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辜会谈
汪辜会谈，也称第一次汪辜会谈，是指在1993年4月27日至4月29日期间，由台湾方面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与中国大陆方面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于新加坡所举行的会谈。这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汪辜会谈”建立起两岸制度化的事务性协商与政治对话机制，并解决了两岸交流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提问 编辑摘要1990年，台湾当局推动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该会于1990年11月21日成立，1991年3月9日开始运作。海基会是台湾当局授权与大陆联系、协商、“处理涉台公权力的两岸事务的唯一机构”，是台湾当局推选大陆政策的重要工具，与“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构成一套对大陆工作的体系。在海基会成立前夕，11月6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海基会即将成立发表谈话说：“对于台湾省的任何团体和个人，只要是真正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三通”和双向交流，我们都愿意与之接触，进行讨论”。
为便于与海基会、商谈，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成立。该会是一个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民间团体，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从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海协与海基会进行了多次事务性商谈，并且协商筹开“汪辜会谈”。[1][2]
第一次会谈
汪道涵（左）与辜振甫握手早在1992年1月8日，海协成立不到一月，即邀请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等负责人来访，海基会回复“将于双方便利之时专程回拜访”。1992年8月4日，海协汪道涵会长致辜振甫董事长的邀请，提出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务诸问题，交流意见，洽商方案，共利两岸”。
1993年3月25日至27日，两会举行工作性商谈，为“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准备相关事宜，并且就“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两项协议草案达成一致意见。4月8日至11日两会负责人在北京进行“汪辜会谈”的预备性磋商，就会谈的时间、地点、人员、议题及有关问题达成8项共识，其中确定“汪辜会谈”的性质是“民间性的、经济性的、事务性的、功能性的会谈”。会谈期间，两会负责人还草签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协议》。
1993年4月27日上午，第一次“汪辜会谈”正式开始。在会谈中，海协积极主张进行两岸经济合作，提出现阶段应把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放在两岸关系的首要位置上，政治上的歧见不应当妨碍经济合作；；提出直接“三通”应当摆上议事日程；并且提出劳务、浦东与三峡建设、能源与资源开发、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和共同筹开民间性经济交流会议等具体建议。会议气氛良好，进展基本顺利，达成《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29日上午，汪道涵与辜振甫签署了这两项协议和《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协议》。
由于台湾方面的坚持，上述商谈都是围绕三项事务性商谈进行的。但是海基会在商谈中，不遗余力地企图通过事务性商谈达到制造所谓“两岸分裂分治”、“两岸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目的。海基会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要求，均遭到海协的明确反对而没有达到目的。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使得上述三项问题经过1年5个月、先后九次商谈与会谈，仍得不到解决。
第二次会谈
1998年10月14日，“汪辜会谈”在和平厅举行1993年4月“汪辜会谈”规定的商谈议题由于台湾方面的阻挠而无法落实的情况，海协决定倡议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1994年2月，汪道涵向辜振甫发出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邀请，希望通过会谈促进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和其他领域的交流，并进行政策性对话，提高两会商谈的水平。1995年5月海协负责人赴台，与海基会进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第一次预备性磋商。由于李登辉去美从事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6月，两会商谈不得不停止。
1996年9月，海协负责人在美国访问时公开表示，如果两岸的政治气氛合适，海协愿意得到授权，与海基会为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安排进行商谈。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再次郑重呼吁台湾当局及早与我们进行政治谈判。
1998年1月26日，钱其琛强调，首先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作出安排，“通过程序性商谈，就政治谈判的议题、代表名义、方式等问题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议”；并指出“海协与台湾的海其替应当扩大交流和接触，为实现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寻求共识、创造条件。”但是祖国大陆方面的上述呼吁一直未得到台湾方面明确、积极的回应。[3]
“汪辜会谈”是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这次会谈的成功，对扩大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和人员往来、各项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5月6日，江泽民会见台湾一个大陆考察团时说，“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下一步”。
“汪辜会谈”以后，海协努力全面贯彻“汪辜会谈”的各项协议，一方面举行有关促进两岸经贸、科技、文化交流的商谈，一方面同胞交往中产生的事务性问题的商谈。但是，台湾方面采取“连环套”的作法，要求优先解决“两岸劫机犯遣返”、“协商处理两岸海上渔事纠纷”、“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遣返及相关事宜”三项事务性问题，否则不能进行两岸经贸、科技、文化交流方面的商谈。
江泽民会见辜振甫“汪辜会谈”是两岸落实“九二共识”的重要成果，是海峡两岸关系迈出的“历史性的重要一步”。21世纪以来，尽管两岸政治关系渐行渐远，但“汪辜会谈”及其成果对推动两岸事务性商谈、两岸经贸合作和各项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汪辜会谈”建立起两岸制度化的事务性协商与政治对话机制
“汪辜会谈”是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会议达成“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等四项协议，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两岸关系稳定发展；二是为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及人员往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气氛。
二、“汪辜会谈”促进两岸交流快速发展
两岸间接贸易快速增长，经济合作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互补互利局面正在形成。1993年，两岸贸易额达143.95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94.26%。2002年，两岸贸易额更高达44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按外经贸部公布的统计数字，1993-2002年两岸贸易额累计达2350亿美元，是1978-1992年两岸贸易额的8倍多。目前，两岸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大陆市场正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大陆（包括香港）已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自1993-2002年，台湾累计自大陆贸易顺差1500多亿美元，约为1993年以前的8倍。
与此同时，两岸各项交流不断深入，人员往来层次不断提高。一是交流领域不断拓宽，并逐渐向深层次、专化化发展，学术交流和科技产业交流逐渐增多。二是人员往来规模迅速扩大。1993-2002年底，两岸人员往来累计近2300万人次（其中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约2230万，大陆同胞赴台超过70万），是1987-1992年两岸人员往来总和的5倍多。三是高层往来增多。民进党上台以来，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萧万长分别于2000年、2001年率团访问大陆，成为国民党到台湾后赴大陆访问的最高层级人士。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对两岸同胞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增进了解和互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两岸“直航”取得局部性突破，“通邮”取得实质性进展
长期以来，台当局把“三通”视为谋求“两岸对等政治实体”、“国与国三通”的政治筹码，以“台湾安全”、“官方谈判”、“国际航线”等诸多借口，拒不开放“三通”。但随着“汪辜会谈”以来两岸经济关系与各项交流的迅猛发展，全面“三通”、尤其是两岸“直航”成为两岸关系和岛内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两岸同胞、工商界的强烈呼吁下，尤其是在祖国大陆的积极推动下，两岸“直航”逐步取得进展。
一是1997年4月，福州、厦门与高雄间启动“试点直航”，结束了海峡两岸48年来商船不通航的历史。二是台“交通部”于2001年8月6日批准高雄办理与大陆之间的“海空联运作业”，使两岸直航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小步”。三是台当局从2001年1月2日起，分阶段开放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货物和人员直接往来。2002年6月，台当局又有限度开放台湾货物和人员通过金马单向中转大陆，并有限度开放澎湖“小三通”。四是大陆控股的澳门航空公司和港龙航空公司先后自1995年12月、1996年8月开始，分别经澳门、香港机场时不需要换班机，只要更改航班号，就可以“一机到底”模式飞行两岸。五是2003年“春节台商包机”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飞航大陆的台湾民航客机，戳穿了台当局所谓“两岸直航不利台湾安全”的谎言，在岛内引起热烈反响。[4]
辜振甫
辜振甫，生于1917年1月6日，字公亮，台湾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台湾知名企业家。辜振甫政商关系微妙，被喻为早年鹿港红顶商人，早年曾因台湾独立的立场坐过牢。曾任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总统府资政等要职，亦为和信集团首脑。
2005年1月3日凌晨，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因晚期癌症不治，在台北病逝。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电唁缅怀“汪辜会谈，两度执手；九二共识，一生然诺。……”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在唁电中评价他：“信守九二共识，为发展两岸关系、推动协商进程倾心劬力。”
汪道涵
汪道涵（1915年3月27日－2005年12月24日），原名汪导淮，安徽嘉山县人，同盟会元老汪雨相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