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巧合的是，11月9日也是51年后柏林墙倒塌的日子。
1930年代，许多波兰裔犹太人居住在德国。1938年10月28日，1.7万名犹太人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在午夜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到波兰。一开始波兰政府拒绝收容他们，于是这批犹太人只好日夜待在德国和波兰边境，直到德国当局说服波兰政府同意他们入境。
Herschel Grynszpan，一名在法国的犹太裔德国青年，接到一封来自他家庭的信，叙述他们在驱逐出境期间的可怕经历。为了缓和这个状况，他开始求助于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秘书Ernst vom Rath，不过vom Rath显然没有要帮忙的意思。
1938年11月7日，Grynszpan用枪暗杀vom Rath，射中他的胃，在11月9日,vom Rath死去。这个事件成为德国对犹太人采取暴力行动的借口。
许多犹太商店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的发光，这就是该事件名称的由来。
这次攻击看起来像是民间自发的，不过事实上却是由德国政府策划。在这场事件中，有约1574间犹太教堂（Synagogue）（大约是全德国所有的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等遭到纵火或损毁。
在奥地利也有类似的事件，94间位于维也纳的犹太教堂遭到破坏。
水晶之夜超过3万名犹太男性遭到逮捕并被关入集中营，主要是在Dachau 、Buchenwald, 和Sachsenhausen；集中营里的囚犯得不到人道的对待，然而,多数人在三个月内就获释放，但他们必须离开德国；而一些则被殴打致死，一般估计有91人死亡。估计死于集中营的, 大约有2,000-2,500人。
另外,有几个非犹太的德国人被弄错为犹太人而被杀害。
在这次事件以后，大约有10,000 个孩子被迫离开父母和家庭,多数去了英国；后来只有1000人能再与父母重聚。
这次事件很快传到世界各地。经过这次事件，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偏纳粹团体的名声遭到败坏。美国召回了大使（不过并没有断交），不过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选择与德国断交以示抗议。
这次事件并没有停止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个事件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反犹太主义”。虽然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不过水晶之夜是后来对全欧洲犹太人有组织迫害和集体屠杀的第一步。
许多年后，一些团体抗议将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日子定为国定假日，所以后来德国统一纪念日定在10月3日。
牢记这段历史吧！
1938年11月9日
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这个听似具有浪漫色彩的名词，却是与历史上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
“水晶之夜”又被译为“砸玻璃窗之夜”，指的是1938年1 1月9日发生的事件。这一天是德国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在纳粹的导演和怂恿下，德国和奥地利上演了一幕疯狂的反犹丑剧。这幕丑剧是犹太人从被歧视、凌辱到被非人看待，直至从肉体上消灭的转折点。
纳粹头子希特勒是极端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的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任何民族生活秩序的破坏者。他认为：“对种族问题和犹太人问题没有最清楚的认识。德意志民族就不会复兴。”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后，犹太人的灾难就开始了，纳粹德国的最初的反犹措施是对犹太人的抵制，不向犹太人商店买东西，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行医、司法，不许犹太人进入浴室、音乐厅和艺术展览馆等。
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新的法律。纽伦堡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力”标志着反犹行动的升级。该法律规定犹太人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居民”，并严禁德国人与犹太人通婚，禁止犹太人家庭雇佣45岁以下的德国妇女，甚至不许犹太人使用德国国旗和象征德国的颜色。此后纳粹德国采取的反犹措施，主要是把犹太人移民出境，驱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在强迫出境的犹太人中，有一个波兰藉的裁缝也被装入闷罐车中押送到波兰。此人的17岁的儿子赫舍尔-格林斯潘为了替父报仇，于1938年11月7日，在巴黎向德国大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 -冯-拉特开枪行刺。尽管拉特本人是反纳粹的，并己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但他还是在11月9日因伤势严重而死去。这一偶然事件成了纳粹首领们发动新一轮反犹行动的求之不得的借口。
1938年11月9日晚上，希特勒和戈培尔正要出席慕尼黑举行的庆祝啤酒馆政变15周年的活动，在听到拉特死去的消息后，希特勒和戈培尔把头凑到一起，商量了一阵，希特勒称“应当放手让冲锋队行动”，然后离去。接着戈培尔发表了迫害犹太人的煽动性演说，他估计将要发生反对犹太人的“自发性”的示威，党对此不应干涉。当晚，德国党卫军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的头子海德里希，用特急电报指示，党卫军保安处和秘密警察“不得阻拦即将发生的示威”，“犹太人教堂可以烧毁，但不得危及德国人的财产”，“犹太人的店铺与私人住宅可以捣毁，但不得劫掠”， “犹太人，特别是有钱的犹太人应予逮捕，人数视现有监狱能容纳多少而定。”
在纳粹党领导集团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各地纳粹狂热分子走上街头，他们疯狂地捣毁犹太人的店铺和私人住宅，烧毁犹太人的教堂，公然迫害和凌辱犹太人，大肆逮捕犹太人。从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纳粹分子群魔乱舞，犹太人在痛苦和灾难中呻吟。
这一夜的打砸抢烧给犹太人造成的灾难，据统计，有36人被杀害，36人受重伤，267座教堂被焚烧或夷为平地，在德国和奥地利7500家犹太人商店被捣毁，3万多名从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里被捕，押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这一夜仅砸毁的玻璃随处可见，据德意志保险公司的代表希尔加德先生讲，其损失就达600万马克。要弥补这项损失，比利时全国玻璃工业要生产半年，由于被砸毁的玻璃晶莹透明，所以柏林居民用尖刻的俏皮话称之为“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以后，11月12日戈林把德国各个部长召集到航空部，开了一次专门研究犹太人问题的会议，戈培尔等人与会，他们就进一步蹂躏和迫害犹太人问题出谋划策，提出要让犹太人自己把被烧毁的教堂清除干净，并将之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人使用；要做一个标记，每个犹太人必须佩带。他们甚至要求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提供10亿马克的赔偿费。
“水晶之夜”以及其后的迫害，其目的是要剥夺犹太人作为人的尊严和自尊，使他们在社会上和道义上被孤立起来。因此，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暴行和接着根据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使得任何有组织的犹太人的生活已不可能。”既然犹太人被剥夺了作为人的生存权利，那么对他们从肉体上消灭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1941年春天，当纳粹首领们正策划进攻苏联的同时，也在策划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这项罪恶的任务拟由党卫军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组织的特别行动队来完成。
1941年6月22日，随着德国对苏联的侵犯，纳粹的特别行动队跟在军队的后面，从事着惨绝人寰的罪恶勾当。
1942年1月20日，纳粹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召集了纳粹德国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特务机关盖世太保的头子缪勒，在柏林近郊万湖旁边的大万湖路56-58号别墅开会，研究了大规模系统地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会议通过“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提出“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 “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将通过其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还能留存的抵抗力量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这就是所谓的“万湖会议”，这次会议成为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升及到最终从肉体上消灭的标志。
在“最终解决”犹太人的行动中，出现了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采用毒气室、焚尸炉成批屠杀犹大人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最终解决”过程中，受害者到底有多少人？纽伦堡国际法厅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计算出的数字为5721800人。根据负责搜捕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艾希曼1944年8月的一次谈话，那时死于灭绝营的人数有400万，被用其他方式杀死的人数有200万。另据德国保安总局一个专门负责向希姆莱报告犹太人居民情况的统计员科尔赫尔在1943年3月的一份报告上说，到那时为止，犹太人死亡人数达到450万。
“最终解决”犹太人的罪恶历史，随着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覆灭而结束了。但“水晶之夜”开始的从剥夺犹太人作人的权利到对犹太人血腥屠杀的罪行，都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昭示后人警惕种族主义的再度流行。
50年来，人们对希特勒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600万犹太人这一历史悬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现在欧洲颇见流行的观点有二：一是“目的论”；二是“机能论。”然而，从他们分持的这两种观点的实质内容来看，在历史逻辑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与史实明显相悖的现象。
一
“目的论”者认为，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是出于争霸世界的目的，这是一种按常规逻辑的推论。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不反对其他反抗其争霸世界的民族实行像对待犹太人那样的灭绝政策呢？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二占期间，欧洲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内，为了反对希特勒争霸世界的企图及其法西斯暴行，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半争。欧洲各国民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已经构成了希特勒横行的严重障碍。但是纳粹党徒们自始至终却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来对待这些欧洲当地民族，也就是说，希特勒自始至终没有对这些当地民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和暴行。人们不禁要问，希特勒为了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为什么只对犹太人采取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反而对有碍于其目的实现的其它民族“网开一面”呢？显然，“目的论”者的推论忽略了这一史实的特定逻辑性。
“机能论”者认为，数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之际一种报复心理及补偿心理驱使的行为。这种推论更显得乏力。二战史实显示，纳粹德国在战事上的真正失利，应当以1943年2月2日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为标志。客观地说，在此以前，德军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进攻态势，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内部在战略思考上甚至连战事失利的预感都不存在。但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以前的时间里，早就开始了屠杀犹太人的罪恶。1939年9月，二战爆发不久，德国法西斯占领波兰后，残酷杀害了无数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籍犹太人。1941年6月23日，“旺湖会议”通过“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之时，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军事实力仍处于优势。这史实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希特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逐步升级的暴行。
实事求是地讲，不论是“目的论”还是“机能论”，均未跳出通常人们在社会历史领域探讨历史事件的一般思维框架的束缚。人们在考察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探索其产生的原因时，往往首先考察其动机如何。至于为什么产生如此这般的动机，而不产生如此那般的动机则探究得不够。“目的论”或者“机能论”，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各异，但就二者的实质而言都可归到“动机论”之列。其实，寻得动机只是认识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的入门。若能以此为契机，深入研究，就不仅能挖掘到真正的原因，甚至有可能证实自己原先发现的动机是否确切，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看法。实践告诉我们，人的动机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不是产生行为的原因，动机只是原因到行为的中介，原因是复杂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现实原因。人的行为、历史事件也莫不如此。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但这不等于说目的性就一定是构成行为的原因，最多也只能权当原因的某一要素，甚至有的情形其目的就是其行为本身。就其全部内容而言，原因无一不是深沉的。希特勒杀害600多万犹太人，其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要灭绝犹太民族，究其原因的话，那就是必须回答他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
二
从史料上分析来看，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互相联系而又逐步升级。
第一阶段：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到1938年11月9日上演“砸玻璃之夜”丑剧的前夕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从形式上讲，基本上保持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温和”状态，实质却是为他们为最终消灭犹太人扫清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障碍。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此后，就开始了他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从此，灾难就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最初，纳粹德国采取抑制犹太人的措施。主要是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法官、律师、医生等；不许犹太人进入公共娱乐场所；不向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这一政策的实施，限制了犹太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使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降为“次等公民”。
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抑制犹太人的政策进一步升级。希特勒在会上宣布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新法律，使犹太人再次由“次等公民”降为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居民”，从此失去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一切法律保障。接着，纳粹德国根据这个新法律，强行把这些“国家居民”驱赶出境，移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完成了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权利的升级。
第二阶段：自1938年11月9日的“砸玻璃之夜”至1942年1月20日的“旺湖会议”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基本人权上剥夺犹太人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形式上完成了对犹太人从财到命、从灵到肉的浩劫的一切准备，即守成了由“文”到“武”的浩劫的过渡，最后剩下的只是最终从肉到体上消灭犹太人了。
1938年11月9日，经过希特勒及戈培尔等人的精心策划，由纳粹领导集团的导演和怂恿，爆发了史称“砸玻璃之夜”（又译“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这天晚上，德国各地以及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走上街头，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公然迫害和凌辱犹太人。在这一惨案中，据统计有36名犹太人被杀害，36名重伤，267座教堂被焚毁，7500余家犹太人商店被捣，3万余名犹太男子在家中被捕，押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嗣后均被害或折磨致死。经济损失仅砸玻璃一项就高达600万马克之巨。
丑剧发生后的第3天，纳粉德国的多名部长在戈林的召集下，召开了一个专门研究犹太人的会议，策划着剥夺犹太人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带一个具有侮辱性质的标记；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说：“这次暴行和接着根据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使得没有任何组织的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1939年9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大肆杀害犹太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实施杀害犹太民族的行动计划。次年春天，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在积极策划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时，把这项罪恶的任务交由党卫队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的特别行动队执行。
1943年6月23日，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希特勒掳杀犹太人的罪行进一步加剧。跟在进攻部队后面的党卫队和特别行动队采用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忍的手段来消灭犹太人。这些被害的犹太人全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形下遭杀害的。据一名叫莱斯基的党卫队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后来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个措手不及。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灭绝行动按原计划例行公事式地从容进行，到了一处，他们“立即从当地居民中得到拉比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召他们来，命令他们去召集当地所有的犹太人来登记、注册，以便于重新安置。犹太人居民对纳粹的计划一无所知，往往信以为真。”证词中所说到的“重新安置”就是指残杀、活埋和押送集中营。这名指挥官还叙述了其中的惨景。由于当时苏联的传播媒体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没的报道纳粹的反犹罪行，使得大多数的苏籍犹太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临头，而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束手待毙。在整个欧洲战区，一场对犹太人的掳杀性浩劫全面拉开了。
第三阶段：自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著的“旺湖会议”开始至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使纳粹德国的覆灭为止。这个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最终解决”犹太人，形式是彻底的残暴、骇人听闻的残杀，实质就是最终实现灭绝犹太人。
1942年1月2日，在纳粹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召集了包括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在内的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旺湖（又译万湖）旁边的一座别墅里开会，研究布置大规模系统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是将通过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留存的抵抗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说穿了，“最终解决”的办法，一是把犹太人毒死或折磨致死，二是酷刑处死，一句话就是最终消灭。
“旺湖会议”后，纳粹德国全面实施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措施。根据当时负责搜捕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艾希曼1944年8月的一次谈话证实，那时死于灭绝营的人数有400多万，被用其他方式杀死的人数有200万。其中除了极少数其他民族的反法西斯人士外，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追述历史，是为了说明问题。上述史实表明：①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12年多的时间里，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反犹灭犹政策，都是旨在剥夺犹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直至肉体上灭绝他们。所有这些，只是形式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各项生存权利时，从肉体上消灭就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希特勒的杀机贯穿了其反犹灭犹的逐渐升级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硬要加以区别的话，那么，第一阶段可谓是为杀机作各项准备；第二阶段则是显露杀机；第三阶段应该定性为全面实施杀机。“旺湖会议后，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只能看作是希特勒“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一步。实际上，种族报复、种族仇杀早就开始了。②希特勒的杀机是针对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而对其他民族从未开启此杀机。这绝不是他的仁慈。这里面深藏着希特勒制造这个历史之谜的特定逻辑性，这就成了我们解开这个历史悬案的契机。
三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二战胜利结束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人们在分析研究这场犹太人遭受灭绝性大惨案时，应当从中吸取以下教训：①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应该断然了结。宽容地审视过去，坦荡地迎接未来，祖辈的恩怨，后代不宜相继。②宗教必须与政治相分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不得利用宗教情绪。宗教活动应该置于法度制约之下，使宗教信仰成为信教群众的个人私事。③国家生活必须民主化、法制化，构建起防范任何形式专断与独裁的政治运行机制，使民众关心国家事务，且又不狂热和盲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世界永久各平，让所有民族平等和睦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