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贻征
中国文化史专家柳贻征（1880-1956），字翼谋，镇江市人。称泰州黄门为“新泰州学派”，以别于明代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中国近代实践教育的杰出教育家。教育家与教育学家是不同的，对于研究教育的杰出人物才被称为教育学家。
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有孔子、墨子、荀子、王阳明；近代中国则有陈垣、陶行知、晏阳初、黄质夫、夏丏尊、蔡元培、马君武、许寿裳、严范孙、胡雨人、胡敦覆、梁漱溟、吴稚晖、黄现璠、唐国安、徐特立、屈伯川、汤有祥、柳贻征、杜亚泉、武训、黄乃裳、包煜文、容闳、江学珠、史英、陈清枝、杨茂秀和李雅卿；当代顾明远、周舜英、杨立梅、俞慧耕、朱小蔓的教育哲学是中国新时代文化的一部分。
近代西方的著名教育家有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捷克，1592-1670）、约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齐（瑞士，1746-1827）、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福禄贝尔（德国，1782-1852）、约翰·杜威（美国，1859-1952）、鲁道夫·斯坦纳（奥地利，1861-1925）、马利亚·蒙特梭利（意大利，1870-1952）、让·皮亚杰（瑞士，1896-1980）、利维·维谷斯基（俄国，1896-1934）、本杰明·布鲁姆（美国，1913-1999）等人。
近代的著名教育家有蒙特梭利、RudolfSteiner、杜威、尼尔、RudolfSteiner、铃木镇一等。
从理论上对教育家进行界定教育家有多种类型：有广义的教育家、狭义的教育家，有社会教育家、家庭教育家和学校教育家，有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论家、教育行政家、教育活动家、教育事业家、教育改革家、教育实践家，还有“杂家”中的教育家等。中国历史上出现教育家最多的时代是春秋战国、盛极而衰的宋代和天崩地裂的现代三个时期，都是在社会动荡的时代；这样的时期，社会呼唤思想家和教育家，宽松的环境催生着各种思想流派，文化的积淀酝酿出大师辈出。
教育家的文化价值是开启人类心智，提升时代的思想境界。
新泰州学派又称太谷学派、崆峒教、大成教，是晚清一个带有宗教倾向的哲学学派。创始人周星谷（字星垣，号太谷，安徽石埭人）。学派中泰州人甚多，故柳治征称之为“新泰州学派”，并作《新泰州学案》。代表人物除周太谷外，还有李光炘、张积中、黄葆年、蒋文田、刘鹗等。
从大的方向上来说，如果道家思想代表着一个女人与生俱来的容颜的话，那么儒家思想代表的是这个女人的饰品。无论饰品如何精美，如何掩饰，与生俱来的容颜都将伴随这个女人的一生。
虽然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我国轴心时代的主流——道家思想就开始边缘化了，但在很长时间里，这不过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在理论体系上，道家思想却通过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始终扮演着儒家竞争者的角色。
宋代以来，面对博大精深的道家思想，儒家学者一面入室操戈，一面暗渡陈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学体系，这才真正在理论上确立了儒主道辅的格局。
当儒学在政治和学术两方面都战胜了道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本身不久却发生了分化，从明朝中期开始，王阳明的心学越过官方钦定的程朱理学，成为了知识界的新宠。而与阳明心学渊源颇深的泰州学派一面从禅道弃智绝圣、人人成佛的思想中得到启示，宣称“满街都是圣人”，一面高扬“百姓日用即道”的旗帜，向道家的自然主义回归，一扫明朝前期专制恐怖下文化的萧条和僵化，在学术思想、社会政治、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四个领域掀起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
在学术思想方面，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创始人王艮，还出现了中国古代的启蒙先驱——李贽，在社会理想实践方面，前有颜钧的“萃和会”，后有何心隐的“聚和堂”；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汤显祖《牡丹亭》和公安三袁的三言两拍为代表的艺术杰作；在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会通中西的杰出人物徐光启以及他翻译的著作——《几何原本》。硕儒黄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学案》中说：泰州学派“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
“后不见有来者”的评价用于黄宗羲本人更合适一些，用在泰州学派上其实并不准确。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根本看不到黄宗羲和王夫之等人的启蒙思想，但泰州学派的痕迹却清晰可见。
当强盗小偷猖獗的时候，女士们会将精美的首饰深藏起来，而她们与生俱来的容颜无论如何伪装，都会用各种形式显露出来。黄宗羲等人的启蒙思想和泰州学派——道家思想的区别也在这里。在专制统治者的高压下，黄宗羲等人的启蒙思想被雪藏了，但泰州学派——道家思想却通过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冲破了文字狱的高压，在险恶的环境中展示了自己美丽的容颜。
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无论读过没读过相关的理论，也无论是鸿儒还是白丁，人们都可以凭借自己与生俱来不可阻遏的自然天性，进入道家思想和泰州学派的境界。
其实，泰州学派和道家思想的不解之缘从泰州学派的前身——阳明心学那里就开始了。而当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高扬“自然天则”的理念时，泰州学派和道家思想的亲缘关系就更进了一步，在泰州学派的传人焦竑、罗汝芳和汤显祖的身上，表现出了浓郁的道家色彩，罗汝芳的首座弟子杨起元则公开宣称：“二氏（指佛道两家）在往代则为异端，在我朝则为正道”，而泰州学派的巨匠、被时人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虽然自认为亦儒亦道亦佛，又非儒非道非佛，但在社会实践和理论倾向上却是道家式的。
李贽是福建泉州人，从小便形成了特立独行、不受约束的个性；中举后便不再考取功名，长期靠做小官吏为生，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升官的机会，他却辞职了事；屡次违背儒家礼教，公开剃发和招收女弟子；受正统儒家卫道士迫害不惜在70岁高龄时自刎而死，颇有越名教而自然的道家风范。
在政治上，李贽坚决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提倡道家的“至人之治”和“无为而治”。早在任姚安知府期间，李贽就坚持了黄老道家清静自然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一切“原情论势”、“持简易，任自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他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李贽推崇的也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而对儒家则持批判的态度。另外，和深受黄老道家影响的司马迁一样，李贽肯定人的私欲，肯定商业和致富的正当性，并倡导一种物竞天择的竞争意识。
万历十年，李贽撰写了《解老》和《庄子解》两书。并在此前后，提出了“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观点，对儒家的“圣凡之分”、“贵贱之别”进行了彻底清算。另外，李贽还否认韩愈的道统说，将当时官方钦定的理学斥为伪道学。
李贽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他的“童心说”，他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显然，这种思想已经和王阳明的良心说有了天壤之别，而与老子的赤子之心和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李贽对儒家思想的背叛，和对道家自然之道的回归和创新，直接导致了儒家卫道士对他的迫害。在儒家东林学派正人君子的鼓动下，李贽终于被迫害致死。甚至到了明清之际，一些启蒙思想的巨匠，也从儒家偏见出发，对李贽进行了无情鞭挞。王夫之斥责李贽不恤君亲，不顾人伦，与民彝相抗，是“惑人心者”，其书其人宜“亟诛绝之”。顾炎武则称李贽为“小人”，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黄宗羲虽然没有象王、顾二人那样严厉指斥李贽，但他没有在其所著《明儒学案》中为李贽立学案，由此也可见黄氏对李贽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