被清损会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在沈兼士代表、唐兰和傅振伦副代表的领导下工作,并于10月底从重庆辗转飞回北平,从一名漂泊的求职者,成为肩负重任的“接收大员”。
1952年国家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由于王世襄追寻国宝的“特殊经历”,一些办案人员主观地臆测道:作为“接收大员”,难道还有不贪污的?便很自然地被一些人列为运动中要打的“大老虎”。 尽管最终的审查结果是没有贪污盗窃问题,被释放回家的王世襄却仍然接到原单位的一纸通知:他已经被开除公职,令其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
随后二十多年的岁月里,尽管王世襄又被戴上“右派”帽子,遭受“十年浩劫”,在政治上长期被打入另册,但是他再也没有消沉和绝望过,坚信通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总有一天会得到世人公正的理解与承认。
苦学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接受李元庆、杨荫浏所长的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开始了埋头苦读、整理古籍、实地考察的学术生涯。
他先后发表了《古琴名曲广陵散》等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术文章,并在1958年完成了对我国仅存的古代漆工专著《髹 (音xiu)饰录》的解说工作,特别以王畅安的署名自费刻印二百部,分赠博物馆、图书馆、漆器厂以及不吝赐教的师友。历时九载的《髹饰录解说》的问世,是王世襄学术生涯的重要奠基石,由此形成了广览实物(结交玩家而收藏博览)、注重制作(寻访名师而细录口碑)、旁征博引(遍阅典籍而详加考释)的治学“三部曲”。
1962年,王世襄被摘掉“右派”帽子,调回国家文物局直属的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由于回到了文博领域,王世襄把精力转到了他在营造学社时就培养起来的古建兴趣上。他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对清代匠作则例的汇编上面,制定了编撰十册《清代匠作则例汇编》的庞大计划。
老来成就
1969年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他在那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栽水稻……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幅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让他长期抬不起头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他成为国家文物局恢复职称评定后的第一批研究员,1985年12月又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并连续被推举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还被聘为全国文史研究馆馆员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3]
谈起诸多玩好,王老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4]
这样的生活,占尽了他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全部积蓄。王世襄搜集家具的狂热,得到了妻子袁荃猷的支持。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王世襄潜心于发掘濒于失传的“冷门”学问,他曾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明代家具珍赏》,填补了中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有人说,他“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
王世襄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清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均有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他注重长期的实践考证,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迄今为止已写出专著10余部,论文90余篇。其中在家具方面的专著有《髹饰录解说》和《明式家具珍赏》等。后者阐述了明代家具的制作工艺、榫卯结构基本结合的分类、家具用材的选择、装饰的技法工艺等,自1985年9月出版发行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和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文等数种版本。
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
他,鉴藏甚丰,堪称名副其实的“国宝级”文博名宿。
张中行先生生前曾将他的言行举止誉为“奇人奇迹”。
启功先生针对媒体送给他的“京城第一玩家”的雅号,中肯地评价道“玩物不丧志”。
在2005年岁末,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曾专门为他题诗曰:“平生百炼金刚杵,到底修成大维摩。”[3]
著作
《广陵散》(说明部分)
《画学汇编》
《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
《竹刻艺术》
《竹刻鉴赏》
《髹饰录解说》
《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
《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
《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溍合编)
《中国美术全集·漆器》
《北京鸽哨》
《蟋蟀谱集成》
《说葫芦》(中英双文本)
《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中英文本。英文本,与Curtis Evarts合编)
《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包括历年撰写的文章一百多篇,彩色、黑白图数百幅)
《明代鸽经清宫鸽谱》
《中国画论研究》
《中国古代音乐史参考图片》
《髹饰物》
《高山竹谱》
《故宫博物院藏雕漆》等30余本著作。
《锦灰不成堆》(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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