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
潘汉年（1906年2月—1977年4月14日），江苏宜兴归径乡人。曾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55年4月3日， 因“内奸”判刑。1977年含冤病逝。1982年8月，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公开恢复名誉。
1906年1月18日，潘汉年出生在江苏宜兴县陆平村。世代是书香之家的潘家，由于不去做官，靠务农，做塾师，自然成为“破落户”。
1911年辛亥革命后，潘汉年的父亲潘莘臣一度被选为宜兴县议员，但仍课读乡里，教育子女。小汉年秉性聪颖，深得长辈喜爱。1919年夏，汉年在宜兴县立第三高小毕业，在林圩祖母吴氏的资助下进彭城中学读书。
中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潘汉年十分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他常扮演穷苦人民的角色，因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表演使观众为之动容。1921年他离校投身了革命。
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汉年告别了家乡父老，只身来到大上海，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
到上海不久，潘汉年就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之后，他参加了创造社，并任《A11》周刊主编。同时，他还和叶灵凤合办了一个小小半月刊《幻洲》。在这两个刊物上，潘汉年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檄文，如《原来如此内除国贼！》、《幻想中的OAZO》、《街头闲话》、《对空炉评空话》、《新流氓主义》等。他长于讽刺，善于说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之气，振奋了青年人，为徘徊中的青年指明了方向。
潘汉年还积极投身于汹涌澎湃的政治洪流。不久，他加入了革命的国民党，为反帝反军阀斗争奔走呼号。1925年夏，上海“五卅”惨案后，潘汉年迅速投入声势浩大的群众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在这场运动中，他切身感受到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创办《革命军日报》。邀请潘汉年赴赣担任该报主编兼政治部宣传科长。征得党组织同意，潘汉年赶到南昌，担负这一任务。
他日夜辛劳，把这张军报办得严肃而又富于生气，受到读者欢迎。然而，潘汉年接办报纸数月，由于蒋汪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7月，《革命军日报》随政治部被迫迁到九江。
南昌起义后，新军阀在九江强行接收政治部，潘汉年等只得全部撤出，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到上海不久，潘汉年被江苏省委任命为“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书记。第二年，又担任由中宣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当时，上海的左翼作家队伍由于反动势力的“围剿”及内部分歧，处于涣散状态。潘汉年依靠党的威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短短一二年内，就使“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剧联”等组织先后成立。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中组书记，潘汉年还常活跃在各进步文化团体之间，将文化界各条战线的进步力量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使国民党反动派手足无措！经过几年革命工作的磨炼，已成为上海文化界的名士。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是谁还给他起了个代号“小开”（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从创造社的普通一员到小开是潘汉年社会阅历丰富的标志，也是他在革命征程中取得进步的象征。也为他今后在上海开展各种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1年春，党中央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从此，他就成了一个“神秘”的特工人员，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潘汉年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做上层的统战工作。这两项工作，一项是绝密的地下活动，一项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而又隐身地下，联合进步人士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同志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刺探情报，于是，潘汉年给人留下了“变幻无常”的形象，然而，正是这一形象才使他有可能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神出鬼没地活动，并取得巨大成绩。1931年1月，何孟雄、林育南等24位同志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当潘汉年侦知这一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及时通知江苏省委，要求营救，表现了身为“特科”领导人的潘汉年高度的责任心。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被国民党拘捕，引起上海文化界极大愤慨。潘汉年挺身而出，为营救牛兰夫妇四处奔走。他利用合法形式，在汉口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了不少社会名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南京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从而迫使国民政府释放了牛兰夫妇。潘汉年还与杨度保持着“神秘”关系。据夏衍回忆，193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带他去法租界会见了一位50多岁的绅士。当时，潘汉年只告诉他：这是一位知名人士，秘密党员，以后可与他保持单线联系。半年后，夏衍在与这位老先生的秘密往来中才知道，他就是曾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杨度入党是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的。这件事，直到周总理临终前才对中央一位同志讲明，而潘汉年至死却没有对人透露此事，严守党的秘密。
1933年夏，潘汉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他具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经验，党中央又派他与十九路军秘密谈判，谋求反蒋抗日。于是，潘汉年虽不再承担“特科”领导工作，但他的活动仍然很“神秘”。1933年10月26日，潘汉年等人代表中央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之后，他又和黄火青出使福州，策动“福州事变”，并和新生的福建政府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边界交通条约等协议。对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推动反蒋抗日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934年1月，福州事变失败，潘汉年被迫撤往香港。不久返回瑞金，继续在中宣部工作。但很快又被派到粤赣边境与广东政府的代表秘密会谈，商讨合作抗日事宜，最后达成关于停战、通商等五项协定。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潘汉年随营远征。第二年1月，党中央为尽快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派潘汉年出使莫斯科。于是，潘汉年就从长征队伍里“神秘”地“失踪”了。他伪装成一个烟贩子，混在一群被红军俘获的烟贩子中间，机智地经过黔、桂、湘、粤四省关隘，经香港顺利回到上海。到上海后，他俨然又是风度翩翩的“绅士”，和宋庆龄及其他一些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革命信念，并为筹备组织救国团体四处奔走。之后，他和陈云同志一起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那时，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松动。蒋介石认为“剿共”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幻想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以谈判方式改编红军，然后予以彻底消灭。于是，国民党政府下令驻苏大使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进行试探。因此，中共代表团委派谈判老手潘汉年和国民党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商讨停战条件。国民党以胜利者自居，条件苛刻。潘汉年坚持原则，谈判未果。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命回国和陈立夫、陈果夫洽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为了安全，他和胡愈之取道巴黎，5月初到达香港。在港停留期间，潘汉年利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大力宣传民众的抗日要求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帮助救国会开展了许多活动。之后他返回上海，致力统战工作。他通过各种关系先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张冲建立了联系，接着前往南京同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进行秘密会谈。曾要求潘汉年与陕北党中央负责人联系，再进行谈判。于是，潘汉年再回上海，经党组织同意，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求工作。
1936年8月，潘汉年从上海经西安进入陕北，赶到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联系的情况；同时汇报了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情况，并详细介绍了香港、上海方面爱国运动的发展情况。9月下旬，党中央命潘汉年回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回上海后，他一方面在宋庆龄、沈钧儒等爱国人士中间大力开展工作，为推动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另一方面又和国民党方面秘密接触，商讨合作事宜。潘汉年再次找到张冲，经周密安排，他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一次“神秘”会谈。潘汉年拿出了周恩来致国民党的信，并口头转达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但因陈立夫缺乏诚意，谈判未有实质性进展。此后双方多次秘谈，均不欢而散。在谈判中，潘汉年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尽管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为后来的谈判准备了条件。
“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出现新转机。不久，陈立夫就派人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紧急商谈。潘汉年向他申明了我党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希望南京方面积极响应，万万不可做出亲痛仇快的事。这次会谈使国民党方面下决心派宋子文、宋美龄等飞往西安，参加谈判。之后，潘汉年又奉党中央之命，多次往返宁沪，为国共高层次会谈穿针引线。“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八办”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把上海各种爱国群众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抗日救国阵线。他还通过夏衍团结了一批文化人、新闻记者、作家，创办了《救亡日报》，组织出版了许多刊物。同时，他还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活动，派遣同志打入敌特机关，广泛搜集情况。
1937年冬，上海沦陷，“八办”被迫转入地下，潘汉年撤往香港，继续从事文化、情报活动。他利用各种关系，巧妙地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名人安全离沪，转移到香港或大后方，并迅速建立起香港情报网，把抗战信息传送给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他还一度驰往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在武汉期间，潘汉年展开高超的统战才能，为党积极寻找内线，搜集情报。
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已习惯白区生活的潘汉年奈不住后方的“寂寞”，常到城工部研究敌占区工作问题，并不时到中央党校、情报训练部讲课。
董慧是他的一位热心听众。她本是香港富商的千金，在抗日热潮下，她舍弃舒适的都市生活，来到延安。在与潘汉年接触过程中，她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他们结为终身伴侣。
1939年，潘汉年夫妇奉命回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们的情报据点主要在香港和上海，董慧以银行职员身份为掩护，负责传递情报、筹措经费，潘汉年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委与潘汉年，迅速从上海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去。1942年11月初，潘汉年在安排江苏省委机关同志安全转移后，才与刘晓、王尧山等人向淮南进发。途中，他装成一阔绰商人，西装革履，俨然洋派经理模样。从上海乘火车到镇江，一路上盘查很严，但潘汉年一行坐在华贵的二等车厢里，没受到检查。到达镇江后，潘汉年马上和当地特工站负责人取得联系，在他们帮助下顺利通过各道关卡，安全到达目的地。
在淮南工作期间，潘汉年担任华中局社会部长、联络部长等职，主要负责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
他坐镇小王庄统一部署，全盘规划，在宁、沪、淮间，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图，使许多重要情报经过分析、研究后及时告之党中央及其他部门。1943年秋，被饶漱石派到上海调查日伪军在江南的清乡计划和具体部署。潘汉年发动情报人员，查知汪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有观望之态，便经党中央同意前去做策反工作。李士群曾任过周恩来的警卫员，但他后来被捕叛变成为汪伪特工头目，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魔窟就是他一手操作的。他深知汪伪政权不稳固，于是四面观望，左右逢源。在潘汉年反复劝导下，李表示愿意将功赎罪，并详细介绍了敌伪清乡部署情况。此外，李士群说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并不巩固，极想拉拢组织一个参议会，猎取政治资本，叫潘去见汪精卫。当时潘汉年考虑到李还有利用价值，只得答应考虑考虑，这时，李士群对手下一使眼色，潘马上就被挟持到汽车里，直奔汪公馆。潘汉年是国共谈判老手，不管“蒋记”或“汪记”国民党，均扯得十分清楚，他一口回绝了汪的许愿。潘汉年回到根据地，准备向华中局饶漱石汇报此事，但他看到当时“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现象，于是暂时把这事压了下来。
1944年底，潘汉年奉命北驰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8月，他又急赴东北，从事苏占区接管工作。
潘汉年1947年，在全国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各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到香港从事组织活动。潘汉年随即投入紧张的统战工作，为共商反蒋救国大计奔走。凭着党的威信和个人才能，他将一批批民主人士争取过来，大大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1948年末，根据中央指示，潘汉年不顾敌特的破坏和港英当局的阻挠，排除万难，分批将民主人士等350余人，从海路安全送到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另外，他还亲自部署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上海海关和中国、中央民航在港员工起义，从而为新中国提供了一大批宝贵财富。在香港他广泛联系文化人，支持创办了《华商报》、《文汇报》，并在香港组织义演，为革命活动筹集大笔资金。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陈毅任市长，潘汉年任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长。
1953年春，发生了高岗、饶漱石搞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审查饶漱石时涉及到了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和曾分管上海公安局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被逮捕审查。
他的主要“罪状”是：
第一，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
第二，“投靠日本特务机关”。
青年潘汉年第三，“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
第四，“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
已成为“内奸”的潘汉年被囚禁在那间布置舒适的监房里，每日的“工作”便是写材料。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67年6月潘汉年夫妇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5月，潘汉年出狱被发配到湖南劳改农场。
1977年3月24日，潘汉年含冤病逝，终年71岁。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他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1983年4月15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湖南长沙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1949年5月5日，潘汉年按党中央的号召与夏衍、许涤新等人一同抵京，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接见了他们。潘汉年在上海有良好的活动基础，党中央决定派他到上海工作。临行，周恩来满怀希望地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工作。”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陈毅任市长，潘汉年任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当时，上海还处在混乱之中，整顿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环境成为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在陈毅市长的支持下，潘汉年先向流氓势力开了刀。他擒贼先擒王，派人向黄金荣讲明政策：只要他坦白认罪，不再包庇徒子徒孙，破坏社会治安，便可得到宽大处理。那时年过八十的黄金荣，只求安度晚年，于是欣然接受这个条件。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黄金荣自白书》。黄金荣交待了自己在旧社会的种种罪行，并告诫门徒改恶从善。这篇声明轰动一时，使有恃无恐的流氓歹徒失去了后台，再不敢横行霸道，上海从此秩序井然。
同时，潘汉年还着手治理“三鸟”之害。“三鸟”即赌博、嫖娼、吸毒。取缔赌场、禁止吸毒较简单，取缔妓院则十分复杂，因为这牵涉到大批妓女的善后处理问题。潘汉年多次召集妇女干部，共同研究办法，不久大多数妓女找到正当出路：有的回家，有的嫁人，有的当了工人。一时传为美谈。
为尽快恢复上海经济秩序，潘汉年协助陈毅市长在工商界开展活动，他陪同陈市长召开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座谈会，说明党的政策，争取早日恢复生产。并要求挟资到香港的资方人士回上海开办企业。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本有疑惧心理的资本家，陆续恢复生产，当时党内一些干部，怕与资本家接触，怕人说阶级立场不稳。于是，潘汉年对这些干部进行了耐心教育，在党的会议上再三强调统战政策。他认为要团结工商业者，先要接近他们，加强相互了解。据刘靖基回忆，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起初甚感不安，但“看到潘副市长像我们一样穿着便衣，讲着上海话，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紧张情绪顿消。
潘汉年还经常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当时，上海有时发生劳资争议，严重时工厂被迫停工。潘汉年往来于劳资之间，一边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一边对资方进行开导。不但稳定了上海工商业生产，而且使广大商界人士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有了深切了解。
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突然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进行轰炸。陈、潘两位市长不顾生命危险，亲临现场视察被炸情况，指挥电厂抢修，很快使电厂恢复生产。“二六轰炸”事件是美蒋蓄意破坏上海生产的罪恶行径，然而后来竟有人嫁祸潘汉年，是他用秘密电台把敌机招来的。在文教方面，潘汉年不但规划了高校建设，还经常召集高教界代表人士进行座谈，定期到高教协会作报告，认真体察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状况。到现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念念不忘潘副市长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
在解放初期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潘汉年是陈毅市长的得力助手。1951年春，上海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两位市长把握“稳、准、狠”的政策，仔细鉴别，使运动得以健康发展，基本上做到不放过真正的敌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使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之后，潘汉年又负责“清理中层”工作。
潘汉年解放初期，我党对大批从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公务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留用各机关，这对于稳定人心，减少失业，是一个合理措施，但另一方面，因没经过审查，因此极有必要进行清理。潘汉年本着“救人”的原则，对他们进行认真清理，取得良好效果。“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又分管“五反”，对象是工商业者。他坚持“五反”、生产“两不误”的方针，一面要求资本家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违法工商业户加以制裁，另一面支持已清除了“五毒”的资本家，“各安其位”，努力从事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进入中央领导行列，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陈云首先要求曾长期担任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的刘晓写出报告，用材料说明潘汉年是为我党搞情报，还是为国民党或日本人搞情报的问题。
刘晓、张毅夫妇联合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写信要求对潘案进行复查。刘晓还找到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人寿夫妇，他们自费来到北京，表面上是探亲访友，实际上是为潘汉年问题提供材料。
与此同时，陈云还向廖承志、胡立教、夏衍等许多人了解潘汉年的情况，这是他向中央建议之前所采取的调查研究的一个步骤，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位老革命家稳妥细密的工作作风。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手术，手术前，陈云给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复查潘汉年的问题。
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时，廖承志首次公开对潘汉年表示疑问。不久，廖承志便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文字材料，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给潘汉年平反的意见。
潘汉年曾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但此时周总理已去世。
胡立教在华中情报部时和潘汉年一起共事，对潘汉年“内奸”问题提出反证，他在材料中写道：“潘熟知我们党通讯密码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是‘内奸’，就不可能不向敌人透露，而确凿的事实是直到全国解放，无论国民党和日伪系统，始终不知道我们的这一机密。”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1981年3月1日，陈云亲笔写信，送给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传阅，并把廖承志给他的信一并附上。他在信中写道：“我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
很快，邓小平在传阅件自己名字上画圈后写道：“赞成。”李先念在自己名字上画圈后写上了“同意”两字。胡耀邦、赵紫阳也作了批示。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向中纪委写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概况材料，如实反映了潘案的处理全过程，并将1945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以及1955年6月8日，李克农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潘汉年案件提出的五条反证材料，一并向中纪委作了报告。
这五点是针对指控潘汉年“反革命罪行”写的：1、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央、中情部均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批示(因之，潘与敌伪特务系统的接触，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应成为罪行，而且潘的这些接触都向中央报告过)。2、潘利用某些人开展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是有正式报告的(这是指潘接触敌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事，不应当成为罪行)。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敌对上海租界控制不严，有空隙可以利用，潘的面目有所暴露，但仍有存在条件(潘在上海一直未被捕，成为潘与敌特有勾结的罪证。所以这点作了相反的解释)。4、在太平洋战争前，潘向中央报告的关于日特、伪军及日美谈判和苏德战争等是有价值的(充分肯定了潘在沪、港为中央进行情报活动的重大功绩，因此说明潘不是内奸)。5潘汉年系统重要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但是，二次向中央写报告，继续为潘辩护。可惜都未被采纳，终于酿成我党在建国后一大冤案。
1981年3月，中纪委开始对此案进行复查。经过一年零5个月的努力，终于以确凿的材料证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1982年8月23日，也就是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前夕，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潘汉年，是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无比忠诚、才华横溢、胆识超群，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潘汉年故居由于年久失修，部分已成危房。修复潘汉年故居， 以此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是宜兴人民、全国人民乃至国际友人的共同心愿。为顺合民心民意， 发起人耿小荣于1999年3月组建筹备处，以民办性质修复潘汉年故居。筹备工作分别得到了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故居由苏州园林设计院设计，第一期工程于2001年3月8日开工，当年8月份基本完工。现已对外试开放，使宜兴增添了一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潘汉年故居第一期工程的完工，还只是修复工程的一半。而第二期工程现在又受到严重缺资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