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诗

佛学僧人支遁对玄言诗的影响

这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但其实质则与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早期玄学家不尽相同。西晋后期，玄学已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理论，这种理论又经东晋支遁诸人之手，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反映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状态。

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游行大有关系；东晋文人的心态：玄释合流心隐与适意，因循自然与玄理的阐发。

玄释合流，给东晋玄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思想上，支遁注《逍遥游》之新义，为众人所接受。东晋士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又处于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中，没有采取老庄以至阮籍、嵇康那样鄙弃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隐”，无论在朝在野，只求适意而已。以幽雅从容的风度，过着风流潇洒的生活当时方内名士与方外高僧无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的主体，便是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东晋玄言诗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晋元帝司马睿

是否善于谈玄，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准。

东晋历史上两位最重要的宰辅王导和谢安，皆善玄谈，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晋书•庾亮传》）；“为政务在清静”（《晋书•王导传》）。谢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晋书•谢安传》）。这种心态对东晋文人影响很大。玄言诗的兴盛，便是在这种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

关于玄言诗的特点，《续晋阳秋》、《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皆有一致的看法：玄释合流。成为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

玄释合流，在当时相当普遍，如王导、谢安、简文帝、孙绰、许询、王羲之、殷浩等人与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释道安、竺法汰等过从甚密，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名士如孙绰、许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庄之学，玄佛互相渗透。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遁在瓦官寺讲《小品》，竺法深、孙绰等皆共听。又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孙绰曾作《道贤论》，以“竹林七贤”配七位名僧。孙绰那篇自诩为“掷地作金石声”的《游天台山赋》，即将玄言与佛理融合为一，如“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亦玄亦佛，老释参用。

钟嵘《诗品序》评玄言诗特点

此诗写仲秋时分万木萧条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抚菌”句用《庄子•逍遥游》 “朝菌不知晦朔”语义，写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语义，写自己的节操志向。“垂纶”二句直抒厌弃市朝之情。末二句用《庄子•秋水》的典故，说自己这种逍遥林野的生活，跟庄子的濠上之游没有什么区别。

支遁的《咏怀诗》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诗，第一、二首直叙老庄哲理，语言枯燥，内容玄虚；后三首有游仙诗的意味，形象与玄理也未能统一。第四首中所说“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正是东晋士人“心隐”生活的绝妙写照。

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道友、文友，开始以佛理入诗，如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刘程之、王乔之、张野各有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诗》。其馀如张翼有《赠沙门竺法頵》三首、《答庾僧渊诗》，王齐之有《念佛三昧诗》四首，或咏佛理，或写佛境，也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并称“孙许”。由于玄言诗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缺乏艺术形象及真挚感情，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有孙绰诗12首、许询诗3首。

玄言诗代表人物：孙绰

许询，字玄度，生卒不详。高阳(今属河北)人。儿时聪慧，人称神童，及长，风情简素，有才藻。曾召为司徒掾属，不就。曾与王羲之遍游会稽名山，参加过兰亭集会。五旨诗声誉颇大。筒文帝曾称其诗“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世说新语·文学篇·引》)今仅存《竹扇诗》一首及《白尘尾铭》等文。

此外，谢安、王羲之等所作的《兰亭诗》，也是典型的玄言诗。不过由于魏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言象”出现在玄言诗人的笔下。如孙绰《秋日》诗就写得较有文采。许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写景佳句。《兰亭诗》中也有较为生动的景物描写。

谢灵运那种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一些诗所创造的恬淡意境，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玄言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