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是一种当代的新现象，绝对统治和权威主义都不能解释极权主义，虽然所有极权主义制度都是权威主义制度，绝对统治政体的绝对权力是指免于控制、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指不受限制地任意使用权力。绝对权力这一概念在过去是和把国家视为自己财产的绝对政体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则是和不受法律规范与制约的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的。
显然，任何极权主义制度都是绝对统治的制度，但反过来说就是：绝对统治只意味着任意使用权力，并不一定是极权统治。
我们不能把古代独裁政体叫做极权主义政体，魏特夫把极权主义扩大到东方专制主义并不恰当，正如雷蒙·阿隆指出的“亚洲的专制主义无须创造一种新人，也无须坐等史前史的结束”。
极权主义是由现代技术支撑的，没有现代政治权力不可能延伸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角落；而且还是由现代政治特有的意识形态嗜好而产生并合法化的，这种嗜好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露面，纳粹主义是其在当代的体现。
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具有空前的强度、弥漫性和渗透性，历史上的专制制度同极权主义独裁相比，也会显得天真无邪。从语义学上说，极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
一切皆属于国家，国家和社会的界线被取消，社会彻底的政治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国家之外，并用高级技术提供的强制手段把权力推到极限，国家变成一个吞噬掉整个社会的庞大的政治兵营，这就是极权主义同绝对统治等各种独裁统治的不同所在。
总之，极权主义政体主要的专有特征就是政治权力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它的极端类型就是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类的一切领域，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来达成，个人不再有任何私人空间或自由。
在此种政体下，国家笼罩于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其公民的日常生活。极权主义政府不仅要控制所有的经济、政治事务，还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见、价值和信仰，从而消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切分别。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成为共同体首要的关注所在，而国家的目标则是用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替代现存社会。
不过，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也有个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目标。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纳粹德国、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都被认为是极权主义国家，但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试图建立一种消灭阶级的社会以解放全人类，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却想确立所谓雅里安种族的优越地位。
这些画作都有显著的极权主义特征60年代，极权主义这一概念在学者中突然失宠了，后来，随着斯大林死后苏联中央集权的放松、纳粹研究所揭示出的这种制度的低效率和浪费以及苏联的解体，都使学者较少在理想的或抽象的形式上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宪政民主和极权主义，作为现代国家的形式，其实有相当多共同点的。比如政府都垄断着国家军事力量的使用权及某种形式的大众传播工具；民主国家也常常压制异见，尤其是在危机期间。一党体制在某些非极权主义国家也出现过，独裁者控制政府，政府控制经济。
极权主义趋势大发展并非一个原因所致。其理论根源也许是柏拉图、卢梭、马克思的集体主义政治理论。不过极权主义形式政府更多的可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允许或者是鼓励了俄国、意大利、德国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而现代技术则使他们能扩展和巩固他们的权力。
崇尚秩序和铁血是纳粹美术的特点卡尔．波普尔、卡尔．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塔尔蒙等人对极权主义均有过专门的解析。波普尔在区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基础上，将极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来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图与黑格尔。
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并指出只有同时具有这六个特征，才可以用“极权主义统治”一词来指陈。
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在此种政体下，国家笼罩于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其公民的日常生活。极权主义政府不仅要控制所有的经济、政治事务，还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见、价值和信仰，从而消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切分别。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成为共同体首要的关注所在，而国家的目标则是用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替代现存社会。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也有个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目标。
在纳粹时期的德国，艺术被极权主义幽灵所笼罩。常自诩为画家的希特勒深谙艺术的效用，在他上台后，6500件现代艺术精品被从德国各博物馆、美术馆里清除出来，“清洗了艺术殿堂”。随后，艺术被高度组织化，艺术家都被组织到相关的协会，为希特勒绘制他所希望的“人民艺术”。
从今天保留的纳粹时期的美术作品看来，这些画作都有显著的极权主义特征：冰冷、铁血、崇尚秩序，狂热的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这些作品成为纳粹的帮凶，组成了狂热民族主义宣传的一部分。整个世界为纳粹掀起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卷入战火，波及二十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战争死亡的人超过五千五百万。这是德国艺术史上最不光彩的一幕。
和纳粹有显著不同，苏维埃美术作品偏爱象征革命和激情的红
极权主义幽灵附体的另一个政权就是纳粹的对头——苏联。两个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政体在专制极权上却惊人的一致：对领袖斯大林狂热个人崇拜、以革命的名义控制和改造艺术。苏联时期绘画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歌颂领袖，画面中最常出现的形象是光芒万丈、被群众簇拥的领导人的头像。
极权主义
个人崇拜是极权主义的另一个象征
苏联的艺术形式强烈影响了其阵营的中国和朝鲜。在新中国建国后，大批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迫害和打倒，从此艺术领域被彻底的改造成专制的宣传机器。在大跃进，他们画《把大跃进的战鼓敲得更响》、《大跃进万岁》；三年饥荒，他们画《丰产图》和《亩产万斤图》；歌颂毛泽东的画贯穿整个新中国史，文革尤盛。一直到今天，还有大批的“艺术家”在乐此不疲的创作这种违背人类良知的作品，为大批有恋尸癖的中毒者描绘“激情燃烧的岁月”和“伟大的领袖”。不得不说这是中国艺术史上最耻辱的一段。
在人类全面反思极权主义带来的危害后，纳粹和苏维埃已经失去市场。现在，极权主义的最后的一个幽灵存活在朝鲜。领袖画、革命画还在扮演曾经在纳粹德国、苏维埃、文革中国中出现过的角色。
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极权主义制度强有力的心脏。
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可以说，要认识苏联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变成神话的机构，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这个机构的“信仰恐怖”的人们。在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不仅收集了许多不久以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有作者与若干克格勃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这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读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那个任劳任怨提箱子的人”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需要牢牢地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需要自己亲自掌握克格勃。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那么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于领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所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三心二意，那么领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而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
领袖与特务头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当然，在苏联的历史上，像列宁与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与贝利亚这样一直“亲密无间”的情形并不多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毋宁说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况下，领袖经常会有“喜新厌旧”的想法，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暴政的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时代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自己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最无情的讽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的话，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主人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狗。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特务头子，他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能够自始至终博得两个喜怒无常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缅任斯基领导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庞大行动，短短几年间就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因讨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转而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帮助斯大林给予托派以致命的打击，驱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国的行动就是他亲自实施的。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半是懊悔半是愤怒地谴责缅任斯基是一个“无耻的小人”，然而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却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于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去火车站迎接领袖。
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所罗门写道：“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极权主义所罗门继续写道：“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这样的领袖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如同传单上写的那么纯洁和伟大。后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罗门一直没有返回俄国，尽管他同列宁关系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罗门的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任斯基会如此毕恭毕敬地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卖力地去提，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自己的忠诚。而列宁显然不是没有观察到缅任斯基的病体(以列宁的聪明和细心，哪会出这样的差错？)，列宁是在故意考验这个部下的忠实程度。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其实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队伍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考验”与“被考验”的历程。领袖所任命的特务头子必须是“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罗门好心的提醒，简直就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缅任斯基帮列宁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领袖与克格勃头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彩镜头。也许连所罗门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提供的这个细节成了我们透视苏联社会制度时的一个深刻注释。
一九三四年，缅任斯基在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死于心脏病，只活了六十岁——剥夺数以百万计的人生命的特务头子，很难保持心脏的健康。此后，斯大林选择的特务头子比缅任斯基更加残酷、也更加忠顺，从亚戈达到叶诺夫再到贝利亚，他们的上台都得以消灭前任以及前任数以万计的鹰犬为前提。而斯大林的宠爱则是他们生与死的风向标。日丹诺夫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为丢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三天之后抓到了十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的沙发后面去了。”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列昂尼德•姆列钦评价说：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为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我们是钢铁战士”
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开创者。有人骂他是“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颂他是“神圣杀手”和“钢铁战士”。这位奉命组建“契卡”的元老级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中服刑达十一年之久，他比谁都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意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尼•雅科夫列夫曾经在政治局工作，并领导了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复名誉的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洞悉了专制制度疯狂运转的秘密，他认为其动力来自于人类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他写道：“要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就应当知道关键性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顾。他们抓住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一千五百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捷尔任斯基们从来都要求别人作出牺牲，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卑劣的手段能够达到崇高的目的。
当知识分子们在恐惧中停止他们的科学发明、文学创作和艺术创造的时候，苏联社会便失去了其内在发展的动力。恐怖仅仅是一剂强心针，它只能暂时缓解社会的腐化堕落，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为一种“信仰”，玩弄恐怖这张牌的人总是以为自己玩得得心应手，殊不知最后自己却走向玩火自焚——当克格勃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时候，它自己却成为知识分子乃至所有有良知的苏联公民的敌人。恐怖统治最终将迎来它失效的那一天，而一旦到了那一天，恐怖统治便会成为一桶浇到火焰中去的油。于是，作为一个特务组织的克格勃以及它所依托、所服务的极权体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文明从来不会被那些邪恶力量所战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