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
满族作为曾经建立过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民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清朝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包括图书、档案、
满文碑刻、谱牒、舆图等等。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满文自左而右直写。有6个元音字母,24个辅音字母，10个专门拼写外来音的字母。基本笔划有：字头、字牙、字圈、字点、字尾两种不同方向的撇和连接字母的竖线等。标明句读的符号有∨和塏。前者相当于逗号，后者相当于句号。字母出现在不同位置上,字形往往不同,有单用（即不和其他字母相拼）、词首、词中音节首、词中音节末、词末等几种字形。
满族的祖先肃慎人有无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有据可考的是，女真作为满族的先人，起先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借用契丹字。女真首领阿骨打建立金国后，出于治国的需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完颜希尹奉命“依仿汉人楷书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这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大字”。“女真大字”通用十几年后，金熙宗完颜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小字”。从此以后，两种女真字开始并行通用。金灭亡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汉化，皆改用汉语文，不再有人知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留在东北的女真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到了明朝后期，除本民族的语言仍被使用外，文字业已开始被废弃，逐渐变得无人知晓，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字了。
满文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与明朝、蒙古各部的联系日趋频繁，仍借用蒙古文字记事和交际，已不适应女真社会全面发展的需求。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决定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并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具体创制的过程，在《满洲实录》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年二月，努尔哈赤想仿照蒙古字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并将想法和设想告知文臣额尔德尼和噶盖，要让他们具体实施。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对努尔哈赤说：“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与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语言编字为难，以他国之言为易耶?”额尔德尼和噶盖回答说：“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努尔哈赤对二人说：“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也。”由此可见，在满文的创制过程中，努尔哈赤作为女真的杰出首领发挥了决策和指导作用。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创制满文后不久，噶盖“以事伏法”，而由额尔德尼单独承担完成了创制任务。满文的创制和颁行，完全适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有助于推动女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权的建立。
额尔德尼等所创制的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上仿照蒙古文字母而成，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因属初创，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正如《满文老档》内所指出：“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不分，均如一体。若寻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若人名、地名，则恐有误。”归纳起来讲，老满文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字母的书写形式不规范，同一个字母有几种书写形式，往往出现混淆，不便于使用；二是一字多音，即辅音和辅音的音位混乱，致使字母之间互相假借，较难识别；三是音译汉语借词，如人名、官名、地名和物名等，明显感到已有的字母不够用。所以，随着女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老满文”所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无论是学习，还是使用，都越益感到不方便，对其改进和完善，已成必然之事。
满文典籍在“老满文”使用33年后，即1632年(后金天聪六年)初，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颁令，由达海承担完成了改进“老满文”的任务。据《国朝耆献类征·达海传》记载：皇太极“谕达海曰：‘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意义明晓，于学字更有裨益矣。’达海遵旨，寻译，酌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外，添加外字。犹有不能尽协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达海对“老满文”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在一些“老满文”字母旁边的添加圈点，使原先雷同的字母得以区别，做到一字一音；二是创制特定字母，以便于准确地拼写外来借词；三是创制满文字母的连写切音形式，解决了音译人名、官名、地名和物名等词汇时容易出现差错的问题；四是规范字体，统一书写形式，消除了过去一字多体的混乱现象。经达海改进的满文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满文，一般是指“新满文”。
从满文的初创到改进，用了30余年时间，最终使满文成为一种便于使用且完善的文字。无论是老满文，还是新满文，其推广使用都经过了一个过程。满文的创制与改进一样，都是在女真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和指导下完成的，所以两者的推广和使用，必然都会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具有十分有效的作用。满文初创之后，由于大力推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得以推广使用。仅从现存的用老满文写的原始档案来看，最早的是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满文老档》。这就说明，老满文于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创制后，最晚在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即创制后的8年时间内，至少普遍使用于公文的书写方面。至于改进后的新满文何时得到普遍推广，在史籍内未见明确的记载，但从现存的原始档案中也看到一些基本情况。1632年(后金天聪六年)完成了对老满文的改进后，必定会立即推广使用。然而，在1636年(清崇德元年)《满文老档》内新老满文同时出现，而且仍然存在老满文中的一些问题，识别较难。截至到崇德末年，在公文档案内才没有了新老满文兼用的情况，完全用新满文书写，字体熟练而规范。由此可见，新满文的推行，至清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用了十余年时间。清入关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后，满文的使用范围更加扩大，除满族原先居住的东北地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宫廷各部门普遍使用外，派驻八旗满洲兵丁的全国各重镇要地也都使用满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国力逐渐衰弱，同时满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满文的应用情况也每况愈下。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覆灭，加速了满文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
目前中国现存满语文文书档案浩如烟海，而能看懂满语文的人却寥若晨星。这样，就形成一种关联，即随着满语文走向濒危的边缘，满文档案等珍贵史料也将成为无法破译的“密码”。作为一个地域的记忆，史料特别是档案承载着这里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信息。满文档案作为今天研究清史及满族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古为今用的历史依据。
然而，及至今日，尽管保存下来的满文史料十分丰富，但随着历史的变迁，满语文已处于濒危的窘境，倘若消亡，尚未翻译过来的满文史料中记录的清朝肇兴、入主中原、康乾盛世等内容，不久将变成一种无法破译的历史化石。这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任何一种文字的产生，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正是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率部纵横驰骋，致力于统一女真各部的草创时期。伴随着激烈的军事斗争，建州女真社会经济和文化获得迅速发展，同明朝、朝鲜及蒙古各部的联系日渐增多。努尔哈赤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了满文，后人称其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命达海对老满文进行了改造，后人称改造后的满文为“加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清朝定鼎中原后，满语被定为“国语”，满文被奉为“国书”。
世事沧桑。而今，1000多万满族人口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盛北京、天津等地，但以满语为母语的，只有黑龙江省的富裕县三家子、黑河市的爱辉等地的几位老人，会写满文的人寥寥无几。辽宁居住着500多万满族同胞，占全国满族人口的一半以上。辽宁还有8个满族自治县（含两个县级市）和若干个满族乡镇，是满族聚集和活动的主要地区，可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以新宾满族自治县为例，全县唯一一所能教满语课的小学，受教师少、经费缺、学生毕业后无出路等因素影响，满语课处于停教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满语文的学习和研究曾受到高度重视，在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里设立了满文班，培养满语文专业人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相当一批满语文专业人才退休，而中青年的满语文人才极其缺乏,形成了满语文专业人才严重断档现象，而精通满语文者更是凤毛麟角。
近年来，辽宁省档案馆运用科学方法对满文档案进行保护和存放，采取了一系列防火、防盗、防尘、防虫、防潮、防腐等措施。从技术角度、安全角度看，存放在现代化库房里的满文档案如同进入了“保险箱”。然而，由于通晓满语文的工作人员少，无论是整理编目，还是翻译出版，其工作任务都极为艰巨。可以说，如何使“死档案”尽快“复活”，满语文专业人才的匮乏已成为抢救和保护满文档案工作的 “瓶颈”。 长此以往，大量珍贵的满文史料有可能成为没有人能破译的文字。
满族史料资源丰富、厚重，要真正实施抢救保护工程，不是少数人，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满文档案的抢救、保存、发掘、研究，是一项综合工程。抢救满文史料的关键是让满语文 “延年益寿”，而满语文的“长寿”，关键则在于满语文专业人才的培养。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学者为主体、以大众为主体的研究体系，整合各方研究力量，培养研究人才，并持之以恒。可以说，培养满语文专门人才是当务之急，也是百年大计。
清朝政府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及国内颁行的重要文告、文件等必须有满文文本，满族封疆大吏及朝臣要员向皇帝报告军机大事及官场民情，为保密起见，多用满文缮折启奏。清代用满文书写了大量公文，也用满文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此外，还有不少清代保存下来的碑刻、谱书等也都是用满文撰写的，清朝留下来的大量满文史料，作为清朝历史的见证，是一笔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宝贵的民族财富。
目前保留下来的满文文献绝大部分是用改进后的文字写的，例如《异域录》、《尼山萨满》以及一系列以清文鉴命名的辞书等。另外还有一种满文篆字，是参照汉文篆书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创制的。共有32种字体，依笔划的特征命名，如缨络篆、龙书等。用这种篆字刊印过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但主要用于玉玺和朝廷的印章。
满文在清代作为“国书”在文牍中与汉文并用，并编写过历史、文学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著述,翻译了《孟子》、《资治通鉴纲目》、《三国志演义》、《聊斋志异》 等大量汉籍。辛亥革命后， 满文基本上不再使用。现在保存下来的满文档案数以百万件计，是研究清初社会性质、清代历史、中国对外关系以及满语满文演变情况的珍贵资料。
清代满文档案可谓包罗万象，涉及面极为广泛，且所反映的内容多不见于汉文档案和其他文献，具有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满文档案是研究清代通史和各种专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满语满文取之不尽的宝库。另外，满文档案中有关水文、气象、地理、物产等方面的文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满文字帖满文有楷书、行书、草书和篆书四种字体。楷书的使用范围较广，使用于各种书籍的刊刻、精写本的抄写，以及诏书、谕旨、奏折、题本等公文的缮写。行书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凡书籍普通写本的抄写、各种书稿的起草、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官员之间来往文书的缮写，以及各类公文档案的汇抄存档等方面，都要使用行书。草书的使用范围较窄，主要用于一些文稿的起草、个人信件和札记的缮写，以及书法作品的创作等方面。满文的篆字，早在满文创制之初就已出现，只是种类较少，字体单调，使用不广。正如《清朝通志》所载“清字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是清篆原与国书先后并出，特以各体未备，传习尚稀。”1748年(乾隆十三年)，清乾隆帝命傅恒等人，仿照汉文篆字，重新创制了满文篆字，共计32体，并确定了各体篆字的满汉合璧名称，即玉筋篆、芝英篆、上方大篆、小篆、钟鼎篆、垂露篆、柳叶篆、殳篆、悬针篆、龙篆、穗书、鸟迹篆、垂云篆、鸾凤篆、科斗书、龟书、倒薤篆、鸟书、坟书、大篆、麟书、转宿篆、雕虫篆、刻符篆、金错篆、鹄头篆、飞白书、龙爪篆、奇字、缨络篆、剪刀篆、碧落篆。从此，满文篆字的种类增多，字体规范，名称统一。为了推广新创制的满文篆字，当时用32种字体刊印了《御制盛京赋》。不过，满文篆字的使用范围较窄，在清代主要用以镌刻宝玺和官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