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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耆

沙耆，原名引年，又名贤菖，字吉留，1914年出生于浙江省鄞县沙村。生前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于2005年2月15日10时10分在上海田林医院病逝，享年91岁。其父沙松寿，字仔甫，年轻时从沙可庄（族兄沙孟海之父）学中医外科，历年行医、经商、执教，并擅长中国山水画。母杜氏生有二女一子。沙耆幼年羸弱多病，在私塾成绩平平，生性内向，唯爱画画，自小就显露出绘画天赋。沙耆，是中国一位传奇式的画家。沙耆不仅是一位不该被社会遗忘的艺术家，而且是中国现代油画史上的一颗灿烂的彗星，为油画艺坛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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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耆1937年从徐悲鸿先生学画，同年由徐悲鸿介绍赴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深造，从画家白思天（ABastien）学习。沙耆早年在上海昌明艺专、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习画九载，1937年由徐悲鸿推荐，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深造。在新写实派画家巴思天院长的指导下，沙耆对传统的欧洲绘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出色的成绩获得了“优秀美术金质奖”，并与毕加索及其他著名的现代派画家共同举办展览，一度成为当地颇具影响的画家。

沙耆| 人物 板上 油彩

1946年回国后，徐悲鸿即聘他为北平艺专教授，但由于疾病缠身，末能上任。嗣后，他长期蛰居自己的故乡。精神上的疾病，虽然给他的日常生活蒙上了深深的阴影，但并没有减弱他对艺术的炽热之情，在那里，他默默地工作了三十多个春秋，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

1946年因病由法国回国。由于种种原因，沙耆得了精神分裂症。10月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安排下沙耆抱病乘法国邮船桑对号（SanTay）回国。徐悲鸿闻讯沙耆回国，约聘沙耆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徐当时为该校校长）。奈沙耆因病魔缠身终未成行。1949年欧洲一艺术代表团访问北京时，向周恩来总理称赞沙耆的艺术成就，周恩来未闻其人，转问徐悲鸿，方知其经历与造诣，并知其养病在家，遂通知中央统战部，每月拨给生活津贴。

1983年5月18日，由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共同筹办的“沙耆画展”在杭州隆重揭幕，沙孟海为画展题名。“沙耆画展”在杭城反响强烈，评价甚高。浙江省电视台、电台，《浙江日报》均进行了报导。北京、上海等地艺术界人士亦纷纷前往参观。中国美术馆也派员观摩，事后并收藏了《自画像》等三幅作品。画展后，浙江省统战部聘请沙耆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7月7日，“沙耆画展”应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的邀请，赴上海展出。吴作人为画展题名。刘海粟等送了花篮祝贺。法国、日本等驻上海领事参观了画展。油雕室的领导富华先生和张充仁亲自主持了画展和座谈会。《解放日报》、《文汇报》均有长篇报导和评论，反响更为强烈。9月27日，“沙耆画展”应中国美术家协会和首都博物馆的邀请，赴北京展出。其时适逢徐悲鸿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廖静文组织赴京与会的代表参观“沙耆画展”。展览结束后，沙耆又回到了乡村，潜心作画。八十年代中期，他画了一大批用笔率真、色彩纯朴的写生作品，还不时用彩墨作些花卉畜兽。到了九十年代，沙耆的画风幡然一变，集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之大成，自出机杼，创造出了一幅幅气势恢宏的作品。

1914年　3月29日出生于浙江省鄞县沙村，
1925年　随父亲至上海，就读于宁波同乡会小学。
1926年　引年因病休学返家。是年其父从济南南归，帮助竺梅仙先生创办民丰华丰造纸厂，并担任华丰厂总务。次年，父亲将旧宅翻新。题名“藜斋”。

东钱湖边秋色

1929年　引年随家迁居杭州，时沙孟海先生任职于省政府，送引年入中学，后又介绍引年进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
1931年　沙文汉（沙孟海三弟）自俄回国，向引年灌输革命道理。“九·一八”事变后，引年随上海进步学生队伍赴南京请愿，参加上海的示成游行。
1932年　与沙孟海五弟沙季同一起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1933年　以政治原因被捕，并判刑一年。后由杜月笙出面托病交保。出狱后，转入杭州西湖艺专求学。
1934年　沙孟海任南京交通部秘书，邀引年父子二人赴南京，为引年取艺名为耆，并推荐从徐悲鸿学画，接纳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生。
1936年　4月在杭州结婚。
1937年　1月，由徐悲鸿先生介绍，自费前往比利时留学，成为比利时国立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巴斯天（A. Bastien）教授的入室弟子。同年5月，妻在杭州生下儿子，取名天行。
1938年　获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授予的金质奖章。
1939年　从比利时国立皇家美术学院毕业，成绩名列前茅，其油画、素描和雕塑均属首选，并获得艺术界不易多得的“优秀美术金质奖章”。授奖典礼在比国美术宫举行，由比京市长马格斯（Max）亲授，引起比利时美术界的惊异与重视。
1940年　与毕加索（Pigasso）等名画家一起参加比京阿特利亚蒙（Atriome）展览会。6月又与匈牙利画家德立克（Trink）等在督阿崇道（Toisondor）会场举办展览会。比国大报纷纷载誉介绍。其后多次在毕底格拉地（PetieGalerie）美术馆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1941年　在比国五十周年纪念美术馆举行个展（该馆专事收藏和展览世界名画）。
1942年　在毕底格拉底美术馆再次展览时，其杰作《吹笛女》被热心于祖国文化事业而著名的比国皇后伊丽莎白购藏。
1945年　由比国美术学院院长蒂加尼（Decat）主办的一场画展，参加者均为欧洲第一流画家，沙耆的杰作亦列其中。同年10月，在毕底格拉地美术馆举办个展，所画《雄师》一幅，以中国驻比大使馆及旅比侨胞名义献赠祖国。年底，沙耆赴英国、荷兰等地旅游作画，长达数月。
1946年　由于种种原因，沙耆得了精神分裂症。
1947年　沙耆回国后定居于浙江鄞县沙村家，由其母照料养病，秋天，其妻将十岁的儿子由山东解放区通过封锁线送回到沙材与耆团聚。从此儿子成了他精神上的依托。
1949年　家乡解放，12月沙耆与妻子协议离婚。
1950年　夏天，儿子被母亲接去杭州上中学。次年又转上海继续学业。从此，儿子由母亲扶养，随母亲生活。
1952年　欧洲一艺术代表团访问北京时，向周恩来总理称赞沙耆的艺术成就。周总理未闻其人，转询徐悲鸿，方知其经历与造诣，并知其养病在家，遂通知中央统战部，每月拨给生活津贴。
1954年　进浙江省精神病医院治疗。
1960年　进南京市精神病医院治疗。
1964年　母亲去世，沙耆生活由其姐夫一家照料。
1967年　文革期间，沙耆也难逃厄运，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家中的珍藏书画被席卷一空。所幸的是，文革初沙孟海先生将沙耆自国外带回来的百余幅作品，及徐悲鸿的一幅《双猫图》以其母亲的名义赠给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水果瓶花

1980年　其子与沙孟海、史永和陈修良商洽为沙耆筹办画展，此举得到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院长浙江美术学院莫朴院长、油画系全山石主任和胡善余教授的具体指导和热忱帮助。并得到浙江省博物馆和鄞县文化局的全力支持，画展筹备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1981年　下半年开始，在儿子的安排下，沙耆由沙村移居鄞县韩岭镇其学生余毅家暂住，并得到了良好的照顾，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旺盛时期。
1982年　为筹办画展，应浙江省博物馆邀请赴杭州参与修画。直到画展开幕。
1983年，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先后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举办了“沙耆画展”，展出了沙耆早年旅欧时的五十多幅油画，整个画坛为之震动。
1984年　在秦基伟的具体关怀下沙耆的户口由浙江转入上海儿子处，并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5年　画展后，沙耆由其学生陪同应邀去莫干山、天台山，天童寺、国清寺等名胜区休养游览，并且作画，直至年底返回鄞县韩岭。期间创作了不少油画，散落民间。
1988年　应邀去吉林游览作画。
1989年　继续在鄞县韩岭学生家中养病。由于年事渐高，较少出门，但手中画笔从不停息，画了大量人物、静物和风景画。
1997年　3月，由于脑中风，被儿子接往上海住院治疗。从此放下了手中画笔。
2005年2月15日10时10分在上海田林医院病逝，享年91岁。

长白山女人	黑陶里的映山红	男孩肖像

沙耆的成就决不仅仅依仗他以一个精神病患者所独有的宁静和自由。在国内学画时，他的绘画才能就已经被发现。他在欧洲艺术环境中连续停留了将近十年，在众多留学归国的油画家中间，只有他和李铁夫有过这样持久、深入地研习西方绘画艺术的经历。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去国外求学只是他的艺术事业的准备阶段，他的主要"战绩"应该从他的学业结束时开始。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中国油画家最具水准的作品却是他们在国外美术学校里的课堂作业。他们在离开课堂之后的作品，往往大失水准。如果不是明白无误的作品年代记载，几乎会使人误以为

木匠肖像

那是进入美术院校接受专业训练之前的作品。除了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之外，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艺术环境，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绘画不是单纯的手艺，它更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不同文明体系中生成的造型艺术，依附于不同文明体系而存在和发展。留学数年回国的青年画家带回来的是某种脱离了母土的苗木，这些苗木的生机取决于青年画家的艺术才能和从事艺术的毅力、韧性。沙耆不缺少才能，也不缺少这种毅力和韧性。虽然那是由于健康原因而被扭曲了的毅力和韧性。

就留学时期的学业成绩说，沙耆属于成绩优异的留学生之列。在李铁夫、徐悲鸿、吕斯百、吴作人......这一长串名字之中，应该加上沙耆的名字。就留学归来"第二次创业"的成绩说，沙耆更是闪烁着独特光彩的画家，他可以与吴大羽、吴作人、董希文、吴冠中.....等人并列而无愧。

他在患病以后创作的许多绘画，其艺术力量绝对不在"身心健康"的同行的绘画之下。就他本人的感情世界来说，他的特殊处境似乎免除了常人无法摆脱的心理上的焦虑和极度抑制，而接近庄子所说的"坐忘"、"忘知"境界，即淡忘世俗的礼、法、利、害而接近精神的自由。用雅克·马利坦的话说，是"诗性直觉"和"诗性经验"引导着他画出了那些足以引起人们艺术共鸣的绘画作品。　

沙耆的精神疾患使他远离政治运动，同时也就远离政治迫害；使他远离充溢于美术界的思想偏狭；使他远离"三突出"、"三结合"、"红光亮"之类的戒咒，其实就是远离了一种集体的癫狂。

沙耆 静物

沙耆没有自觉地参与现代某流派的艺术探索，也与30至40年代国内那些前卫艺术团体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听到他对欧洲现代艺术以及国内30年代上海的"决澜社"、广州的"中华独立艺术学会"和40年代重庆的"独立画展"有何看法。在组织和言论上，他不是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弄潮儿。但从艺术实践的角度看，20世纪前期倡导现代艺术的干将，如倪贻德、庞薰琴、梁锡鸿、赵兽等人，都由于环境的限制，而未能将他们处于萌芽状态的艺术充分展开，未能将他们的艺术主张贯彻始终。相形之下，经由个人情性自然进入现代艺术天地的沙耆，在艺术实践上要持久和深入得多，在艺术成果上也丰富得多。

始终保持了独立的艺术立场的林风眠、吴大羽，也与沙耆的艺术历程不同。林、吴二人是清醒的探索者，他们的作品是他们的学说和理想的完成。而沙耆的艺术是生命遭遇挫折时的自然流溢，他的绘画是"不能不为"，"有所不能自已"的产物，因而具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独特情貌。这显然是可慕而不可学的。许多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都曾论及中国现代艺术"原创性"的匮乏，确实，各种现代、后现代风格，往往都出于对西方艺术的追随和模仿。但沙耆的艺术不在此列，沙耆是以自己的生命遭遇浇灌艺术之树的人。

在20世纪中国艺坛，人们过多地关切艺术的社会效益。这固然是针对近几百年来文人艺术之游离于现实社会的一种矫枉过正，但它付出的代价是削弱甚至丧失了艺术最可贵的独立和自由的品格。五十年代以后，主流美术界依仗政治权威要求于美术家的，实际上并不是个人思想感情的真挚，而是个人选择了哪一号人格面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沙耆出现在艺术史。由于他的出现，不能不正视20世纪中国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可以说，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沙耆替他的同辈和同行发出了"感天动地"的伤痛呼号。

按照中国传统算法，沙耆满九十岁。这位老画家终于完全抛开了曾给他巨大欢乐，也给他无边伤痛的现实。这对沙耆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如果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曾经有过伟大的艺术家的话，沙耆应是当之无愧的伟大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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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www.freehead.com/viewthread.php?tid=117342
（2）http://pm.cangdian.com/Data/2006/PMH00898/CD002427/html/CD002427-0020.html
（3）http://www.81890.gov.cn:88/llbak/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