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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物概述
• 2 文学爱好
• 3 学术研究
  • 3.1 文革前
  • 3.2 文革时期
  • 3.3 文革后
• 4 学术特点
• 5 学术成就
• 6 荣誉
• 7 评价

沈文倬先后师从沈昌直、金天翮、姚廷杰三先生受文史之学，最后从前清翰林院编修、湖北存古学堂经学总教、吴县曹元弼先生专攻“三礼”之学。曹元弼被誉为清代最后的杰出经学家，十三经的经文、注文烂熟于胸，沈文倬仰慕其学问高深，成了他的关门弟子。日寇入侵后，为避战火，也为了沈文倬便于求学，沈家迁居苏州宝林寺前，与曹翰林家毗邻，恰如汉末郑玄筑精舍于马融宅外一般。

1974年，沈文倬被安排赴安吉县参加杭州大学最后一期“五七”干校“农林班”，白天成了鸭司令，晚上却漫步于礼学的殿堂。再后来，沈文倬被派往中文系资料室担任图书管理员，白天参加政治学习，晚上抓紧研究和撰作。因为当时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些跟他一样遭遇的学者纷纷放弃学问，他却不为所动。由于礼学被视作“封建糟粕”，因此只好私下研究，幸好同寝室的老师颇为通情达理，使得沈先生能够放心挑灯夜战。他人缘颇好，大家有问题都爱向这位“图书管理员”请教，发现他原是一本“活字典”，并乐于陈述其精到的见解。此时，生活虽然清苦，扣发后所剩的40元工资要养四口之家，但研究总归是做下去了。沈文倬在“文革”中依然专心撰作。“文革”十年是他成果较丰硕的阶段。沈文倬曾这样写道：既而丁阳九之阸，被高密之锢，作苦余晷，昏灯暝写，十年如一日，所得乃倍于曩所篹者。

沈文倬的一位学生回忆：每次上门请益，先生几乎一无例外，总是坐在那间简陋的书房里，而桌上总是摊着书。他那一摞线装的《四部备要》本《仪礼正义》，原本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又被他批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字。先生讲课慢条斯理，写作字斟句酌，未必每年有文章定稿，有了也未必肯马上发表。

沈先生喜欢诗词和文学，但他更钟情和执著于“三礼”。他知道，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是面面涉猎，其结果定是面面不精。为了专攻“三礼”，他强抑兴趣，与心仪的诗古文辞分手。“为避诗名便废吟”的诗句道出了他的惋惜，也表露了他研究礼学的决心。从此，沈先生一头扎进“三礼”，不求闻达，“治经、礼六十余载”，“为往圣继绝学”。

沈先生不是个一味埋首故纸堆的“老古董”，他的思想很开明、很活跃，年轻时对新学也颇为了解。老先生当年还曾写过不少新诗和小说，尤其是古诗词的功底非常扎实。有诗词学者说，沈先生的功底绝不逊于那些整日吟哦不已的诗人。沈先生自言：予年轻时好诗古文辞，率意咏唱，但多未留存……专攻”三礼“后，难得作诗填词。

沈先生现存有小部分诗作编成《槐圩集》，压在箱底，至今未予发表。凭着老先生的文学才情和古诗词功底，凭着他下了决心绝不回头的治学态度，一直走下去，成为一个诗词学家或小说家，也并非不可能。

 

文革前

1946年抗战胜利后，沈文倬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说高禖》、《“蜡”与“腊”》等礼乐文章，引起了顾颉刚的注意，顾先生慧眼识人，不因其没有大学毕业的正规学历而犹豫，毅然破格聘其为副编审。沈文倬一进入国立编译馆，就校点整理经籍、编撰经籍提要、草拟经学词典。解放后国立编译馆解散，沈文倬校点整理和撰作的经籍、书稿仅存留《孟子正义》，其他全部散佚。随后他来到上海图书馆，负责编纂《中国丛书综录》，三年即告完成。在上海图书馆的十二年间，沈先生熟悉了古籍目录版本之学，他将此视为做学问的凭藉。

1959年，从甘肃武威市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就有《仪礼》九篇，1965年《武威汉简》摹影本正式出版。这是清代学者无法比拟的条件，也确定了沈文倬的《仪礼》研究轨迹，即通过汉简本与经文对比勘正，考订文本，解决礼学疑问。沈文倬还特别重视新的研究方法，王国维所说的“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相参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的遗文相释证”，一直也是沈先生所秉持的方法。

 

文革时期

“文革”爆发，知识分子成了“牛鬼蛇神”，许多书籍被判为“毒草”，“牛鬼蛇神”被赶进“牛棚”，特别是古书统统在焚烧之列。沈文倬以前完成的文章以及搜集的卡片被付之一炬。书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灵魂飞天，空留躯壳。有人舍弃躯壳与灵魂同飞，有人空留躯壳形同木偶。沈文倬呆在“牛棚”里悠然与灵魂神交。冲击最厉害的那几年，白天劳动或挨斗，深夜还花二三个小时考查武威汉简和礼经文本。

在文革十年中，沈文倬完成了《〈礼〉汉简异文释》、《〈礼〉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汉简〈服传〉考》、《〈礼〉汉简非庆氏经本辨》、《菿闇述礼》等论文；确定了《仪礼》成书的上限与下限年代，解开了这一历史上纷争不止的“公案”；考订了《仪礼》中的上千处异文，为之正本清源；对经学的源流也有了相当明确的描述。当时，顾颉刚先生看到这些长篇文章后，欣喜万分，赞沈文倬“实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也”；却又不禁叹息，这些宝贵的成果，不知道要何时才能面世。

 

文革后

1976年拨乱反正，沈文倬的命运有了可喜的变化。他回到了科研岗位，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6年开始招收“先秦礼制与《仪礼》”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沈文倬的论文也陆续在《文史》等刊物上连载发表，在学术界掀起阵阵巨浪。1997年，沈文倬转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直至逝世。

沈文倬的学术特点是高吸入低产出，他的文章不靠量的堆积，而是以质取胜。沈文倬的每一篇文章都解决了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汉简异文释》证明了康有为“古文经为刘歆伪作”实系浮词虚说；《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揭示了“礼典的实践早于文字记录而存在”的历史事实，由以阐明了礼典与礼书的关系；《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对汉代建立经学博士的复杂史实条分缕析，正皮锡瑞《经学历史》之误，纠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之偏，从而详判武、昭、宣三代各经博士官的兴废增缺，成为研究汉代经学必须参考的文献。

沈文倬读古书喜加标点和批注，以为这是读书的好方法，故标点过的古籍为数不少，他的学术地位是由数量有限的论文确立的。1963年2月，沈文倬奉调到杭州大学新成立的语言文学研究室，一心从事学术研究。

沈文倬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也极为重视，据其女儿沈葹回忆，中学时沈先生就让沈葹学习《自然辩证法》，沈文倬自己还认真学习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和不少中外哲学名著。

沈文倬看似埋首故纸堆里，但事实上却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工作，对武威汉简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批判等，都是鲜明的实例。

1999年，沈文倬出版了第一部个人著作《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其写作跨度逾40年，总数14篇。

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沈文倬教授成为当时唯一一位“先秦礼制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1997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沈文倬被聘为终身教授。

沈文倬教授致力于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古文字与古器物考释、古书之训诂和评论、古籍整理及校勘、目录版本学研究，而尤以礼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被顾颉刚先生誉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沈文倬教授一生孜孜不倦追求学术真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将全部精力无私奉献于教育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教学科研人才。沈文倬教授的逝世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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