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曾任第32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1986），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1992-1994），国内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兰州大学、杨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大学兼任教授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等。
1952年的汤一介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3年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8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
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Mc Master University)荣誉博士学位。
1996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
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
2003年以耄耋之年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
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曾先后在美国俄勒岗大学（1986年）、麦克玛斯特大学（1986年、1990年）、香港科技大学（1992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1995年）等校任客座教授。
1936年汤一介和家人20世纪40年代，中国灾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1943年他曾经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1946年夏，汤一介全家搬回北京，这一年，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结果却不幸落榜，只好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鹜，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
汤一介爱书，有三本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汤一介找到了理想、找到了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2003年，汤一介在北大朗润园季羡林所栽荷花前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文革”十年，汤一介正值“不惑之年”，但事实上这却是他一生中最迷惑的十年，他感觉自己已经失去自我，没有了方向。尽管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想尽量避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文革”结束后，汤一介还因为种种原因，必须接受清查，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51岁了。
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此时的汤一介已经不愿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努力将教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脱钩，并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他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进入九十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1953年的汤一介乐黛云夫妇
194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他和乐黛云同时在做团的工作。“我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了团委，我做宣传部长，她做群众文化部长。”两人经常在一起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啊，探讨怎样改革食堂啊，还经常在一起聊天。
汤一介说：“她（乐黛云）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热情的女孩，没什么心计，直爽，有什么说什么。”“1950年乐黛云作为北京学生代表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她俄语好，当时我非常担心，怕她跑了不回来了。”
二、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相互扶助的婚姻与爱情
乐黛云和汤一介先生两个人就是相互信任、相互关怀、相互扶持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时，汤一介给中文系打电话为她辩护，被认为划不清界线。“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
1958年，汤一介与小儿汤双在北大女儿和儿子学理科，在美国工作。没有儿孙绕膝，宁静的家里多少有点冷清。汤一介曾说：“怎么我们汤家这一支就成了美国人。”但乐黛云却很看得开，她说实际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都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们在美国既可促进文化交流，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做出贡献，有何不妥？但是“古板”的汤一介有时还是想不通，所以他拒绝到美国和儿女相聚，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他们结婚50多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汤一介说：“再也没什么遗憾了。”
《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汤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也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就不遗憾了。”乐黛云说。所以，现在他们两位，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撰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一个却对屡经催逼，却仍不能按期交出《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处之泰然”。
汤一介知识很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是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好莱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知心朋友也就是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乐黛云评价。
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是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乐黛云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
在很多人眼中，汤一介的性格内向，不像开朗的乐黛云很容易就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但是乐黛云说：“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你们年轻人，但是他不是很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
一个人的一生大概会分成若干不同的阶段，其中写作生活大概也可以成若于阶段。
1947年在其二十岁的时候曾在当时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过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
1949年后，开始是北京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忙于各种政治运动。
1951年初，没有读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学期而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并留在那里担任了教员，先是教（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后未也教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
做父亲的助手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这样我也就自动地或者被动地投入了。
1957年初，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为这个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收入《中国哲学史讨论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这是汤一介在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自此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大概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这些论文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大都收入当时的“讨论集”中；另一类是批判别人的文章，例如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和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批判吴晗先生的“道德继承问题”等等。这些论文很少学术价值。但是它们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潮在中国学术界的深刻影响，它可以和其他同时代的类似论文一起作为总结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危害的材料。
在读高中时，幻想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几乎所有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作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等。
在1957年至70年代未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这无疑为学术界的学风转变起了巨大的作用。
汤一介《哲学与人生》自知自己的学术功力比起老一代学者如熊十力、陈寅恪诸先生差得很远，却也在努力为这个时代的学术复兴做力所能及的事。1994年至1995年，为台湾正中书局编的一套《我的学思历程》写了一本关于其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书叫《在非有非无之间》，这本书中有一章是专写80年代以来对中国哲学所作的哲学思考，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晚年的汤一介还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更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为将国内对传统哲学探讨的新突破带到国外，汤一介常常奔波四海，足迹天下。
汤一介主编《儒藏》
2003年更是以耄耋之年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25所大学，300多人的编撰队伍，庞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事无巨细的操心，一点一点耗费汤一介的体力和精神。2004年，汤一介被查出了肝硬化，病情一直反复。虽然老伴乐黛云一直在为他的身体忧心，但汤一介并不遗憾，因为能够编纂《儒藏》是他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
《儒藏》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
工程的第一部分包括500本9700多卷1.5亿字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本，将用6年时间以有校勘记的竖排繁体标点排印本形式出版；第二部分《儒藏》大全本收入5000部10亿字儒家典籍，出版需时10年，再加上子项目10卷本《中国儒学史》、《儒藏总目》、100种《儒家思想与典籍研究丛书》，完成这一工程总共需时16年。
专著
汤一介《我的哲学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1988，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台湾东大出版公司。
《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1991，江西人民出版社。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1991,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 ( http://www.tecn.cn )
《在非有非无之间》，1995，台湾正中书局。
《非实非虚集》1999，华文出版社。
《昔不至今》1999，上海文艺出版社。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1999，安徽教育出版社。
《郭象》1999，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汤一介著作《La Mort》(法文) Desclee de Brouwer 出版社1999；（意大利文）Servitium Editrice, 2000.
《生死》1998，上海文化出版社。
《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
《和而不同》，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我的哲学之路》2006， 新华出版社。
《早期道教史》2006，昆仑出版社。
《魏晋玄学讲义》2006，鹭江出版社。
《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2007，江西人民出版社。
《反本开新》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7月。
主编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国学举要》8卷，2002年，湖北教育出版社。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2003，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获第14届中国图书奖。 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百年历程，被张岱年先生称为是“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12卷，2001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3年更是以耄耋之年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一年间组织20多所高校两三百位学者投入此项工程，工程第一部分是包括500本9700多卷1.5亿字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本，第二部分《儒藏》大全本将收入5000部10亿字儒家典籍。
此外还撰写有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儒藏工程汤一介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是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 ——张岱年 北京大学教授
我从《中华读书报》上，读到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主持编纂《儒藏》的消息，甚感欣悦，因为这是儒生们数百年来的宿望……自《四库全书》纂成，又经二百余年，汤一介教授出而倡导编纂新“儒藏”，可称一大功德。——来新夏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汤先生领导的《儒藏》编纂实际上就是整理经典的工作。当我们在经典的阅读中再一次温习先哲的理想，当我们沉思先圣的教诲而终于领略到他们博大深远的胸怀，也许我们面对世界就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也许我们又会重新获得一套属于中国人却又可以说给世界听的话语，到了那时，中国难道不能再一次成为典范？——陈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