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本大作
河本大作，日本兵库县人，1883年生，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身为陆军中尉的河本大作就被日本参谋本部派到中国湖北、四川等地从事特务活动，并在中国军阀之间挑拨离间，以唆使他们互相冲突，进行内战；上世纪20年代初，河本大作以旅行为名窜到中国山西、山东、河南、上海、广东等地搜集情报，从事特务活动。
提问 编辑摘要
河本大作河本大作，化名川端大二郎，一八八二年生，死于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国兵库县人，毕业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任日军小队长、中队长、参谋、联队长初。1928年，作为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又在中国东北阴谋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此后不久，为发动“9·18”事变，河本大作还东跑西窜，煽风点火，并对中国东北的矿产资源进行疯狂掠夺。
1932年担任满洲铁道理事，1934年担任满洲煤矿理事长，1942年在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的帮助下担任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社长。抗战胜利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国民政府接受，并入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河本仍然担任该公司的最高顾问。战前该公司任职的日本人民间人士有半数在战争结束时回国了，不过，也半数的人们由于保留了与战争结束前同样的待遇而留任，河本自己的“总顾问”头衔也保留了。此后，在太原的日本人与阎锡山配合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年阎锡山丢守太原，河本成为了俘虏，作为战犯被监禁在太原战犯管理所。1955年8月25日，河本病死于战犯管理所。享年72岁。
1942年9月，河本大作来山西就任侵华日军在山西的经济侵略组织——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在山西一方面从事经济侵略活动，另一方面协助日军开展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河本大作贼心不死，妄想等待时机，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故继续留在山西，充当阎锡山反共的帮凶，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捕。
从被捕之日起，直到1955年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之前，河本大作不但未能认罪服罪，痛改前非，相反却采取种种手段，抵制和对抗我人民政府对他的审查和处理，妄图蒙混过关，逃避惩罚。
由于不满张作霖拒绝日本提出東北独立的要求，日本关东军在奉天郊外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埋下炸药，将从北京返回东北的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炸死于皇姑屯。事后，作为幕后主谋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受到转入预备役的处分。
河本大作作为一个阴谋家，河本大作在山西甚至整个华北，在战时和战后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1945年战后，大约有5600名日本人留在山西未回国，其中非军人占一半。这些人滞留山西，应该说跟阎锡山的意图和河本大作的推动有关。阎想利用日本人重建山西的经济，河本大作不但出面号召留守，还在战后亲自担任阎的经济顾问，参与阎的西北实业公司的经营。
1949年解放军攻陷太原，河本大作和留在山西的日本人迎来了第二次战败，河本大作被逮捕投入监狱。在监狱期间，河本大作想与中共谈判，以帮助重建经济为条件换取自由，未果。河本大作是中共逮捕的日本人中最重量级的人物。1953年，河本大作死于太原的监狱。在解放军入城之前，阎锡山曾派飞机送河本大作出逃，但遭到河本大作的拒绝。河本大作因为张作霖事件，得罪了日本天皇。如果他离开中国，将无家可归。
在中日战争期间，河本大作已不是军人，所以，国民党方面，也未能将其做为战犯治罪。 而中共认为张作霖是军阀，所以对其策划暗杀张作霖的罪行也未有追究，只是追究了他率领日本人留守山西助阎的罪行。
河本大作早在太原解放前夕，河本大作就因畏罪而大量销毁作为其罪证的文件、资料和信函等。太原解放的第二天，他又亲自携带一份封面标题为《十八春太行作战》、左下角印有“第一军参谋部”字样、右上角盖有“极密”红色印章的文件，窜到原日军军医高木应悦的家里，请高木应悦予以烧毁；太原解放的第三天，河本大作在清理原办公室的桌椅、文件箱时，将5本通讯录以及名片、文件等统统付之一炬；同一天，河本大作还指使其女秘书儿玉华子烧毁了他所保存的“关于‘对伯工作’（‘对伯工作’即日本侵略者对阎锡山进行的诱降工作。）”的文件战斗情报和来往信件，以及他来太原后所记的五六本日记。与此同时，河本大作还与监外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抵制和对抗我人民政府对他的审查。
河本大作在被太原市公安局收容的当天下午，当他的原秘书大西健前去收容所探视时，他便同大西健商定，由大西健回去在日本人中间开展请求释放河本大作的签名运动等。同时，河本大作还指示大西健，要于次日在原日侨自卫队副队长角川久吉家中提出商定事宜的落实问题。同年6月间，身在狱中的河本大作在退还原女管家儿玉鹤枝送来的酱油瓶子的瓶口上，以一纸卷作瓶塞，而在该纸上写着他在狱中有关个人经历的交代材料，暗示狱外的知情人在接受调查时，要与他统一口径，保持一致，以免露出马脚等。
河本大作被捕后，在管教人员的教育和帮助下，虽然对自己的侵略罪行有所交代，但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为自己辩解或开脱罪责的情绪或思想。
河本大作身为日军山西派遣军所炮制的侵略组织“急进建设团”顾问、“参与”，经常参加该团的会议和策划活动，并极力支持和帮助该团。但他在供述中，却说什么“我直接同建设团的接触，只是参加了在省长公署举行的建设团成立大会和东山铁矿的开采典礼。除此之外，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和策划活动。”并说山西产业会社为急进建设团出资修建宿舍和无偿提供粮食，是军司令官的命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执行。”
河本大作本来是战后日军残留山西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并表示“我至死也要留在山西，坚持斗争在反共第一线。”但后来他却出示了所谓阎锡山的留用命令，说明他和其他残留山西的“日本人不能随意行动的理由”，即他是被迫留在山西的。直到1951年12月12日，河本大作在笔供中还说“留在太原的日本人……都是根据阎锡山的留用命令迫不得已留下的。”
作为日本法西斯分子，老牌特务，河本大作的帝国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根深蒂固。在他的供述中，经常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他在供述中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瓦德西借口西太后逃往太原，便主张派遣山西远征军，但当时八国联军中的日军司令官“福岛（安正）少将看穿并制止德国对中国的侵略阴谋。”；“‘9·18’事变最初只是为了维护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由关东军干部板垣及石原等人策划发动的，日本政府并未有计划地设想如此深入地侵略满洲，成立伪满洲国”。
1953年4月4日
问：东方会议是在哪年哪月召开的？
答：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于东京霞之崎外务大臣官邪开的。
问：参加的人共有多少，主要有哪些人？
答：共有多少人不知道，只见有北京的芳泽公使、关东军司令宫武藤中将、儿玉关东厅长官、奉天总领事吉日茂、朝鲜政务总监山县政务长官、寺内朝鲜军参谋长。这是从大陆来的。此外还有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等有关人员参加。
问：会议的内容是什么？
答：是为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共有四点决议：（1）对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要同张作霖进行，因为张作霖是东北的实际统治者。只有支持他，由他解决满蒙问题；（2）张作霖有很多军队，耗费巨大，苛敛暴税，将来由关内败退后不必要保留那么多军队，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解除其武装。此事由关东军负责，必要时由朝鲜军支援；（3）关东军与朝鲜军即时开始做好准备；（4）奉军如果败退的话，以北京芳泽公使发表声明，因日本在东北享有特殊权益，反对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问：会议是谁召集的？
答：是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日中义一和外务次官森洛召集的。
问：田中义一奏折是怎么口事？
答：田中义一奏折与东方会议没有关系，主要是为解决满蒙问题时提出的。
问：照你说的来看东方会议内容就如此简单？
答：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为了从根上解决满蒙问题，要解除张作霖的武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问：当时你以什么身份参加东方会议？
答：我以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伴随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参加的。
问：解决满蒙问题的实质目的是什么？
答：目的是自日俄战争结束以后二十多年来，日本企图在满洲发展，当时是为了解决（1）扩大土地；（2）移民的问题。
问：这样说来，东方会议的本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吞中国东北，向中国进攻？
答：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向满蒙发展，例如日本要做糖，必须种糖萝卜，要种又没有土地。日本人在东北开钟表铺等商店，被当地军队压迫很厉害。日本想开设制亚麻的公司，也没有地皮。如能解决了土地和移民问题，就达到了目的。
问：如果按你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反动逻辑，达到了占土地和移民的目的，中国人民将如何生存，你说的是向外掠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
答：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民族的错误想法。
问：你为东方会议干了些什么事？
答：我当时不是参加会议的一员，是伴随武藤司令宫，给武藤提供、整理材料，如：对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满洲的发展不大；张作霖统治东北阻碍日本的发展；满铁的修建也受到张作霖的阻止等，提供了很多具体事例作参考。
问：你出席会议了没有？
答：重要的会议不能出席，一般的会议是以随员的身份列席了。
问：你为武藤司令宫起草了些什么重要的文件？
答：如前面所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满洲的发展不大的情况；土地问题与移民问题；张作霖对日本压迫的实例；满铁修建上的种种困难，以及只靠外交不能解决问题等。有的问题写成了材料，有的问题是在会上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