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派

胡氏父子是我国南宋初年著名的理学家，而理学是我国儒家学说的第三个发展高峰期。它吸取了儒、释、道之理论精华，以研究天道性命之气、理、心为命题，是继我国先秦儒学、两汉经学之后的思想界的又一里程碑。理学开山鼻祖推湖南道县人周敦颐，史学界称为我国“上承孔孟，下启二程”之鸿儒。二程即指程颐、程颢，周敦颐之理学理论就是由二程及其再传弟子们推广光大的。
其时，理学发展支系林立，但以湘学（胡氏父子为代表）、闽学（朱熹为代表）、江西学（陆象山为代表）和婺学（吕祖谦为代表）四支为主，而其理论也不尽相同。尽管湘学当时认为非理学正宗，因其针砭时政且云集有大批大家学子，影响甚广，以至朱熹也曾十分推崇，而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则更是说：“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
作为初期哲学思想，由于当时条件局限，人类对自然认识不足，以“理”推之，存有大量唯心主义观点，这并不足为奇，也非国内所独有，黑格尔理论就有大量唯心主义观点，甚至我们当今奉之若神明的马克思主义原著也有此癖其中。
作为哲学理论，唯物也好唯心也好，能影响后世，便有其进步意义，写作此文，就是为探究湘学理论及其影响后世之意义。 ^[1]

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创立了理学基础，大大发展了孔子的理论。他的理论成为湖湘文化的的思想起源。但他生前影响不大，未能形成独立的学派。

南宋文学家、理学家、大学士胡安国及其子胡宏，于南宋建炎年间来到潭州湘潭创立碧泉书院，并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吸引了众多湖南才子来求学，如胡寅、胡宪、谭知礼和黎明等。他们创立了湖湘学派。后来朱熹和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主持讲学，使湖湘学派更加成熟。

胡安国在南岳紫云峰下完成了他的名著《春秋传》 ，这是宋代理学家以义理之学研究《春秋》的代表作品。它与朱熹的《四书集注》并重，成为科举取士官方规定的必读科书。其子胡宏也在衡山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知言》 ，被誉为“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知名度不在张载的《正蒙》之下。胡安国的《春秋传》专讲“华夷之辨”，而胡宏的《知言》则阐明“性”为宇宙本体的思想。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是湖湘学派最为鼎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张栻。张栻与当时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张栻曾师从胡宏于文定书堂，因学识超群，被胡宏赞为“圣门有人，吾道幸矣”。他学成后归长沙，先后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在胡宏病逝后，成为湖湘学派的领

袖人物。他不仅继承了胡宏之学，而且还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并与同时的朱熹、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扩大了湖湘学派在全国的影响。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湖南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长沙成为全国闻名的理学基地。

宋淳熙七年（1180），张栻去世后，湖湘学派出现了分化，大部分学者转投其他名师，如张栻弟子胡大时改从陈傅良、朱熹问学，后来又师事陆九渊；蒋元夫也求学于陆九渊。因此，湖湘学派作为独立的地域性学派已不复存在。后来虽有明代学使陈凤梧作《湖南道学渊源录》 ，表彰湖南学者，但也只是流风余韵，其影响在元、明两代并不显著。

直到清代，康熙《岳麓书院志》专辟“湖南道统”一节，为胡安国、胡宏、张栻及其他湖南学者列传。乾隆时，乾隆皇帝又为长沙岳麓书院亲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湖南学者传播理学之功。特别是在晚清，湖湘学者更为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如唐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等人都认为“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是晚清著名理学经世派的代表。又如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人虽然潜心于学术，通贯经史，但他们“以经术为治术”，主张经世致用。他们的这些思想特性，都继承了湖湘学派的思想传统和作风。
后世湖湘文化的影响深远，孕育了湖南在近代现代史上一大片人才。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运动发起者，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变革人士；再到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等开国元勋。同时齐白石、沈从文、周立波、田汉等人，也为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湖湘学派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各具特色，曾对后世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

政治思想方面

湖湘学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湖湘学者坚决主张抗金，收复中原。如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胡安国就建议朝廷“当必志于收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胡宏宁可隐居衡山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愿与主张妥协投降的秦桧往来，拒不接受秦桧的召用。张栻更以力主抗金闻名于世，并把抗金复仇作为治国大纲。他：“自古为国，必有大纲，复仇之义，今日之大纲也”（《南轩集•戊午谠议》）。

朱熹称他为“慷然以奋发仇虏，收复神州为己任”。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们不仅主张抗金，不少人投笔从戎，亲赴抗金战场，成为优秀的抗金将领。有鉴于民族矛盾的异常尖锐，湖湘学者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民主张。胡宏说：“养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败亡也”。（《知言》卷三）他主张“治道以恤民为本”（《五峰集•与刘信叔书》）张栻认为：“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

张栻及其弟子还把这种重民思想体现在他们的政事活动中，他们注意问民疾苦，访求利病，改革地方弊政，减轻人民负担。为了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弊端，他们主张变法改革，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风俗等方面提出了锄奸恶、清仕途、用贤才、明赏罚、均田地、整师旅、罢监师、易风俗等一系列革新主张。

学术思想方面

湘学理论基础之唯心史观 

哲学之基本问题在于对宇宙的探究，回答宇宙之由来、属性及本原。湘学代表胡宏认为：“性也者，天地所以立也。”这是胡宏哲学思想之全部，也是湖湘理学思想体系之基础，即宇宙之“性本论”观点。胡宏说：“万物皆性所有”，“非性无物”。顾名思义，“性”应是指事物所具之性能、本原与规律，很显然，它来源于儒家学说中的“人性”。胡宏所说之“性”，既继承了儒家学说的人本位思想，又把它有所提高，上升为宇宙之本体。可见，湘学是企图以“性”来解释茫茫宇宙中之万事万物，但对于具体事物，此“性” 无疑过于抽象。在现今科学高度发展的今日，人们对事物乃至宇宙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以“性”释之，当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说法。 

不过当时，湘学之宇宙“性本论”是与闽学之“理本论”、江西学之“心本论”及婺学之“气本论”相背离的，尽管同属二程理学一宗，但由于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发展方向不同，体现于学风上也各有差异。其实，无论是“性本论”、“理本论”、“心本论”还是“气本论”，都是唯心的观点。所以，今日之讨论无所谓谁对谁错，它们其实都是我国古代哲学体系苑中的一支奇葩，对促进当时社会进步、提高人们对事物之认识水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该说明的是，湘学虽以二程理学为宗，但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却与二程相佐，故时人多认为非理学正统。但它影响社会弥深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更可取代而成为理学正宗。正如哥白尼之“日心说”被视为异教邪说一样，刚过三百多年，事实即证明让哥白尼为之付出生命的“日心说”其实比“地心说”更接近真理。 ^[1]

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和重践履的经世务实学风是湖湘学派的主要特征。论“性”说“道”，是湖湘学者讨论的中心议题。胡宏在《知言》中将性分为“天地由此而立”的本体之性和具体的人性物性。他认为“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知言》卷四）“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知言》卷三）他还认为具体之性和本体之性虽有区别，但二者仍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他得出“观万物之流形，其性则异；察万物之本性，其源则一”（《知言》卷二）的结论。他在论证心和性的关系时，指出“未发只可言信，已发乃可言以”（《五峰集•与僧吉甫书》），这表明作为本体的性是通过人的“已发”之心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张栻继承了胡宏“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思想，他说：“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南轩集》）心“能统万理”并主宰万物，这就是湖湘学派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的特色。湖湘学派还提倡重践履、重经世的务实学风。胡安国向以“强学习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安史》本传）著称。胡宏也是以力行训导学生。张栻更以“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而强调躬行践履的重要性。湖湘学者重视务实学风。胡宏反对学者多寻空言，不究详实而高谈性命，张栻为学注重经世，教育学生在日用酬酢处用功，他的弟子也由此走向经世致用的道路。

湘学理论于当时社会的进步意义
就当时理学各支系理论来说，湘学之“性本论”主要以体现人本精神而见长，所以在传道育人方面，胡宏与张栻的“性”之对于“人性”的解释更接近于现代人的理解。胡宏认为人性本取“中”，这比传统儒学理论以善恶言人之本性、划圣、凡等级更加理性，他认为人之好坏决于后天修为，从而肯定了人性之先天平等观。所以湖湘学派在传播过程中特别强调“知”与“行”的协调统一，“知”即知识，行则为践履，胡宏在其《知言•好恶》一文中云：“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知，习然后能，能然后用，用无不利。”提倡“体用合一”，从而形成了把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的湖湘学风。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湘学对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诠释，胡宏、张栻极力反对程朱理学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理论，认为天理与人欲都为人之本性所有，二者同体，别于心“用”。说“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性本然，非外来也。”“小人好恶以已”为人欲，“君子好恶以道”即天理，关键在于人的价值观念取向。“天理”“人欲”同体，互为制约，这也与其“人性本中”的命题是相一致的。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来诠释“人欲”，这于解释当今社会之腐败现象也是说得过去的，且更体现其人本主义观点。这在当时，对提高人们的社会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湘学理论的社会贡献
一般认为，人类文明经由了三个阶段，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与现代文明。在中国，农业文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至清末的洋务运动才开中国工业文明之先。

洋务运动是指以清慈禧太后为首的洋务派以开放经济、引进西方先进工业制造技术及管理理念为手段而开展的革新政治、救国救亡运动，其中，洋务派中不乏大批湘籍士人，而主要干将即来自湖南湘潭的晚清重臣、理学家曾国藩。应该说，曾国藩由于在平定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政局方面不可磨灭的功劳，慈禧晚年对他特别倚重，其政见多来源于曾，而洋务运动正是曾国藩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所在。

洋务运动之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贡献并不在于洋务之本身，而更多地体现于它使长期处于古老的农业文明古国实现了向工业文明国家行列的跨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新中国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运动并不逊色。湖湘士人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力军，当然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湖湘仕子都是在湖湘文化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而湖湘文化之精髓与内核来自湖湘学派。晚清经学家皮锡瑞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南宋以后，如“元欧阳原劲，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骎骎始盛。”可见湘学之与湖南人物的关系，正是这些人物，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永标史册的湖南印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湖湘学派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成就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

总之，湖湘学派思想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体系，由于它的宇宙观是建立在唯心的“性本论”基础之上，时至今日，当然有很多东西是不足效法的，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而抹杀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实际上，湖湘学也有很多思想是我们现在仍可以借鉴甚至于适用的，包括它的治学理念与经世思想等。比方说，现在中央一直在抓反腐倡廉，腐败问题长期以来久禁不止，而在湘学中，它却以“天理”与“人欲”关系对这种现象作了很好的解释。如果我们于现在的教育中杂以这种辩证关系的宣传，腐败问题是不是会有所扼制呢？

作为一种学术流派，我们既要看到湘学在当时社会革新中进步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于当今社会发展中消极的影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