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
蔡元培 先生为燕京大学 题写的门匾
美国以中国的赔款在中国创办的教会高等学校。校址在北京海淀。1919年由北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并而成。次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并入。成立初期未分学系，仅设本科和预科。1929年，设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和应用社会科学院，包括中文、外语、历史、哲学、心理、教育、新闻、音乐、化学、生物、物理、数学、家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系。1934年设研究院，下分文、理、法3个研究所。美国人J.L.司徒雷登为第一任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迁校成都。1946年迁回北平（今北京）。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和其他院校。
晚清，基督教会在北京创办了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1900年庚子事变，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校舍被毁。重建时两校有合并的打算，但由于这两所学校的创办者涉及到美国和英国的四个教会组织，在学校名称和校长的人选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后来他们终于感到，必须由一位与两校都没有关系，而且有相当能力的"局外人"来担任校长。这一艰巨的使命落到司徒雷登头上。1919年1月司徒雷登来到北京，但围绕校名的争吵延续了好几个月，最后采用诚静诒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担任燕大校长后，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并结合该校特点设立女部。当时学校本部在城区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本是清淑春园的所在地，民国时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司徒雷登专程前往西安游说，终于使其同意转让。校址选定后，司徒雷登聘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设计师亨利·墨菲总体规划，以中国的园林艺术及古典建筑风格为基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司徒雷登连续10次回美国募捐，为燕大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1926年6月燕大迁入新址，校园借远山近水之势，巧妙地安排建筑布局，成为北京西郊令人瞩目的新景点，并有了一个独特的名称--燕园。
由于建校资金来自不同的赞助者，他们对校园的建筑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要求。比如美国费城的乔治·柯里夫妇把他们的捐资指定用于建造一所校长住宅，这就是位于未名湖南岸的临湖轩。但司徒雷登并未把它当做自己的私宅，1926年6月5日燕大迁入新址时，司徒雷登的妻子因病去世，而他们的儿子在美国。于是司徒雷登将这临湖轩时常作为公共场所，用于接待来访的贵宾，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在这里召开。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也经常在临湖轩举行，司徒雷登很乐于为他们担任证婚人。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这临湖轩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校友们在此聚会，纪念燕大建校10周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来由胡适撰写了匾额。园内最重要的景点是居中的那个湖，为它的命名大家争执不休，还是钱穆有主意，索性称其为"未名湖"。 校园最初的基址是清朝三山五园的附属园林，包括漱春园、弘雅园（墨尔根园）（漱春园和弘雅园为明朝勺园的一部分），1921年自军阀陈树藩手中买入。后又陆续从载沣等人手中购入朗润园、蔚秀园、承泽园等园林（1949年后，原由徐世昌家族租用的镜春园、鸣鹤园并入燕京大学园区）。1921年—1926年，曾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接受聘请，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建筑群全部都采用了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
燕京大学的正门位于校园西边，坐东西向东，以玉泉山玉峰塔为对景，门内为东西轴线。从校友门经石拱桥、华表（取自圆明园安佑宫废墟），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兼、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
燕京大学建筑群在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建筑，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等。
燕京大学 校园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本是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却大胆地提出：要"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为此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同时他极力邀聘更多的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使中国教员的比例由建校初期的三分之一发展到三分之二。燕大一时名师云集，有刘廷芳、洪业、吴雷川、胡适、吴文藻、冰心、冯友兰、陆志韦等等。为了使燕京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司徒雷登还让燕大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合作。1929年燕大在中国注册，自此必须遵守中国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所以从那时直到抗战爆发，司徒雷登的职务是"教务长"。 司徒雷登的这些"改革"，不断受到教会的质疑。但他觉得信仰问题不是靠强迫能解决的，他试图通过开展"基督教团契"（类似组织课外活动的团体）活动吸引更多的人。的确有许多学生通过参加活动开始信奉基督教，但是团契的另一个作用是，发展到后来居然大多变成了进步学生的组织。如最有名的"生活创造社"，就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了。燕京大学建校伊始，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司徒雷登立场鲜明地站在爱国学生一方，他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前往段祺瑞执政府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遭残酷镇压，死伤二百余人，燕大女生魏士毅为其中之一。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司徒雷登便派人领回魏士毅的遗体，举行了有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并在图书馆树起"魏士毅女士纪念碑"。
司徒雷登（左一）与1946年入学的燕大新生在一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燕大一百多名学生参加南下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时已改任教务长的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国出差，突然接到学校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蒋介石政府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并纷纷参加请愿。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对立严重。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教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缓缓说道："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燕京很大一部分学生都去了，我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是完全失败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重新担任校长，并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由于燕大没有与北大、清华等一起南迁，司徒雷登曾经受到许多燕大师生的指责。但事后证明，燕大留在北平，不仅为许多沦陷区的学生保留了一处可以继续求学的地方，还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许多学生毕业后正是通过燕大的 "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前往解放区和大后方的。冰心后来回忆道，她和吴文藻曾经找司徒雷登商量，想借用他的汽车将两个要去大后方的学生在夜里送到郊外，司徒雷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当天早上日本宪兵便封闭了学校，数十名师生被捕。12月9日，正在天津的司徒雷登也遭逮捕，被囚禁了将近四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这年10月，燕大复校，未名湖畔钟亭里的大钟在沉寂了三年多后，终于再次敲响。
1947年 的燕京大学 校门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和几位老师，在建校后不久准备为学校制定一个校训，他们认为教会大学应该既能够涵盖宗教信仰，又具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以及大无畏的探索精神，于是将《圣经》中的两句话：“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与“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结合在一起，燕京大学的校训诞生了。
当年的燕京大门如今换成了北大的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