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人顶骨化石残片我国新人化石。1922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河岸砂层中发现。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所发现的化石有左上侧门齿一枚。齿的大小与现代人相似，齿冠结构具有原始特征。1956年在该区域又发现顶骨化石一块和股骨一段。
河套人具有较多的现代人的特征，但也保留一些较为原始的特征，结合地层和共生的动物考虑，河套人应在丁村人之后，而在峙峪人和山顶洞人之前，在分类上归于晚期智人。到目前为止，“河套人”文化遗址共发现人类化石、石器380多件，还有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
“河套人”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是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领域均具有较大影响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对研究人类的进化过程和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及旧石器晚期文化类型特征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它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在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掀开了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帷幕。同时，“河套人”作为具有丰厚积淀鄂尔多斯文化的人文始祖，对于研究历史悠久的鄂尔多斯文化的发展沿革有了追本溯源的科学依据，为进一步弘扬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河套人”文化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萨拉乌素河流域(今乌审旗河南乡境内)。从上世纪20年代初以来，在萨拉乌素河流域乌审旗大沟湾一带，发现了古人类的额骨、顶骨、枕骨、单个门齿、下颌骨、椎骨等化石。经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得出了这是三万五千年以前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古人类化石的科学结论。
河套人顶骨在矢状方向上的长度、顶骨的曲度都与现代人的接近，脑膜中动脉沟的后支比前支发达，则与北京猿人接近。骨的厚度比现代人的平均值大，额骨的额鳞与眉弓之间无明显的沟相隔而是逐渐过渡，眉弓显著，眉间部明显向前凸起。股骨壁厚，髓腔很小，是原始性质。股骨中段的横径比例与西欧尼人接近，但总的不及他们粗壮。胫骨与现代人相似。[1]
河套人地理位置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的萨拉乌苏遗址，是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及古生物学家、北疆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创办人桑志华（Emile Licent）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发现“河套人”的地方。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杨泽蒙介绍，法国人在萨拉乌苏发现的“河套人”化石，是较早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
上世纪２０年代以前，由于亚洲地区未发现确切的和古人类活动有关的资料，加之受“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及亚洲地区究竟有无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标志的早期古人类活动行踪，是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河套人”的发现，拉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帷幕。此后，“北京人”“山顶洞人”相继被发现，使中国成为世界古人类四大进化链之一。 杨泽蒙说，继发现“河套人”之后，我国科学家多次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了考古和地质考察。截至目前，已发现至少１０个较为集中的化石出土地点，分布在萨拉乌苏河沿岸约４０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人类化石、石器等文化遗物６００多件。
河套人化石于1922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河岸砂层中被发现。他们的体质已接近现代人，牙齿的大小也与现代人相似，但头骨和股骨骨壁则较厚，齿冠结构具有原始特征。河套人生活的时代距今大约5万至3.7万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属晚期智人。
河套人使用的石器只经过简单的捶击法加工，体积极小，主要为刮削器、钻具、尖状器和雕刻器。同时期生存的动物有野马、普氏羚羊、原始牛等45种，现时多数已绝种。
河套人头骨化石1980年７月，内蒙古自治区南部鄂尔多斯高原萨拉乌苏河遗址发现了距今3万至6万年的9件“河套人”化石，此次获得的“河套人”化石之多，是半个世纪以来本地区历次发掘出土数量最大的，有头骨残片、下颌骨、肩胛骨、肱骨、股骨、腓骨等。这些化石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现的。萨拉乌苏河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萨拉乌苏河流域。从这处遗址发现并享誉国内外的“河套人”化石，是远东地区发现最早的古人类化石。
“河套人”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一种人类，是鄂尔多斯古人类的代名词，代表早期人类发展的较后阶段，这种古人类的遗骸化石和文化遗存首先发现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参加实地考察的科学工作者认为，“河套人”及其文化的新发现，为研究“河套人”的gan体质形态、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划分对比华北地区更新世晚期地层、探讨古地理环境、研究鄂尔多斯沙漠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实物证据。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和地质所及甘肃省博物馆、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文化工作站的专家，正在对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研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