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阁
明代私人藏书楼和印书工场。位于江苏常熟隐湖之南七里桥。明末毛晋(1599～1659)创办。毛晋初名凤苞﹐字子晋﹐江苏常熟人﹐家富。嗜读书和宋元精本名抄﹐早年为诸生﹐屡试不第﹐遂隐居故里﹐变卖田产﹐于七里桥构筑汲古阁﹐另在问渔庄和曹溪口构筑两阁﹐以收藏和传刻古书。毛晋延请海内名士三十多人校勘儒家经典﹐校成后即付刻印。汲古阁分上中下三楹。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藏书﹐又有金元人本。这些书都用来校勘或作为刻书的样本。为广泛搜集珍籍秘本﹐毛晋曾公开贴榜﹐高价收购。其中宋刻本每叶钱二百﹑旧抄本每叶钱四十﹐开收购古籍以页论值之先例。湖州书舶多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前后积书至八万四千册。汲古阁后有楼九间﹐楼上储放书版﹔楼下两廊及前后为刻字匠和印匠居住和工作之处。雇用工匠最多时达数百人。汲古阁刻印的书籍有十三经﹑十七史及唐宋元人别集﹑道藏词曲等﹐书版在毛晋时即有十万块之多。所刻书籍校勘详明﹐雕印精良﹐称毛刻本﹐行销全国各地。所刻书目存于《汲古阁校刻书目》等书。
汲古阁简介
毛晋，原名凤苞，字子久。后改字子晋，号潜在，别号汲古主人。早年为诸生，屡试不第，遂隐居故里。变卖家产，于七星桥构筑汲古阁、目耕楼，以收藏和传刻书籍为业，藏书总数达八万四千余册。由汲古阁刻印的宋、元以来之珍本书籍，名扬海内。刻书数量巨大，达十万余页刻版，涉及经史、词曲、丛书、宗教、小说、笔记等等，为中国历代私家刻书之最。对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毛晋有著作《毛诗陆疏广要》、《虞乡杂记》、《海虞古今文苑》、《明诗记事》、《汲古阁刻书细目》等。
毛晋(公元1599年～公元1659年)是中国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末年藏书家、出版家。字子晋，号潜在。原名凤苞，字子久。常熟 (今属中国南部江苏省) 人。小时候为诸生。约30岁左右开始经营校勘刻书事业, 建汲古阁、目耕楼。以高价购求宋代、元代刻本，藏书8.4万余册。
他苦心校勘，雇刻工、印工等多人，先后刻书 600多种，著名的有《 十三经注疏 》、《 十七史 》、《文选李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津逮秘书》等。有些宋刻本如《说文解字》等因得翻刻而传世。重刻的唐、宋人诗词,多经精校。所刻各书的版心下端均具“汲古阁”或“绿君亭”名。
毛晋刻书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且好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为“毛钞”，极受珍视。著有《隐湖题跋》，并辑《毛诗陆疏广要》。
毛晋刻书
毛晋汲古阁 出版规模
明末清初杰出的出版家毛晋汲古阁出版书籍多达600余种，经营时间前后40余年，毛晋被称 作出版史上最大的私人出版家。探讨汲古阁的出版规模，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毛晋在我国古籍 印刷和流传方面的贡献。以往诸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已有论及，有论者说“毛晋的刻书作坊 经常有20个人在工作”〔1〕，有的说“汲古阁有刻工20人、抄工200人”〔2 〕，有的人认为汲古阁“直接的刻印工人当不下60人”〔3〕。关于汲古阁刻书 字数总量，有的论者说，“共刻书版达109067叶”，“以每页300字计，达3287万字，其 刻书规模与数量之大，为历代之冠”〔4〕，有的说“据《汲古阁校刻书目》不完全 统计，刻版十万九千五百六十七页，若是每版刻二百字，共二千一百九十一万三千四百字， 大约全部统计，校刻的字数总有三千万以上”〔5〕。笔者拙见，这里各家对汲古阁 出版规模的估计，与实际情况相差甚大。
关于毛晋汲古阁刊刻书版的总数，毛晋之子毛NFEB2在《影宋精拟本五经文字》跋尾记 曰：“吾家当日有印书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NFEB2一日往观之，先君适至， 呼NFEB2曰：‘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板愈十万，亦云多矣。窃恐秘册 之流传尚十不及一，汝曹习而不察，亦知印板始于何时乎?NFEB3权与於李唐而盛于五代 也’”〔6〕。按毛NFEB2生于公 元1640年(崇祯十三年)，此处所记毛晋在自家印书作坊呼儿子毛NFEB2言刻印书籍事， 其时间约在清顺治(公元1644-1661)中期或稍偏后，毛NFEB2十余岁时。这时汲古阁刻书 已到尾声，此后大约已很少刻书。也就是说，此后汲古阁印书作坊的版片几乎再没有什么增 加了，应当说明，这些数“愈十万”的书版，并非都是毛晋汲古阁所自刻，而有一小部分是 购进来的。据记载，购进的书版有：(一)、胡震亨的《秘册汇函》残版，后毛晋利用此版扩 编成《津逮秘书》；(二)、宋文同撰《丹渊集》，明万历间李应魁、吴一标刻版；(三)、《 古今万姓统谱·附帝王世系谱·氏族博考》160卷，原为凌氏刊本，毛晋购版后，其印本封 面题：“凌稚哲先生原本万姓统谱，汲古阁藏版”，该书刻版风格与汲古阁刊本迥异，一望 便知，因而曾被人疑为伪冒汲古阁刊本〔7〕，实是误会。毛晋除购进别人的书版外 ，也代别人刻了一些书，计有：(一)、代郑暄刻《昨非庵杂俎》；(二)、代王象晋刻《二如 亭群芳谱》等；(三)、代张溥刻他的批点本《南史》、《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7304页)； (四)、代张之象刻《唐诗类苑》(6306页)；(五)、代冯班刻《冯定远全集》；(六)、代张潜 刻《苏门六君子粹》；(七)、代胡安世刻《龙乘》；(八)、代周之夔刻文集；(九)、代杨 NFEB4补刻《怀远堂诗选》首卷；(十)、代余怀刻《七歌》、《甲申集》八种等；(十一) 、代钱谦益刻《列朝诗集》81卷；(十二)、《径山藏》中《紫柏老人全集》15卷、《憨山大 师梦游全集》40卷等为赞助捐刻，等等。这些代刻、捐刻的书版自然不存于汲古阁，并且其 数量相当可观，仅《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和《唐诗类苑》两种刻版就达13610页，看来汲 古阁代刻、捐刻之书版无疑要多于购进之书版，因此，毛晋汲古阁所刻书版总量当愈十一万 块。汲古阁的这些书版，曾被一些研究者认为一块版就是一叶，亦即视为单面版。到底是单 面版抑或双面版，这是关系到汲古阁出版规模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国古代刻印书籍的木版有单面刻字与双面刻字两种。双面版宋代时已见记载。如宋沅州公 使库本《续世说》十二卷，即为双面版〔8〕。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台州守 唐仲友要刻工蒋辉刻《后典丽赋》也是用双面书版〔9〕。明嘉靖时刻的《陈忠肃公 言行录》八卷，目录末记：“刻版一百一十二片，分上中下三帙，计二百一十九页”〔 10〕，这也是双面版。清武英殿刻《骈字类编》也是用双面书版〔11〕，这是皇家 刻书用双面书版的一例。总之使用双面书版不但屡见于文献记载，即验之于今存木版古籍， 也屡见不鲜，尤其是坊刻之本，双面书版的使用极为普遍。双面版所印书页的特征是：其一 ，如书版有断裂，其所印的相连属的两页断裂痕迹的位置和裂纹走向完全一致，两页的版框 尺寸完全相同。其二，是版框虽不见断裂痕迹，但相连属的两页版框尺寸完全相同，并且这 样版框尺寸相同的书页总是相连的两页一组不断地出现。
毛晋汲古阁刻书是否用双面版，今不见文字记载，但我们观察毛刻本书页，即可作出判断。 察笔者藏汲古阁刻《十七史》中《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第3、4两页版框尺寸完全相 同，皆为框高21.8、宽30.7厘米，第3页版框在各行文字自上向下数第15、16字之间有裂痕 ，其方向平行于上下版框线，从右边框直通到左边框，裂痕右宽左窄，右边框处裂纹宽0.5 厘米，左边框处裂纹宽0.15厘米。第4页也是在各行文字从上向下数第15、16字间出现裂纹 ，其方向也是平行于上下边框线，裂纹右窄左宽，右边框处裂纹宽0.15厘米，左边框处裂纹 宽0.55厘米。从这两页书版尺寸相同，版面裂痕的位置和走向相同，裂纹的宽度相对应来看 ，这两页是一块双面书版所印，并且是在第三页刻完后，以通过版心中缝的中轴线为轴，将 书版逆时针转过180°后，再刻第4页。又如同书第64卷上《严助传》第5、6页版框尺寸相同 ，版面也有裂痕，从裂痕的位置和走向一致、裂痕宽度相对应判断，也是一块两面书版所印 。无疑，汲古阁版《汉书》是双面书版。按此《汉书》刻于崇祯十五年，是汲古阁较晚期的 刻本。下面再来看较早期的刻本。察笔者藏汲古阁崇祯元年刻本《才调集》，版框无明显断 裂痕迹，但该书卷一第9、10两页版框尺寸相同，皆为高19、宽27.5厘米；第11、12两页尺 寸相同，为高19.3、宽27.5厘米；第13、14两页版框尺寸相同，为高19.1、宽27.4厘米。这 三组书页每一组版框尺寸完全相同，决非偶然，每一组书页都是同一块两面书版刷印而成。 该书中象这样相连的两页版框尺寸相同不断地出现，还有很多明显的例证，兹不赘述。这说 明《才调集》的书版也是双面版。
毛晋汲古阁刻书，对于版面是精打细算，充分利用的。所刻书的封面书名题签，每择卷末空 白处刻之，随正文一起印刷，装订前裁下。今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汲古阁刻本《采菊杂咏》卷 末尚留有偶未裁下的书名签〔12〕，告诉了我们这一事实，同时也解开了汲古阁刻本 卷末何以常有被截去半页之迷。
根据前述，我们推断毛晋汲古阁所刻书都是使用双面书版，这样作，第一，有利于降低所刻 书的成本，这与毛刻本一般均选用竹纸印刷，而很少用价格昂贵的白棉纸、开化纸，以降低 书价是完全一致的。第二，可减少存贮书版的空间。试想，汲古阁后期存有书版10万余块， 叠起来其体积约有150立方米左右，需要相当大的存贮空间。据记载，这些书版贮满了汲古 阁后九间楼房的大部分空间。如采用单面书版比采用双面书版刻版的数量要增加一倍，总体 积也几乎要增加一倍(单面书版比双面书版略薄)，贮放书版的空间也要随之近乎成倍的增加 ，这是一个汲古阁主人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实际上减少书版贮放的空间，也是关系到刻书 成本的一个问题。因此，毛晋汲古阁刻书采用双面书版是毋庸置疑的。前引毛NFEB2记 汲古阁书版数“愈十万”，其省略的单位显然是“块”或“片”，过去有些研究者将双面版 误认为单面版，在推定汲古阁的出版规模时，将一版计为一叶，所以造成了成倍的误差。
搞清了汲古阁书版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汲古阁40余年间的刻书字数总量。因所刻 各书的行款多有不同，需分别计核。《十三经》为每页18条，行大字21、中字20、小字双行 ，行20字，每页全以大字计，满版为378字，但因小字疏文往往多于大字经文，所以每页一 般有大中小字约500个以上。《十七史》为每页24行，行正文大字25、注文小字双行，满行3 7字。每页全以大字计，满版为600字，但因有小字注文，实际要多于此数，尤其是前《四史 》等注文甚多，有的一页大小字在一千二三百个以上，平均每页约有七八百字左右。据王西 庄《蛾术编》卷74载：汲古阁《十三经》共11846页，《十七史》共22293页。累计《十三经 》约有600余万字，《十七史》约有1700余万字〔13〕。两者合计约有2300余万字左 右；计有34139页，约有双面书版17100块左右。在毛晋汲古汲所刻的11万余块书版中，减去 这两种书版，约还有书版9.3万块左右，包括五百多种著作。其中包括《津逮秘书》约500万 字、《六十种曲》约250万字、《文选注》约100万字、《陆状元增节音注资治通鉴》约400 万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约200万字、《唐诗类苑》约180万字、《陆放翁集》约140 万字、《列朝诗集》约400万字，这八种即约计2170万字左右，加上《十三经》、《十七史 》，已达4470万字左右。此外还有三百余种书的字数未计算在内，如果汲古阁的书版是单面 版，11万余块版无论如何也没有这么大的容量。所以，这也是汲古阁刻书必用双面版的一个 有力证据。问题再说回来，综观汲古阁所刻书除《十三经》、《十七史》之外的其它500余 种，行款也多有不同。《宋六十名家词》每页16行，行18字；《诗词杂俎》每页16行，行19 字；《乐府诗集》每页22行，行21字；《列朝诗集》每页30行，行28字等等。概括起来说， 每页满版最少的字数接近300字，最多达800余字，若平均每页以300-350字计算，每版两页 约有600-700字，9.3万块版，约有5580-6510万字左右，再加上《十三经》、《十七史》的 字数，毛晋汲古阁40余年间刻书文字总量约为7880-8810万言左右，概括言之为八千万言上 下，这对十一万余块书版来说，平均每版不足八百字，每页平均不到四百字。
毛晋生于公元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他开始刻书的时间，各家说法虽不一，但始于20岁 之前当无疑议。他早期刻书以“绿君亭”名义，数量不多，只有数种。后来即以“汲古阁” 名义大量刊刻古籍。这已经是公元1627年其父去世后，他开始主持家务之后的事了。王重民 先生认为“毛晋的刻书作坊自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成立”，“从一六二八年到一六三三年 ，五年之间，就刻出了二百多种书籍”〔14〕。从实际考察看，毛晋汲古阁刊刻的大 部头古籍，如《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陆状元增节音注资治通鉴》、《 文选注》、《陆放翁全集》、《宋六十名家词》、《六十种曲》，以及诸多唐宋元人诗文集 ，和代人刻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唐诗类苑》等，都是在崇祯年间(1628-1644)刻 成的，入清后，所刻书已不多 ，大部头书只有顺治九年刻的《列朝诗集》一种。概略估测，毛晋汲古阁所刻书以篇幅计， 十之八九是在明末崇祯朝不足17年的时间内刻成的。这样崇祯年间汲古阁刻书总量约为七千 万言上下，平均每年刻书400万字以上。要拥有多少刻工，才能完成这样大的刻书量呢?下面 试作探讨。
一名刻工雕刻书版，一日能刻多少字?明洪武刻本《宋学士文淬》卷十末尾有洪武丁已(洪武 十年)七月十日郑济题记云：右翰林学士潜溪宋先生《文粹》十卷，青田刘公伯温丈选定也 。济及同门等缮写成书，“以字计之，一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刊工十人锓梓以传。 自今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15〕。据此知，这部12.2 万字的书，由刻工10人用52天时间刻完，平均每人每日刻234.6字。此书刊版时正值夏季， 为一年中白昼最长时。古代刻工是利用白天太阳的自然光照刻版的，夏季每日刻书可利用的 时间比冬季要多数小时，因此，一年中刻工的日平均刻版时间比夏季要短些，刻字量也就相 应要少些。以上例推算，每名刻工一年中平均日刻字数约为200个左右。张秀民先生在《中 国印刷史》中谈到明代刻工时说：“刻工们辛苦一天，只能刻出一百十多个字”。数年前笔 者曾专门拜访过我国现有唯一的一家从事木版刻印书籍的专业出版社——江苏广陵古籍刻印 社，承该社老师傅介绍，一位刻工日(8小时)刻字一百个；一位印工日刷印书页1000页；一 位装订工日订线装书120册；写工与刻工的配合比例是1∶4，或日写1000字。看来，现在一 位刻工日刻字数量已比古代明显减少。其原因一是因实行8小时工作制，日工作时间比古代 刻工要少数小时，另一原因大概是木版刻印书籍自清末一百余年来早已若绝如缕，今天的刻 工技能自不能与古代雕版印刷盛行时代的刻工技能相比。毛晋汲古阁的刻工如果以每日刻字 200个计，若一年工作11个月即330天，则每名刻工年刻字量为6.6万字左右。如每年刻四百 万字以上，则需拥有刻工60余人。汲古阁拥有如此数量的刻工，才可称得上是“广招刻工” (徐康《前尘梦影录》中语)，否则，如只有20人，实难称“广招”。这些刻工技艺优良，技 能水平较一致，因此较好地保证了刻版的质量一致，无版面刻字质量参差不齐之疵。毛晋汲 古阁在大规模出版经营中，为了资金尽快地周转，必然尽一切可能缩短出版周期，因此，必 然是一面组织刊刻书版，一面刷印装订发售。与这些刻工相配合的印刷工、装订工及编校、 写样人员等合起来，至少也有二三十人，与刻工人数加起来当有90人上下。需要说明，这只 是个平均数字，实际上汲古阁在出版经营的最盛时期，其全部人员当还要多些，说它拥有近 百人的规模，一点也不夸张。钱泳《履园丛话》说：“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 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看来确为真实的写照。
毛晋所在的江苏常熟县，明代隶属于苏州府。苏州、无锡、常州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 的区域之一，也是全国刻书业的中心地之一。明中后期这一地区有不少知名的私人刻书家和 众多书坊。如苏州袁NFEB5嘉趣堂、无锡顾起经顾起纶兄弟奇字斋、昆山叶盛绿竹堂、 吴县黄省曾兄弟、长洲陈仁锡等，都刻了不少书，无锡安国的桂坡馆除以铜活字印书著名外 ，也以木 版刻印了许多书。当时的苏州更是刻印售卖书籍的书坊林立，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 所证，明后期苏州就有书坊37家，竞相刻印售卖书籍。毛晋汲古阁就是在这一环境中耸起的 一座后来居上的书坊。青出于兰而胜于兰，真可谓是鹤立鸡群，无与伦比的出类拔萃者。据 冀淑英先生对一百零几种明刻本书籍的研究统计，自嘉靖初年万历末年的90余年间，活动于 苏州、无锡、常州区域内的已知刻工约有600人稍多〔16〕。这大约包括了三代刻工 ，也就是说在这一地区同时从事书籍刻版工作的已知刻工约有200人左右。到明末崇祯年间 这一地区的出版业又有所发展，刻工人数也会有相应的增加，这时，大约毛晋汲古阁的刻工 人数与这一地区已知刻工人数的比例为1∶4左右。还应指出，当时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刻工中 必有一部分为季节性刻工，即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才从事手工刻书。因此一名专业 刻工一年的刻字总量较之季节性刻工的刻字总量要多得多，所以毛晋汲古阁的刻工数量虽为 1∶4，但其年刻字总量却要较这个比例明显为高。
明清之交，由于战争和动乱，毛晋汲古阁的出版业在暂时停歇一段时间后，随着社会的安定 和经济的逐渐恢复，又重新振兴起来。毛晋在清顺治十三年写的《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 中自叙：“甲申春仲，(十七)史亦裒然成帙矣，岂料兵兴寇发，危如累卵，分贮板籍於湖边 岩畔茆NFEB6草舍中，水火鱼虫，十伤二三，呼天号地，莫可谁何，尤幸数年以NFEB8 ，NFEB7居稍宁， 扶病引雏，收其放失，补其遗亡，一十七部连床架屋，仍复旧观。”清代初年，毛晋汲古阁 的出版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已不以大量刊刻书版为特征，而主要是修补遭受 水火虫鼠灾害之后的书版，大量刷印书籍。这也是毛晋汲古阁出版业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 一部书在刻版后只有印刷出来，才能在社会上流通，发挥传播文化的功用。印刷量越大，流 传越广，作用也就越大。大约在清初顺治朝中期毛晋汲古阁的出版印刷已进入兴盛时期，这 时他的印书作坊有专业印工20人，日印刷书页约20000张以上，若以每百页为一册，可订200 余册，每月出书约6000多册，一年共出书约70000册左右。这样大的出版量，实为罕见。正 因为汲古阁刻书种类多，质量较好，印刷量大，流布天下，所以才有“海内争传汲古书”( 杨NFEB4补诗句)的美誉。汲古阁所刻印之书直到200多年后的清朝末年，尚在“京师、 湖南旧书摊头插架皆是”〔17〕。其书流布之长远广泛，传世量之多，在中国古代印 刷史上实为仅见。
毛晋汲古阁的出版业跨越明末、清初两个时代，他不愧为明末清初杰出的出版家。1999年是 毛晋诞生400周年，逝世340周年。这位毕生从事藏书、校书、刻书的出版家，几十年“夏不 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地忘我辛劳，乃致“头颅如雪，目晴如雾，尚 NFEB9NFEB9不休”(毛晋《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中语)，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 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值得纪念的，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