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与浙江人文传统
汤寿潜是浙江山水哺育出来的杰出人才。他的立身、治学、行事，他的思想，与浙江的人文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
强烈的经世意识，是汤寿潜的第一个特点。
汤寿潜的成名作是《危言》。此书初版于1890年，再版于1892年，是甲午战争以前宣传变法维新的代表作之一，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邵作舟的《邵氏危言》并称三《危言》。从全书述及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视野极为宏阔，从国家大法，如迁都、尊相、议院、停捐、保举、汰冗、限仕，到国防外交，如兵制、海军、保朝、防俄，再到具体经济、教育门类，如包厘、盐捐、小轮、开矿、国债、商局、邮政、铁路、水利，中学、书院、考试，等等，他都一一加以论述。从讨论、研究的方法和写作的风格上看，作者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援引典章，如数家珍，指中土症结，每多发聩之语；述外洋情事，全无隔靴之言。透过《危言》，我们可以看出，汤寿潜对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的现状相当熟悉，对许多问题思考已久。
《危言》初版之时，汤寿潜三十多岁，尚未考中进士，既无显赫的仕宦经历，也无特别的治事经验。冯桂芬写《校●庐抗议》是在中进士、当翰林以后，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臣过从甚密，先得名，后立言；郑观应写《盛世危言》，王韬发一系列变法议论，都是在上海等地有了丰富的经商和其他阅历以后，是先立行后立言，与这些以谈时务名世的思想家相比，汤寿潜在出版《危言》以前，只有在山东巡抚张曜处当一年幕僚的短暂经历，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书斋中度过的。我们看他的年谱，所见到的只是“家居”、“博览”、“游学”，如此而已。以江湖之身言庙堂之事，能够那么深中肯綮，头头是道，实属不易。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如此关心国事、而又有如此过人见识呢？我以为，除了他本人的因素以外，浙江文化的经世传统是一重要的因素。
我们知道，自宋室南迁以后，浙江在中国文化讲席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文化重镇之一。自明代以后，浙江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经世致用与言而有征，这两点归结为一点，就是一个“实”字，实证，实在，实用，不尚空言。黄宗羲之编《明儒学案》，万斯同之修《明史》，全祖望之对南明史料的搜集，对佚书的研究，朱彝尊《日下旧闻》对京城掌故的搜罗，章学诚之倡六经皆史说，对方志学的研究，都是这一特色的体现。章学诚论明清之际浙江学术特点时说，浙东之学，源于朱熹，但明代以后，自成特色：
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 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之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 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 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 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1]
章学诚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章氏所说是乾隆以前的情况，乾隆以后，浙江的学术也是走的这条路数。龚自珍对边疆地理研究的提倡，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俞樾对诸子学的研究，孙诒让对《周礼》、《墨子》的研究，陈虬写《治平通议》，宋恕作《六斋卑议》，都是实学的一种表现。汤寿潜的《危言》，正是浙江实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明清以来的实学思潮，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表现为对天文、数学等科学的研究，浙江在这方面相当突出。晚明引入西方科学的“三巨头”中，徐光启是上海人（当时属于江苏），其余二人即李之藻、杨廷筠都是浙江人。李、杨之后，浙江科学家成批涌现，例如，乌程人陈杰精通西洋天文、数学，尤精比例之学，为清代钦天监博士，有《缉古算经细草》等，乌程人徐有壬、张福僖，杭州人项名达，钱塘人戴煦，海宁人李善兰，都是名闻遐迩的、全国数一数二的数学家（详见附表）。笔者做了一个统计，《畴人传》（阮元所编，成于1799年）、《续畴人传》（罗士琳编，成于1840年）和《畴人传三编》（诸可宝编，成于1886年）三书收录明末万历年间，即利玛窦等人东来以后，到光绪十二年中国科技人物中，籍贯确切可考者201名，其中浙江籍的达44名，占总数的22%，这个比例仅低于江苏，而高于任何其他省份。这些人物的分布，又以汤寿潜的家乡及其附近地区如钱塘、仁和、余姚等地尤为密集（详见附表）。这种学术传统，对汤寿潜的治学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在《危言》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危言》中没有论述数学、天文等科学的专篇，但是从《中学》、《考试》、《书院》等篇，可以看出汤对许多科学知识相当熟悉。在述及数学、三角、天文、物理、化学、气学、光学、电学、重学、水学、声学、医学等知识时，他引西证中，中西比较，信手拈来，了如指掌，从征引的广泛性和表达的准确性可以看出，汤寿潜不但对中国传统的科学知识相当熟悉，而且十分了解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
重视科学在晚清必然表现为重视西学。鸦片战争以后，西学源源而来，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浙江毗邻上海，是受西学影响很深的省份。宁波、杭州都设有西学书刊代售点，宁波一度还是与上海齐名的传播西学的基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杭州的西学气氛已经相当浓厚，1888年、1889年，科举考试在这里举行，传教士已能公开地到这里将《格物探原》、《自西徂东》、《万国公报》等西学书刊分送给应试士子。
在晚清，不了解西学，便无从谈经世之学。《危言》之所以能饮誉朝野，为时所重，熟悉西学，熟悉科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二
浓郁的乡土情结，是汤寿潜的第二个特色。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土地，汤寿潜怀有深深的热爱之情。
汤寿潜一生最大的业绩，即对于浙江路权的抗争，对浙江铁路的经营，从大处来说，是他反帝爱国思想的体现，从具体来说，则是他爱乡思想的流露，因为围绕着浙江路权的斗争，既是反对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对中国主权的维护，更是对浙江地方利益的维护。西人评论汤寿潜一再置朝廷意见于不顾，决意维护浙江地方利益：
汤总理为纯粹之文学家，而有高尚道德者也。其对于本省事，尤肯趋前不 顾利害，故以顾省与顾国并谈，汤必先顾省。[2]
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也首先是从浙江地方利益出发的。杭州光复后，以在光复斗争中的贡献而论，浙江都督的位置轮不上汤寿潜。以汤寿潜对待革命与立宪的态度而论，以其对官禄淡泊态度而论，浙江都督的位置也不应该是他的。但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将他推到了浙江都督的位置上，这就是杭州旗营的态度。杭州光复以后，旗营放出空气：要乘乱屠杀杭州居民，以泄旗人在武昌、南京等地被杀的仇恨，除非汤寿潜出来做都督。有人来找汤寿潜，要他出任都督，汤开头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革命党异趣，不肯出山：“卿等欲革命，径行之耳，奈何以强人？吾虽弗善专制，然与卿等异趣，以若所为亦不与也。”来人告诉他杭州旗营的态度，说是假如不出山，旗营作乱，杭州六十万人“阖门而战，一朝可烬，公独能不救之邪？”[3]在这种情况下，汤寿潜才应邀出山。
汤寿潜对浙江地方事宜多很热心。他先后教过三个书院，即金华丽正书院，南浔浔溪书院，上海龙门书院，其中两个是浙江的。他的家乡天乐乡，曾因麻溪坝的水利问题，纠纷不断，闹了四百多年，经汤多次努力，终于改坝为桥，解决了水利问题，也解决了乡民为此引起的纠纷。天乐乡人对汤氏此举十分感激，特为立碑纪念。
即使是汤寿潜为之苦斗多年的科举事业，也凝结着他的一片爱乡之情。汤氏所在天乐乡大汤坞村，地僻而穷，号称荒乡，其族人因无权无势，屡受他乡和官府欺凌，以至见到衙门的差役也感到害怕而不敢与其接触。乡人亟盼乡中能有人金榜题名，弋取官职，以壮乡威，但一直无人得遂此愿。乡人为此郁郁多年。这种心理，在汤寿潜为族人所写的传记中屡屡露出。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汤寿潜明知科举考试五百年时文之毒，是造成天下“虚病”的根源，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奋袂赴之不少怯”[4]，终于中进士，点翰林，为乡里争了口气。
汤寿潜乡土情结最突出的表现，是铁路之事，乡人不解，以为建筑铁路将毁人之屋，坏人之墓，破坏风水，群起反对。距离汤的老家大汤坞七里远的尖山、五里之远的朱家塔的乡民，竟向勘察地形的铁路工程人员扔泥块，土械森列，如临大敌，情绪激昂者扬言要“拆潜之住屋，掘潜之祖茔”。世间的悲哀，莫过于一腔热忱被误为满腹毒水。面对着这??。他发表《通告尖山、朱家塔诸父老意见书》，苦口婆心，唇干舌燥，反复规劝，说明建造铁路如何有利民生，无害风水，甚至表示，假如拆了我的住屋，能够使筑路事情顺利进展，那么，我也无怨无恨。其情之真，其意之切，令人看了，铁石心肠，也要为之所动。
对故乡故土的热爱之情，人皆有之，不独浙江人为然，不过有的人浓郁些，有的人散淡些。浙江人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突出。古代浙江知识分子在成名以后，多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或讲学于家乡，或整理家乡的文化成就。近代以来，浙江文人之关心浙江事务自不用说，求是书院，瑞安算学书院、利济医院，宁波储才学堂、绍兴中西学堂，上虞春晖中学，都凝结着浙江知识分子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浙江商人、企业家在发财、发达以后，热心家乡建设的也比比皆是。近代上海“宁波帮”在浙江实业发展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虞洽卿在上海发了财，所投资企业绝大多数与浙江有关系。船王包玉刚对浙江建设的关心，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爱乡与爱国是同一种情感在不同范围里的体现。浙江人浓郁的乡土情感与其强烈的爱国传统一脉相承。张煌言抗清，朱舜水抗清，黄宗羲拒仕清廷，吕留良宣传反清大义，雍正皇帝惊呼浙江人反满情绪甚于他处，以浙江人为主体的光复会在辛亥以前反清三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中种族色彩最强烈，以排满激烈著称于世的章太炎是浙江人……。总之，浙江的爱国主义传统相当深厚。
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爱乡爱国传统的环境，孕育了汤寿潜爱乡爱国的思想。
三
严格的道德主义，是汤寿潜的第三个特点。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淡泊官位，不贪钱财。汤寿潜在三十岁以后，有多次做官的机会，也有多次辞官的经历，或旋任旋辞，或辞而不就。例如：
1895年，他被授为安徽青阳县令，在任仅三月，便辞归故里。
1901年，郑孝胥推荐他任职汉冶萍铁厂及南洋公学，他辞而不就。
1903年，清廷委派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辞不受。
1904年，被擢署两淮盐运使，辞不赴任。
1909年，浙江巡抚请汤担任浙江署财政议绅，负责全省财政，他婉辞不就。
1909年8月，他被授云南按察使，并未上任，10月、11月三次上奏辞职。 同年11月,授江西提学使，亦辞不受。
1911年11月就任浙江都督，1912年1月15日辞去此职。 民国政府任命他为交通总长，亦未上任。
辞官这么多次数，在近代史上大概找不到第二个人。
这些职务中，有的是时人百计营求的肥缺，如两淮盐运使、省财政议绅；有的是位尊望重的美差，如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有的是有权有职有名有利的要职，如交通总长。对这些职务，汤寿潜辞而不任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孝养父母，有的是为了浙江铁路事宜，但他淡泊官位、不贪钱财的心态则是相通的。他在经营浙江铁路时，经手的金钱不计其数，但他两袖清风，甚至担任总理之职而不支薪水，律己之严近于苛刻。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以汤寿潜在修建浙路事业中贡献突出，且四年多不支薪水，特赠二十万银元，这是个巨大的数目。汤的女婿马一浮作主收下了这笔款项。汤寿潜去世以后，他的儿子谨遵父训，将这笔钱悉数捐赠给浙江省教育会，后被用于建造浙江图书馆。[5]
第二，生活俭朴，不尚奢华。汤寿潜一生，生活极其俭朴，不讲究吃穿，不讲究物质享受，更不讲究排场。曹聚仁回忆他所见到的汤寿潜：
汤督办是怎么一个人呢？他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顶箬帽，脚上一双 蒲鞋，手上拿了一把纸伞，十足的庄稼人。他的诗文都不错，却是维新志士， 实实在在做社会建设工作的人……（他）任浙江省都督，后来转任交通部长， 一直是这么一种打扮。即是说，他的生活享受和生产条件相符合，不仅是俭朴 而已。相传，他从松江趁轮船到上海龙华去巡视工程时，官仓里一位商人以为 这一土老儿手脚不干净，疑心他偷了他的银插子，冷语讽刺，剌剌不休。那知， 轮船到了莘庄，岸上千千万万人夹道欢迎，所欢迎的，乃是这位庄稼人样儿的 汤督办。那位富绅吓昏了，长跪着不敢起来，汤氏一笑了之。[6]
汤寿潜在去世前一年所留给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吾生平恒以自苦为极，虽为人不多，自为实少，吾仲吾季亦善得吾心。家本俭素，不求给足”，他要求儿子从事农商之业，勿慕仕宦之途，“吾终之后，殓用野服，勿称故官，勿赴于位，勿受赙赠，在位者苟以追饰之礼见加，勿受也”[7]。
第三，事亲至孝。汤寿潜多次辞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不愿远离家乡。他辞青阳县令之职时，理由是“父衰母病，不便迎侍”，时在1895年。这年他父亲63岁，母亲65岁。汤母生病，这是事实，两年以后，即1905年，她就去世了。另外，汤寿潜所任职的青阳县在安徽南部，九华山之北，当地语言亦与浙江萧山一带迥然不同，汤不愿将父母接去当是实情。有人认为汤寿潜左也辞官，右也辞官，是“干誉”，沽名钓誉，汪大燮、蒋智由都有这个看法。汪大燮说：在杭州铁路问题上，“蛰仙为人，原足钦佩，唯此事恐其干誉之心太重……，蛰仙本是捧名教二字做招牌者，凡用此招牌之店，大约总是半真半假、半通不通。但招牌捧得牢，便算是要好”[8]。蒋智由说：“蛰仙的手段很高， 他高谈阔论一阵，人家请他出来，便竭力推辞，说我不干。乃至把他搁下了，他又来捞一下子；再请他来，仍说不干。但是下面仍是这样捞法，却把地位逐渐的提高了”[9]。 我以为，这个看法有些偏颇。比如，汤寿潜从翰林院外放，当个县令，是十分正常的事，以他的家庭出身，他原先希望通过读书做官以改变家庭、家族在地方受人欺侮的地位，以他第一次当上地方父母官，从这些因素考虑，他都没有理由辞职不干。他在以后几次辞职时，都说道路途遥远或水土与浙江大异，无法迎养其父。所述不一定是他不肯上任的关键因素，但孝养父亲也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
第四，重然诺，守信用。汤寿潜在担任浙江都督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坚决辞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都督府违约杀死了旗人贵林等人。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实是浙江汉人、旗人共同选择的结果。汤在清朝政府里做过官，对旗人的态度不像革命党人那样激烈，与浙江巡抚、满人增韫也有一些交往。杭州旗营的态度是：如果不是汤寿潜做都督，他们就抵抗到底，血洗杭州。汤寿潜出任都督时与旗营明确约定，和平处理旗人问题，只要他们交出枪械子弹，便可编入民籍，对于旗营的官员，亦不追究。并表示“彼此永无交战之理”。不料，在旗营归顺的第二天，都督府下属的司令部、政治部趁汤寿潜不在场时，诱捕了旗营首领贵林等人，并以都督汤寿潜的名义将他们枪决。对此，汤寿潜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失信于天下，“堕我信用”，为此“精神之痛苦，胜于 割”[10]。因此，他在民国成立以后，决意求退。
上述事迹，涉及到的道德准则，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端：义、廉、俭、孝、信，这几条正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要素。
汤寿潜奉行道德至上的原则，与浙江士林讲究道德、气节的传统有关。
明清之际以来，浙江知识分子对于道德、气节之重视，蔚成风气，涌现一大批名满天下的重气节、轻官位、轻实利的道德高尚之士，诸如：
刘宗周(1578-1645)，山阴人，万历进士，因讲学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 官至南京左都御史，南明覆灭后，绝食而卒。汤寿潜家乡的人对刘非常崇敬。刘曾在汤寿潜的家乡兴修水利，这里的人对他感恩不尽，以“乡祠祀之”[11]。
朱舜水(1600-1682)，余姚人，明诸生，明末屡奉征辟，皆辞不就，明亡， 从事抗清活动，失败后逃亡日本，定居日本，讲学二十余年。浙江人对朱舜水道德学问非常推崇，汤寿潜曾令女婿马一浮编定《舜水遗书》，并亲为作序。
黄宗羲(1610-1695)，余姚人，在明末，反对宦官专权，清兵南下，领兵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次拒绝清廷征召，其气节、学问名闻遐迩。
张煌言(1620-1664)，鄞县人，南明大臣，清兵南下后起兵抗清，坚持多年， 兵败被俘，不屈而死。
吕留良(1629-1683)，石门人，顺治诸生，康熙时拒应博学鸿词征， 对清朝统治极为愤慨。
万斯同(1638-1702)，鄞县人，明鲁王监国，授户部主事， 曾从黄宗羲受业，名重一时。明亡，守节不仕，以纂修明史为己任，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坚辞不就，次年开局修明史，被荐入局，以布衣身份参加，明史稿皆由其审定，成为事实上的总编，但他不署衔，不受俸，一时传为佳话。
全祖望(1704-1755)，鄞县人，生当康熙、乾隆时代，曾入翰林， 但不肯趋附时相，主讲蕺山书院时，地方官失礼，他便拂衣而去，最后穷饿终老，以至无以为殓。是个不爱发空论的史学家。梁启超评论他：
他生当清朝盛时，对于清廷p; 士与夫抗志高蹈不事异姓者，真是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试看他关于钱 忠介、张苍水、黄梨洲、王完勋诸人的记述，从他们的立身大节起，乃至极琐 碎之遗言佚事，有得必录，至再至三，很象怕先辈留下的苦心芳躅从他手里头 丢掉了。[12]
上述刘、朱、黄、张、吕、万、全，一向被浙江人视为道德崇高的典范。
浙江文人重道德、气节，在与汤寿潜同时或稍后的文人身上，也有明显表现。
余杭章太炎便是一个极重气节的人，他在苏报案中，见难不避，能逃不逃，是气节支配着他。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袁软硬兼施，他始终坚贞不屈。他最看不起的人，是那些道德低下、没有操守、没有气节的人。他在与康有为、吴稚晖等论战时，攻击最激烈的便是他们的气节问题。海宁人王国维(1877-1927) 、桐乡人劳乃宣(1843-1921)、嘉兴人沈曾植(1850-1922)，在民国初年都是以忠于逊清自诩。
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人物所讲的气节、道德不尽相同，所忠于的朝廷不尽相同，有的恰恰相反，但他们所信奉的道德准则是一个。
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的讲究气节、道德、操守传统的环境，对汤寿潜的立身、处世自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代中国是个急速变动的社会，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转折时期。欧风东渐，商潮汹涌，传统的善恶标准、是非标准、义利观念、忠孝观念、俭奢观念、操守意识、气节意识、廉耻意识，遭到了极大的冲击，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一套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有人诅咒人心不古，世风浇离；有人欢呼网罗大破，新潮东来。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价值淆乱的时代。古、今、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不消说，对待古、今、中、西文化，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何者当取，何者当弃，何者取中有弃，何者弃中有取，都要具体分析，任何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做法，都不可取。但是，此事笼统说易，具体做难，说的和做的统一起来更难，身在传统之中的人要做到这点则难上加难。汤寿潜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用自己的思想、行为作出了一个将古今中西文化中优秀成分有机结合的典范。就像他虽然八股文相当了得但又能不为八股文所奴役一样，他出于传统、熟悉传统而不为传统所束缚，批评传统而不走向民族虚无主义，了解西学、吸收西学而又不为西学所俘虏，他力主经世致用而又不为官位而奔竞，倡导功利而不被功利所吞没。他是一个能够在古、今、中、西激烈冲突的时代激流中善于寻找自己安身立命支点的人。这就是汤寿潜。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汤寿潜的意义所在。（熊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