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杨度（1875年-1931年），原名杨承瓒，字皙子，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顼虎湖南省湘谭县姜畲乡石塘村人。中国近代知名学者，著名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幼年丧父，王闿运门生，光绪举人，中榜眼。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先后参与或赞助了清末公车上书、变法维新、洪宪帝制、张勋拥满清末帝溥仪复辟等活动。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先后参与或赞助了清末公车上书、变法维新、洪宪帝制、张勋拥满清末帝溥仪复辟等活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杨度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与进步人士交往，参加中国互济会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时步团体，仍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秋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夏衍单线联系。在白色恐怖下，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坚持党的地下工作。利用住所掩护进步人士，并周旋于各色人物间搜集情报。其不同阶段的思想转变，在其所作的联语中，多有表现。1930年杨度加入中国自由大同盟。1931年9月1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6岁，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著有《杨度集》等传世。^[1]

晚清时期（1897年），杨度入湖南长沙时务学堂读书。声望甚高，为全国到处所盛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被选为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考试，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榜眼，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1907年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8年，经张之洞、袁世凯的举荐，杨度被授予四品京堂候补官衔，进入宪政编查馆，同时兼任颐和园皇族宪法讲师。他主张清政府应当实行立宪，而且只能实行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立宪。民国初立，奉行“宪政在宪不在主”观点的杨度，转而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首。

民主革命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度依附北洋军阀袁世凯，任北京国民政府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特任为政治会议议员，被袁世凯授予二等嘉禾勋章，并赠“旷代逸才”匾额。1915年著《君宪救国论》一文，并联络孙毓筠等组成筹安会，策划复辟帝制。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大总统发表惩办帝制祸首令，首列杨度之名，令“着拿交法庭，严行惩办”。直到1918年，北洋政府才解除了对杨度的通缉令。此后，杨度潜心研究佛学，后再转为研究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22年起投向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

大革命时期（1926年），杨度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开府，自号大元帅，应邀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企图对共产主义赶尽教绝。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前后，积极设法多方营救。李大钊遇害后，多方张罗救济死者家属，积蓄为之一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杨度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与进步人士交往，参加中国互济会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时步团体，仍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秋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夏衍单线联系。在白色恐怖下，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坚持党的地下工作。利用住所掩护进步人士，并周旋于各色人物间搜集情报。其不同阶段的思想转变，在其所作的联语中，多有表现。1930年杨度加入中国自由大同盟。1931年9月1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6岁，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著有《杨度集》等传世。

早年生活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

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杨度与王大约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初识,此时杨度13岁。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氏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杨钧、杨庄也学在王门，杨庄后嫁与王家四子。同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光绪戊戌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艮寅、刘揆一、杨度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克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杨度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的称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杨度避居家乡，娶妻中路铺黄氏仲瀛。

不久，杨度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他的弟弟和妹妹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二十九年）也留学日本。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新民丛报》，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句。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次年（1904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一派主张妥协。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

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1906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梁分道而行。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

立宪活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回国，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他是晚清朝廷“宪政专家”。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

在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的幕僚。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他作为袁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任参政院参政。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部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凯卒，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联：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他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他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七年被特赦返京。

1915年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世凯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此时总统府秘书改称为内史，内史监（秘书长）阮忠枢是个鸦片鬼，袁世凯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按时到公的只有夏内史一人，因此，参预袁的重要机密的也只有夏内史一人。他经常到杨度家吃晚饭，所知道的事情，杨度也完全知道。

袁世凯在公开帝制运动以前，想叫杨度做个居间联络员，由他授意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网罗全国一些大名流参加，然后把这个“民间团体”作为表达人民意见的团体，为改行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当然，袁世凯自己不出面授意，通过杨度间接授意对他是较好的。但不愿叫杨做出面人，只叫他做幕后人，因为杨度和他的关系太深，不愿让全国人民一眼就看穿帝制活动是他自拉自唱的戏法。杨度却另有一种打算。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发号施令，如果隐身幕后，就不可能抢得“开国元勋”的地位。

袁氏父子不但要拉外国博士做进行帝制的助手，而且要拉本国大名士加入捧场。这个意见与杨度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的心理完全相反。袁克定非常注意言论界“骄子”梁启超，以春宴为名邀请梁到汤山谈话。那次谈话谈得并不投机。梁启超走后，袁克定感到很失望，杨度就安慰他。同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转呈。袁世凯看了大为嘉奖说：“真是一个旷代逸才。”他亲笔提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匾赐给杨度，还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

杨度得到夏内史的传话，叫他做帝制问题的联络工作，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国内知名之土，才能使袁满意，从而把这笔政治交易揽在手里。所找到的“知名之士”是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五人。所拟定的研究国体问题的团体名称是“筹安会”。这五个“知名之士”有的与杨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有的被杨硬拉进来，有的自愿上钩。其中有两个变节的国民党人，两个“学者”，一个失意军人。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托人郑重通知《辞海》编辑部，在“杨度”条目内，要写明他晚年加入了共产党。“文革”结束之后，王冶秋、夏衍先后发表文章，公开了这件事。事情使人吃惊。稍为留意历史的人都知道，杨度是“筹安会”的“六君子”之首，吹捧袁世凯做皇帝的“帝制余孽”；后来的社会身份，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座上客，直至去世。1984年田遨出版《杨度外传》，10多年后唐浩明出版三大册的历史小说《杨度》。杨度跌跌撞撞、又才华出众的一生，这才比较具体地显现出来。

杨度终极的政治选择，如果不是不忘故旧的周恩来及时说出，或许会永远消失于历史的云雾中了。杨度是湖南的知名学者，也是奇特之人的王闿运的入室弟子。王闿运因材施教，以三门学问分别传授给他的学生。一是他老先生也不甚瞧得起的、应付科举考试的“功名之学”；二是艺文之学，木匠出身的齐白石是他的学生；三是他自认最高的“绝学”“帝王之学”。这一“学”，类似古代策士游说诸侯的纵横捭阖之术。王闿运认为，只有十分聪明的杨度才有资格学习它。杨度既受教于王闿运，又留学日本，学习西方的政治哲学，从而成为有名的“宪政专家”，并且形成了他长期坚执的“君宪救国”主张。在杨度看来，衰老腐朽的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可望平稳地走上民主富强的现代化之路。这一用心良苦而又落伍的主张，几乎葬送了他！

杨度实际上是以学者文人之身从政的，具有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讲道义、重交情，既温文又执着的性格。杨度早年同革命派伟人孙中山，政治理念不同而有推心置腹的情谊，还有救国救民的君子之约。把自己的好友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因孙中山、黄兴的联合，从而建立起近代革命史上著名的中国同盟会。杨度被千夫所指后，孙中山对他仍然没有失望的表示。再后来，更有杨度拯救孙中山于危难之中的一幕，颇具戏剧性。

杨度的恩师王闿运洪宪时在日记中写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王闿运对他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的做法批评说“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王曾说他“憨直”，不圆通。曾将他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

蔡锷在遗嘱中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尽管他为袁出力很多，但并未实现他帝师的目标，就连开国元勋也没有当成，仅被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

1、《挽师王闿运》

2、《挽黄克强》

3、《挽蔡松坡》

4、《挽孙文》

5、《挽梁任公》

6、《杨度集》

7、《杨度日记》

8、《国贼孙文》

9、《无耻黄兴》

10、《黄河》

11、《虎禅师论佛杂文》三集