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派别。其最基本的看法是:女性所受的压迫是剥削形式中最深刻的,且是其他各种压迫的基础,因此基进女性主义试图找出使妇女摆脱这种压迫的方式。激进女性主义于1960年代出现,它来自新左派,又脱离了新左派。由于新左派中的女性成员不满新左派社会主义者和民权团体对她们的态度,发起成立了强烈认同当代女性运动的一个派别。她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男权制的唯一源头,在所有的经济制度下,女性地位都是低下的,无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她们关注女性地位低于男性的问题,关注男权制的深层结构。她们认为:只有消灭男权制才能达到女性运动的目标。在男权制结构内部提高女性地位只会延续统治制度和不平等。激进女性主义坚持认为,自己独立创造了男权制理论,并宣称自己一派的理论“完全没有男权制的痕迹”。
激进女性主义的许多思想并不是过去没有人提出过,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才发展成一种系统的自我认定的理论。激进女性主义最主要的理论建树是男权制理论。激进女性主义坚持认为,自己独立创造了男权制理论,并宣称自己一派的理论“完全没有男权制的痕迹”。(BarrettandPhillips,120)
米丽特(KateMillett)是最早将男权制(父权制)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的人,她在《性政治》一书的第二章首先引入了这一概念,成为后来女性主义理论大量使用这一概念的起点。这个概念本不是什么新创造出来的概念,指的是由父亲作家长的机制。米丽特为它加入了新的含义,这样它就包含了双重含义:第一,它指男性统治女性;第二,它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从60年代开始,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
激进女性主义非常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关于女性的理论,是由女性创造的理论,又是为了女性而创造的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有:把对女性的压迫视为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其目的在于理解和结束这一统治;在所有的概念中,男权制是关键概念;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同男性利益相对立,这一利益使女性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所有的女性都应当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斗争;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男权制统治的工具。此外,激进女性主义还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交换价值先于使用价值;第二,在男权制体系中,交换价值是由男性来定义的。激进女性主义主张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即使是女性最私人最隐密的经验,也是由拥有特权地位的男性原则的制度和结构造就的。
激进女性主义的男权制理论并不把国家作为政治的中心议题,而认为国家只是男权制压迫的工具;它不看重经济压迫,并且认为,那种以为推翻了经济压迫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观点是错误的。女人是作为女人而遭受经济压迫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性别中立的无产阶级成员而遭受经济压迫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家庭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部分,其中包括在家务劳动上对女性的剥削、性剥削等。
激进女性主义向传统的权力及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它指出,男权制在所有的社会中运行,其力量远远超过了正规的权力制度,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它在人们的童年就开始以社会教化的形式灌输给他们,通过教育、文学和宗教这些手段的强化,使人们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有些女人因此而仇视自我,否定自我,接受了自己是二等公民的看法。有的女性主义者甚至直截了当地将男权制称为“男权制宗教”,并认为全世界的各种主要宗教全都在起着使男权制合法化的作用。因此,女性运动不仅是反教会的,而且是后基督教的精神革命。
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论证追溯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性在所有的社会都处于从属地位,原因是什么?在15世纪的欧洲有迫害女巫的运动;在中国有女性裹小脚的习俗;在非洲至今还有许多女性要受割礼(阴部环切术);在美国也有妇科学(gynaecology),其功能同上述那些习俗类似,都是为了控制女人的身体、性和生存环境。激进女性主义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整个女性群体“殖民化”(colonizing)的问题,这一理论的主要假设是:“女性普遍的殖民化,即普遍屈从于男权制的压迫。”(SmithandWatson,19)女性受到男权制社会制度的压迫,这是最基本的压迫机制;其他形式的压迫,如种族主义,健全主义(able-bodiedism),异性恋霸权主义以及阶级压迫,全都与性别的压迫有关。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创造出性别阶级(sex-class)这一概念。她们认为,男性是与女性极为不同的一种人,是一种富于攻击性的邪恶的人,他们迄今为止一直在统治、压迫、剥削和残害女性。
激进女性主义指出,女性所遭受的压迫有如下五种特征:第一,从历史上看,女性是最早受到压迫的群体。第二,女性受压迫是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存在于一切已知的社会之中。第三,女性所受压迫最深,这种压迫形式又最难根除,依靠消灭阶级社会之类的社会变革也不能将其除掉。第四,女性所受压迫对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无论质还是量的方面的)痛苦,虽然这种痛苦由于压迫者和受害者都有性别偏见而往往未被认识到。第五,女性所受压迫为理解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提供了概念模式。虽然不同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性质的强调侧面有所不同,但她们至少在上述的前三点上意见一致。(贾格尔)等。
在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开始改变其观点,从把女性的地位低下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状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从而走向另一极端,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把男人当作敌人。一种典型的激进女性主义言论是这样的:有人说,女性运动是有始以来第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而我们认为敌人就是社会和男人。(Pearsall,137)在第四次世界女性大会上,有一位老年女性发言说,记得在60年代、70年代那时,在女性的集会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位女性高声问与会女性:谁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齐声
回答:男人!
不仅是激进女性主义这样看,就连萨特都认为女性运动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他曾说过:“迄今为止,阶级斗争是由一部分男人针对另一部分男人而展开的。它本质上是男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与权力或经济相联系的关系。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却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女性斗争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引伸出来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多数女性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这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而每一个女性只要通过加入这场运动,使它成为规模更大的斗争,她们就能从中获得益处。”
激进女性主义也承认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女性对男人的从属地位,但她们认为,女人主要的敌人是男人而不是体制。根据她们的考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文化中即有厌女症的表现,而这一文化正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发祥地。在所有已知社会中,性别关系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关系;这一权力的形式是男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统治女性;性别统治是那么普遍,那么无所不在,又是那么彻底,以致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秩序”而被广大的人群视而不见;它在各种文化中都是最为普及、渗透力最强的意识形态,它为权力这一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走得不够远。如果拿激进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比较,平等和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于前者来说要大大超过后者。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男权制压制女性,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体系。这一体系不可改造,只能将其根脉根除、消灭。不仅要推翻男权制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结构,还要推翻其社会、文化制度,尤其是家庭、教会和学院。激进女性主义长时间以来一直拒绝学院传统,视白种西方男人精英政治是有问题的,是维护统治结构和等级的。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性别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结构是并生关系。它既不能容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策略,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而是主张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分离出去。因此,这种观念立场有时又被称为分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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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激进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是:它没有能够解释生理性别是如何变成社会性别的。如果将男性压迫女性的原因归结为生理上有问题,是生理原因使他们变得残忍,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压迫关系是能够改变的。此外,激进女性主义被批评为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缺点。
激进女性主义将其理论重心放在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领域的控制上;它视男性群体为压迫女性的群体,要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争取女性的中心地位。这一理论的极端形式是攻击异性恋、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制造与销售。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根源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一是通过意识形态途径,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的制售,贬低女性的思维定式,性别主义的幽默玩笑等;二是通过实践的途径,其中包括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财产法,剥夺女性的生育权利,性暴力等。
基于上述观点,激进女性主义致力于下列工作:为被强奸女性设立救助中心;为受暴女性提供庇护所。她们最活跃的方面在和平、生态、生育权利、反对淫秽色情品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她们为运动所制定的目标是:摧毁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机制,代之以赋权机制(systemsofempowerment)。
对于激进女性主义所提出的男权制这一理论,女性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虽然有人认为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压迫女性的机制是有效的,但也有人认为它太过宽泛,太过概括,还有人认为它太受特殊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如用“性-性别体系”(sex-gendersystem)这一概念来取代它。有的批评指出:这一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不能解释男权的起源,因此难以提供结束男权统治的策略;它建立在“男人是敌人”这一错误的判断之 上,所以只能在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当中引起共鸣,不能吸引到广大女性的认同;这一理论是非历史的,建立在错误的普遍适用假设之上,它只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女性、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的情况;按照这一理论的逻辑,在男人数世纪的错误统治之下,女人所扮演的只是被动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历史和未来的共同创造者。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另一种批评来自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它把男女两性的两分状态固定化了,把男权制的压迫和禁制当作一个静态的概念来看待。
哈特曼(HeidiHartmann)的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结合》曾在70年代广为流传。她既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也批评了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从男性在家庭内外控制女性劳动力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男权制这一范畴。她把资本主义和男权制看作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两个制度,并认为,女性解放就是要把这两种制度都消灭。(贾格尔等,1989年)
激进女性主义的主张是:女性是一个阶级,男性是另一个阶级。她们激烈而鲜明地反对男权制社会,通过宣传示威活动,建立女性空间和女性文化。她们的基本观点是: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即个人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不是个人原因,是社会不公;以男权制为根源的阶级压迫;对男权制的心理学、生理学解释;男女有本质不同;社会必须彻底改变;等级制必须消灭。
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压迫阶级,并称现行的社会体制是性阶级体制(sexclasssystem);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别所造成的,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坏性别角色的分工。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甚至将女性的低下地位归咎于生理结构,认为女性的身体是自然界的畸形创造,这一生理结构导致女性以为自己应当去做那些屈从于男性统治的事情,诸如生育、带孩子、性交等;既然并不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才受压迫,而是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可能发生压迫女性的现象,那么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就不是由阶级原因,而是由生理原因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女性的生育;只有通过诸如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及无性繁殖这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女性从生育这一压迫她们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来,女性的处境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只要两性的区分在生理上和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女性的处境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她们认为,要想铲除这一性阶级体制,必须首先铲除其生理基础;只有想办法消除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不再有意义,才能进而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费尔斯通(ShulamithFirestone)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性的辩证法》被誉为对女性受压迫进行系统分析并解释其根源的最早尝试之一。她在这部著作中表达的一种观点十分引人注目:通常,女性主义者总是否定女性的依从地位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可费尔斯通却认为,女性依从地位的根源在于人类生物学的某些永存的事实,那就是:婴儿的成熟期很长,这便决定了婴儿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依赖于成人,特别是要依赖母奶才能生存;与此同时,生育使女性的体质变弱,使她们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由这一逻辑推衍下去,费尔斯通得到了如下的结论:女性解放要靠“生物革命”和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技术进步,这一革命不仅要使婴儿的养育脱离人奶,而且要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对男人的体力的依赖,而这一依赖恰恰是女性依从地位的生理基础。(贾格尔等,1989年)
人类学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非洲游牧民族和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狩猎民族中,造成男性统治的原因不能仅仅用与外界的阶级社会接触来解释,而要由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及致使女性地位低下的生理原因来解释。除了前述费尔斯通的解释,即男权制产生的原因是原始人的后代对母亲的依附,以及母亲依附于在她生产和哺乳时供养她的男人这一基本事实之外,更普遍的一种看法是,男性统治既非来自男性的好战,也不是由于女性的依附性,而是起源于男性的狩猎活动。由于女性要哺育孩子,不能去狩猎,男人就利用她的无能为力而控制了肉类的交换。随着肉类在不同狩猎集团饮食中处于日渐重要的地位,就逐渐形成了男性的统治。
对激进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是:它没有能够解释生理性别是如何变成社会性别的。如果将男性压迫女性的原因归结为生理上有问题,是生理原因使他们变得残忍,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压迫关系是能够改变的。此外,激进女性主义被批评为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缺点。
从19世纪到1960年代,女性运动中活跃着另一个大流派,那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它认为,女性问题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将得到根本的解决。女性解放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进入社会主义劳动市场。“阶级统治将永远消亡,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也将随之告终。”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其基本论点是: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 它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看重物质和经济力量。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和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真正的性别平等才有可能。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常常引用的经典著作。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这一经济秩序的社会组织。女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它主张女性主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由于女性在男权制下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来自私有财产制,改变资本主义和男权制体系这两个制度的一方,就会导致另一方的改变。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把“阶级”仅用来区分与生产资料有关的不同社会群体过于狭窄,女性也是一个阶级;它试图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并认为使女性摆脱压迫的道路就是克服女性的异化和消除劳动的性别分工;它的最终目标是使社会上男女阶级的划分归于消失;它解放女性的战略是性别特性的变革和生育的变革。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强调男女两性区别的。它主张不应当有一个独立于全体政治之外的女性主义政治,并认为独立的女性主义政治必定是一种错误的普遍概括(falseuniversalising)。它更反对女同性恋的分离主义(Lesbianseparationism),认为这种分离主义的基础是男女两性的生理区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平等与公正的争论中是站在平等一边的,它认为女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系统地处于不利地位,这不是个人能力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改变女性的不利地位也不能仅仅靠个人的努力和所谓“公平竞争”,而是要为女性争取特别的保护性立法,以及各种救助弱势群体的特殊措施,以此争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现实斗争要求就是男女同工同酬。
在许多欧洲国家,19世纪末的女性主义主流思潮同社会主义思潮有巨大的区别;前者只是在现存的体制中要求两性平等的政治法律权利;后者则主张阶级斗争和革命。但是,在英美两国,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往往结合在一起,她们将女性主义建立在社会公平的要求上面,而不是单纯建立在对男权社会的分析之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将女性主义的斗争融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当今世界上男人控制女人的状况,加强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如果抛开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男权的斗争都不可能成功。总之,她们非常强调同阶级压迫展开斗争。
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男女同志原本是协调一致的,从30年代开始,一些党内高层领导中的女性提出应当重视女性问题,她们的提法是:要反对阶级统治秩序之下的男性统治。她们批评党内的一些男性成员是性别主义的,歧视女性的,总认为女性问题是琐碎的,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她们的观点使党内的男性成员开始重新检讨自己思想中的性别主义偏差。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四种结构——生产、生殖、性和儿童教化——在家庭中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将男权制的心理加以转变,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米歇尔(JulietMitchell)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她发表的《女性,最漫长的革命》成为女性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她在书中提出,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是通过四个领域来进行的,那就是生产、生殖、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她的思想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认为这四大压迫结构既是相对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她还主张分析和汲取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有益成分,为女性主义所用。
1969年,加拿大女性主义理论家本斯通(M.Benston)和莫顿(P.Morton)发表了一个重要观点。她们是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这一问题出发提出她们的观点的。她们认为,这种根源具有“经济”或“物质”性质,可以归因于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女性的经济活动包括缝补浆洗、做饭育儿,可这些劳动的产品和劳务被直接消费掉了,从未进入过市场,因此这些产品和劳务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沃格尔,1987年)前苏联的经济学家算过一笔账:若以其他方式取代母亲和家庭女性,全社会要付出的代价约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1500亿卢布(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中国经济学家也做了类似的测算,若把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按照本斯通和莫顿的观点,每个家庭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前工业的实体,因为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在技术上是原始的,并处于货币经济之外。这种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是把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生产,也就是必须朝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并以此为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
在17世纪,英国的艾斯泰尔(MaryAstell)成为那个时代最激进也是最系统的女性主义者。她的行动被誉为英国第一次稍具规模的女性主义抗争。这次抗争的形成原因是,英国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工厂里出现了女
工,社会的性别劳动分工(男主外女主内)发生了变化。艾斯泰尔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是:第一,女人虽然要服从丈夫,但并不一定要承认他高于自己;第二,对男权的服从不可以延伸到单身女人身上;第三,受过教育的女人应当避免家庭奴役,也就是避免结婚;第四,女人的生活目标不应当只是一味追求美貌以便吸引到一个男人同自己结婚,而应当注重改进自己的灵魂;最后,她提出应当建立女性自己的社区,过一种摆脱了男人的生活。此外她还指出,男女有同等的理性能力,两性应当受到同等的教育,以便在社会生活中运用其智慧。(转引自Bryson,15-16)在欧洲大陆,女性运动的源头一般被认为来自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巴黎出现了一些女性的俱乐部,她们要求教育权和就业权,著名女性活动家玛丽·戈兹(MarieGouze)代表她的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个“女权宣言”,主张自由平等的公平权利不能仅限于男性。她在法国大革命后期遇害,女性俱乐部也被解散。在以后的年代中,女性组织一再重组,但总是遇到男权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激起暴力冲突。
女性的可悲地位是由特殊的社会与文化因素造成的,因此,女性运动的任务就是向既存秩序挑战,改变既存秩序,提高女性地位。
关于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始于何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它始于19世纪后半叶,历时约70余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最高点;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在20世纪初年。目前人们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波发生在1840年到1925年间,运动的目标主要是为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1848年7月19日,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村的韦斯利安卫理公会教堂,召开了美国第一届女性权利大会。会上通过了一份《权利和意见宣言》。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是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被后人称为“女权运动之母”的莫特(LucretiaCoffinMotl)、斯坦顿(ElizabethCadyStandon)和安东尼(SusanB.Anthony)。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美国女权运动的正式开始。
1859年,英国第一个女权组织“朗汉姆女士”(LadiesofLanghamPlace)成立了“促进女性就业协会”。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最著名的领导人是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她是第一代女性运动的活动家。她提出两性充分平等的要求,包括两性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她主张,女人应当不再受制于她们的身体以及由身体所带来的情感。她的名著《为女权辩护》成为女性运动的经典。
1、lesbiantheory:这里只说女同性恋理论,gay理论是性别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lesbian认为gay们太男权,忽视了lesbian的存在,所以也是反对的对象。当然这里主要的反对对象是异性恋heterosexual,不是说那样不对,而是反对只有异性恋才是对的观点。因此我们看到,lesbiancriticism有两个对手,一个是传统主流文化和激进亚文化的异性恋,一个是gay男权。
我们一直以同情的口吻提起lesbian,但同情就是一种划分,分为我们和她们。我们提到lesbian的时候认为她们是nonstraight非常态,这就是把她们压抑为他者。所以MoniqueWittig认为“thestraightmind”这个概念就是异性恋意识形态的建构,它被当作唯一正确的东西,一切历史、社会、文化、语言都围绕着这种意识形态展开,这也是男权的表现,他们把异性恋树为标准,实际上是男性的标准,女性只是在男性的标准下才能得到阐释,才能寻找到某种形象,无疑这是虚假的形象。因此,Wittig大声疾呼,所谓女性自我确证womanidentification不过是假象,在很重要的意义上,lesbiansarenotwomen,因为女人要在异性恋思想系统中以及异性恋经济系统中才能得到确认。为了更进一步地反抗异性恋,也要反抗概念的暴力,所以一定要使用新概念。LuceIrigaray在《非单一的性》thisSexWhichisnotOne中也力图摆脱男权的控制,她认为,性是复杂的,没有一个单一的性,女人的性是以差异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相同为基础的,“女人不仅仅有一个性,至少有两个…实际上超过两个。她的性态sexuality实际上是多元的,至少是双重的。”可能有几个呢?straight,bisexual,lesbian,queer。
2、queertheory :“在某个心理诊所,一个女孩向医生描述自己的问题:她想做一个男性,而且是一个同性恋男性。也就是说,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她的社会性别是男性,她的性倾向是同性恋。她是女人,她爱男人,但是她不想作为一个女人来爱男人,而是作为一个男人来爱男人。”——引自《酷儿理论》译者前言。
现在谁最有影响力?JudithButler。她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模仿与性别反抗》ImitationandGenderInsubordination,呼吁放弃同性恋/异性恋这种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更应该强调的是异性恋这种主要陈述方式的各种变形(queering)。性别是一种模仿,就像男孩喜欢穿女孩的衣服,原型(男性、女性)是模仿的结果,异性恋不过是通过模仿表演性地建立起来的,灵魂也同样如此,没有纯粹的灵魂,只有反复的强迫性的模仿,因此,失败、断裂不过是更显示出异性恋是一种建构,酷儿才是正常的。只有各种变形(queering)存在。
艾碧该·亚当斯(en:AbigailAdams)
苏珊·安东尼格洛莉娅·安扎尔朵(en:GloriaE.Anzaldúa)西蒙·波娃
安吉拉·戴维丝(en:AngelaDavis)
法蒂玛·莫妮茜(en:FatimaMernissi)
葛萝莉亚·史丹能(en:GloriaSteinem)
海丽特·塔布曼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维吉尼亚·伍尔芙
《女性权力的崛起》
《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book.sina.com.cn/longbook/sex/1110349762_nvxingzhuyi/23.shtml-4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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