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

汉朝（前202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前202年－9年）与东汉（25年－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合称两汉。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短暂自立的新朝（9年－23年）。另外，由于曹丕篡东汉后，刘备在蜀地建立国号为“汉”的独立政权，部分史学家遂视其为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份，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蜀汉政权归入三国朝代史中。

汉朝是一个持续稳定强盛的王朝，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有人把汉朝和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西汉王朝汉世宗孝武皇帝在位时期所确立的中国社会与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西汉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在，“汉人”仍然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亦慢慢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逐渐被称为“汉字”。

西汉起初在汉太祖刘邦在位时根据五德终始说，定正朔为水德，到汉武帝在位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代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刘汉”。^[1]

西汉 (公元前207年-公元25年) 西汉是汉朝的第一个时期，从公元前207年到公元25年 。在汉朝中西汉是强盛时期，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的一代雄主，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期。

西汉虽然取代了秦朝，但各项制度基本上都秦朝继承过来，只是大的政策有了改变，从秦朝行苛政而速亡的事实中吸取教训，改为休养生息，文帝和景帝时期的赋税也降到了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这个汉武帝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时期的法制也向文明化过度，酷刑开始废除。

汉武帝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但他的方法和暴秦不同，是把学习和选官结合起来，使用，引导人们读儒家著作，逐步统一了思想，达到忠君以巩固皇权的目的。

西汉时期的对外贸易也很发达，丝绸之路就是典型的代表，社会经济在这期间也空前繁荣，耕地扩大，冶金和纺织技术相当先进，现在巩县铁生沟遗址发现的低温炒钢炉在世界冶金技术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西汉末期由于土地兼并剧烈，奢侈腐败盛行，导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被王莽所建的“新”朝所取代，但王莽也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浪潮中被杀。公元25年，刘秀重建汉朝，史称为东汉。

刘邦登位

项羽败亡以后，扫除了刘邦当皇帝的最大的、公开的障碍。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条件完全具备。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把皇冠戴到刘邦的头上了。

公元前202年二月，由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这幕“上皇帝尊号”的喜剧导演的虽然就是刘邦本人，但表面上他还要装模作样地“推让”一番。经过如此这般地表演，刘邦才答应：“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二月初三在“汜水之阳”的定陶，举行了简单的登基仪式。从此，刘邦由“汉王”变成汉王朝的“皇帝”，登上了他日夜梦想的帝位。公元前202年在“汜水之阳”刘邦君臣所表演这一套“劝进”程序，很具有典型性。在以后的皇朝社会历年中，凡是推翻旧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多数都采用这种被“劝进”的方式，显得出于“无奈”，口称为“民”，半推半就地坐上皇帝宝座。尽管当皇帝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但临上台前，总要“推让”一番。这也是中国皇朝时代的独特现象。

刘邦在“汜水之阳”出“汉王”改称“皇帝”，也就在制度上确立了定于一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完成了由秦到汉的改朝换代的历史性过渡。

定都迁都

汜水之阳的定陶，只是刘邦即帝位的临时地点，汉的国都原在栎阳。楚汉战争结束后，关东广大地区都统一在汉王朝之下，若仍在栎阳建都就不妥。于是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刘邦定都洛阳。其意义不难看出及袭东周旧制，居“天下”之“中心”。

但定都后不久，有前往陇西戍边的齐人娄敬，路过洛阳时求见刘邦。他向刘邦指出：应迁都关中。娄敬详细地分析了将国都迁往关中的好处。由于追随刘邦开国的元勋多是关东人，不愿到离家张较远的关中去，所以坚持要定都洛阳。在这一片反对声中，只有张良支持娄敬的看法，他指出：洛阳附近“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而关中不仅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而且宜于对广大的关东地区进行控制：“阴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午里，天府之国也”。张良的分析，使刘邦下定决心，立即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当天即下令迁都关中。

刘邦车驾由洛阳入居关中。开始仍在栋阳旧都“治栋阳宫”，同时命少府阳城延在原奉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建筑新宫，至高帝七年（即200年）二月，始具规模，首都从栋阳迁往长安。从此以后，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以后的事实证明，西汉迁都关中的措施是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因此，长安不仅始终是西汉王朝的首都，而且在两千年皇朝社会里，有不少王朝建都于此，成为中国城市中作为国都年代最久的一个。这本身就说明了西汉定都关中是正确的。

朝仪法规

在推翻秦王朝之初，汉王刘邦就曾宣布废除秦代苛法繁仪。所以，在刘邦刚称帝时，朝廷之礼仪法规甚不具备，群臣竟可在皇帝面前饮酒争功，以至醉后狂呼乱叫，拔剑击柱，喧嚣闹嚷，不成体统。对此，刘邦当然颇为不满。

博士叔孙通就趁机劝说皇帝应召儒生制定朝仪，并自荐承担这一任务。得到刘邦首肯后，叔孙通即征鲁诸生30余人，采古礼与秦代礼仪制定出一套朝仪。由于叔孙通曾为秦博士，他所制定的这些朝仪，也从此开始实行。是日，天尚未明，宫中侍卫、仪仗已罗立廷中。皇帝传警，群臣按事先排演好的次序，依官阶高低进入奉贺。礼仪庄严、场面肃穆，显示出皇帝的威严，臣下莫不震恐肃敬。行礼毕，举行朝宴，皆以职位高低向皇帝依次敬酒，一改以前那种喧哗、混乱的状态，益发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刘邦高兴地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将叔孙通封为太常。从此，西汉一代的朝仪就这样确定下来。

成皋之战后，楚汉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项羽日益孤立，粮秣得不到补充，韩信又继续进兵西楚，汉四年八月，项羽向刘邦提出议和，楚汉约定以沤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项羽率兵东归，而刘邦则彩纳张良、陈平的计策，乘机追击楚军于固陵；并且调令韩信、彭越等人率兵围歼项羽，命刘贾渡淮包围寿春，诱使楚大司马周殷畔楚。次年十二月，项羽被围困于垓下，汉军四面唱起楚歌，楚军士无斗志；项羽率少数骑兵突围至乌江，自刎而死。楚汉战争最后以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王朝而告终。

楚汉战争前后进行了四年，虽然对经济生产和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它换来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因而是有积极意义的。

汉初统治

稳定社会秩序

西汉建国初，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民大量逃亡。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大减少，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秩序，发展经济，这是关系到西汉地主政权能否维持并巩固下去的首要问题。对于西汉统治者来说，农民起义推翻秦朝的事实时刻萦绕在他们的脑际。这种情况使他们不能不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措施。

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开始，汉高祖颁发了一系列诏令，主要内容有： 其一，组织军队复员。军队官兵复员为民，根据功绩大小，按照军功爵位的高低，赐给数量不等的土地。同时还规定，这些复员的官兵。愿留在关中者，免除十二年的徭役，回归原籍的，免除六年。这样，就使爵高位显的军官变成大地主，一般士兵也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从事生产劳动。 其二，赐军吏卒以爵位。凡军吏卒爵在大夫以下或无爵者，皆赐爵为大夫（第五级爵），位在大夫以上者，晋爵一级，爵在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全家赋役；七大夫以上者，分给食邑。这一条诏令的作用，就是从政治、经济上扶持一批因军功而获得土地的地主。 其三，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山泽不着户籍的人口，各归原籍，“复故爵田宅”。这使许多因秦末农民战争而丧失土地与爵位的地主和自耕农，重新获得土地和爵位，这对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四，释放奴婢。诏令规定：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以上是地主阶级适应农民战争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它一方面扶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扩大了汉王朝的统冶基础，使社会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占有少量土地，有了生产条件。这样，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生产的恢复。  

政治、军事制度及法律

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为了巩固皇朝，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汉初除了建立军队外，又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 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 

西汉鸡心佩	西汉青铜器	西汉 错金银铜镇

文景之治

汉高祖总结秦亡的教训，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时，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诏令劝农，以发展农业经济。公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公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又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

文景时期，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如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之说。这和秦时“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皇朝进一步巩固起来。   

压制割据势力

早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曾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将领为王。汉初，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个。此外，还封了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威胁。 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借谋反的罪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张耳子）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随着异姓的翦除，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以代替异姓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其实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诸王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刘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被消灭，但拥有五十三城的吴王刘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面对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强大的问题，许多官吏都感到事态的严重。当时，梁王太傅贾谊给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按照这个建议把一些王国分小，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景帝时，吴王刘濞叛乱的形迹更加明显。于是，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吴楚等七国遂于公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举兵叛乱。 吴王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和首领。他倚仗吴国冶铜、铸钱、煮盐等优越的条件，早已蓄谋夺取皇位。他联合了胶西王、楚王、赵王、济南王、菑川王及胶东王，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共同起兵。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前去迎击，同时又杀晁错。但刘濞继续进攻，于是景帝决心讨平叛乱。 周亚夫率领大军迎击吴楚七国叛军。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吴王刘濞仅率千人南逃，后被东瓯所杀。其余诸国也被打败。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

公元前145年（中元五年），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其他官吏也予以裁减。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不能掌握政治军队。从此以后，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组织。 

西汉五铢	西汉陶罐

中央集权

颁布“推恩令”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继续打击地方势力。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

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来，汉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君主集权的加强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这样，在朝官中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汉武帝还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制度，以扩大统治基础。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因此，汉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选拔制度：其一，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汉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渐完善起来。
　
其二，“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授予官职。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其三，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机构。

平帝(刘衎)出生:元前9年--去世:公元5年(在位5年)	文帝(刘恒)出生:元前202年--去世:元前157年(在位23年)	哀帝(刘欣)出生:元前26年--去世:元前1年(在位6年)
成帝(刘骜)出生:元前52年--去世:元前7年(在位26年)	元帝(刘奭)出生:元前75年--去世:元前33年(在位16年)	景帝(刘启)出生:元前188年--去世:元前141年(在位16年)

收归铸币权

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

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特别是文帝时，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

汉武帝死后第六年，即公元前81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曾议罢盐铁官营事。会议的结果，取消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对官营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

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算缗和告缗

为了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力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

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只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叫做“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争相告缗。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

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但却对商品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经过七十年左右的休养生息，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于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汉武帝所以要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首先是董仲舒非常强调“大一统”，这种思想适合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可以作为加强中央统一集权制的理论根据。其次，是由于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吸取了道、法、阴阳五行等学说，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利用道家的天道观，为政权服务，把道家的道统，变成法统。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糅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奉行。 自从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了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强化了军队和法律

汉武帝在广开仕途的同时，又采取措施，强化了军队和法律。在中央的常备军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增设期门军、羽林军，隶属南军。此外，又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和对内镇压的力量。汉武帝时，法律更为严密烦苛。 

昭宣中兴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诏，表示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 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西汉历史进入昭、宣时期。

这一时期，统治集团主要采取了轻徭薄赋、重视吏治、平理刑狱等政策和措施。使一度动荡的西汉王朝又稳定下来。史称“昭宣中兴”。   

农业发展

牛耕普遍，铁农具推广

西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牛耕更加普遍，铁农具更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改进。

在西汉前期，牛耕已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与此同时，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

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咸阳等地都发现有铁犁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

治理黄河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成就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

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公元前132年（元光三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

“井渠法”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渠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

与此同时，又征发民工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智慧，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公元前95年（太始二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今山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今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

“代田法”与“区种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

赵过还发明了耧车。耧车是一种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可见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先进技术、新式农具。
　　
到成帝时，氾胜之又总结了一种新耕作方法── “区种法”。这是一种园艺式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5900余万，比战国时期增加两倍以上。

手工业进步

冶铁业

汉代的冶铁业作坊多，规模大。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现了许多汉代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遗址规模最大。从这些遗址可以看出西汉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铁工具，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已在西汉中期的遗址中发现。这说明汉代铁器的使用已相当广泛。

西汉 壁画《赵氏孤儿图》	西汉 长乐未央博局纹镜	西汉彩绘步兵

丝织业

西汉时期丝织业也是比较发达的，纺织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山东淄博市）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也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其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工艺水平

西汉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在高超的手工工艺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长信宫灯”，制成一个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十分生动，设计更为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墓中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由2000多块玉片和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其制作工艺精美绝伦。

在西汉，官营手工作坊中，主要生产者是工奴和刑徒，私营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奴隶，只有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是“编户齐民”。汉代灿烂的手工业成果，就是由这些刑徒、奴隶和家庭手工业劳动者创造的。

漆器业

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蜀郡（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当时上层之家都使用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出土的西汉漆器，特别是马王堆的器物，大多色彩鲜艳，光泽照人，精致美观，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更高，画法潇洒生动，奔放有力，线条干净流利。

商业繁荣

“交通王侯”

 汉初，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作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山泽禁令的放弛，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非常活跃，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响的势力。

西汉时商业经营的范围很广，据《史记》所载，当时市场中陈列着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几十种商品。

京师长安

当时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

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西汉的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在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发现木制、陶制船舶或木车明器。1974年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工场，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这些遗址，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活跃。在广州、长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国内的特种工艺品，而另一部分则系从海外输入的。

汉与匈奴

“平城之围”

秦汉之际，匈奴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匈奴冒顿单于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征丁零、坚昆等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拥有骑兵三十余万，势力十分强大。

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也日益完善。最高首领叫单于，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这些大贵族都统率军队，多的万余骑，少的数千骑。大贵族之下还设有各级军官；处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等等。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单于又将全国疆土分为三部分，左屠耆王统治东边，单于居中直接统治，右屠王统治西边。

匈奴贵族为了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侵扰西汉的北边地区。公元前201年（汉六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晋阳（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东南）。后来用陈平计，向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史称“平城之围”。

“和亲”

汉初，由于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汉高祖只好采取“和亲”的办法，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酒等。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挡匈奴的掠夺。

公元前166年（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攻杀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了雍（陕西凤翔）和甘泉（陕西淳化），火烧回中宫。八年后，匈奴又从云中（内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柯堡附近）两郡各侵入三万骑，长安城警报频传。

西汉《牛形灯》	西汉彩绘陶甗	五凤熏炉

“实边”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了些防备工作。如文帝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还大力提倡养马，准备对匈奴进行反击。

卫青、李息反击凶奴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反击匈奴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在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至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间进行，先后打了十几仗，其中带决定性的大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北京密云县）。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起突然袭击，匈奴白羊王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西汉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和五原郡（内蒙古五原）。

霍去病西征

在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同年，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

漠北反击匈奴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这一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针对匈奴贵族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错误判断，西汉采取了奔袭追击的战术。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对匈奴单于大军进行包围。经过激战，匈奴单于率数百骑突围远逃，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赵信城（蒙古杭爱山下）。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河北蔚县一带）出兵，深入二千余里，跨过大沙漠，同匈奴左贤王接战，大败对手，凯旋而归。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

“单于和亲”

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掠夺，保护了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

随着匈奴贵族军事力量的削弱，匈奴族人民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贵族的斗争也日益强烈。在此情况下，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西汉所杀。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帮助下，重新统一了匈奴。

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之间的武装冲突。此后约有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和平景象。近年来在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是汉、匈关系改善的有力证明。

匈奴贵族和西汉中央之间虽然经常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汉匈两族人民之间却保持着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匈奴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匈奴族的遗址中发现的房屋、砖瓦以及各种丝织品，说明匈奴人在与汉族接触后，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

汉与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开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为三十六国，互不统属。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草原有乌孙、且弥等国；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区，又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北道诸国有龟兹（新疆库车）、疏勒、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等较大的国家。南道诸国有莎车（新疆莎车）、于阗（新疆和田）、楼兰（新疆罗布泊西）等国。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设官征税，并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西汉从匈奴降人的口中获悉：在今甘肃敦煌一带原来居住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击，被迫西迁，对匈奴恨之入骨，时刻想报仇雪恨。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截断匈奴的右臂，乃募使往大月氏，以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汉中（陕西城固）人张骞应募远道出使。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拘禁十余年。后来，他乘机逃走，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占有大夏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不愿东归。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只好东返。他再一次冲破匈奴的拘禁，于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返回长安。张骞的任务虽未完成，可是他沿途了解到西域各国地形、物产和风俗，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张骞是西汉开辟西域道路的第一人。

公元前119年，汉进军漠北，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阿尔泰山以南各国的人力、物力，和汉朝对抗。因此，彻底割去匈奴右臂的问题，便被提到日程上来。这一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多随员，携带大批金币丝帛以及牛羊向西域进发。张骞到达乌孙后，原定目的虽未达到，但他派副使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政治影响，最后顺利返回长安。乌孙还派了数十名使者携带礼物到长安答谢。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大盛。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打开西南之路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甘肃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大宛，击败大宛后，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顺。西汉又在楼兰、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轮台（新疆库车县东）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内乱，日逐王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影响日益缩小。汉宣帝乃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都护是西汉中央驻西域的最高长官，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汉对西域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信，调军征粮。这说明，远在二千年前，原来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新疆地区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井渠法对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适应，后来流行于西北地区，称为坎儿井。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业品大量向西域行销。西域人民也把自己的生产经验和创造，如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内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汉与南方各族

收闽越

西汉时期，在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居住着许多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之为"西南夷"。在今贵州境内以夜郎（贵州遵义、桐梓一带）为最大。在今云南东部也有几十个部落，以滇（昆明一带）为最大。自滇以北，到今四川凉山一带，以邛都（四川西昌附近）为大。他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再往西去，有巂、昆明（云南大理一带）等部落，他们以游牧为主。

汉武帝时，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联系与日俱增。汉武帝曾派唐蒙为中郎将，进入夜郎，此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附汉朝。汉朝在那里设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不久，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里设官管理。张骞从西域归来后，汉武帝想打开由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前后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终因无法前进而停止。公元前111年（元鼎元年），西汉破南越之后，在西南设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县北）和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发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并赐"滇王之印"。这颗"滇王之印"，已在晋宁滇族贵族墓中发现。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

秦始皇开发岭南，设置郡县，越汉两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秦末时，闽越首领无诸及东瓯首领摇曾率本族参加了反秦战争。西汉建立后，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福建福州）。公元前192年（惠帝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浙江温州），号东瓯王。在南越地区，原秦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建立后，中央立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汉政府与南越关系恶化，赵佗遂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汉文帝即位后，赵佗废帝号称王。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王便向汉中央请求内徙，遂被迁到江淮之间，和汉族人民杂居，接受西汉的直接统治。

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自立为武帝，汉武帝派遣横海将军韩说等分四道攻入闽越。征服了闽越地区的叛乱。汉武帝又把闽越人迁徙到江、淮一带。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宣谕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入朝。南越王及太后也愿意"内属"，唯丞相吕嘉反对，并起兵杀赵兴、太后及汉使者，立建德为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军分路进击。次年，破番禺（广州），灭南越，将南越故地分为九郡：南海（治今广州）、郁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市）、合浦（治今广东合浦县北）、珠崖（治今广东琼山东南）、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 从此，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汉族人民不断南迁和许多越族人民迁居内地，更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越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

汉与东北各族

与夫余、肃慎

西汉时期，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夫余、肃慎、挹娄、高句丽、乌桓、鲜卑、沃沮等。

肃慎，是中国东北的古老民族，也称“息慎”、“稷慎”等。从殷周至汉武帝时期，与中原地区经常有文化、经济上的交流。挹娄，与肃慎属于同一民族，挹娄在肃慎北，大致在今牡丹江以东、松花江以南一带。

夫余是居住在松花江伊通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原地区有经济交流。西汉时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军队、牢狱、宫室等。

与乌桓和鲜卑

乌桓和鲜卑是东胡族的分支。西汉初，东胡被匈奴打败，其中一支退居乌丸山（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以自保，遂称乌桓。乌桓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业为主，随水草迁徙。汉武帝时，霍去病打败匈奴，乌桓人请求内属，于是迁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塞外，西汉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西汉初，被匈奴打败后，逃至鲜卑山（内蒙古洮儿河与西喇木伦河之间），因此得名。鲜卑与乌桓为邻，其社会风俗、习惯、语言均与乌桓相似。

高勾丽是中国东北的古老民族，周秦之际，为东北的“高夷”。居于夫余南，今鸭绿江以西。汉武帝时以高勾丽为县。西汉后期，夫余人朱蒙（或云邹平），建立高勾丽国。高勾丽人与夫余人习俗差不多，主要从事农业，善酿酒，能歌善舞，与汉族来往密切。 西汉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了。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在这样一个辽阔的疆域之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兄弟民族之间友好相处，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各民族日趋融合，统一的国家正处于巩固发展的时代。

与中亚各国

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国新疆地区的各族很早就和中亚各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张骞曾经到达大宛（锡尔河上游东面）、大月氏（阿姆河中部）、康居（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等国。张骞的副使还到达过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国。以后汉武帝的使者还到达奄蔡（黑海以北）、条支（叙利亚）等国。中亚、西亚等国也派遣使者到西汉访问和通商。 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需要，西汉政府在西边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往来。从此，西汉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商旅往来络绎不绝。

自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见发达，除了外交活动外，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那时，商人们除了将中国的丝织品运往西方外，中国的冶铁技术、铁器、井渠法等也传入大宛、安息等国。并且通过大宛等国，往西传至更远的罗马等地，这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与此同时，中亚、西亚等地的特产如毛布、毛毡、汗血马、石榴、葡萄、苜蓿、芝麻以及胡桃等植物也相继传入中国。此外，中亚的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中国，给华夏的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声律，古典歌舞场面为之一新。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丝绸之路”

西汉时，通过今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有南北两条大道：南路从长安出发，经敦煌、鄯善（新疆罗布淖尔以南石城镇）、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等国。北路经敦煌、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附近）、龟兹、疏勒等地，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由奄蔡南下，可达安息，由安息向西到达大秦（罗马帝国）。这两条大路成为当时中西交流的两大动脉。那时，中国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通过这两条通道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所以也被称为"丝绸之路"。

与东亚、东南亚及南亚国家

与朝鲜

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中朝两国之间在经济文化上就有了频繁的交往。战国时，燕、齐两地人民为反抗统治者的压迫，曾成批地迁往朝鲜，带去了不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西汉初，燕人卫满率千余人奔朝鲜，后来被立为朝鲜王，建都王险城（平壤），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西汉惠帝、吕后时，辽东太守“约满为外”。公元前100年（元封二年）秋，武帝派楼船将军扬仆等分两路进攻朝鲜。朝鲜首领右渠率众抵抗，汉军屡败。最后因朝鲜上层内部分裂，右渠被杀死，卫氏朝鲜亡。汉武帝在卫氏统治区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以后，朝鲜人民不断反抗汉朝的统治，但两国人民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朝鲜出土了不少西汉的文物，说明汉文化对朝鲜有明显的影响。

与越南

自古以来，中国和越南在经济文化上就有着密切联系。战国末期，越南北部已有瓯骆国。秦统一后，进军南越时，曾侵及瓯骆国。秦汉之际，赵佗占据南海、桂林等郡称王，灭瓯骆国，并通过瓯骆的骆侯、骆将和蒲政进行统治。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赵氏统治方式。此后，中国同越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如中国的铁农具和越南的土特产便经常互相交换。

与印度和缅甸

在中国古代，印度被称为“身毒”或“天竺”。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就有经济往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经询问得知是从身毒国贩运去的。后来，张骞的副使也到过身毒。西汉晚期，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也传入中国内地。

此外，缅甸从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与中国人民之间有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当时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的。同时从交州沿海乘船去缅甸的海上航路已经开通，使两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西汉时，也与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东亚的日本等国有了友好往来关系。汉武帝时，日本有三十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交往。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 汉对外的水路交通 秦汉时期，中国到东南亚各国的通道，除陆路经由中亚、缅甸外，还有海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合浦郡的徐闻县（广东徐闻县西）出发，行五个月可到都元国（在马来半岛），又继续航行四个月，抵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再航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在缅甸沿岸），然后弃舟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从此处再乘船航行，最后抵达黄支国（在印度建志补罗）。回程从黄支国起程，先到南边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从此继续航行，经过八个月抵中途的皮宗（在马来半岛）。过皮宗后转向东北航行回国。西汉的官营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私营的海外贸易则早已存在，并不断发展。

社会危机

 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西汉时期，沉重的赋役和剧烈的土地兼并不断造成自耕农破产，到汉武帝时情况已相当严重。如公元前107年，关东出现流民200万，无户籍者40万。宣帝时，因天灾人祸，流民更多。自耕农的破产流亡，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出现危机。

到了西汉末年，皇族、贵戚、官僚和豪强地主依仗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地兼并土地，更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如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以势欺压贫民，强占民田未遂，竟将汝南郡的鸿隙陂废去，使得田地枯旱，农民被迫流离失所。哀帝时，一次赏赐宠臣董贤土地二千顷。此时，不仅官僚、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富商大贾也以其经济力量助长兼并之风。如成、哀时期，长安附近的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等，都依仗财势吞并农民的土地。在各方面兼并势力的摧残下，农民陷入贫困破产的境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统治集团荒淫腐朽

元帝时，关东十一个郡国闹水灾，人民相食，元帝却只知打猎取乐，“驰骋干戈，纵恣于野”。成帝也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成帝荒淫好游，把政权交给他的舅舅们。王氏得势，更“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狗马驰逐，大治第室”。（《汉书·元后传》）其他公卿、近臣，也无不奢侈淫逸，醉生梦死。哀帝更为昏庸，对幸臣董贤尊宠备至，“赏赐累巨万”，甚至要把皇帝宝座让给董贤。哀帝死后，董贤自杀，官府变卖其家产，竟达43亿之多。

统治集团已经达到极端腐朽的程度。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在统治阶级压迫下，终年劳苦，不得温饱，不得不依附豪强地主，忍受着“收太半之赋”的残酷剥削。或者沦为奴婢，或者四处流亡。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统治集团一些人的注意。如哀帝时谏大夫龚胜说：当时的社会情况是“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制度太奢，刑罚太深，赋敛太重”。（《汉书·龚胜传》）劳动人民生活陷入绝境，不能不起而反抗。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反抗斗争。

哀帝时，以大司马师丹为代表的官僚，为了缓和土地兼并和大批农民沦为奴隶的严重情况，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的主张。结果被搁置起来，成了一纸空文。以后，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大规模农民起义已迫在眉睫。面对这种情况，在统治阶级中有人提出了"易姓受命"的主张。早在昭宣之世，就有人提出汉运将终，应该改朝换代。成帝时，方士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哀帝即位后，相信了改朝的说教，乃下诏将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改为太初元年。他不称汉帝，改称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以为这样就符合了更受天命之意。但是，改号以后，社会危机依然如故，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哀帝死后，西汉王朝统治的危机加剧，出身于外戚的王莽，便趁机夺取权力，充当了统治集团内部易姓受命的主角。

王莽时期

王莽代汉

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成帝时，王政君的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等四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达九人之多，朝中重要官吏都出于王氏门下。王家势力的显赫，为王莽代汉奠定了政治基础。 成帝时期，贵族官僚骄奢淫逸，而王莽却疏散家财，赡养儒生。公元前8年（绥和元年），王莽继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公元前1年（元寿二年），哀帝死，王莽复任大司马，并录尚书事，操纵了汉政权。

王莽执政后，一方面排斥异己，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如封汉宗室和功臣的后裔，对于退休的高级官员，终身食原俸的三分之一，扩充太学，增加博士和太学生名额等等。从而取得了一部分贵族、官僚及知识分子的拥护。 与此同时，王莽也采取了一些社会措施。如公元2年（元始二年），郡国发生灾害时，他献田三十顷、钱百万，以分配给贫民。王莽又在长安城中建住宅二百区，让贫民居住。这些措施得到了好评。如因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颂其功德者竟达4870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制造代汉的舆论。这样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于在公元8年，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改制及其失败

王莽掌权后，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颁发诏令，进行改制。其主要内容是： 其一，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根据井田制度，实行"王田"、"私属"制。规定：更名天下田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与宗族邻里乡党；原无田者，按制度受田，即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奴婢称为私属，不得买卖。

其二，王莽下令实行五均、赊贷和六筦制度。五均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五均司市官，称为"五均司市师"。五均官的任务是管理市场的物价，收工商税。各地五均官制定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则把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价格低于"市平"，则任其出售。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向政府贷款，政府借钱不取利息；祭祀贷款限十天归还，丧事限三个月归还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每年要交十分之一的利息。五均、赊贷，加上政府经营的盐、铁、酒、铸钱和收山泽税，合称为"六筦 "。

其三，王莽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他下令在五铢钱外更铸五十大钱，又造币值五百契刀、值五千错刀。王莽称帝后，在公元9年又废除错刀及五铢钱，另外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二十八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流通不便，仅一年就废除，只留小钱值一、大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又废除大、小钱，另推行五铢货泉、二十五铢货布两种。但货币换算比值仍不合理。 其四，王莽下令实行统一度量衡制度，将标准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令"万国永遵"。值得指出的是，东汉以后各代多承袭新莽度量衡制。

此外，王莽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地名、行政区划，也屡加改变，甚至连新朝的国号也多次变更。 王莽这些改制，有些措施触及当时社会重大问题，如针对土地高度集中和奴婢问题而实行的"王田"、"私属"制；施行五均、赊贷、六筦，则企图限制豪民富商的高利贷盘剥。然而这些政策却遭到了剧烈的反对，首先，改制或多或少地触及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其次，制度本身存在弊病，如币制改革变化不一，给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混乱，给劳动人民也带来了灾难。加之吏治腐败，导致社会经济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如富商大贾执掌五均六筦大权。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汉书·食货志》） 王莽时期，还对东北高句丽、西南句町以及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发动了战争。结果，劳民伤财，损失惨重，不仅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而且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中央与周边民族的稳定关系。

王莽改制没有能够解决社会危机，频繁的战争，沉重的赋役，残酷的刑法，反而使百姓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于是，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起义爆发

绿林、赤眉等起义的爆发

公元17年（天凤四年），荆州一带发生饥荒，新市（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深得饥民爱戴，被推为领袖，聚众数百人起义。不久马武、王常、成丹等率众参加他们的队伍，数日之间便发展到七八千人。他们的根据地在绿林山（湖北大洪山），故称为"绿林军"。

天凤五年，琅邪（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一百多人在莒县（山东莒县）起义。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转战黄河南北。这支起义军作风淳朴，他们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以言语相约束，共同遵守"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纪律。领导人也没有尊贵的称号，称最高首领为"三老"，其次为"从事"，再次是"卒史"，彼此之间称"巨人"。公元22年（地皇三年）四月，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和太师王匡率军，妄图一举消灭樊崇军。为了同官军相区别，樊崇的军队每人都用赤色涂眉，因此这支起义军被称为"赤眉军"。

起义军在成昌（山东东平）和王莽军展开激战。结果官军大败，廉丹被杀，王匡逃命。 成昌大捷后，赤眉军乘胜向西发展，人数已达到十万人，他们活动在今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 在绿林、赤眉等起义的同时，北方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当时，在河北一带有起义军大小数十部，众达百万人，其中著名的有铜马、高湖等，给王莽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当王莽政权分崩离析之时，一些地主豪强也以各种形式从事反莽活动。有的还投身于起义队伍中，如西汉宗室刘玄参加了绿林起义军；南阳大地主刘縯、刘秀兄弟，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纠集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也归入绿林军。

王莽政权的灭亡

公元22年正月，绿林军各路大军会合一起，大破官军，并包围了南阳。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发展到十多万人。在此形势下，刘玄被推举为帝，改元更始，以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刘玄称帝后，分派队伍攻城略地。 起义军的节节胜利使王莽恐惧万分。他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领42万大军，号称百万，向宛城进发，妄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公元23年五月，新莽大军会合，把昆阳城（河南叶县）包围起来。城内起义军仅八九千人，力量单薄。王凤、王常一面坚守阵地，一面派刘秀等十三轻骑乘夜出城，搬请救兵。各地支援昆阳的起义军人数虽少，但斗志旺盛。趁官军骄傲轻敌之机，刘秀率三千人冲乱对方阵营，王凤、王常则从城内向外冲杀，内外夹攻，大败敌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新汉昆阳大战。 昆阳战后，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四方豪强打起反莽旗号的也愈来愈多。王莽在各地的统治陷于土崩瓦解。他能够统治的地区，只剩下长安和洛阳。 这时候，刘縯因争夺权位，被刘玄所杀。

公元23年（地皇四年），绿林军乘胜向王莽展开强大的攻势：一路由王匡率领北上直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等率领西攻武关，直捣长安。九月，王匡攻下洛阳，刘玄移都洛阳。西路大军也势如破竹，十月一日起义军攻入长安。长安市民响应起义军，火烧宫门，王莽狼狈逃入渐台。次日，王莽被杀。经过六年的浴血奋战，绿林军终于推翻了王莽的反动统治。 

绿林、赤眉起义的失败

公元24年春，刘玄由洛阳迁都长安。刘玄一入长安，就大封汉宗室，重用旧贵族，日夜饮酒作乐，起义军将领对此大为不满。刘玄对今后的发展也束手无策，于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这时，刘玄又杀害了起义军首领申屠建、陈牧等，并企图向王匡等下毒手。王匡等率领部分绿林军杀出长安，与赤眉军联合。 当刘玄移都洛阳时，樊崇曾亲到洛阳，表示愿与更始政权合作，而刘玄却采取冷淡应付的态度。刘玄的行为引起赤眉军的不满，他们分兵两路对刘玄进行讨伐。

公元25年春，两路军于弘农（河南灵宝）会师，迅速扩大到三十万人。当队伍到达华阴（陕西华阴）时，拥立汉宗室后裔、十五岁的牧童刘盆子作皇帝，建立了政权。随后，赤眉军继续西进，与绿林军王匡等联合。同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被绞死。 赤眉军进入长安后，颇得人民拥护，"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但关中豪强地主隐匿粮食，组织武装抵抗。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只能困守长安。最后，"城中粮食尽"，只得退出长安，转移到安定（甘肃固原）、北地（甘肃环县）一带，但没有取得进展。由于二十万赤眉军缺乏粮食，终于被迫离开长安东归。公元27年（建武三年）初，赤眉军在今河南渑池一带被刘秀打败，又陷入刘秀设置的重围。这支农民军最后失败，樊崇等领袖惨遭杀害，河北、河南、荆州地区的农民军，也先后被镇压。

绿林、赤眉大起义席卷了黄河、长江流域，用武力推翻了腐朽、黑暗的新莽反动统治。起义军所到之处，摧毁地方政权，惩罚豪强地主，使广大农民夺得了一部分土地，大批奴婢也得到解放。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2]

东汉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由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他推翻了王莽所建立起的新王朝，重新恢复由刘氏统治的汉王朝，史家称此汉朝为东汉。

公元25年，刘秀在绿林军的协助下，以武力击败了篡位的王莽，夺得帝位。刘秀身为西汉皇族，故仍定国号为汉，但建都洛阳，年号建武，是为汉光武帝。 建武二年，光武帝下令全面改革王莽所实施的旧政策，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以近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限；废除“官奴”；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到公元一世纪中叶，经过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之为“光武中兴”。

公元89年，汉章帝薨，由年仅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年号永元。因和帝年幼，统治权利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窦氏与其兄窦宪之手。窦氏的专权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满，和帝于公元92年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诛灭窦氏， 郑众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来越甚地参与东汉的政治统治，加之自和帝刘肇以来历代汉帝都宠信宦官，及至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年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形成东汉王朝后期的宦官与外戚专权的格局。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当时皇宫内宦官专权，凉州董卓率兵入洛阳，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事实上献帝即位后并无任何权利，董卓独揽大权，残暴专横，使得各地官吏纷纷举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诸强割据的局面，统一的王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后，献帝又为曹操控制；公元220年，曹操次子曹丕逼迫献帝让位，东汉王朝宣布灭亡，继之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三国时期。。

东汉王朝在统治上沿用了许多西汉的方针与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使之更加适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在东汉前期，政权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势力的融和，使国家趋于稳定，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西汉的水平。公元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我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张衡为代表的东汉学术界，有着很高的成就；张衡则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至尽仍被广泛使用。另外，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他创造的“五禽戏”是我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

东汉王朝前后历十二帝，共一百九十五年。

建立东汉

刘秀称帝

在王莽统治末年，西汉宗室后裔刘縯、刘秀兄弟参加了绿林起义。刘縯被刘玄杀死后，刘秀极力克制自己，避免了和刘玄的正面冲突。公元23年十月，刘玄派刘秀到黄河以北招集农民军。刘秀到河北后，在地方官僚、豪强的支持下，消灭了当地的各支起义军。同时收编了部分农民军，壮大了自己的势力，队伍达几十万人。刘秀在河北站稳脚跟后，一面派邓禹率军西向关中，伺机向起义军进攻；一面派冯异等监视更始政权的关东重镇洛阳。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鄗（河北柏乡县）称帝，不久移都洛阳。

刘秀称帝后，继续对农民起义军进行镇压。他派遣邓禹、冯异率大军入关，向赤眉军进攻。又在豫西设置重兵防线，利用赤眉军东归的时机，把赤眉军镇压下去。在河南、荆州地区，刘秀分派遣岑彭等人，围剿了这一带的起义军及更始政权余部。刘秀还派吴汉等率军镇压了河北的檀乡、五校、青犊等农民军。随后，刘秀派兵先后消灭了各地的割据者，到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才最终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集权制度

防范功臣

刘秀建国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极力加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制度。

刘秀着意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刘秀在位时，大多数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请，让他们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而已。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 刘秀对大臣更为警惕。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刘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皇帝的专制权力。

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 

稳定社会

扩大尚书台的权力

刘秀通过扩大尚书台的权力，来削弱三公的权威。尚书台原系掌管皇帝秘书事务，负责发放公文的机构，官职资浅任轻，尚书令、尚书仅为千石、六百石的中下级官吏，尚书郎则多由令史久任者补之，为士大夫所轻视。尚书一职官卑品低，易于驱使，西汉后期已被重用。刘秀为进一步控制大权，又扩大了尚书台的组织，加强其职权。

于是，尚书台置尚书令、尚书仆射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管六曹事务。其中三公曹主管考课诸州郡事务；吏曹主管选举、祭祀；民曹主管修缮功作、盐池园苑事务；二千石曹主管诉讼；客曹主管少数民族及对外事务；中都官曹主管治安。此后一切政务不再经三公管理，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从此，尚书台成了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 

政权机构与军事

秦汉以来，地方政权机构为郡县二级制。刘秀把西汉时监察地方政情的刺史，固定为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奏皇帝，使地方郡县也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

在军事制度上，刘秀也作了重大改革。东汉建立不久，就废除了执掌地方兵权的郡国都尉，以后又罢轻车、骑士、材官及楼船士等，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军队。在和平时期，少量维持地方治安的郡县兵，由太守令长兼管，在某些沿边地区则复设都尉或属国都尉别领。总的来说，东汉时期地方军队的力量比较弱小。

刘秀还逐步扩大中央军队，来加强中央的力量。东汉军制继承西汉，中央军以南北军为核心。南军由卫尉统率，掌宫城警卫，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掌京师卫戍。如有重大军事行动，南北军也可出征。另外，在重要的沿边地区，设置边防军，也属于中央军队的一部分，主要由乌桓校尉、度辽将军、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等统率。这样，不仅使中央集中掌握了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而且也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总之，通过以上措施，东汉中央有效地集中了权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察举和征辟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后汉书·明帝纪》）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则四世五公。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生产发展

水利发展

灌溉工具、水利事业获得改进和发展。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东汉时期，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后来又不断加以扩建。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开垦良田三万多顷。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

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 黄河的治理，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生产工具改进

生产工具的改进有显著的成就。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著进步。

牛耕技术

牛耕技术在东汉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当时，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

在崔实的《四民月令》中，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这个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如果把东汉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冶铁技术的改进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南阳冶铁工人发明了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炼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

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造纸业与漆器业

东汉时期，造纸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汉时，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发明，使造纸原料多样化，还能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当时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公元8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纸的发明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其它如漆器业、陶瓷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当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

经济先进区域

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大大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特别是它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东汉以前，中国经济的先进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汉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黄河流域的某些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如西汉时，长安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东汉时，关中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也由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之，黄河流域仍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

庄园经济

田庄式的生产经营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后汉书·樊宏传》)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反映得很详尽。所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剥削劳动者

东汉时，豪强地主大都利用宗族血缘关系作为剥削劳动者的手段，使地主和农奴的关系罩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当时，豪强地主常常聚族而居，特别是在西汉末年战乱中，他们往往纠集宗族，建筑坞堡以自守。东汉以后，随着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的贫困宗族，大多成为田庄里的劳动者。在庄园里，劳动者主要有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豪强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其中庄园主的贫困宗族、宾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的农奴，奴隶则最为卑贱。

豪强田庄里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都很沉重，地租剥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实物地租外，他们还得无偿地为田庄主服劳役。不但如此，豪强地主还把他们编制起来，组成私人武装，平时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主人打仗。这种豪强地主的私兵，史称“部曲”。由于剥削的沉重，宗族、宾客、徒附的生活都极其痛苦，“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崔实《政论》) 为了消弭农民的反抗，豪强地主也有意识地利用宗亲关系，分化农民。据《四民月令》记载，每年春耕前后，庄园主就“赈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秋收前后，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对同宗贫困而死者，则纠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腊日，还要“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休农息役”。于是，在庄园内部往往形成相对缓和的关系。所以，在东汉时期，田庄还能较好地组织生产。正因为如此，每当遇到战乱之际，常常出现豪强地主率领大群宗族宾客、徒附义从，或择地避乱，或筑坞自守，甚至合族开上战场，举宗进行叛乱的现象。在农民起义的年代里，豪强地主的庄园武装也成为镇压农民军的力量。

制度

自耕农

东汉时期，政府虽在形式上实行呛箧薄赋的政策，但事实上农民受到多方面的盘剥。地主、官吏欺凌人民，转嫁负担，花样百出。如汉明帝时，政府下令推广区种法以增加产量。结果，有些地方通过多报农民耕地，把租税负担强加在农民头上。又如东汉初，禁止农民从事商业活动以妨碍农时，地方官吏及豪强地主遂据此对农民进行种种限制，规定有田者不得捕鱼，以便他们营私牟利。此外还在各种借口下任意征发，转输远戍等等，更使农民喘不过气来。总之，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非常沉重，加上豪强地主的欺压，使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常常落得“饥饿流离”的结局。 

国家所有制

国家所有制经济是东汉时代另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国家不仅掌握着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泽，并且还直接经营许多生产事业。特别是手工业方面的经营，更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

在东汉的政府机构中，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仆所掌管的生产事业最多，也最重要。大司农除了经管国家赋税收入外，还主管屯田等事务。东汉时期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在沿边地区，还有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农所属的平准署和导官署，还分别进行各种丝麻纺织品的染色加工及粮食加工。东汉时，盐铁生产由郡国经营管理。少府实际上是皇帝的大管家，它除了管理山林川泽的各种税收外，也直接组织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类奢侈品的生产。少府在各地著名的手工业中心，都设有工官组织生产，其规模都相当庞大。将作大匠直接主持宫室、都邑、园苑、陵墓等土木工程的营造。太仆则主造各种兵器器械，并管理各处牧苑。

在东汉国家经营的生产事业中，还较多地使用奴隶。同时，还有大量罚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农民和少数佣工人。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则更多依靠征发徭役来完成。

匈奴关系

南匈奴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贵族之间爆发了争立单于的斗争，互相猜忌，出现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连年旱蝗，“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东汉政府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南单于则遣侍子入朝，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缘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

北匈奴

南匈奴归附东汉王朝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势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战中，数次被南匈奴击败。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东汉王朝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往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 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以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

乌桓关系

公元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刘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余人为侯王君长，使其居住于幽、并二州缘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东汉王朝岁给乌桓人衣食，利用他们善于骑射的特点，让他们助守边防。乌桓各部世代为东汉守边，实际上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直到魏晋时期，乌桓铁骑仍名闻天下。

鲜卑关系

南匈奴和乌桓相继归附东汉后，鲜卑各部也遣使通好。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鲜卑接受了东汉中央的封号，也受护乌桓校尉监护。东汉还收买鲜卑部落大人，使之专门对付北匈奴。

东汉中期，北匈奴残部西迁，鲜卑族乘机占领了匈奴故地，与散居在原地的十余万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势力迅速强盛起来。从此以后，鲜卑族摆脱了对东汉王朝的依附，并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

羌族关系

东汉初，刘秀在削平陇西割据势力后，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落，并陆续迁羌族于陇西、天水、扶风诸郡（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公元58年，窦固等攻破青海境内未臣服的烧当诸部后，又把他们迁徙至关中一带。为了隔断徙居内地的羌族诸部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羌族的联系，防止他们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从汉安帝时起，羌族人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斗争和各地的农民起义相呼应，给予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由于长期的残酷战争，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

蛮族关系

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变动中，大量汉人流入湖南地区，与蛮族人民错居杂处。东汉建立后，当地郡县为了重新控制这些流亡人口，也与蛮族人民发生了冲突。公元47年（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首先起来反抗，攻击当地郡县。刘秀派万余军队前往镇压，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年，李嵩、马成督军进剿，仍然不能获胜。第三年又派伏波将军马援带领四万多人前往镇压。汉军死耗大半，马援也因疫疾死亡。最后，起义者才被镇压下去。东汉中叶后，由于加重了对蛮族的控制和搜刮，结果引起了各地蛮族大起义。蛮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覆灭为止。

日韩关系

在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三韩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他们在东汉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在日本岛上居住着倭人，东汉时倭人分为一百多个小国。早在西汉时，倭人就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有了交往。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公元57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刘秀遂以“汉委奴国王”金印相赠。这颗金印已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崎村出土，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越南关系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后来苏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起越人的强烈不满。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交趾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响应，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征侧、征贰自立为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镇压。东汉在镇压二征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余条等。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亚欧关系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欧洲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公元97年（永元九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甘英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东汉要与欧洲建立关系的愿望。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大秦商人来到中国，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 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公元94年（永元六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公元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公元120年（永宁元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窦氏专权

东汉时期，刘秀之后的皇帝除明帝、章帝外，几乎都在幼年继位。因而每一代开始时，总是由皇太后临朝称制。这些年轻的皇太后，要掌握国家的制权力，只能依靠两种人，一种是她的父兄，即外戚；另一种是她身边的奴才，即宦官。而皇帝长大以后，有时也会与外戚、宦官发生利害冲突，甚至相互残杀。但是，一般说来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外戚与宦官，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一对毒瘤。

章帝死后，和帝即位，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其兄弟窦宪、窦景等并居机要，掌握实权。当时，窦氏一门富贵，其子弟亲戚，飞黄腾达，所受赏赐，使东汉政府“仓帑为虚”。窦氏兄弟都骄纵不法，甚至其奴仆也“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掠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后汉书·窦宪传》)在击破匈奴后，窦宪任大将军，权势更盛。

宦官崛起

窦氏权势的膨胀，和日益长大的皇帝终于发生了矛盾。公元92年（永元四年），汉和帝在宦官郑众等人的帮助下，诛灭了窦氏势力，郑众因功封侯，参与政事，宦官势力开始增长起来。

和帝死，邓太后为了把持大权，废和帝长子，改立仅百日的殇帝。殇帝死，她又立十三岁的安帝。邓太后之兄也开始辅政。不过，邓太后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一方面注意压抑家人，另一方面更多地依靠宦官掌握专制权力。于是，宦官的权利继续膨胀。邓太后死后，因为争权夺利，安帝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诬告邓氏兄弟及宦官图谋废立，驱除了邓氏势力。安帝亲政后，阎皇后兄弟阎显等及帝舅耿宝并为卿校，典掌禁兵；宦官李闰、江京、樊丰等并掌机要，形成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

安帝统治时期，政治败坏。外戚宦官更相勾结，胡作非为。安帝死后，阎显又依恃其妹皇太后的声势掌握大权。不久，另一派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又消灭了阎氏势力，迎立被废的皇太子刘保，是为顺帝。在外戚宦官的互相争斗中，皇帝已完全成了傀儡。

梁氏暴政

从公元135年（阳嘉四年）到公元159年（延熹二年）的二十多年里，大将军梁商、梁冀父子相继掌握政权，外戚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梁冀的权力越来越重，年幼的质帝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太尉李固等主张建立长君，以安定帝位，触犯了他的忌讳，都被诬陷下狱死。梁冀与宦官曹腾合谋，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无能的桓帝，从而独揽大权。当时，百官升迁任免，都要先到他家谢恩，才能到尚书台办手续；地方郡县每年进献的贡品，要先把上等的送给梁冀，然后才把次一等的献给皇帝。专横暴虐，达到了极点。

梁冀一家穷奢极侈，为非作歹，大肆搜刮财富。其残忍贪暴，引起了公愤。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死后，他失去了靠山。在一群宦官的策划下，桓帝消灭了梁氏势力，自公卿大臣至故吏宾客，因牵连而死、免者，有好几百人，一时“朝廷为空”。没收梁冀的家财，拍卖后值钱30多亿，等于当时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

党派斗争

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讨灭梁冀之功，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单超任车骑将军，位等三公。宦官的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单超早死，四侯专横，他们作威作福，残害人民。中常侍侯览，大肆聚敛，贪赃以巨万计，前后夺取民田一百多顷，住宅381所，自己模仿皇宫修建大规模的住宅16区，都有楼阁、池塘、园囿。当时，宦官的兄弟姻戚，宰州临郡，到处为非作歹，残害群众，民不堪命，东汉统治异常黑暗。

桓帝死，窦太后临朝，立12岁的刘宏为帝（灵帝），其父窦武任大将军辅政。在宦官势力猖獗的情形下，窦武与官僚陈蕃等密议，图谋驱除宦官势力，但窦太后不肯。不久，机密泄露。宦官曹节等发动政变，幽太后于南宫，杀死窦武、陈蕃，独霸朝政。当时，灵帝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宦官成了皇帝的衣食父母，他们更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反对擅权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使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此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对东汉政权的前途感到忧虑。他们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修补樊篱，维系东汉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

反对外戚宦官擅权的营垒，以一部分开明的官僚为主体，还有一些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他们反对外戚宦官，除了为挽救东汉政权危机的共同出发点外，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外戚宦官专权堵塞了他们的政治出路。外戚的党羽，宦官的爪牙，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更加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舆论的抨击。时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一五《审举》)选举制度混乱，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对外戚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

阶层斗争

官僚、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顺帝以前，第二阶段为桓灵时期。

在第一阶段，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一般只是个别或少数人的行动，还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早在和帝初年，窦宪兄弟专权，骄纵不法，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的反对，他们采取措施，打击窦氏的党羽爪牙。和帝死后，司空周章因反对邓太后废嫡立庶，反对外戚、宦官专权，企图发动政变，事泄后自杀。安帝末年，宦官与外戚阎显、耿宝相勾结，虚耗国库，竭民资财。太尉杨震等人反复上书，抗议外戚宦官浊乱朝政。结果杨震被罢官，愤而自杀。公元133年（阳嘉二年），李固对策，要求“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禁绝宦官子弟“为吏察孝廉”。

公元142年（汉安元年），东汉政府派遣杜乔等八人分行州县，监察刺史二千石臧否，侍御史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公开宣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并劾奏梁冀兄弟专权纳贿，结党营私。张纲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洛阳。 桓、灵以后，朝政完全为外戚宦官势力所把持，连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他们手里。政治更加败坏，人民的苦难也越发深重，面对这种黑暗的现实，有更多的官僚和地主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投入反对外戚宦官腐朽势力的斗争，但遭到镇压，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这是斗争的第二阶段。

第一次党锢

桓帝在位时，前期是梁冀专制，后期则五侯横暴，官僚和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顺帝死后，围绕立帝问题，进行了多次较量，最后梁冀杀了反对派首领李固、杜乔，拥立桓帝。梁冀失败后，桓帝又被宦官所挟制，这就进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学生的愤怒。李固、杜乔等人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上的普遍同情，一时，李杜之名声满天下。桓帝后期，宦官集团独霸政权。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李膺成为著名领袖。

李膺出身于衣冠望族，他任河南尹时，因打击宦党而被下狱，不久复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弟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罪躲在张让家中。李膺派人到张让家中搜出处死。许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走出宫门。李膺敢于打击当权的宦官，名声越来越大。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以李膺、陈蕃等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嫉恨。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朋比为奸，桓帝遂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陈实等二百余人。第二年，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

第二次党锢

桓帝死，灵帝继位，太后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因事机泄漏，宦官曹节等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等遇害。公元169年（建宁二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奏捕“党人”。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团迫害的所谓党人，某些党人逃亡时，许多人“破家相容”。这说明反对宦官专权，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公元172年（熹平元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这次党锢继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

阶级矛盾

统治腐朽

东汉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大量积聚起来。随着豪强地主势力壮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土地兼并激烈进行，使大批农民失掉土地，沦为农奴，或流离失所。由于外戚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官吏贪残，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人民负担沉重，苦难日深。加上因多次镇压羌族人民的起义，造成了“兵役连年，死亡流离”的恶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到了桓帝、灵帝统治时期，统治阶级更加腐朽。桓帝、灵帝后宫彩女都有数千人，衣食之资日费数百金。封建国家财政枯竭，经常减百官俸禄，借王侯租税，以应付军国急需；桓帝还公开地卖官鬻爵，大肆聚敛。到了灵帝时期，更变本加厉，拼命搜刮。他公布卖官的价格，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甚至不同的对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议价。既然可以用钱买官，贪污就成了合法行为，官吏一到任，就尽量搜刮。政府为了多卖官，就经常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官，一个月内就调换几个人。为了刮钱，灵帝还规定，郡国向大司农、少府上交各种租税贡献时，都要先抽一分交入宫中，谓之“导行钱”。又在西园造万金堂，调发司农金帛充积其中，作为他的私藏。他还把钱寄存在小黄门、中常侍那里，各有数千万。 

破坏生产力

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以及统治者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压榨，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加上水旱蝗灾连年不断，人民更无法生活。公元153年（永兴元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有几十万户倾家荡产，流浪在外，冀州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到灵帝时，“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人民在毫无生活出路的时候，只有起来反坑，争取生存。

东汉后期的七八十年间，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些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是人民并没有屈服。当时有一首民谣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崔寔《政论》)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誓死反抗东汉统治者的决心。

黄巾起义

原始道教

原始道教的传播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大起义一触即发的时候，原始道教中的两个著名教派正在民间流行，这就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早在西汉成帝时，甘忠可造了一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主张“易姓受命”，后被判处死刑。东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又造了一部《太平清领书》。后来这部书落在张角手里，张角就根据这部书传道，故称太平道。张角宣称太平道是黄帝老子所创，所以太平道又叫“黄老道”。《太平经》说：“人无贵贱，皆天所生。”主张人人平等。这一思想反映了农民反对地主压迫、剥削的愿望。

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太平道相似，创始人是沛人张陵。顺帝时张陵作道书，并向群众传道。受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东汉末年，五斗米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据地在汉中。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道，张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之。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在民间的传播，特别是它们朴素的平等观念和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思想，深受农民群众的拥护，成了农民群众进行斗争的武器。

黄巾大起义

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巨鹿（河北平乡）人，是太平道的教主，自称“大贤良师”。他利用“符水”给人治病，吸收了很多弟子，派他们到各地去传教，十几年间，徒众发展到三十多万人，活动地区扩大到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为了把人们更好地组织起来，他把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有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有渠帅领导，统一归张角指挥。经过长期的酝酿之后，张角决定于公元184年（中平元年），即甲子年的三月五日在全国同时起义，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汉书·皇甫嵩传》)的口号。

由于有人告密，张角下令提前起义，三十六方同时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起义农民头裹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黄巾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摧毁豪强地主的田庄，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物，开仓赈济贫民。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

起义以后，黄巾军的主力集中在冀州、颍川、南阳三个地区，进攻的矛头指向洛阳。东汉统治者非常惊慌，急忙派何进为大将军，调集大军防守洛阳周围。同时，派皇甫嵩、朱儁率主力镇压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卢植、董卓等率军镇压冀州黄巾军。东汉政府还下令解除党锢，动员力量来对付农民起义，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

在东汉王朝有组织的镇压下，颍川黄巾起义军不断失利。正在决战的关键时刻，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在张梁领导下和皇甫嵩展开了血战，张梁阵亡，农民军惨败。十一月，在下曲阳（河北晋县西）的战斗中，起义军又失利，张宝战死。冀州的主力黄巾军失败了。与此同时，宛城陷落，南阳黄巾军也被镇压下去。 

河北等地的起义

公元185年（中平二年），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广大农民又举起了起义的旗帜。起义军的名号繁多，起义势力大的二三万人，小的六七千人，总计达百万人。他们在斗争中逐渐联合起来，统称“黑山军”。黑山军坚持了长期的斗争，后被袁绍、曹操等军阀所镇压。 青徐地区的黄巾军余部也再度起兵，发展至三十万人，最终被曹操打败，其精锐被曹操改编为“青州兵”。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张鲁发动五斗米道起义，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这一政权维持了二十多年，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曹操向汉中进兵，张鲁投降，这个政权才在历史上消失。

黄巾起义是经过长期准备的有组织、有纲领的武装斗争，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提出，对儒家伦理纲常的正统说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它基本上摧垮了腐朽的东汉政权，使其名存实亡。农民军还扫荡了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外戚、宦官势力，冲击了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的严重局势。所有这些，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文翁蜀郡作石室立学堂，为地方学校之始，尔后武帝令地方郡县皆立学校，遂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后汉国学犹盛，顺帝以降，中央太学增至三万余生。 汉人之学，皆重经验、积往古之学说，因当时之风习，遂有发明制作之专家。

汉朝学术自由，成就博深，春秋战国诸子之学，亦能彰明综括，非有人所称独尊儒术。儒家学者有能综括众家者，而研一家之学者，有如司马谈诸人学道家，阳球诸人学法家，主父偃诸人学纵横家，田鼢诸人学杂家，董安国诸人学农家，虞初诸人学小说家。柳翼谋谓：诸子百家中之主要流派，汉代逊于战国者，惟名家及墨家。

汉代的治国思想。汉代在立国时用法家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通过汉代学者的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

哲学发展

汉初的黄老思想

尊崇“黄老思想”汉初吸取秦末农民战争的教训，采取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所谓"黄老学说"，实际上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黄"指"黄帝之学"，"老"指老子的学说。黄帝之学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也是道家中的一派。它与老子学说的根本区别是：黄帝之学不仅讲道，而且讲法。汉初把黄老糅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董仲舒及其儒家思想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河北枣强县东广川镇）人。为了适应汉中期统治者的需要，他不但首倡儒家独尊，而且把儒家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的《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著作。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会感动天。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在宣扬君权神授说的同时，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他说天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对人民有好处，就能继续做下去，否则天就要剥夺其皇位。这种学说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也可以被用来反对皇权。

董仲舒从天授君权说出发，大力宣扬儒家"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他说："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纲"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构成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统治权力。这种宗法思想，成为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和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

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唯有下等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他以这种人性论来论证封建等级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从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神化皇权，并力图把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结合起来，为地主阶级服务，所以长期以来为封建统治者所推行。

谶纬思想

西汉末年，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继续发展，谶纬迷信开始广泛流传，毒化了整个思想学术领域的气氛。

谶纬是一种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往往有图有文，又称图谶。纬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纬书就是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

刘秀当初为了称帝，就用符瑞图谶来证明他当皇帝是“天命”所归，是神的意志。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谶纬崇信更甚。用人施政都要找谶纬作根据；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谶纬来“决定嫌疑”；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都以谶纬为指归。

反谶纬学者

当谶纬迷信泛滥的时候，也出现了与其对立的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是桓谭（公元前40年～公元32年）。桓谭明确指出，谶记纬书是“奇怪虚诞之事”，应该而且必须抛弃。桓谭所阐发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对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直接的影响。

佛教传入

西汉时，西域的某些城邦小国已经信奉佛教。西汉末，佛教开始传入中原地区。公元前2年（元寿元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派遣使臣伊存到达长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伊存学浮屠（佛的音译）经。从此以后，佛教就逐渐流传开来。

经学

经的今古文之争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不仅在都城设立太学，教授五经，而且在郡县设立学校，设置经师。当时凡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通行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今文经"。汉武帝所尊崇的儒术，就是儒家的今文经学派，于是今文经学盛行。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得《尚书》、《礼》、《论语》和《孝经》等数十篇，都是用汉以前的小篆所写，这些经书被称为"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古文经学。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掀起了搜集、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成帝时命各地搜求遗书，并派刘向等将藏书分类整理校订，刘向之子刘歆帮助校理。刘歆在校书时，发现了用古代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他认定《左氏传》是解释《春秋》最可靠的书。其后又发现了《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刘向死后，刘歆代替父职，他便请朝廷将这些书列于学官，但遭到博士们的反对，甚至执政大臣也对其加以指责。

经今古文学之争，不仅是文字和读法的问题，而是随着经师源流不同，传授的方法和对经义的解释也不同，因而形成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经今文学派在封建统治集团扶植下，对儒经任意发挥，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经古文学派则把儒经看成是古代的历史材料，他们按字义解释经文，不凭空臆造，从实际上阐明儒家的道理。 王莽当政时，对刘歆委以重任，掌儒林史卜之官。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为王莽代汉制造理论根据。因此，古文经得到王莽的支持，《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毛诗》都立为学官，每经博士也增为5人，每一博士领弟子360人。这样，古文经学就在王莽的扶植下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西汉时期经今古文之争，是儒家内部的斗争。虽然他们两家各立门户，争论不休，但在歌颂先王、先圣，美化古代政治制度，为封建政治服务等问题上还是一致的。不过，经今古文之争，由于双方互相辩难，对学术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东汉经学

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还是官方学术的主体，从洛阳的太学到州郡县所设立的官学，传授者都是今文经一些著名的经师，他们所著录的弟子，往往成千上万。但从发展趋势看，今文经由于其本身的弱点而日趋衰落。今文经学最大的弱点，一个是妖妄，一个是繁琐。今文经用谶纬说经，充斥着荒诞不经的迷信邪说，这些邪说曾经获宠于一时，但它的欺骗性逐渐被戳穿，也就逐渐被蔑视。

古文经学的一个特点是“通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今文经学比较，古文经学是一种简单明了、思想犀利的学术。由于这种特点，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发展很快，它虽然未立学官，却逐渐成了私学的主流。在学术方面，古文经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东汉一代，古文经学的大师辈出，如桓谭、班固、王充、贾逵、张衡、许慎、马融、郑玄等人。在古文经学的训诂和注释方面，成就最大者是许慎、马融、郑玄三人。

史学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史记司马迁（公元前135年～前93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陕西韩城县）龙门人。他的父亲司马谈为汉朝专管文史星历的太史令。司马迁自幼随父到长安学习经史，青年时探游四方，考查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他继父职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他与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他开始撰写《史记》。五年后，他因替李陵兵败之事作辩解，触怒汉武帝，被处以腐刑。他在狱中满怀悲愤继续写作。公元前96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他耗费二十多年时间，倾注了全部心血，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史学巨著。

《史记》记事始于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共526500字，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不同的体例互相配合，揭示了三千年的社会历史面貌。对汉以前的典章文物、政冶经济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它把几千年间零碎散乱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创造了纪传体的形式，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在整理历史材料时，"涉猎者广博"，对这些丰富的史料，他审慎地进行选择和考订。更重要的是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官员名流，而且以饱满热情记叙了农民领袖陈胜、吴广和项羽的事迹，给予极高的评价，反映了司马迁进步的史学观点。同时，他还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暴虐、奢侈，连汉武帝求神等事都给予冷嘲热讽。

《史记》叙事，简明扼要。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写，生动活泼。鲁迅先生称赞《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问世后，二千年来，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都很大。

西汉末，刘歆在父亲刘向《别录》的基础上写成《七略》。它综合了西周以来的文化遗产，经过校勘、分类，编成目录。《七略》不仅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而且是一部宝贵的古代学术史。

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班固所著的《汉书》。《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

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

文学艺术

汉赋和乐府诗

文学西汉的文学成就，主要有汉赋和乐府诗。汉赋是从楚辞发展来的一种长篇的韵文。西汉的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骚体赋，汉初比较盛行；一种是散体大赋，形成于汉初，兴盛于中叶，并取代了骚体赋的地位。 汉初的骚体赋作者，以贾谊、枚乘为代表。贾谊因遭人谗毁，被谪为长沙王太傅。当他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是一篇很好的抒情赋。贾谊另一篇代表作《鵩鸟赋》，也是一篇抒发悲伤情感的作品，开了西汉散体赋的先河。景帝时，枚乘所作的《七发》，对后世也很有影响。

汉武帝至成帝间，是散体大赋全盛期。有名的赋家有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等，其中以司马相如最负盛名。他的作品有《子虚赋》、《上林赋》等。这些赋都以游猎为题材，描写了皇宫的雄伟壮丽，园囿的幽深和禽兽的众多，游猎队伍的壮观，以及音乐、美女等，篇末则加一些讽谏的话语，作为点缀。 汉赋是典型的宫廷文学。它用华丽的辞藻，铺张的手法，堆砌了丰富的辞汇，描写西汉上层社会的繁华景象，反映汉代的统一与强大，显示了天子的尊严。汉赋内容的虚浮空洞，枯燥乏味，形式呆板，词句艰深，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因而文学价值不高。不过在形式和技巧上对后世的文学作品有一定影响。

"乐府"作为掌管音乐的官署，始于秦。到汉武帝时，为了宫廷娱乐和庙堂祭祀，开始大规模地采集各地民歌。包括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等，既有汉族歌曲，又有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歌曲。这些民歌虽经文人加工润色，但仍保存着民歌的特色，从而在西汉的诗坛上留下了人民的呼声。如《战城南》用苍凉的调子描写了人民厌恶战争的心情。这些民歌语言朴实，形象鲜明，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有成就的诗人，都受过汉代民歌的影响。 汉代民歌的体裁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形式生动灵活，其中以五言最多，是东汉以后的五言诗的先声。 西汉散文的成就也很突出。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晁错的《贤良对策》以及刘向的《说苑》等，都是西汉的散文名篇。贾谊的政论文议论明白，慷慨激昂。特别是《过秦论》，语言生动，层层深入，把秦的兴亡分析得淋漓尽致。晁错的政论文语言精炼，富有节奏，有很强的说服力。

绘画、雕刻和音乐

绘画、雕刻和音乐是西汉艺术领域的主要成就。西汉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帝王、官僚、地主的宫殿、住宅、坟墓的装饰品之一的壁画也发展起来。汉武帝时的鲁灵光殿就有西汉最著名的大幅壁画，内容极为丰富，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当时的上层社会不仅在建筑物上作画，而且在绢帛、漆器、陶器等工艺品上作画，有彩绘，有素墨画，有刻缕画，内容涉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也有渔猎、农事、宴会、乐舞等生活情景，题材广泛，画意高超。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反映了西汉绘画艺术的高度成就。这幅帛画全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画面内容十分丰富，有人物，有日月，有人身蛇尾的神像，还有龙、蛇、龟、虎、马和各种奇禽异兽，刻画生动，色彩鲜艳，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绘画作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一件罕见的珍品。另外，在江苏邗江等地出土的彩绘漆器，制作精巧，各种人物和动物绘画，极为生动、优美。

汉代雕刻艺术与绘画也是相辅而行的。统治阶级用石刻来装饰宫室、陵墓，以夸耀豪华，显示威严。如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石人、石马、石牛、石虎等，造型生动，神态逼真。这些巨大的雕像虽经二千多年的风剥雨蚀，依然神态生动，栩栩如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又有很大发展。东汉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辞赋和五言诗两种。其中在辞赋方面，东汉时作者很多，但大抵都是模仿之作。流传较广的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东汉人王逸选编屈原、宋玉及部分汉人的辞赋，进行注释，称《楚辞章句》，使楚辞的音义句读，得以流传于后世。 五言诗是汉代新兴的文学体裁，西汉时只在民间流行，东汉时，一些文人开始作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创作中的杰作，对以后的诗歌发展有巨大影响。五言诗比四言诗虽只多一个字，但在音律上却多一个音符，在句法上多一个词位，因而能表达更丰富的内容。

东汉时期的艺术创作，以绘画和雕刻最为著名。当时，贵族、地主们的宫殿、住宅、庙宇、陵墓的墙壁上，到处都有壁画，一般漆器、陶瓷器等工艺品上也有各种图画。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在四川、山东、河北、辽宁、河南等地的东汉墓里发现了很多壁画，其内容大多是描绘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们的豪华生活，有宴会、狩猎、舞乐、角抵等各种场面。

现存东汉的石刻画，最著名的有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石刻，肥城县的孝堂山祠石刻，沂南县的东汉墓石刻等等。武梁祠石刻用阳刻，是平面的浮雕；孝堂山石刻用阴刻，以线条来勾画形象。除石刻画外，东汉墓中还发现大量画像砖，成都等地出土的画像砖，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题材广泛，刻画精细，线条流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九章算术》

约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是中国现存的最早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是西汉以来许多数学家研究的结晶。西汉前期的著名数学家张苍、耿寿昌等人曾对它进行增删。全书共分九章，搜集了246个数学问题的解法。其中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还有各种面积、体积的算法和利用勾股定理进行测量的问题，以及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特别是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记载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运算法则。这部书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影响到朝鲜、日本，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 

科学技术

天文历法

西汉时期，天文学非常发达。当时的天象记录相当丰富。早在《淮南子》子一书中，就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汉书·五行志》则对此更精确地加以记载：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乙未（十八日），"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是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录。马王堆汉墓的帛书《五星占》中有五大行星运行的记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西汉时不仅有详细的天象记录，而且对天文学的研究也盛极一时。汉武帝时，落下闳造浑天仪；太初三年立日晷仪下漏刻（水钟），以求二十八宿的位置。宣帝时耿寿昌铸铜为像，以测天象。由此可见，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汉初，沿用秦朝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公元前134年的历谱，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完整历谱。根据它推算，这个历谱与秦历法相同，证明武帝太初以前依然采用《颛顼历》。但《颛顼历》并不精确，到汉武帝时已出现了错乱现象。于是汉武帝令司马迁、落下闳、邓平等改《颛顼历》而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在无中气的月份，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是中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随着天文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历法上也日求精密。成帝时，刘歆又依据《太初历》作《三统历》，规定一年为日，一月为日，19年有7个闰月，这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

天文学

张衡（公元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人。他学识渊博，又十分精通数学，著有《算罔论》。但张衡最大的科学贡献，是在天文学方面。他总结前人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创制了浑天仪、候风仪和地动仪。

浑天仪制成后，张衡又著《浑天仪图注》，解释浑天仪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他还写了一部专门的天文著作，叫作《灵宪》，讲述天体现象。他主张浑天说，认为天地都是圆的，天在外，像鸡蛋壳，地在内，像鸡蛋黄。这种说法虽不完全正确，但比当时流行的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要进步。另外，《灵宪》还记载了星座和微星数量，并正确地解释了日蚀月蚀的原因。

张衡制作的候风仪不见著录，可能是一种预测大风的仪器。他所制作的地动仪，则是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的仪器。地动仪用精铜制成，圆径八尺，状如酒樽；中有立柱，连着八个方向的机械；外面有八个龙头，口衔铜丸；下有八个蟾蜍，口向上张。当哪个方向出现了地震，那个方向的龙口就吐出铜丸，落在蟾蜍口内，发出清脆的声音，看守仪器的人就可以知道发生地震的方向，能推测出震源的距离。

医学

医学在西汉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主要是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人的生理现象、病理现象，并用这种理论进行辩证治疗。西汉的名医淳于意，为人治病"必先切其脉，乃治之"。可见当时脉学很发达。中国古代创造的独特疗法──针灸疗法，到这时已有发展。1962年河北满城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不仅发现了"医工"专用的铜盆、铜药匙等医疗专用器械，而且有四根金针、五根银针，保存完好。

东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医学创立的重要时期。东汉晚期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学的主要奠基人。

张仲景（公元150年～219年），名机，河南南阳人。他总结前代的医学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后代流传下来的，只有经过晋代名医王叔和改编过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种。张仲景在中医学上的卓越贡献，主要是在诊断和治疗两方面。诊断方面，在辨明症状时，他先分析是阴症还是阳症，由阴阳而辨明表里，再辨明虚实、寒热，这就是中医诊断学上的八纲。在治疗方面，他用汗、吐、下、和概括了各种症状的疗法。这些都是以后中医的准绳，张仲景也被后代中医奉为“医圣”。

东汉时，另一位著名的医生是华佗。华佗精于方药、针灸，特别精于外科手术。在施行手术前，他让病人服用他发明的麻沸散，进行麻醉。施行手术后把创口缝合，涂上膏药，就能逐渐痊愈。华伦能剖腹破背，剪截冲洗肠胃，还能做需要高度精确而复杂的脑科手术。华伦认为人要经常运动，促进血脉流通，饮食消化，就能减少疾病。他创作“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来锻练身体，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 东汉时期，药物学方面也获得了出色成就，它集中反映在东汉初年编成的《神农本草经》上。《神农本草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药物学著作，记载了365种药物的性能和用途。

造纸术

西汉在科学技术上的一个很大贡献，就是发明了造纸术。在《汉书·孝成赵皇后传》中有纸的记载，这是西汉关于纸的最早文献记载。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片麻纸残片。1957年陕西西安市出土的灞桥纸残片，1973年甘肃出土的金关纸，都出自西汉古墓，其中灞桥纸最为原始。1986年，在甘肃天水西汉古墓中还出土了一张纸地图。由此可见，在西汉时代中国人就已发明了造纸技术。但西汉时纸的使用还不普遍，帛绢、竹木简还是主要的书写工具，考古发现西汉大量竹木简和帛书就说明了这个问题。^[3]

帝陵建筑

                                 东汉时期君主与年号（25年—2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