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
古代开封市区偏南,曾经有一条通达江、淮的水道,从西到东,横贯全城。在这条烟波浩瀚的河流上,舟船如织,往来日
汴河夜不停,两岸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城镇林立,那便是举世闻名的汴河。汴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极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大运河的重要一段，而它的荣枯又与开封的盛衰紧密相连
汴河，亦即通济渠。隋炀帝时，发河南淮北诸郡民众，开掘了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
河，经黄河入汴水，再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故运河主干在汴水一段，习惯上也呼之为汴河。隋炀帝开大运河的动机，不外乎满足一己的淫乐，大量耗费民脂民膏，成为他最著的暴行。唐诗中有不少作品是吟咏这个历史题材的，大都指称隋亡于大运河云云。
所以汴河是一条人工河流，按《宋史·河渠志》载：“汴河自隋大业（605—618年）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广济。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至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汴河从汴京外城西水门入城，再入内城水门，横穿宫城前州桥、相国寺桥，出内城水门，然后向东南而出外城东水门。淳化二年（990年）六月，汴河在近城浚仪县的一段河堤缺了口，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去视察，步辇行走在泥淖中，宰相、枢密院使等大臣连忙劝阻回驾，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于是下令调步卒数千来堵塞，直至看到缺口被塞住，水势稳定后，他才回宫。由此可见，汴河不但是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系带，可以说是赵家王朝的生命线。
《禹贡半月刊》载《隋运河考》指出：“《史记．秦本记》中记载，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贲攻魏，引河沟
《清明上河图》中段汴河漕船部分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河南通志．河防考二》：“河沟者，鸿沟也。《水经注》：阴沟本莨荡渠，在浚仪县(开封市)北，自王贲断故渠引水东南以灌大梁，谓之梁沟，于是水出县南，而不经其北，遂自梁沟为莨荡渠，亦曰鸿沟。汉名之曰汴渠、莨荡渠。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四月，诏修汴渠。嗣后五胡乱华，晋室南渡。此渠渐淤塞。至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伐后秦，始开汴渠。宋书武帝纪：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此即后来隋之通济渠也。”
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挖掘，以不到六年便完成了。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得以沟通，全长两千多公里。它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东至淮海。对隋朝以后南北物资的交流，经济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运河共分四段。第一段是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长安)到潼关，长一百多公里。第二段是大业元年开凿的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再从板渚(今荥阳县东北)引黄河水东南流，经成臬、中牟、开封、陈留、杞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宿县、灵壁，到盱眙北，达于淮河。同年，隋炀帝又征发淮南民夫十多万人开通山阳渎，引长江水经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与淮水通，通济渠连同山阳渎，全长一千多公里，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的重要通道。第三段是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的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至余杭流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公里。第四段是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的永济渠，引沁水东北通涿郡(今北京)。可见，无论从规模、长度或从地理位置上讲、通济渠在整个大运河系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通济渠在唐朝以后称汴河。
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
汴河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耀，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作者对隋炀帝的憎恶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只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坐实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褫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正，斥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运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北宋末年，由于发运司使运粮的漕船更改了从唐代以来行之有效的转般法(根据运河不同季节的流量、水势及漕船特
汴河点，加以分段运输)改为直达运输，增加了漕运船只的损失，加大了运输成本，使汴河的运输量大大减少。宋徽宗政和年间，汴河河床逐年增高，航行大段搁浅，漕运颇受阻碍。靖康以后，汴河有时干涸月余，漕运不通。这时，每岁只能通航半年，虽然如此，昏庸奢侈的赵佶君臣，在江南各地大肆搜刮“花石纲”，进一步抢夺漕运的船只，阻塞漕运航道。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南侵，不久开封被围，汴河上游已是“堤岸关防，汴渠久绝”了。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金人曾利用汴河水道以舟师尾追。宋高宗为了阻止金兵进逼，下诏破坏汴河水道，南北水运于是遂告断绝。北宋灭亡三十多年后，南宋派楼钥出使金国，往来都经过汴河故道，他亲眼看到汴河的荒废情况，从灵壁往北行不远，汴水断流，又30公里，至宿州，汴河河道更是淤塞得几乎与河岸相平，车马都在河道中行走，有的地方已盖起了房屋，汴河的河底也多半种上了庄稼。
周煇于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随贺金国生辰使赴燕京(今北京)，写了《北辕录》，其中说：“正月二十九日，盱胎置酒饯使介渡淮。午，至泗州津亭……少顷，联辔入城，夹道甲士执兵，直抵于馆。”“二月一日，(车行)六十里至临淮县，县有徐城……是日行循汴河，河水极浅，洛(疑当作汴)口既塞，理固应然。承平，漕江淮米六百万石，自扬子达京师(开封)，不过四十日。五十年后(北宋亡于公元1127年，至此整五十年)乃成污渠，可寓一叹，隋堤之柳，无复仿佛矣。”文章写淮北沦陷，汴河淤废，感慨今昔，不胜黍离之悲。汴河随着汴京的沦陷再也不复往日的繁盛了，真是“疮痍满目繁盛地，千古兴废两悠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