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派
湘乡派
湘乡派中国近代古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但是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 ，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经史的缺陷，扩大了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更重要的是，接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以“经济”一条，使古文反映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更实际有用了。这就使桐城派古文从局促迂缓的狭小天地里解脱出来而应时向前发展。因此，曾国藩古文实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而开创了湘乡派。湘乡派矫正桐城派专在文词上洗刷求雅洁，而掩饰内容的空虚，确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支持，则显然违背了历史潮流。
他论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後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湘乡派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作《圣哲画像记》 ，列桐城派古文创始人三大家之一的姚鼐为古今圣哲32人之一，并谓“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又作《欧阳生文集》序，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的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处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其本身“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 ）。这样，桐城派古文就形成了一个“中兴”的局面。
但是，曾国藩本人实非桐城派的忠实信徒，当时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已指出曾国藩并不“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 《与篠岑论文派书》 ）；曾国藩亦自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后尘”。又说：“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则示了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略述文家原委”，颇为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恒、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宏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他赞赏“为文务闳丽”，而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确是事实。
《论桐城派》湘乡派矫正桐城派专在文词上洗刷求雅洁，而掩饰内容的空虚，确是应当肯定的。曾国藩亦指出“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 《致吴南屏书》 ）。此当指桐城派古文。
为说理则需要格物博辨，必然破坏清淡简朴的风格。可见湘乡派比桐城派要前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桐城派而不墨守桐城派。曾国藩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桐城派古文到了曾国藩手里，变为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更为适应的工具，因而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支持。
《经史百家杂钞》天游、齐焘辈闳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在古文理论上，他说：“古文之道，无所不施，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打开了僵局。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 ，包括经、子史、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
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其后，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从此相沿而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前进。
曾国藩湘乡派古文理论，历史作用有两面。他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实即扩大封建势力，反对人民革命，办理镇压人民的洋务，宣扬封建道德等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他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正象他创办上海机器厂，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材，翻译西方科学文化书籍，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西方等等。都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湘乡派在诗歌方面，曾国藩属于宋诗运动中的人物，尊尚黄庭坚，他说：“涪叟（黄庭坚）差可人,风骚通□□”，“自□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 ）。 《晚晴□诗汇》也说他“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独宗江西，积衰一振。”但正象在古文方面极力扩大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源流一样，他在诗歌的实际主张上也不拘囿于宋诗派的狭小天地。他在《圣哲画像记》里说：“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及。”自言钞古今诗十八家，笃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已不限于黄庭坚。在《日记》中他还提出“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并认为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以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都“多神到机到之语”，其《读李义山诗集》诗又极口称赞李商隐“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更远远超出宋诗范围之外。所以他编纂《十八家诗钞》 ，抄录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 、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遗山诗6500余首，都可见出其取径广的趋向。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卷首附有传记、年谱，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
他奉命主持湘军时，好延揽人才，以学问文章相切磨，一时文坛英俊多被网为幕府中成员，俞樾、郭嵩絒焘、薛福成、吴南屏、吴汝纶、张裕钊等，均有盛名，可称桐城派後劲。经过曾氏的推展，桐城派能延至清末，深受他影响的，有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因而说是清代独霸文坛的主流，并非过誉。
曾国藩曾国藩在道光末至咸丰初年以前，是一个仕进顺利的官僚，咸丰二年以后则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极其崇拜上自文王、周公，下至姚鼐、王念孙的“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图其遗像”，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圣哲画像记》 ）。他自己追求的理想也恰是成为这样的圣哲人物。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后期身居高位，幕府人材甚众，已为文章领袖，又曾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地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证明“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欧阳生文集序》）。“其说一出，有违之者，俱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个“中兴”的局面。但曾国藩的目的是借鼓吹桐城派以自立门户而为古文宗主。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便撰文揭穿曾国藩这一用心。吴敏树既不承认自己是曾国藩所说的桐城派古文作家，也不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他尖锐指出曾并非真心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其实是“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 《□湖文集》卷六《与筱岑论文派书》 ）。在吴氏指出了事实之后，曾国藩承认“斯实搔着痒处”。但曾国藩生前并未标榜自己为“湘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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