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哈德·施罗德
格哈德·施罗德格哈德·施罗德 (Gerhard Schroeder)
1944年4月7日出身于德国北威州德特莫尔德市莫森贝格镇的一个工人家庭，自幼家境贫寒。生活的艰辛磨炼了施罗德自立、自强的性格。身高174cm，
1998年至2005年德国总理。他的政治生涯从左派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展开——他一度作为党主席。他领导了SPD和德国绿党组成的联盟。在成为专职政治家之前，他也是一个成功的律师。
1958年，施罗德开始了店铺学徒的生涯。
1962年，施罗德在工作之余施罗德参加了哥廷根夜校。
1966年，开始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并在1971年获得文凭。
1968年，与第一任妻子爱娃结婚。
1969年，他当选为德国社民党哥廷根地区青年社会主义者联合会主席。
1972年，与爱娃离婚，并与第二任妻子安娜结婚。
1976年，在通过了第二次法律考试后，在汉诺威成为律师。
1978年，他当选为德国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
1978年至1980年，他担任社民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合会主席。
1980年至1986年，他担任联邦议院议员。与妻子安娜离婚，并与第三任妻子希尔特露特结婚。
1984年，他担任社民党下萨克森州主席。
1986年至1990年，他担任下萨克森州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
1990年至1998年，他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
1997年10月，他在与希尔特露特离婚三周后，与多丽斯•科普夫结婚。
1998年4月17日，施罗德在德国社民党特别代表大会上被正式推举为该党联邦总理候选人。
1998年9月27日，他在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击败科尔，当选为德国总理。
1999年4月12日，他当选为社民党主席。
2001年11月19日，他再次当选连任。
2002年10月22日，他蝉联总理（至2005年11月）。
2003年11月17日，他再次当选为社民党主席。
2004年2月6日，施罗德宣布辞去该党主席职务。
2005年11月21日电，施罗德宣布他于23日正式退出议会，并从此告别日常政治事务。
2006年3月，施罗德被选为北欧输气管道建设公司监事会（股东委员会）主席 。
曾于1999年5月、11月和2001年、2002年12月和2003年12月来华访问。
2004年12月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2008年6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访华。2008年10月访华。
施罗德的生涯开始于工人阶级背景，然后是与政治生涯一样成功的律师工作。
格哈德·施罗德施罗德出生在德国北威州德特莫尔德市（Detmold）莫森贝格镇（Mossenberg）。他的父亲福瑞兹·施罗德在施罗德出生后不久后于罗马尼亚战死。直到2001年他才知道父亲战死的地方，当时那个距离Bucharest西北375公里Ceanu Mare的一个村子正在当地改建公墓，他也被邀于2004年8月12日访问了那里。他的母亲埃里卡（Erika）在农场工作供养着整个家庭：她自己还有两个儿子。后来她和 Paul Vosseler 再婚，然而依然十分努力的工作（做清洁女工），养育着家里的5个孩子，现今住在Bexten。
施罗德最初在格丁根做售货员，在此期间他为了取得Mittlere Reife（高中）文凭在夜校学习。为了取得大学入学资格，施罗德努力学习，终于1966年在Westfalen-Kolleg（比勒费尔德）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1966年到1971年他在格丁根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并于暑假时候靠打工来挣自己的生活费。1972年开始施罗德作为助教供职于格丁根大学，1976年他通过了第二个律师考试，直到1990年前，他一直是一名律师。
施罗德于196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于1978年成为社民党的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会主席。1980年，施罗德作为社民党于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选区的代表，当选德国联邦议院议员，作为一名年轻议员，他没有穿传统的西装领带而用便装出席在议会上。1986年他被推举为社民党于下萨克森州州议会选举的主要竞选人，与此同时，他也进入了社民党联邦委员会成为领导人之一。1990年，社民党在下萨克森州竞选获胜，施罗德担任州总理，并直到1998年3月，三次连续获得该州选举的胜利。1998年10月27日，施罗德领导的红与绿联盟在大选中获胜，成功当选德国联邦总理。在2002年9月22日举行的2002年德国联邦选举中，联盟再次胜利，也为施罗德赢得了又一个四年的任期。
1999年3月，SPD主席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离职，施罗德接掌了他的办公室。2004年二月他辞去主席一职，把精力集中在德国的改革进程上，由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继任主席。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SPD的支持到达历史新低也与他辞去主席一职有关，此时由于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问题，SPD继续执政的前景很不被看好，民意调查显示，在野党CDU将最终取得2006年大选的胜利。2005年5月22日，SPD在传统民意支持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州选中亦被CDU颠覆，作为反应，施罗德迅速声称接受不受民众拥护的事实，会“尽快为新的联邦选举铺平道路”，于议会中首先通过对其个人的不信任议案，进而根据宪法对总统提请解散议会提前发起联邦选举。
施罗德在埃斯林根演讲。“德国社会民主党──相信德国”提前选举的请求被通过，在同年9月18日举行的提前大选中，施罗德虽然领导SPD相当成功地挽留和扭转了一部分选民的支持，连续追回民意率，并于最终选举中进一步获得大幅超出事先调查机构估计的得票，但仍然不足以和绿党达到多数而继续执政。在之后的多方组阁磋商中，逐渐丧失主动，最终SPD与主要竞争者CDU/CSU结成大联盟，由对方选举人梅克尔担任总理。10月，施罗德宣布自己将不再于内阁任职，并于11月证实将退出政坛。
施罗德离任后，出任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一个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的董事长。
施罗德曾出兵科索沃和阿富汗，这是自二战以后德国联邦国防军首次出现在北约以外的领土上。在2001年911事件以后，由于宣称有长期与恐怖主义斗争的经验，施罗德政府亦出兵协助美国，至其解任时，德国在阿富汗驻兵达2000人，仅次于美军。
但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一起，施罗德强硬地反对2003伊拉克战争，他拒绝对伊拉克战争提供任何军事支持。他的反对导致了美国和德国之间政治摩擦，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作为美国最重要和亲密的伙伴关系终结。施罗德反对打击伊拉克的观点应是出于多种原因的考虑，其中最主要的是民众的反应特别是SPD的支持者和联合执政党对战争的看法。
施罗德不忘历史祭拜二战英豪在施罗德这一系列的政治与权力的游戏中，德国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关系变得紧张；例如奥地利、捷克共和国、西班牙和瑞士。但在位期间，德国也与俄罗斯关系发展顺利，并与同样支持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法国立场更接近。在其领导下，德国也同样扮演了反对战争和反思历史者的形象，2004年，施罗德获邀参加了诺曼底登陆60年纪念，也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此资格的德国总理。
施罗德在位期间也大力推动了与中国的关系，其本人每年皆访问中国，并对北京立场予以理解和支持，促使中国成为德国一大贸易伙伴。在2005年大选前夕，施罗德的外交立场仍被多数德国选民所支持，这也成为了其选战中的主要宣传筹码之一。
施罗德的红绿联盟政府内政方向采取了与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不同的所谓第三路线，他们所采取的一些积极的政策获得了声誉，例如促进可再生能源，认可同性恋的合理关系，试图阻止联邦州引入大学学费等。他获得的选民支持也相当程度地来自于其所支持的2010议程这一改革项目，包括调整社会福利系统支出（国家健康保险、失业金和养老金），降低税率和改善雇佣制度（Hartz I - IV）。
但在位期间，德国经济不断陷入低谷，社会保障体系难以为继，失业率屡屡上升。2002年选举后，在民意测验中施罗德的SPD党正不断失去支持，失业率达到战后最高水平，使得德国的“福利国家”形象受损，最终由于这一系列国内经济问题而面临反对并成为下台重要原因之一。
格哈德·施罗德在他的任期第一年，施罗德就以“媒体总理”闻名，由于不时采取协商来完成个人决定，其赢得了温和的形象。经过几次的改组内阁，反对党CDU在德国联邦议会逐渐占据多数而不断发难，因此施罗德的风格有时也会因为总理办公室的授权突然的改变。
施罗德被认为是一个相当有领袖才华和魅力的政治家，他能够完成相当富有感染力的演说，思维敏捷逻辑清晰，在两届新大选之前的电视辩论中均压倒竞争对手而足够赢得大量新支持。由于拥有良好的政治形象，在多次民意测验中均显示，民众对他个人的喜好均在于对社民党本身的认可度之上。
他也被认为相当富有理想和冒险主义色彩，包括做出提前大选的决策，被大量媒体舆论认为是一种极富危险和赌博性的政治手段，即希望利用对手尚未完成充分准备和推选更有魅力的竞选人的机会而试图一口气扭转选举形势。由于在随后的选战中其确实依靠个人政治魅力以及非凡的战斗意志连续不断夺回失地，拯救了SPD的执政党地位，但又在最后一刻未能完成个人的目标而选择退出政坛，也就为增加了强烈的传奇色彩。
施罗德第一届内阁成员（1998年10月27日－2002年10月22日）
格哈特·施罗德（SPD）- 总理
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德国绿党）- 副总理和外交部长
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 (SPD) - 国防部长
奥托·席利Otto Schily (SPD) - 内务部长
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 (SPD) - 财政部长
赫塔·多伊布勒-格梅林Herta Däubler-Gmelin (SPD) - 司法部长
维尔纳·米勒Werner Müller - 经济部长
瓦尔特·里斯特Walter Riester (SPD) - ；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长
卡尔-海因兹·冯克Karl-Heinz Funke (SPD) - 食品农业和林业部长
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 (SPD) - 运输和建筑部长
克里斯蒂娜·贝格曼Christine Bergmann (SPD) - 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部长
安德阿·菲舍尔Andrea Fischer (Gr) - 卫生部长
埃德尔加德·布尔曼Edelgard Bulmahn (SPD) - 教育和研究部长
海德玛丽·维乔雷克-措伊尔Heidemarie Wieczorek-Zeul (SPD) - 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长
于尔根·特里廷Jürgen Trittin (Gr) - 环境部长，Nature Conservation, and Reactor Security
博多·洪巴赫Bodo Hombach (SPD) - 特别事务部长
第一届内阁成员变动
施罗德为竞选总统造势1999年3月18日－维尔纳·米勒继拉方丹（Lafontaine）之后出任财政部长兼任经济部长。
1999年4月12日－汉斯·艾歇尔（Hans Eichel）(SPD) 继米勒（Müller）之后出任财政部长。
1999年7月31日－博多·洪巴赫（Bodo Hombach）离职。
1999年9月17日－于尔根·特里廷 (Gr) 继明特费林（Müntefering）之后出任交通和建设部长。
199910月7日 - 赖因哈特·克利姆特Reinhard Klimmt (SPD) 继特里廷（Trittin）之后出任运输和建设部长。
2000年11月20日－库尔特·博德维希Kurt Bodewig (SPD)继克利姆特（Klimmt）之后出任运输和建设部长。
2001年1月18日－雷娜特·库埃纳斯特Renate Künast (Gr) 继冯克（Funke）之后出任消费者保护，食品和农业部长。乌拉·施密特（Ulla Schmidt） (SPD) 继菲舍尔（Fischer）之后出任卫生部长。
2002年7月19日－彼得·施特鲁克Peter Struck (SPD) 继沙尔平（Scharping）出任国防部长。
第二届内阁成员（2002年10月22日－2005年10月）
格哈特·施罗德(SPD) -总理
约施卡·菲舍尔 (Gr) - 副总理和外交部长
彼得·施特鲁克 (SPD) - 国防部长
奥托·席利 (SPD) - 内务部张
汉斯·艾歇尔 (SPD) - 财政部长
布里吉特·居普里斯Brigitte Zypries (SPD) - 司法部长
沃尔夫冈·克莱门特 (SPD) - 经济和劳动部长
雷娜特·库埃纳斯特 (Gr) - 消费者保护食品和农业部长
曼弗雷德·施托尔佩 (SPD) - 运输建筑和东部重建部长
雷娜特·施密特 (SPD) - 家庭老人妇女青年部长
乌拉·施密特 (SPD) - 健康和社会事务部长
埃德尔加德·布尔曼 (SPD) - 教育和研究部长
海德玛丽·维乔雷克-措伊尔 (SPD) - 经济合作和发展部长
于尔根·特里廷 (Gr) -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Reactor Security
施罗德与妻子多丽丝施罗德有4次婚姻经历：
埃娃·舒巴赫（Eva Schubach），1968－1972
安妮·塔申马赫（Anne Taschenmacher），1972－1984
希尔特露特·汉佩尔（Hiltrud Hampel），1984－1997
多丽丝·克普夫（Doris Köpf），1997－，是一名记者。
多丽丝与前夫（电视记者）有个叫克拉拉（Klara，生于1991年）的女儿，当不在德国首都柏林的时候，施罗德夫妻及克拉拉住在汉诺威的一幢普通住宅内。
2004年7月，他和他的妻子还从俄罗斯圣彼得堡领养了个叫维克多莉亚（Viktoria）的三岁女孩。
施罗德声称他是新教教徒，但是从来也没有显现出他的明显的信仰。
例如他1998年宣誓就职的时候也没有加上一句“So wahr mir Gott helfe”（真的，上帝帮助我！）之类的话。
施罗德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认为政教分离是文明的重大进步。此外，我们有理由批评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没有明确地区分宗教对社会的意义和西方标准之法制的意义。但是，当谈到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及他们对圣经的阐释时，我们也远非情愿地发现，美国也存在着相似的倾向。”
施罗德的英语有待改善。他操的英语带有很浓的德国口音，不会发清齿擦音（英语的th音），继而以浊齿龈擦音（英语的z音）取代之。他曾把“The party is good”读成 “Ze party is goot”，而成为德国国内电视清淡节目的话题。这充分反映当代及新一代的德国人对英文发音的不熟悉以及滥将本国语言发音强加于外国语言之上的普遍语病。当然，清齿擦音对很多外国人都是非常不熟悉，容易犯上相同的毛病。他退出政坛后，曾于2007年到威尔士学习英语，相信对其英话发音有长足的帮助。
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任时曾六次访问中国，2008年8月8日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最近，他在媒体撰写文章论述《为什么我们需要北京》。德国《时代》周报日前刊发了施罗德的这篇文章。
施罗德说：
“担任联邦总理时，我每年都会到中国一次。现在，自从我结束任期以来，我每年都要到中国三四次。由于不再受职务决定的紧密行程的约束，现在我有机会比以往更加频繁，而且是更加详尽地与政治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会谈。我把这些会谈视为珍贵的礼物，因为它们总是会发展成为有趣的讨论，使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更多，加深我对中国的认识，同时令我确信自己的看法，即我们需要中国这个伙伴。”
未来政治格局使然
中国人对我们德国人是十分开放和抱有好感的。我们不能拒绝合作的提议，因为中国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这不仅仅有经济上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原因。
冷战和两极世界结束后，我们经历了美国占统治地位的过渡期。现在世界正在寻找一种新秩序，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未来世界政坛将是多极格局。除美国外，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将上升。统一后的欧洲是否有能力发展成为一个对世界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则不得而知。当前所发生的事件和挫折不容我们乐观。
事实是，为了战胜这些重大的国际挑战，我们需要中国。譬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移民迁徙失控、打击恐怖主义或者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挑战，只有借助中国而非反对中国才能战胜。
所有了解中国的人都清楚，我们只能通过相互信赖的合作实现这个目标。我的感觉是，在德国，我们自身为中国开放和现代化贡献力量的机会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所有欧洲国家当中，德国能够产生的影响最大，但是目前其它国家像法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占据了比我们好得多的位置。
中国取得巨大进步
中国在过去30年里有了十分积极的发展。1978年前，中国社会的特征是饥饿、贫困。今天遇到中国人，尤其是在沿海大城市，也包括各个省会城市，所见到的无不是受过教育的、有着开放世界观和理性开通的人。大多数阶层富裕起来保证了社会的安定。谈论中国的人不得不承认，过去30年里中国令大约4 亿人摆脱了严重的贫困和饥饿。如果我们对30年前还处于近似水平的中国和非洲的生活标准进行比较，那么中国无疑迈出了一大步，因为它使国人有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中国迈出了现代化的步伐，同时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得以保持稳定，这是过去一个世纪来最重大的文明成就之一。但是，中国农村仍旧有人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因此，中国领导人优先考虑人权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实现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确信，未来十年中国将成功地消除尤其是笼罩在农村地区的生活贫困。
内部的开放和现代化伴随着对外角色的相应转变。在与中国发生的所有边境争端当中，不管是克什米尔还是朝鲜，中国领导人都致力于和平解决和谈判。中国军队自1987年以来裁员1/3，军费开支是美国的1/10左右。中国加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力度。
政治合作两大支柱
自1972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德国一直注重使这个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幷在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担当伙伴。这以一个中国政策为基础，没有一个联邦政府对此持有异议。继续这条道路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主意。因此，2004年我与中国的温家宝总理强调了我们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相反，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会党团的所谓亚洲战略决议造成了重大的外交损失，它无异于与迄今为止(包括科尔政府)的德国对华政策决裂，通过其攻击性的反华言辞，它激怒、我们完全也可以说奚落、侮辱了中国的政界和社会。在中国，一再有人跟我谈起这个捅了大娄子的战略决议。因此，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在上次2008年6月访华期间重新改善了遭受这一轻率之举影响的德中关系是件好事。这使我们现在有可能重新在信赖的基础上与中国及其领导人合作。但这种信赖不容许再一次被毁。
德中关系的一个支柱是经济交流。自2002年起，中国与德国的贸易额从350亿欧元左右翻了一番以上，达到750亿欧元。继美国之后，中国是德国在欧洲以外的第二大出口市场。这种经济交流不仅对德国经济和就业者而言是巨大的福音，对中国社会而言尤其如此，因为经济现代化也伴随着社会的开放，这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政治合作的第二个支柱是民间社会领域，尤其是在促进法治上面。
希望合作取代对抗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中国，因为关键不能是只改善少数人的境况，我们的目光必须放在13亿中国人身上。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我们德国的影响取决于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必须给予它新的推动力，而这方面的信号应当来自德国。
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作为伙伴来平等尊敬地看待，与这个国家进行充满信任和公平的对话，从而令法治国家标准得以实现。随着布什总统任期的结束，全世界人民都希望合作取代对抗重新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主导。这也涉及西方的对华政策。我们必须重拾伙伴关系道路，幷克服非友即敌思维模式的阻碍。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能比北京奥运会提供更好的机会呢？它对中国和世界而言是个重要的信号。中国希望通过奥运会令世界承认它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应当给予这个国家尊重。我们德国人很清楚这种获得承认的愿望：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我们也曾以一个现代和开放的形象出现，以此来摆脱过去的阴影。所以说，2008年奥运会不仅仅是一场辉煌的体育盛事，它也是一个政治机遇。
根据2008年德国《时代》周报报道，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发言人证实，施罗德将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该周报还刊登了施罗德撰写的文章“我们应对这个国家致以敬重”，他在文中主张与中国加强对话，幷暗批默克尔的对华政策。
施罗德在这篇发表在《时代》周报上的文章中说，奥运会应该被看作是克服“敌我意识”的好机会。他说:“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德国可以对中国产生最大的影响。但是我感觉现在德国却没有尽量利用各种可能性为中国的开放和现代化做点什么。”施罗德写道，促进中国的开放和现代化，要的是信任与合作，而不是公开地指责这个国家，“我们应该尊重这个国家，应该增进与中国的对话”。
施罗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祝愿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他说：“北京奥运会将展示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现代化和开放的成功之路上取得的成就。中国将继续在这条成功之路上走下去。”
2008年07月21日，中央电视台《高端访问》水均益专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1]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28/content_33457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