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
漕运漕运，指中国历史上从内陆河流和海路运送官粮到朝廷和运送军粮到军区的系统，包括开发运河、制造船只、征收官粮、军粮等。
无锡古运河弄堂 漕，原指以水道运粮。秦汉以来，历朝政府所需粮食主要靠水路运输，故称漕运。有人说，漕运是指漕粮运输，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但不够全面。因为漕运不是孤立的，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粮食的征收、兑运和交仓，漕运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田，漕粮运道的修治，运河河政等。漕粮的运输仅仅是其中一项，无法概括它的全部内容。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它的内涵，可作这样的表述：漕运是指中国古代政府将征收来的粮食中的一部分，通过水路（水路不通之地辅以陆运）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所形成的一整套组织和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又称之为漕转（转漕）。
漕运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方式。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并沟通天然河道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
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北征匈奴，曾自山东沿海一带运军粮抵于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每年都将黄河流域所征粮食运往关中。隋初除自东向西调运外，还从长江流域转漕北上。隋炀帝动员大量人力开凿通济渠，联结河、淮、江三大水系，形成沟通南北的新的漕运通道，奠定了后世大运河的基础。
唐、宋、元、明、清历代均重视漕运，为此，疏通了南粮北调所需的网道，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运河浅梗，河运日益困难，随商品经济发展，漕运已非必需，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
历代漕运保证了京师和北方军民所需粮食，有利于国家统一，并因运粮兼带商货，有利于沟通南北经济和商品流通；但它又是人民的一项沉重负担，运费代价过高，尤以漕运徭役，征发既众，服役又长，以至失误农时，故亦有众多弊端。
漕运漕运的历史非常悠久。秦军北攻匈奴、南平百越，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都曾下令自内地向前线运输军粮，这便是漕运的开始。西汉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每年都要自关东向关中运粮数百万石，为此专门开凿了漕渠。东汉建都洛阳，从今天山东、河北、江淮等地漕运粮食到京师，路程较近。
唐宋时期（618—1279）是古代漕运的一个分水岭。 唐宋以后，随着南方不断开发，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但出于政治考虑，古代王朝仍大多定都北方。这种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长期分离的局面使漕运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隋唐时期（581—907），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漕粮主要通过运河运输。这一时期，西进关中的漕运仍很困难，唐代朝廷长期东驻洛阳也有就近漕运的考虑。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960—976年在位）一度想迁都洛阳，也因为漕运不便而最终作罢。这一时期，由于人口大量增长，漕粮数量不断增加，北宋中期时达到创记录的每年800余万石（约47万吨）。
元代初年，仍以隋唐大运河北运漕粮，但因运河年久失修，运力有限，部分漕粮开始采用海运的方式。13世纪末，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粮食河运和海运兼而用之。
明代初年，粮食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15世纪初，明朝迁都北京后，粮食需求量大增，加之海运艰险，船只时常倾覆，故重新整治大运河，再次以河运为主。
清代承袭明制，粮食仍以河运为主，贮京师和通县各仓，以供支用。清咸丰年间（1851—1861），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漕运通道中断，鄂、湘、赣、皖、豫五省漕粮改折银两，苏、浙两省漕粮改由海运，只有山东和江苏北部的漕粮仍经运河运往北京。1855年黄河大改道后，运河浅梗，河运日益困难。1901年，清政府正式下令终止漕运，这项实行了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漕运春秋战国
1、春秋前期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下令从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用庞大船队通过渭河、黄河、汾河运送几千吨粮食到晋国都城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是为泛舟之役。
2、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发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从扬州引入长江水经过樊梁湖、博芝湖、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从水路调兵运粮。三年后吴王夫差扩展邗沟，开荷水运河，接通泗水。
秦汉
1、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攻匈奴时，为了统一岭南，令监禄（史禄）开凿灵渠（兴安县），接通漓江、湘江，方便军粮漕运。与陕西的郑国渠、四川的都江堰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2、楚汉相争时期，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对汉军的后勤起了保障作用。
3、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沿秦岭北麓开凿人工运河漕渠，与渭河平行，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时间大量缩短。
漕运隋唐
隋朝开发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永济渠，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成为庞大的运河水运网。隋朝开发的大运河，经过元、明、清各朝的扩建，成为历代漕运的运输网。
唐朝宝历二年（826年），漕渠浅，运输不及期，盐铁使王播从七里港引渠东注官河，以便漕运。
宋朝
宋朝都城大梁有四河通漕运：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976年），通过汴河运入汴京的漕粮达550万石，到宋仁宗天圣初年（1023年）运入汴京的漕粮达800万石。
元朝
元朝设京畿都漕运司、江淮都漕运司，秩正三品；江淮漕运司运漕粮至中滦，京畿漕运司再从中滦运漕粮至大都。造漕运船三千艘。元朝的漕运以海运为主，运河只占辅助地位。
明朝
自1415年起，明朝规定漕运全部经由内河，停止海运。此后直到19世纪才有所改变。因此，在明、清两代，大运河的运输量远远超过元代。直到近代海运和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以前，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的3/4。 明、清两代，大运河沿线也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城市，在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所有的繁华几乎都集中在运河沿线:扬州，淮安-清江浦，济宁和临清。
漕运在明朝，漕运先后采取过支运、兑运和长运3种形式。 支运是纳税人自行将税粮运到指定的仓库：支运规定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地粮，拨运淮安仓；扬州、凤阳、淮安拨运济宁仓；以三千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二千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四次，可运三百万余石。 长运，又称改兑，是由军队承担运粮任务：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军长运，遂为永制。 兑运则是一种过渡形式：民间但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京，给与运费及耗米。
清朝
清朝基本沿用了明朝制度，但弊病很多，漕运问题令清朝政府十分头痛。道光五年（1825年）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以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天津在清代后来居上，超过临清，曾以“小扬州”自豪。鸦片战争前，清初漕粮收入每年约为四百万石。
总督漕运部院衙门清代对运河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漕运管理系统和河道治理系统职责上更加分明，制度上更加规范。顺治初年，清廷设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各一名，作为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的最高行政长官，正式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纳入官制，二者官秩均为正二品，兼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者为从一品，与其他八大地方总督地位平等。漕运总督以下之设官有巡漕御使、督粮道、管粮同知等，所辖军队称“漕标”。河道总督所属机构，乾隆以后定为道、厅、汛三级，分段管理。属官有河库道、河道、管河同知、通判等，所辖军队称为“河标”。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衙门内均不设属官，只设书吏二十人，办理衙门内一应文牍事宜。
清代漕运总督衙门仍驻淮安，管辖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具体负责漕运、检选运弁、漕船修造、查验回空、督催漕欠等事务。从漕粮收缴、起运，到漕船北上过淮、抵达通州，漕督都要亲自稽核督查，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均需随时向皇帝报告。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规定，粮船过淮后，总漕应随船北上，率所属员弁视察运道情况，调度全漕。粮船过津后，总漕即入京觐见述职，而后回淮办理下年之征收起运诸事。
漕运方法历经改革，在明代趋于完善，计有：
①支运法（即转运法）。永乐十三年漕运总兵官陈推行。规定各地漕粮就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再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北京。一年转运四次。农民参加运粮即免纳当年税粮，纳当年税粮则免除运粮，其运费计算在支运粮内。民运的比重约占支运的四五成。
②兑运法。宣德五年陈等推行。各地漕粮运至淮安和瓜州，兑与运军转运；河南于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总海运；山东则于济宁兑与军运。军运的费用由农民承担。
次年，始定漕粮“加耗则例”，即按地区的远近计算运费，随正粮加耗征收，于兑粮时交给官军。起初兑运与支运并行，其后兑运渐居优势。
③改兑法（即长运法或直达法）。成化七年漕运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兑运的军官过江，径赴江南各州县水次交兑。免除农民运粮，但要增纳一项过江费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仓支运粮为改兑。自此，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
漕运在明代，为维持漕运，国家规定漕粮全征本色，不得减免，严格限制漕粮改折。只许在重灾、缺船或漕运受阻等严重情况下才实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时正、耗各项合计在内。漕运的费用由粮户承担，包括运费、运军行粮及修船费等，均按正粮加耗派征。由于漕政腐败，各级官府贪污聚敛，加耗杂派层出不穷，农民的负担极为苛重，通常为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运者无论民运或军运，都是繁重的徭役。农民被金点应役，荒时废业，艰苦万状，又遭风涛漂没，官吏勒索，势必负债赔纳，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纷纷逃亡和反抗斗争。一般运军下层，亦遭受同样的苦累及长官的克扣，不断出现逃亡现象。
到了清代，漕运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清政府为做好这项工作，建立了一整套高效的管理体制。中央由户部云南清吏司直接管辖，下设漕运总督、坐粮厅、河道总督，各省设有粮道，各州县也设有专门机构。就各级官吏职权区分，大致可分六类：监督巡查官、征收监兑官、押运官、领运官、催攒官、漕仓监收官，各司其职。为保征各级官吏尽职尽责，政府还制定了宽严相结合的奖罚条例。这种做法在乾隆朝中期以前，收到很好的效果。随着乾隆朝后期吏治腐败，漕运弊端不断发生，以致积重难返。
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不惜付出重大代价，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成为整个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
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漕运被迫中断。战争极其惨烈，期间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包括扬州、清江浦、临清、苏州和杭州都遭受重创，部分甚至全部焚毁。
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
1901年，停止运河漕运。
1904年，撤废漕运总督。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漕运古时运河上的货运，主要是漕运和盐运，而漕运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现象。自元代开浚会通河，江南漕船经山东运河可直达通州算起，至清末宣布废弃漕运为止，元明清三代相继推行漕运制度绵延600多年，而京杭大运河在历代漕运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历史上的漕运（即运送官粮），在明清时期粮运量基本保持在每年400万石的水平。而在当时，朝廷为怜运军、役夫之苦，准其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货物沿途买卖，以博取微利，并且逐步放宽了其所带货物的数量。到清代，“凡漕船载米，毋过五百石，永著为例。旋准各船头工舵工人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二十石。嘉庆四年，定为每船多带二十四石”，来回携带货物，进一步增大了南北物资的交流。
随船运入山东的货物，不仅有南方的竹材、木材、布匹，江西的瓷器、湖北的桐油、浙江的红白糖，还有山西的木材和北方的毛皮等。从山东运出的货物有棉花、烟叶、干鲜果品及粮食、煤炭和各种手工业产品等。明代从运河征收的税，竟占到了全国税收的90％。清代虽总数增加，但比重已降至50％－30％。由此可以看出运河漕运在国家商品经济中所占分量。
元末明初，经长期战乱和流疫伤民，到永乐元年（1403）时，北京人口还剩50余万，为充实京城人口，永乐皇帝号令江浙九省十府的富民大户大举北迁，并大兴土木扩建都城。这时除了皇粮商货之外，又增加了大批的建筑材料需由漕运进京。所以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运河上的漕船比元代猛增了十几倍，达到了近两万艘，仅专事漕运的官军就有12万之众。整个漕运规模较之元代更加庞大。
漕运清朝的中前期，因袭明制，每年输纳京师的漕粮仍有400万石。在此基础上，又有大批民间商船加入，使运河漕运达到了颠峰。每逢夏秋，粮艘估船，昼夜往来，潞河上下，千帆竞发，极为壮观。
在元明清三朝，漕运还有一项极为关要的任务，就是将南方各地的贡赋帑银输解进京。上解帑银一律装鞘，即将整木锯开掏空，将银装入后用铁皮束紧。每鞘装银500两，够16万两专拨太平船一只，够20万两专拨沙飞船一只，并根据解银多少、委同知、通判或护兵等专程押解，到京后交由户部开鞘兑收。
自元迄清，凡经河、海漕运进京的粮帑商货，悉由直沽（即天津）卸下，再改用驳船装运北上。至最高峰时，北运河上的官造驳船曾多达2500只。这些驳船在入京之前，必经河西务报关通行。为此，河西务自元初起，就成了中央直属、君王瞩目的地方。据《元史》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于河西务置总司，分司临清。该司置官75名，最高官秩正三品。又据《元·海运志》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内外分置漕运司二，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运海道粮事。同年又在河西务建立十四仓，以储皇粮，各库主官均为正七品，上下共计52人。由此足以想见河西务地位之显赫，以及当时朝廷对漕运是何等的重视。
《清代漕运》(合著)
《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合著)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合著)
[1] 生物谷 http://www.bioon.com/popular/c/148308.shtml
[2] 大众 http://paper.dzwww.com/dzrb/data/20090506/html/10/content_2.html
[3] 中国数字科技馆 http://amuseum.cdstm.cn/AMuseum/ancitech/science/03/s1c_ae04.html
[4] 北方教育网 http://www.northedu.com.cn/kjzc/kejirenwu/0minchao/mi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