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口雄幸
滨口雄幸
东京帝国大学1930年10月14日，在东京车站被右翼青年佐乡屋留雄开枪打伤。1931年3月，在在野党政友会成员鸠山一郎等人的要求下，拖着病身前往众议院接受质询，8月26日因细菌感染而伤重不治。
1931年，於其任内发生雾社事件，即派兵使用生化武器镇压台湾原住民，引发国际与日本国会强烈谴责，导致多名阁员引咎辞职。
雾社事件
雾社事件
雾社位于台湾岛中部，属于台中州的能高郡（今南投县），它东有海拔3300多米的能高山，西南离风景秀丽的日月潭仅几十公里，是个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
雾社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为掠夺这里的资源，殖民当局修建了轻便铁路和公路，逐渐使这一带得到开发。1930年前后，雾社已经成为山地的一个小镇。这里是日本殖民当局对高山族聚居区进行统治的中心之一，设有能高郡警察课分室（相当于分局），下设18个警察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还设有邮电局、制脑公司、物产交易所和蕃童公学（招收高山族学生的小学）等，还有日本人开的医疗所、旅馆、杂货店等等，住有日本人36户，157人。
为了同化“蕃人”，日本人将当地的原住民儿童送入“蕃童教育所”，使他们接受奴化教育，并将其中优秀者送入平地的中等学校,招收这些青年当教师和“巡查”，还送青年人和部落头目到日本参观，接受“文明洗礼”，当局将雾社视为“模范蕃地”，时常有官府要人来此视察。正是这“模范蕃地”，爆发了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原住民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雾社暴动的起因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高山族人民进入马赫坡社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兴修他们的神社。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靠狩猎与农耕为生，视森林为圣地，视巨木为守护神，砍伐巨树使马赫坡等社的民众感到惊恐万分，恐由此遭到神的惩罚，自然不肯乖乖地服从日本人的命令。何况山高路险，警察为使树木完好，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竟迫使当地民众肩扛手抬，沉重的劳役更使他们无法忍受。当日本警察用枪口和鞭子逼着他们上山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恨达到了极点，起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因此当有人提出不如趁此举行起义的时候，一贯对日本人欺压忍气吞声的头目莫那道也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人拼个死活。
1930年10月7日上午，莫那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居民正在聚集喝酒庆祝，恰逢日警吉村途径这里。达拉奥友好地斟满一碗酒请吉村喝。这本是当地尊敬客人的一种礼节。没想到，骄横的吉村竟用手杖将达拉奥手中的碗打掉，还挥舞手杖打入。达拉奥受此侮辱，怒不可遏，他和弟弟巴沙奥一齐冲上去，把吉村掀翻在地，狠狠地打了一顿。
莫那道曾去过日本“观光”。他在日本见到的警察并不像在台湾的日本警察那样凶恶，由此对日本警察的压迫更为不满。此时他见吉村如此，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和家人一起动手将吉村痛打了一顿。
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达拉奥拘押拷打。莫那道恐日警乘此制造事端，牵连其他人，就携带礼品亲自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不依不饶，口口声声要严办他们。日本警察平时对原住民经常无故拷打拘押，吉村的一番话更使莫那道一家感到走投无路，大祸即将临头。
莫那道知道日本人决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就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经过紧张的准备，他们选定在10月27日正式发动。
雾社事件在27日上午8时之前，300多起义民众已经分为两路，一路由莫那道率领，突袭雾社的派出所、制脑公司、日本人宿舍和邮局等，一路由花冈一郎率领，进击雾社小学操场。雾社的日本人一点也不知晓大难即将临头。8时，小学的运动会准时开始。全体人员正肃立举行升旗仪式，突然一个原住民青年提刀闯入会场，只见他冲进“来席”，手起刀落，就将台中州理蕃顾问管野政卫的头砍下。在场的日本人都惊呆了，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花冈一郎已经率队冲入操场，只见刀光闪处，日本人纷纷倒下。操场上当时还有100多汉族人。起义民众只杀日本式装束的人，对于汉族人，只要求他们尽快离开。不到一个小时，小学里的日本人都被杀光，其中还有两个汉族人因穿和服而被误杀。莫那道率领另一支人马杀进雾社的派出所、邮局等处，很快解决了战斗。这场战斗共计杀死134名日本人，伤数十八。缴获130余支步枪，2万多发子弹和一挺机关枪。莫那道又派人破坏雾社附近的铁路，并在进入雾社的必经之地眉溪设置工事，以阻遏日军。
直到将近中午，小学校的一名侥幸躲过起义民众的督学逃奔下山，雾社发生起义才为当局所知。此事立到震动了总督府。第二天，台湾的报纸大肆对所谓“凶蕃”进行渲染和声讨。总督府立即组织1100多名警察、800多名陆军以及1300多名军夫的讨伐部队紧急集结，开赴雾社。31日双方展开激战。
日本殖民统治当局还用加急电报报告日本政府，请求火速派兵增援。日本政府接到报告后，从本土派出多艘军舰和十几架飞机运兵到台湾，会同日本驻台的海陆空军和警察一起围攻雾社。日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支持下进攻马赫坡等社。他们先用山炮猛轰，把马赫坡、罗得夫、荷戈、束库各社的房屋炸成一片废墟，然后调步兵发起冲锋。起义群众依靠断墙残壁的掩护，在枪林弹雨中跟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亡者之墓起义军中有不少百发百中的猎手，退到山地以后，他们在丛林中居高临下，向爬上山来的日军射击，一枪打死一个，使得日军裹足不前。日军用山炮对着山头乱轰，飞机也漫无目的地狂轰滥炸，森林燃起了熊熊烈火，迫使起义军向更深的山区撤退。日军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起义军施放了糜烂性毒气，使得起义军遭到重大伤亡。
虽然莫那道指挥起义民众进行了拼死抵抗，然而由于兵力火力对比大悬殊，只好决定率青壮年退守山林，并命各社老弱进入密林避难。一些老弱和妇女为坚定亲人奋战到底的决心，依据本族风俗，纷纷在密林中自缢。
莫那道率众退入山中的岩窟中进行坚守。这个岩窟凭借天险易守难攻。洞中有水且存有粮食。日军的大炮等重武器无法施展，莫那道还不断率勇士出击，袭击不熟悉地形的小股日军。日军一时无法取得进展，先派人前去招降，为莫那道所拒绝；继之又挑动与马赫坡等社结有宿怨的万大、陶珠亚等原住民部落进攻，也未能奏效。起义民众在洞中坚持了一个月，存储用光。日军见屡攻不下，于是决定采取最野蛮的手段，利用飞机先后投了800多枚毒气弹，致使起义民众死亡惨重。12月1日，莫那道认为最后时刻已经到来，走入最隐蔽的密林之中自杀。尸体几年后才被发现。花冈一郎先杀死妻子，然后剖腹自杀。花冈二郎令其妻子逃往娘家，和其族中勇士也自杀而死。雾社起义至此失败。雾社起义使日本统治者大为震惊。为了杀一儆百，日本殖民者使用了最残忍的手段进行报复。不但将参加起义的诸社村落夷为平地，还对许多无辜的民众进行屠杀，并将人头砍下，以展示他们讨伐“凶蕃”的“赫赫战功”。
自日本占据台湾之后，殖民当局采取了所谓“威抚并用”的“理蕃政策”。这个政策的中心是通过建立最为野蛮的警察制度，使用最残忍的屠杀手段来迫使原住民屈服。即使是所谓“教化”，也同样是通过高压手段来实现的。所以像雾社这样的所谓接受殖民当局“教化”的“模范蕃地”爆发反抗也就是必然的了。
雾社起义是反抗日本殖民当局残酷统治和压榨政策的一次大爆发。雾社参加起义的诸部落只有千余人，却敢于起来反抗殖民当局。面对凶恶的殖民者，宁可战死也不投降。这充分说明了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不挠精神。日本当局为了尽快地镇压起义，不惜动用包括毒气弹在内的武器对付只有非常简陋武器的起义民众，更加显示出日本在台湾统治的残暴。雾社起义对殖民当局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当局使用毒气的行径，遭到岛内岛外的同声谴责。台湾农民组合、民众党都发表声明、传单谴责使用毒气是非人道的行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支持雾社人民的起义。当时的总督石冢英藏和台中州知事引咎辞职。
巡洋舰伦敦海军条约是1930年4月22日，由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缔约国——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召开伦敦海军军备会议签订的《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即伦敦海军条约）。最终法国与意大利未参加条约。条约的有效期到1936年12月31日为止。
伦敦海军条约对缔约三国的主力舰数量进一步裁减，继续冻结各缔约国主力舰的建造至1936年，并且约定了舰龄超过20年的主力舰可进行改装与性能提升的条文。条约规定了巡洋舰的分级与数量的限制，标准排水量超过1850吨、不大于1万吨的巡洋舰分类又分为两级：主炮口径超过6.1英寸的巡洋舰(a型)和主炮口径不超过6.1英寸的巡洋舰(b型)。(a型)巡洋舰总吨位美国不得超过18万吨；英国不得超过14.6万吨；日本不得超过10.8万吨。(b型)巡洋舰总吨位美国不得超过14.3万吨；英国不得超过19.2万吨；日本不得超过10万吨。条约对驱逐舰、潜艇的吨位总和、排水量与主炮口径也做出了限制。
条约也写明潜艇需要遵守和水面船一样的国际规则。商船如果没有拒绝停航或者反击，只有在把水手和乘客引入安全处才能击沉。
法西斯但佐乡屋留雄决心独自提前执行计划。9、10月间，他在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下手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考虑，认为最好是用手枪进行袭击。当时，“爱国社”内藏有不少武器，佐乡屋留雄从中挑选了一支精致的六连发的小手枪。接下来是选择暗杀地点。
当时，滨口雄幸在镰仓建有别墅，经常在星期六坐车到别墅去。佐乡屋留雄决定在途中伏击。但他经过观察后认为，用小型武器，单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成功的。于是，佐乡屋留雄又把暗杀地点选在东京火车站。为此，他多次到车站观察滨口乘坐火车的情况。他发现每次滨口到东京站时，随从人员都很多，而且戒备森严。但仔细一观察，发现也有不设警戒的地方。于是，佐乡屋留雄决定利用警戒空隙采取行动。
这一天，佐乡屋留雄从民政党的法西斯分子那里得到情报：滨口首相要陪同天皇观看在冈山县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坐11月14日上午9点15分的火车从东京火车站出发。于是，佐乡屋留雄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1月14日上午9点15分以前，佐乡屋留雄赶到东京站。正当他因为乘客稀少而怀疑滨口一行是否已经过去的时候，站台中央的台阶上突然人声嘈杂起来，只见在众多随从（多数是警官）的陪同下，滨口雄幸首相走了过来，而且对佐乡屋留雄毫无戒备。当滨口逐渐走近的时候，佐乡屋留雄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与此同时，他把手伸进怀中，打开了手枪保险，在抬头的同时，用右手握着的手枪射出了一发子弹。没等他再开第二枪，滨口的随从警官已将他抓捕。
滨口雄幸因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1931年8月26日死去。
这是一个离奇的刺杀，因为在事后的审判里，凶手说对滨口首相的刺杀，并非对首相个人有成见。只是对大日本帝国前途的“不同理解”，对满洲地位、日华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必须刺杀首相。
这些刺杀者中的大多数，最终被判刑。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里，他们却一下子成为这个“太阳帝国”的英雄人物。这是把生命奉献给“拓荒八极”的天皇事业的又一个神话。
一九三一年初，“滨口刺杀案”进行审判，并通过当时日喷多数城镇都已安装的有线广播所直播。整个日本屏声静息地收听。广播的声音略有沙哑，还有一些对话模糊不清。但举国的青年，乃至许多老人、妇女，都为被害者，即滨口首相，以及凶手，共同地流泪。
佐乡屋留雄1933年被判处死刑，但后来一再减刑，1940年竟被假释出狱。出狱后他得知，对于他的死刑判决，全国递交了7万多份要求减刑的请愿书。可见当时这一针对首相的暗杀行动正符合了反动势力的心愿。以爱国社策划的暗杀首相滨口雄幸的事件为开端，日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动期”。
国会之敕谕在大危机开始时，滨口雄幸内阁还没有完全重视此事，因此，与美国政府一样，采取了放任的措施。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入，日本的国民经济持续下滑，尤其是日本农民几乎到了破产的境界。农业的衰落直接引起农村购买力严重不足，也引发了工业生产的衰退。到了1930年，滨口雄幸终于决定采取措施来挽回经济颓势。最初，他是想通过行政手段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增大工业产品的出口，但随即发现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使各国神经紧张，纷纷关闭自己的市场。接着，他又想对全国的金融系统进行整顿，但此时的日本不仅得不到国外资金的支持，甚至所欠的外债也被债权国屡屡态度强硬地追讨。
滨口雄幸想到了发展公共建设来增加工业生产的机会，但所需的庞大的财政支持，则势必要对正在进行的扩军产生不利影响。于是滨口雄幸下令停建正在船台上的“加贺”与“天城”级主力战舰，并停止扩充陆军师团的规模，用节省出来的资金进行公共建设。但此举立即引发了日本军界的不满。在日本历来特有的“以下克上”的军人干政的传统影响下，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达成了一致，开始秘密进行颠覆滨口内阁的行动。1931年4月，滨口雄幸被一名陆军退役士兵刺杀，日本军方便立即将在远东战争中对中国持一定强硬态度的若口(槻)礼次郎扶持上了首相的宝座。裕仁天皇也颁布了诏书，确认了若口礼次郎的首相地位。
因为滨口内阁是日本战前政党政治的辉煌与走向衰落的最准确的结合点，而要能完整地表现出来此时政党政治的辉煌与衰落的最佳事件就是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波三折，1924年成立的护宪三派内阁可以说是日本战前的政党政治开始，但是仅存8年就以失败告终。
滨口在缩紧财政的同时，积极地推进裁军及协调的国际外交。他也因此遭到了右翼的袭击。“嗯、到底是遭了黑手”同时他又想到“要取我性命还为时过早呢”，抱有这样想法的滨口保住了一条性命。而且他还在书中写到“不仅仅是暗杀，杀人一事如果发生在野蛮国度或者尚未开化的国家……我认为多少开始可以宽恕的。可在我们这个法治·文明之国，则是决不允许的重大犯罪行为。”（《随感录》）
滨口病情恶化，并于1931年8月离世。之后满洲事变、5·15事件、2·26等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恐怖活动和阴谋笼罩着整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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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ww.soobb.com/Destination_Wiki_25869.html
2：ks.cn.yahoo.com/question/1307022502185.html
3：www.xche.com.cn/art/2407.html
4：《近代日本的政治家——性格与命运》，冈义武，文艺春秋，1960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