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①按照形式上的要素下定义；
②根据犯罪行为的实质下定义；
③折衷实质的和形式的要素下定义。
形式定义，即以行为应判什么刑罚为标准来确定它是否属于犯罪或犯何种罪。许多资产阶级刑事立法采用这种方法。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条对犯罪规定了如下的定义：法律以违警罚处罚的犯罪，是违警罪；法律以惩治刑处罚的犯罪，是轻罪；法律以身体刑或名誉刑处罚的犯罪，是重罪。1975年1月1日生效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2条称:判处1年以上剥夺自由的违法行为是重罪;判处1年以下剥夺自由或罚金的违法行为，是轻罪。美国《标准刑法典》第1.04条规定，该法典或美国其他条例规定的侵害行为，凡可以判处死刑或者监禁的，是犯罪。上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刑事立法所下的犯罪定义都没有实质内容。
实质定义，是直接回答为什么这种行为属于犯罪范畴。它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刑事立法所采用。1922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6条规定:“威胁苏维埃制度基础及工农政权在向共产主义制度过渡时期所建立的法律秩序的一切危害社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都认为是犯罪。”这种犯罪概念在以后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只作了编辑上的加工，没有实质上的差别。1980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实质规定为：“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全民所有的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
折衷实质的和形式的要素下定义，既表述犯罪行为的实质内容，又从形式上以刑为标准将犯罪行为区分为犯罪和刑事违法行为。例如，1978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10条(1)和(2)对犯罪行为作了实质性的解释，即它是一种故意实施的或者是过失实施的行为，这些行为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并且法律规定应予处刑的。这部法典的第11条(1)和(2)又对犯罪行为作了形式上的解释,规定处2年以上剥夺自由的故意违法行为是犯罪，其他所有的违法行为是刑事违法行为。
犯罪是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后的社会现象，是一定历史阶段中具有强烈阶级性的法律概念。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把侵犯本阶级利益的行为，通过国家权威以法律形式宣布为犯罪并实行镇压。在奴隶社会，按照奴隶主的法律，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可以任意杀死奴隶，不被认为是犯罪，而奴隶稍不驯服，就要被指控为犯罪而遭到严厉镇压。在封建社会，虽然法律规定封建主不能任意杀死农民，但是对农民仍然可以象处理财产一样处理其人身。资产阶级为了求得自己的解放,提出一系列平等原则反对封建的罪刑擅断主义,并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来掩盖犯罪的阶级内容。资产阶级制定了刑法典和大量的刑事法规，以保护有产者，保卫其统治秩序，强迫无产者忍受压榨和奴役，稍有违抗就是犯罪。在社会主义社会，凡是危害社会而应受刑事制裁的行为，也被认为是犯罪。但是这种行为所危害的是人民的利益，与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犯罪在阶级实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
犯罪
犯罪 要在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之间划一道明确的界限是很困难的。一般说，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其前提仍然是具有犯罪的一切特征,并应受到刑罚的惩罚，至于免除它的刑罚则应根据每个具体案情而定。而其他违法行为，可能在形式上符合犯罪的特征，但由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因而不构成犯罪，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只负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情节轻微的偷盗、诈骗等行为，其社会危害程度还没有达到触犯刑法的程度，就不构成犯罪，不宜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只受行政处罚。所以，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从法律上评价二者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则是立法者的职能。他们根据社会发展的条件，同犯罪作斗争的策略和人民的法律知识水平等情况，考虑什么样的社会危害程度应认为是犯罪或者不是犯罪。因此，犯罪与违法之间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些条件下，某些违法行为可能划入犯罪的范畴；而在另一些条件下，某些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又可能视为违法。
重罪与轻罪
在所有犯罪分类中，重罪与轻罪是最经典的一种分类法。这种分类法不仅盛行于大陆法系国家，而且也为英美法系国家所认可。在大陆法系国家，重罪与轻罪的区分来自于1810年《法国刑法典》。除重罪与轻罪外，还有违警罪。在英美法系国家，重罪（felony）作为一类特殊的犯罪，具有特定的含义，指某种残酷、凶暴、邪恶或卑鄙的东西。因此，同是重罪与轻罪的分类，在两大法系具有不同的蕴涵。
重罪与轻罪，主要是根据犯罪的轻重程度划分的，其划分的意义在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从实体上来说，重罪与轻罪的划分在犯罪的认定与刑罚的适用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就与重罪和轻罪有关，重罪的未遂一般都要处罚，而轻罪的未遂只是在法律有规定的场合才予以处罚。刑罚的适用与重罪和轻罪的划分更具有直接关联。例如缓刑，一般来说只能适用于轻罪。从程序上来说，重罪与犯罪的划分在诉讼程序的选择和管辖级别的确定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在诉讼程序分为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情况下，对于轻罪一般只能适用简易程序。此外，在确定管辖级别的时候，重罪由较高级别的法院管辖，轻罪由较低级别的法院管辖，这也是一般的原则。
我国刑法没有重罪与轻罪的明文规定，但在刑法中存在“犯罪较轻的”和“处刑较轻的”规定，相对于“犯罪较轻的”和“处刑较轻的”情形，当然就有“犯罪较重的”和“处刑较重的”情形。这里的犯罪较轻与犯罪较重，并非指不同种犯罪之间的轻重之分，而是指同一种犯罪中的轻重之别。例如，我国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基本构成，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是减轻构成，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就是故意杀人罪中的轻罪。
自然犯与法定犯
自然犯与法定犯，是学理上的一种犯罪分类，这种分类涉及对犯罪性质的基本认识，因而十分重要。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古罗马法将古希腊伦理学中的恶性理论适用于对犯罪的理解，确立了自体恶（mala in se）与禁止恶（mala prohibita）两种不同的犯罪类型。及至近代，加罗法洛在其自然犯罪的概念中，明显包含古罗马法中自体恶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自然犯与法定犯的两分法。在现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分类被广泛承认，但在两类犯罪区分的标准上则莫衷一是。在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中同样存在类似自然犯与法定狎的分类，但由于分类标准的模糊性，理论上不乏对此否认的观点。我认为，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涉及伦理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伦理与法律是统一的，凡是违反法律的，均是违反伦理的，反之则不然。但在违反伦理的程度上，有些重一些，有些轻一些，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在附属刑法日益发达的情况下，某些单纯由于违反法律规则而与伦理无涉的犯罪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具有一定意义。当然，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是相对的，互相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在社会伦理道德演变过程中，环境犯罪等法定犯越来越具有自然犯的色彩，这就是所谓法定犯的自然犯罪化。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分类在刑法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在违法性意识问题上，故意犯罪的成立是否要求具有违法性意识，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其中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论，就是着眼于自然犯与法定犯在犯罪性质上的区分，主张自然犯故意不需要违法性意识，法定犯的故意则要求具有违法性意识。尽管这种见解未必完全正确，但还是说明由于自然犯与法定犯在性质上的差别，可能影响其构成要件的内容。
侵害私法益的犯罪与侵害公法益的犯罪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根据犯罪侵害法益的性质，可以把犯罪分为侵害私法益的犯罪与侵害公法益的犯罪。由于公法益又可以分为社会法益与国家法益，又可以把犯罪分为以下三类：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和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这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最为通行的犯罪分类法。
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和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三分法，最初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在古罗马法中，犯罪被分为公罪和私罪或称公犯和私犯两大类。公罪是指侵害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的犯罪，其法律后果是刑罚；私罪是指侵害个人法益的行为，最初被看成是个人之间的纠纷，只发生债的关系，被害人只能依据普通程序要求损害赔偿。后来被害人才可以对私罪提起刑事自诉，不过因此而丧失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及至中世纪，公罪与私罪的分类被世俗犯罪与宗教犯罪所取代。世俗犯罪是指世俗当局管辖的犯罪，包括叛逆罪、犯上罪等。宗教犯罪是指由教会审判处理的犯罪，包括亵渎神灵罪、异端罪等。贝卡里亚将犯罪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直接地毁伤社会或社会的代表的犯罪，即危害国家法益的犯罪。第二类的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即危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第三类犯罪属于同公共利益要求每个公民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相违背的行为，即危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在上述三类犯罪中，第一类和第三类实质上是侵害公法益的犯罪，类似于罗马法中的公罪，而第三类实质上是侵害私法益的犯罪，类似于罗马法中的私罪。这一犯罪分类经过刑事古典学派其他刑法学家的发扬光大，成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犯罪分类的通说，并且为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分则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例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就是以侵害公法益的犯罪与侵害私法益的犯罪作为其刑法分则的基本框架的。它将犯罪分为两大类，即妨害公法益之重罪及轻罪和妨害私法益之重罪及轻罪，以妨害公法益之重罪及轻罪为刑法分则第一编，以妨害私法益之重罪及轻罪为刑法分则第二编，由此形成刑法分则体系。又如，1871年《德国刑法典》，虽然未将犯罪分为侵害公法益的犯罪与侵害私法益的犯罪，而是根据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这样一种概括，建立刑法分则体系。由此可见，侵害公法益的犯罪与侵害私法益的犯罪的分类对于刑法分则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法没有采用关于没有侵害私法益的犯罪与侵害公法益的犯罪的划分法，我国刑法分则体系主要是根据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性质而建构的。但社会关系的性质，其内容同样也可以从侵犯国家利益的犯罪、侵犯社会利益的犯罪与侵犯个人利益的犯罪的角度进行划分。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具有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的性质。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具有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的性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具有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的性质。由此可见，侵害私法益的犯罪与侵害公法益的犯罪之区分，对于正确地理解我国刑法分则体系具有一定的意义。
国内犯罪与国际犯罪
从刑法的一般意义上说，犯罪指的就是国内犯罪。当涉及国际刑法的时候，才产生国际犯罪的问题，国内犯罪与国际犯罪的区分才具有理论意义。
国内犯罪是指违反国内刑法的行为，因而，根据各国刑法可以确定其犯罪行为。国际犯罪是指违反国际刑法的行为，由于对国际刑法理解上的差别，国际刑法的范围与种类并不像国内刑法那样具有确定性。通常认为，犯罪最初都是国内刑法上的犯罪，国际犯罪是从涉外犯罪、跨国犯罪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有着密切联系。涉外犯罪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犯罪，包括主体涉外，例如犯罪主体是外国人；客体涉外，例如被害人是外国人或者危害的是外国财物；犯罪地涉外，例如域外犯罪，等等。涉外犯罪虽然具有涉外因素，由于这种犯罪认定的标准是国内刑法，因而它与国际犯罪仍然是有所不同的，两者不可混淆。至于跨国犯罪是指犯罪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度的犯罪。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跨境犯罪，指犯罪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区的犯罪。跨国犯罪的跨国性，使之具有涉外犯罪的性质，但跨国犯罪又具有不同于一般涉外犯罪的特点，即犯罪行为跨越不同的国度。这种跨国犯的最狭义的表现是隔地犯，即行为实施地与结果发生地分别在两个不同国度，其中一项在本国领域内而形成的跨国犯罪。从广义上说，犯罪行为本身在不同国家实施，例如跨国贩运毒品，或者同一犯罪分别在不同国家实施等。
上述涉外犯罪与跨国犯罪现象的存在表明：犯罪不可能局限在一个国家的域内，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增加，必然会出现与各国相关的犯罪。正是为了维护国际公共秩序，有必要把某些对国际社会的犯罪视为国际犯罪。国际犯罪是从涉外犯罪、跨国犯罪中发展起来的。相对于国内犯罪而言，国际犯罪具有独立性与依从性。国际犯罪的独立性，是指国际犯罪作为一种危害国际社会的犯罪，其所违反的不仅是有关国家的国内刑法，而且违反国际社会通过缔结国际公约的形式而制定的国际刑法规范，国际犯罪也需要在国内刑法中得以确认，这就是所谓国际犯罪国内化。因此，国际犯罪又具有对国内犯罪的依从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刑法中确认的国际犯罪，同时必然是其国内犯罪，由此可见，国内犯罪与国际犯罪的区分是相对的，应当看到两者的密切联系。
犯罪在英国法律中，如一个行为构成犯罪，这就意味着这种行为为法律所禁止，并规定出它的实施将引起的一定后果。这些后果大致是双重的。
首先，刑事犯罪是有关国家的事情，而民事违法，诸如违约和其它民事侵权行为，则只关系到受害的个人。这就是说，对犯罪处置的主动权属于国家，而在民事违法的案件中，是不是要对侵权人提起诉讼，则要由受害人自己决定。例如，如果琼斯拒不向史密斯支付债款，对琼斯是不是提起诉讼，那完全是史密斯个人的事情。然而，如果琼斯是破门而入史密斯的家，并偷了他的东西，这就成了国家应当管的事情；是不是对琼斯提起控诉，就不关史密斯个人的事了。
在刑事犯罪和民事违法之间的这个简单区别，由于英国法律的两个特殊因素，被弄得模糊不清了。第一个因素是，从前有个时期，议会为寻求防止某些行为的办法，依照规定如果有人作了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并能收取一笔罚金；今天这一点却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这些刑事行为，则要靠原告作为一个普通检举人诉请惩罚，现在大都已被废除了。第二个因素是，在理论上英国起诉几乎都是私人起诉，不仅任何人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对他人提起诉讼，而且在绝大多数案件中，通常身为警官的起诉人，也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根据他私人的权利进行诉讼。这种实际情况常被刑事案件起诉书上用国王或女王开始命名的事实给掩盖了。比如罗杰。凯斯门特被判叛国罪的案件名称，便是“国王诉凯斯门特”。然而，在地方法院审判的案件中，个人起诉者的名字就出现在案件的称号中，例如“莱斯特诉皮尔逊”。不过，英国法律的这个独特性，不应给我们以忽视真正严密控制刑事控诉仍然归属于王国政府的错误印象。
其次，犯罪行为的又一后果是：一个人如被判定有罪，就应受到刑事惩罚；就象一个人如被证明有民事侵权行为，就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一样。例如，某甲由于粗心大意开车伤害了某乙，那末，某乙就可以对某甲提起诉讼，要他赔偿损失。然而，如果某甲是使用暴力对某乙进行人身殴打，那末，某甲就会被告发和判罪，受到刑事惩罚。刑事犯罪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的后果之间的这个区别，由于在某些案件中，刑事法庭可以拒绝惩罚罪犯的事实，比如法官可能基于更多的宽大理由而宁可释放被告，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其次，在某些案件中，民事法庭又可能惩处被告，判令他付给原告以惩戒性损害赔偿金。这样的事在诽谤行为中就时常发生。不过，事实仍然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是惩罚被告和预防犯罪，而民事诉讼的本质，则是强制被告赔偿原告所遭受的损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